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十三的罗泽南以长沙府第一名中秀才，以冠军入湘乡县学。泽南虽然仕途坎坷，但其学问和品德是世所共仰的，故在咸丰元年（1851年），湘乡县令朱孙诒举他为孝廉方正以应朝廷之选，时论以其名实相符，当之无愧。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犯长沙，湖南地区的士绅对此深感不安，在此危急情况之下，罗泽南以在籍生员的身份倡办团练。

咸丰三年（1853年），罗泽南与儒学弟子曾国藩共同募兵成立湘军。江忠源率兵援救江西，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命罗泽南率兵前去。他的部下大多是湖南的书生，他们初临战阵，在南昌城下与太平军恶战，战死多人。曾国藩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得说：“编练的湘军果然可用。”南昌解围之后，又去围剿了安福的土匪，以三百人击破数千太平军，被提拔为直隶州同知。回到湖南后，又围剿了永兴的土匪，所部增至千余人。与曾国藩完善了湘军营制，训练了半年。

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罗泽南和塔齐布一起进攻岳州，他料想大桥是太平军必争之地，所以坚守不动，伺机出击，三战皆捷，歼灭太平军数千人。闰七月，攻破了高桥的九座太平军营垒，太平军退守城陵矶，罗泽南趁势和塔齐布一起进击，接连击退太平军多处大营。从此，湘军的威名开始远播，罗泽南与塔齐布并称为湘军名将。

罗泽南和塔齐布在城陵矶大败太平军之后转战向东，攻克了崇阳，击退了盘踞在咸宁的太平军，又在金牛击败了他们，继而进驻紫坊。曾国藩在金口会见了诸位将领，商议进攻武昌的事宜。

罗泽南为之绘制图纸并进献方略。然后湘军排列巨炮面向长江内外，分为水陆两路。罗泽南率军队直趋花园，太平军依凭木城向湘军发炮。湘军士兵蛇行前进，逼近太平军的营垒，并且分兵夺取太平军的船舶，船上的太平军被击退之后，大营里的太平军也乱了阵脚，太平军三处都被攻破。第二天罗泽南又攻破了鲇鱼套的太平军大营，他们窜向洪山的士兵，被清将塔齐布所拦截，太平军夜里弃城而走。武昌、汉阳二城都被恢复，此时距曾国藩的会攻武汉会议仅仅七天。向朝廷奏捷之后，罗泽南很快被授为浙江宁绍台道，曾国藩请求将他继续留在军中。

太平军占据兴国，并且分兵攻陷了大冶。罗泽南率军攻克了兴国，塔齐布也攻克了武昌、大冶，于是规划攻取田家镇。太平军用铁锁拦截清军水师，驻扎在半壁山互为犄角之势，在长江两岸隔岸而守。罗泽南进驻马岭坳，距离半壁山有三里左右。太平军数千人突然来犯，并且由田镇渡江前来的援兵又将近万人。而罗泽南的军队仅仅有两千，罗泽南令军士埋伏起来，等到太平军懈怠的时候再出击，太平军大败，后路被清军阻拦，坠崖而死的有数千人，罗泽南夺取了半壁山，清军水师截断了横在江上的铁锁，烧毁了太平军的船舶，而且攻克了田家镇，朝廷给罗泽南赐号为普铿额巴图鲁，加按察使衔。

当时湘军商议水陆军分三路进剿太平军，总督杨霈总领江北岸的兵马，罗泽南和塔齐布一起攻击杨霈以南的太平军，曾国藩率领水师沿江而下下。然而当时下了大雨不能行军，太平军又再次向北进犯，于是罗泽南和塔齐布一起改道向北渡过长江，克复了广济、黄梅。太平军退守孔陇驿、小池口，罗泽南趁势约各路兵马前来会攻。湘军渡江还未到一半，太平军就又来进犯，湘军不敌稍稍退却，罗泽南的手臂受伤，但仍然指挥作战，分兵打败了街口的太平军，太平军的首领罗大纲败走。这一次战役，罗泽南以五千人击破太平军两万兵马，太平军沿江的诸大营全部撤走，退守江西九江。塔齐布前去围攻，罗泽南与之分别前去围剿盔山，遏制湖口前来援助的太平军。适逢湘军水师进入鄱阳湖，被太平军所袭击，湘军的辎重全部丧失。曾国藩快马驰入罗泽南的大营，然而湘军水师阻住了鄱阳湖口使他难以进入。

咸丰五年（1855年），湖北的清军屡败，武昌再次陷落。罗泽南跟从曾国藩进入南昌，前去救援饶州，在陈家山、大松林大战，大破太平军，克复了弋阳。又去救援广信，在城西乌石山大破太平军，并攻克了乌石山。接连克复兴安、德兴、浮梁等地，并进剿义宁。接着，他又在梁口、鼇岭击败了太平军，克复了义宁，被加封为布政使衔。

罗泽南见江西的军事部署不是十分合理，就向曾国藩建议说：“九江逼近江宁（南京），而且向西牵制武昌，故太平军以全力争之。他们进犯弋阳，派兵到广信，从信水而鄱阳湖，抄我们的右路；又占据义宁，扼守梅岭，从修水而下鄱阳湖，抄我们的左路。如今两处都被我们平定，九江的门户渐渐稳固了，惟独湖北的通城等地仍然很多叛军。江西的义宁、武宁，湖南的平江、巴陵，始终都不安宁。想要扼制九江，最好是从武昌而下；如果我们想要解武昌之围，最好从崇阳、通城而入。为今之计，我们应当把湖口水师、九江的军队截住太平军鄱阳湖的船，更选能征善战之军扫灭崇阳、通城的太平军以进入武昌，以武昌来扼制九江。那么东南的全局，说不定会有转机啊。”

曾国藩将他的建议全都奏报了朝廷，于是命罗泽南前去湖北会剿太平军，将塔齐布的旧将彭三元、普承尧等部的人马也拨给了他，一共有五千人，再次前往湖北围剿太平军。

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罗泽南率军至通城。太平军虽然号称数万，但只不过是乌合之众，一战即溃。罗泽南进军夺取了桂口要隘，进而攻克了崇阳，在羊楼峒驻军。太平军韦俊、石达开部合军二万余人从蒲圻率军来犯，被罗泽南部击败。胡林翼前来劳师，与罗泽南合攻蒲圻并攻克了此地，然后乘大雾进军攻克了咸宁。从此武昌以南没有了太平军的踪迹。

同年十一月，大军抵达紫坊，罗泽南与胡林翼商议进攻城市的策略。罗泽南屯驻洪山，胡林翼屯驻在城南的堤上，湘军水师驻扎在金口。太平军在城外筑起了十三座坚固的营垒，与洪山城类同。两军初战之时，太平军两万兵马出十字街，胡林翼与之交战，太平军数次退却又数次进攻。罗泽南与李续宾分两路偷偷地前去抄太平军的大营，攻破了十字街的大营，将太平军修筑在城东南的营垒全部捣毁。

八步街口是湘军通往长江的要路，塘角是太平军粮运的重要道路，罗泽南派军先后攻破这两个地方，焚毁了太平军的造船厂，湘军西北的太平军营垒全部被湘军攻破了。然而太平军又在望山门外修建了两座石垒，罗泽南率军踏平了这两处太平军营垒；又在窑湾、塘角两地驱逐太平军，歼灭数千太平军，于是太平军闭城不出。

太平军主帅石达开自从在崇阳被湘军击败后窜入江西，势力又开始膨胀起来。曾国藩发出文告要罗泽南回援江西，罗泽南因为武汉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如果湘军骤然撤离，胡林翼一军人马不能独自守卫，如今太平军的粮草将要用尽，如今要撤离，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罗泽南的父亲已经八十岁，将书信送至军中要他保持忠义之心，胡林翼将信交给了罗泽南，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朝廷下诏赠予罗泽南的祖父母、父母二品的封典，以示朝廷对他的恩典和器重。

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长期闭门不出的太平军开门出战，扑向湘军。罗泽南亲自督战。太平军援军接连而至，湘军从洪山出动奋力追击太平军，飞炮击中了罗泽南的左额，血流而下布满了脸上。他很快回了洪山，回去之后仍然端坐在营外指挥作战，第二天在军中逝世。

咸丰帝听闻之后非常震惊并表示哀悼，下诏依照巡抚的规格给予议恤。赐其父罗嘉旦头品顶戴，儿子罗兆作、罗兆升都赠与举人，赏赐世代承袭的骑都尉之职，并且入祀昭忠祠，在他的本籍湖南，还有湖北、江西都建立专祠，赐给谥号忠节。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同治帝追念罗泽南的功劳，加封为世袭的一云骑尉之职。

罗泽南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湖南，受到湖湘文化强烈而深刻的熏陶。湖湘文化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在湖湘学风的影响下，罗泽南自少时就尊崇程朱理学，等著作，是一位著述丰厚的理学家。他对晚清理学所做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更在于吸纳经世实学以充实程朱理学。

罗泽南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是建立在继承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的。罗氏学术一以朱熹学说为依归，罗氏学术与朱学之间联系紧密。

罗泽南的每一部著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朱学印记。比如，《人极衍义》一书即为“罗君仲岳诵《太极》、《通书》之言，而得其旨要”而作，该书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理解和发挥，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姚江学辨》辨王学与朱熹辨陆学显然更是异代同调。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多次征引《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对朱熹的议论颇为欣赏，以为可以“补孟子言外之意”。《小学韵语》是以朱熹《小学》为原本“撮其大要”辑成，“复取古人注疏附于其下”。《西铭讲义》“附于朱子《解义》之后”，与《西铭解义》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可以说，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罗泽南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对于理气、心性、知行等理学基本概念，罗泽南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在理气论上，罗泽南主要继承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说。与朱熹稍有不同的是，他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此外，罗泽南还继承了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并强调对事物特殊性的研究。

在心性论上，罗泽南持“心统性情”的观点，认为心为赅括性、情的总体，性、情都只是这一总体的不同方面。为了强调每个人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他对朱熹的气质之性的定义稍稍作了修正，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认为气质之性是能够改变的。在知行论上，罗泽南则全面继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罗泽南虽然主要继承了程朱关于理气的说法，以“理”为“气”本，认为“理也者，所以宰夫气者也”，但同时又借鉴吸收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罗泽南认为：“物之得阳者亲上，物之得阴者亲下。飞也，动也，阳也；潜也，植也，阴也。……凡物之生死伏见鸣已，皆二气之消长也，是孰非阴阳之所充周者哉”。把天下万物的形成说成是阴阳二气交感的产物，万物的不同性质也取决于阴阳二气的消长。理只有通过气，纲维天地的作用才能显示出来。很明显，气的作用被抬高了。

在理学系统中，“理”是一种超自然的、主宰一切的绝对观念，具有永恒静止的属性，“气”则有形有体，变化无穷，富有生气。对于“气”的强调，使罗泽南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辩证精神，多少隐含着对古代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认同。他之所以能够用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肯定变革的合理性，认为“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正是以此为理论依据的。不过，在罗泽南的理气说中，气并没有被抬高到与理同等的地位。他只是在朱熹理气说的基础上，稍稍揉进了张载的一些观点。因此，从根本上说，罗泽南的哲学还是属于理本体论哲学。

在人的理气同异问题上，罗泽南持理同气异的观点，认为每个人所禀受的理是相同的，气是不同的，“故人之禀之者，其气质亦不相侔矣”。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朱熹气质之性的定义作了修正。在朱熹的哲学中，人禀受的天地之理被称作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指具体的现实的人性，即天命之性受到气质熏染形成的人性。而在罗泽南的哲学中，定义则有所不同。他认为：“性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命之性者，维皇降衷，厥有恒性，全体浑然，初无偏倚，此溯原于太极者也。气质之性者，天以此理赋之人，必随是气以与之。”

在这里，天命之性指人禀受的天地之理，此无疑义，关键是究竟什么是气质之性。总的看来，罗泽南倾向于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如刚柔急缓之类。他说：“气有互阴互阳之不同，故质有或昏或明之各异。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则仁慈，浊则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则高明，浊则暴烈。推之于金，于水，于土亦然。此禀受乎阴阳者也。这里的“质”指由阴阳五行之气积聚而成的一定形质，“气质”指形气及其构成的一定体质。这句话的意思是气质之性由气质决定，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气的作用。

罗泽南之所以对气质之性作出与朱熹不同的定义，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朱熹虽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规定为两层而不是两个人性，但仍是从理气两方面来解释人性，所以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二元论的思想，而罗泽南如此定义虽有性二元论之嫌，但与他的理气论是统一的，他所说的“理与气原不相离，故性有气禀之性、义理之性，命有气数之命、义理之命”，显得比朱熹的说法更加圆融。而且，将气质之性仅仅理解为气之性能，在理学发展史上也是有根据的。张载的气质之性就是指气的攻取之性，二程的气质之性也是指气的性。

其次，理学主张把理与气对人的作用都讲到，但是在二者之间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有的理学家比较重视理对人的作用，强调每个人都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有的理学家比较重视气对人的作用，强调成圣成贤的困难性。罗泽南显然属于前者，因此不把气质之性定义为现实的人性，这样才可以说“气质之性，君子终不为所囿”。

罗泽南认为，气质之性不仅应当改变，而且能够改变。他认为人们彼此之间，禀受的气或相对而清，或相对而浊，这些差别的存在虽然造成了个体之间的道德与智慧的先天差异，但是由于禀受的理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改变不好的气质，使天地之性得以恢复。“尽性则人事皆天，好学则气质无权”，罗泽南的教育思想正是以此为根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关于气质之性的议论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钱穆提出的“罗山论学最有贡献者，当推其阐申气质之性”的说法，不为无见。

总的说来，罗泽南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既全面系统，又深入浅出，同时又有一定的创新，这对于守成多于开新的晚清理学尤为难能可贵。因此说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镇，他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有效地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绝不为过。

罗泽南除了系统阐发了理学的基本思想，还发展了理学中本来就具有但却一直被忽视的“外王之学”，深挖理学的经世潜能，处则聚徒讲学，出则投身军旅，率领生徒抗拒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研究罗泽南的理学思想不能不讲他在经世致用方面的主张。

程朱理学在产生之初，虽已酿空疏之弊，但是并不明显。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对现实政治都是异常关心的。不过，他们用力的重心已转移到对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修养的完善上来。到了理学末流，则完全抛弃了儒家的经世传统，也为程朱理学带来了“空疏无用”的恶评。因此，程朱理学要想复兴，就必须以实济虚，改正空疏之弊。清初程朱理学的复兴，便是循着这一路径进行的。对于处于封建社会与清王朝双重危机下的晚清程朱理学来说，改正空疏之弊就更属当务之急。

罗泽南清醒地认识到程朱理学的不足之处，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学界从“纯学术”走向“经世致用”的学术转向，因此在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积极讲求经世之学，“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主动用经世之学来充实程朱理学，从而在坚持理学的价值理性的同时，又开掘出其隐而未彰的工具理性。

罗泽南将早年所受的理学教育运用到实践中，以理学指导他的行动，这同样表现在军事方面。他的治军思想主要有：

1、加强军队的思想教育。罗泽南认为一个人修养和学识的高低与战争的成败不可分离，上马杀太平军的勇气与修身治己的训练是相得益彰的。 因此罗泽南的军队中，读书的风气特别浓厚，曾国藩称其：“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在讲道的过程中，罗泽南培养出了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一批湘军悍将，这些人都是以书生起家，打起仗来异常勇敢，加之又是同乡族人居多，罗泽南在这些人中的领袖地位显而易见，他的部众也乐于与其共生死。湘军在作战的同时，还研讨学问，讲经论道，无疑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提高军队的素质。军队将领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为己任，其作战能力远胜于绿营兵，这与罗泽南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2、严肃军队纪律。在作战过程中，罗泽南很重视军队纪律的整治，他带的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再加上战余时的讲经论道，使军队能够很快团结起来。

罗泽南是一个理学家。理学家主张“静”的修养，即在任何情况下，临事能守一个“ 静”字，必能扭转危局。有人问他制敌之道，罗泽南说：“ 无他，观《大学》知止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又说“ 熟读《大学》‘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这些话都体现了罗泽南这样一个儒将的制敌之道。

湖南士人有固守程朱理学，热心经世之学的传统，他们一方面注重心性修养，另一方面则讲求实学和经世致用的学风。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罗泽南也潜移默化，在教育思想中处处显示出理学的指导地位。罗泽南认为先王治民，“ 为之小学大学以复其性情”他主张罢黜俗学，因为“俗学不黜，异学不熄，欲求立乎其极，是欲之闽越而趋陇蜀也”。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 复其性情”，而不是简单地学习知识和增长见识，因此俗学都是没有意义的学科，无助于人恢复其本来的善性。这些主张体现了他独尊程朱理学，排斥其他学说的教育思想。

罗泽南在《小学韵语》中写到：“首读《大学》，规模宏远；次读论语，立其根本；次及孟子，观其发远；次及中庸，微妙以揭。”对于这32个字，罗泽南做了更进一步的注解：“朱子曰，我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及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与发人心后，中庸读三书后方宜读之。”由此段话，不难看出罗泽南提出的学习步骤是以朱熹的话为蓝本的，他把朱熹的话概括为32 个字，既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理学家对于四书的重视，同时也继承了朱子的教育思想，肯定了他的教育模式。

1、主张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罗泽南主张知行并进，言行合一，他认为：“ 以平日之所言者，励而为行；即以一身之所行者，发而为言。”而且，实践才是学习的根本，“ 若徒诵于口耳而不先以躬行，是无源之水，必不能放乎四海，是无根之木，必不能荣其枝叶”。知和行只有结合起来，才能互为促进，相得益彰。罗泽南认为：“ 读四书五经之法，则以体之身心为要。其穷理也，因己之所已知者穷去；其克己也，因己之所最偏者克去。敬义夹持，知行并进，则四子五经之理皆在我一身，使或徇为外人，终无益于实用也。”由此可以看出，罗泽南强调的是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并进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

2、把握幼儿教育的特点，重视启蒙教育。罗泽南认为学习要从儿童期开始，“ 童蒙之年，早立其基”从小学习，从自身的修养开始，长大以后才有可能经邦济世，治国平天下。罗泽南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刺史左辉春家讲学时写下了《小学韵语》一书，这本书讲的都是关于启蒙教育，“教人之道，首重发蒙；蒙以养正，是曰圣功”。在罗泽南的幼儿教育思想之中，当然有精华也有糟粕。其依附于朱熹学说，局限性显而易见，什么“ 臣不二君，女不二夫”，什么“饿死事小，失身事大”等等。但其教育思想并非无一可取，罗泽南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有积极意义的说法，如“ 毋避艰险，毋恋富贵”，教人做事要有毅力，有吃苦精神。如“勿合污世，勿同流俗”，教人要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随波逐流。而且罗泽南对于少儿提出的十二个戒条，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同时，罗泽南还掌握幼儿教育的特点，在《小学韵语》中编进了很多故事，运用故事来讲道理，虽然讲的多是忠孝节义的故事，但这种教学方式的变化，有利于把握儿童的心理，掌握教育的特点，寓教于乐，使儿童易于接受，达到教学目的。

罗泽南以一个儒将身分活跃在早期的湘军舞台上，他注重自己的理学修养，同时又在事功上有所作为。罗泽南幼年家贫，但他志向远大，早在家乡时就“ 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了诸多弟子，其中包括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一批经世之才，他们后来都成为湘军的骨干将领。罗泽南对湘军集团的创立和巩固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在理学和教育等诸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为后世流下了很深远的影响。

（个人著作来源资料）

罗泽南故居位于湖南省双峰县石牛乡湾洲村三柱组。现在是“是双峰县文物保护单位”。是一组坐北朝南的老建筑，正房三间是二层矮楼；正房的前面东西两侧各有两排朝东朝西的二层矮楼，靠大路原来有高大的门楼，进门是个大院子。但是有不少墙被拆，这些房屋解放后分给了贫苦农民。

罗泽南墓位于罗泽南祠堂的左后山上，墓地规模不大，上面有双峰县人民政府为其立的墓碑，并确定墓地九米之内为县文物保护地，在罗泽南的隔壁葬着他人一墓。在墓地旁边还有义马冢，不过很难找到具体位置。

罗泽南死后，经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上奏，咸丰皇帝颁旨，在罗泽南故居南侧五十米处建罗忠节公祠，以永远纪念这位功臣。罗忠节公祠当时规模宏大，盛极一时。正门之上挂的是曾国藩亲书的“正学孤忠”的牌匾。在祠内有胡林翼、郭嵩焘、刘蓉、左宗棠、曾国荃、唐鉴等达官名流的挽联。

《清史稿·卷四百七·列传一百九十四》

《近百年湖南学风·第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