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年（1574）三月二十二日，范礼安神父偕同三十八位耶稣会士，由葡京里斯本搭舟东来。当年七月十七日在非洲东岸的莫三鼻给（Mozambique）地方，遇到由澳门败兴返回的利贝拉神父（Juan Bautista Ribeira，S．J．），听到不少有关中国的报告。同年九月六日到达果阿。万历六年（1578）七月，范神父来到澳门，遇到守护圣沙勿略临终的华人安多尼，听他叙说圣沙勿略临终的情景，和生前的许多嘉言懿行，非常感动。范神父留澳门九月之久，听到许多有关中国的传述和报告，认为所谓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崇高、幅员广大、物产丰富、人民温文有礼等称誉，都是确实的。范神父认为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不久一定能接受基督的福音。他认为传教士们应当改变作风，应从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国学并礼俗开始，应有中国的心肠，应当成避自视过高的殖民主义作风。他认为应当由果阿遴选数字杰出的，既富有学识，又具有德行的青年会士前来澳门。这些会士一定要学好中国语言和文字，不仅能说，还要能念、能写。他由澳门给果阿的耶稣会省长写信，说明自己的意思。不久印度耶稣会省长神父鲁依（Yincento Ruiz S. J. ）便遵从范监会神父的意旨，委派费拉利（Bernardio de Ferraris,S．J．）神父前来。但是费氏这时已经不能赶及高晋（Cochin）即开的船只。鲁依省长神父于是便改派罗明坚前来。不久利玛窦神父和巴范济（Francis Pasio,S．J．）神父也被派来到澳门。范监会长在临离开澳门时，留下亲笔信，嘱咐罗明坚神父和继来的传教士，务必要学好中国语言和文字，要学到能说，能念，和能写的地步。

万历七年（1579）七月七日，范礼安神父离澳门往日本视察。七月廿五日抵达有马郡。这时在日本传教的教士共五十九位。其中司铎廿八位。范神父鼓励传教士们，要坚固已经领洗的日本教友的信德，使他们获得深沉的公教知识。他训示外籍的传教士，要学好日本语言，要明了日本的传统礼俗；要尊重日本的文化。他训示日本耶稣会的长上应当积极地注意陶冶本地的神职人员和会士，使他们受到高深的教育和宗教神修训练。他为日本的耶稣会长定立了一些切实的指引和规程，促使他们以慈父的心肠和同情同样地对待一切属下，不分是日本会士或欧洲会土。他划定日本的传教区为三部分。每部分都设立了会长神父。在有马郡他设立了修院。在府内和丰后境内，他设立了初学院和学院。并且使日本成为副省。1580年，日本教友已达十三万。

万历八年（1580）三月有马郡郡主晴信，由范礼安神父手中领受圣洗，洗名玻罗大削（Protasius） 同时还有四千郡内外教人领受圣洗，和七千背教的信友重归吾主的羊栈。

万历十年（1582），范礼安神父鼓励九州的三位天主教郡主（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组织使节团往赴罗马觐见教宗。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正遣欧使节”团。团长为伊东佑益，团员千千岩情左卫门，随员有中浦寿理安，原太知野。团员都是十六岁以下的少年，他们携带三年的费用，由范礼安神父率领，于该年三月九日离开日本，经澳门、新嘉坡、马六甲、锡兰、高晋。于万历十一年（1583）抵达果阿。进见葡国印度总督玛斯加兰（D．Francisco Mascarenhas）备受总督盛情款待。

范礼安神父原想亲躬率领这次使节团前往罗马观见教宗揆国十三世（Gregory Xlll,1572—85）但是当他到达果阿后，晓得罗马任命他兼任印度耶稣会省长。因此他只好留在东方，命令麦基达神父（Diogo Mesquita，S．J．）率领使节团前往欧洲。万历十五年（1587）五月底，使节团在进见西班牙王、教宗、并意大利的王公之后，携带许多贵重礼物，并一架印书机返回果阿。迄今日本政府对葡国天主教传教士很是优待，果阿的葡国总督，在日本副省长高艾浩神父（Gaspar Coelho、S．J．）并范礼安神父建议下，决定派遣范礼安神父为专使，携带总督致秀吉的书信，并四位日本使者由欧洲带回的礼物前往日本。

万历十六年春（1588），范礼安神父和四位日本使者来到澳门，听到日本秀吉已于上年（1587）开始迫害日本的天主教会。为了慎重起见，不敢马上去日本。留居澳门两年之久。在这期间，范神父曾利用日本使老的日记，编成“日本使者旅行记”。 这本书由耶稣会士孟三德（Eduard de Sande S．J．）神父译成拉丁文，于万历八年（1590）春夏之交，利用日本使者带回的印刷机在澳门印行出版。此外利用这架印刷机在澳门于万历十六年（1588）还出版了玻尼法爵（Juan Bonifacio）神父着的公教儿童教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这 两部书可说是在我国境内出版的最早西文书籍。

范礼安神父热爱中国。他的目光虽然注视着日本和印度的教务，但是并没有忽视中国的传教事业。他积极支持中国的传教士，坚决主张为进行中国的传教事项应当取用审慎、明智、渐进的步骤。他曾把日本耶稣会的传教区会长嘉拉耳神父 （Francisco. Cabral，S．J．）于一五八一年调来澳门，支持并推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坚决地主张应当派遣最有学识，兼有德行并干练的会士来到中国。他坚决地反对一些无知的传教士，想用武力来做后盾的错谬计划和建议。这种想藉武力开启中国传教大门的企图，在耶稣会士著名史学家马菲依神父所着的东印度通史中可以约略窥见这种企图遭到传教学家科斯塔 （JosePh Acosta、S．J．）神父的反对。

在范礼安神父留居澳门的时候（1589），肇庆的耶稣会传教土被迫离开肇庆，迁往广东省北部的韶州。万历十八年（1590）夏，范礼安等由澳门抵达长崎。但是直等到次年（1591）春方才蒙受丰臣秀吉的盛礼接见。反对圣教会的仇人们坚决地肯定范礼安的使节团是假冒的。范礼安神父根本没有离开日本。丰臣秀吉于是命令范礼安神父返国。范神父于万历廿年十月离开日本。同年高母羡神父由菲律宾出使日本，太阁秀吉开始进犯朝鲜（1592）。

万历二二年（1594），范礼安神父准许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土改穿儒服。万历廿六年（1598）他由印度经澳门，于八月间第三度去日本，时丰臣秀吉逝世。范神父虽然驻于日本，但是对于中国的传教区却非常注意。他用信件不时给予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以清晰适宜的指导。他派遣罗明坚神父回罗马，请求教宗委派专使来中国。委派利玛窦为在华的耶稣会会长，不受澳门耶稣会会长约束。他也切愿进入中国宣传福音，但是职务的重担和中国海禁的森严，使他多年的憧憬不能如愿以偿。鲁德照神父曾经记载，有人告诉他，曾见范礼安神父坐在澳门耶稣会院的窗前，目睹远处中国大陆，发出沉痛的呼声说：“岩石呀！岩石呀！什么时候您才能开启呀！”

万历廿七年，利玛窦定居南京。两年以后进入北京。到万历卅三年（1605）北京城内的教友已达二百余名，内中有不少达官显宦和学者闻人。此外在韶州、南昌和南京的教务也日益兴盛。范礼安神父甚愿亲身视察一番这新兴的中国教区。万历卅四年（1606）一月廿日，正当他准备进入中国时，身染重病，安逝于主。遗体葬于澳门。

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年2月20日出生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国阿布鲁齐的基埃落的一个富裕贵族家庭。他聪慧过人，精力充沛，体魄强健，且身材高大。1567年，他被送至罗马学院学哲学，毕业后在罗马学院继续攻研神学，并任学校忏悔师。1573年8月，范礼安完成了神学的学习。由干范礼安博学多才，机敏练达，加上视野开阔，仪态雍容深得耶稣会第四任总会长埃弗拉德.墨丘林(Everard Mercurian) 的赏识，于当年5月任命他为主管从印度到日本的所有耶稣会传教区事务的视察员兼副主教的职务。1574年，范礼安从里斯本出 发，到达果阿莅任。临行之前，耶稣会会长托以重任，范礼安时刻不忘，即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并且，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加紧向中国内地派遣传教士。

1574年9月6日，范礼安一行顺利抵达果阿后，他便立即从考察和了解实际情况入手。首先，他利用在东印度各地巡回视察的机会，与曾经多次到过中国的传教士会晤，了解一些最基本的情况。其次，他特别留意收集和阅读中国的文献资料，以增强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他 “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积极搜罗五花八门的书籍”，工作之余的时间则全部用来“在已经聚集在一起的几名通事的帮助下査阅他房间里堆满的中文书籍”。由于范礼安的努力和勤奋，通过对大量的中国书籍的阅读，他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风俗、语言、日常生活和社会礼会又有了一定的了解。经过如此不懈的努力和一番考察和研究之后，范礼安对在中国传教的实际进展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有所了解，他一方面认识到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为此，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另一方面，他并不气馁，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必须继承圣沙勿略的传教精神，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在传教方式上进行大的变革，才能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基督的福音散播到富饶的中国大地上。范礼安在写给耶稣会会长的信中，就明确表示在中国应实行与别的国家不同的传教方式，而且，他认为应把进入中国 “作为传教士的职务中，一切最迫切而且又最珍贵的工作”，尽管“这件工作不单是艰苦的，而且还有失掉性命的危险”。

范礼安对传教方式进行一番变革的建议，是他对过去传教弊端的反省和认识，同时也是他通过多方面的渠道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等先进的中国文明进一步了解的结果。范礼安知道中国人对于上帝的认识，对于自己灵魂的福祉和上界的事情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仍充满信心地指出: 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服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话”。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范礼安忠实地执行着他的传教策略。

1575-1577年期间，范礼安在印度视察，之后于1578年9月6日来到澳门，这是他首次来到此地。澳门已于1557年被葡萄牙所占领，当时在澳门的欧洲人谈及赴华传教都认为是无望的任务。但是，范礼安初到这块葡萄牙属地便“深知中国是个秩序井然的高贵而伟大的王国，相信这样一个聪明而勤劳的民族决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的”一 一于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忙于征集人才，物色足以担此重任的传教士。范礼安不满意在澳门的传教士的素质，写信给耶稣会印度区主教罗德里戈·维森特，要求他派遣德费拉里斯到澳门筹备进入中国的工作。但是，他脱不开身，于是罗明坚被选中并于1579 年7月20日到达澳门，这时，范礼安已离开澳门去日本了。离开澳门时，他仍然在留给罗明坚的书面指示中，令罗明坚“尽心学习阅读、书写与讲中国语文”。从此，罗明坚成了最早推行范礼安计划的中坚人物。当年稍晩些时候，罗明坚写信给范礼安，请派利玛窦来澳门协助他，并和他一起学习中文，帮忙罗明坚以加强澳门修会的中坚力量。范礼安同意这一建议，于是正在进入攻读神学第三年的利玛窦于1582年4月15日前后接到范礼安的调令，8月7日，抵达澳门。与此同时，范礼安还极力排除来自果阿省教区当权人士的严重阻挠，在澳门一手创办了圣保禄学院，劝化了当地的四五位青年做修士，并使该学院成为中国及日本的教务中心。

1582年3月9日至12月31日，范礼安第二次访问澳门，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中国传教的事情上。他创立了耶稣兄弟会，并为之制定章程和指示。兄弟会吸收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会员，但是不接收葡萄牙人。会长由愿为在中国传教事业献身的神父担任。范礼安指定利玛窦为第一任会长。当两广总督在肇庆召见澳门主教和军事总督时，范礼安借机安排罗明坚替代主教前往，期望罗明坚得以留在中国。后来，两广总管出于对珍贵礼物的贪婪，邀清传教士到中国境内建教堂和住宅。范礼安立派罗明坚和巴范济前往。他们在中国通留了四五个月。范礼安不仅要主管澳门事务，还要主管日本和印度的事务，于1583年11月他在果阿安居下来。当范礼安得知罗明坚和利玛窦在中国驻扎下来并且工作有成就，感到十分高兴，决定采取步骤予以协助。他指派孟三德主持在中国的传教事务，他还指派麦安东与孟三德同行。他们两个人于1585年抵达澳门。不久，孟三德和麦安东先后获准进入中国内地。没有雄厚的经济作保证，传教事业就是空中楼阁，这一点，范礼安十分清楚。他充分利用自己崇高的地位和声望，积极地开展多方面的筹款活动，从而在经济上基本满足了中国传教团庞大的、日益増长的需要。范礼安利用他作为远东视察员的特殊身份，“在澳门的咨议会上，瓦利来诺(范礼安) 为耶稣会士们争得了获准从每年1 600包中国丝绸的总货中拨给他们50包的承诺”。在1585-1586年期间，范礼安从印度总督处获得充裕的基金供给在中国的耶稣会活动之需。由于范礼安卓有成效地为中国传教团的经费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故而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传教团的开销是不匮乏的。

范礼安继续关注在中国传教工作的进展和受挫情况，他认识到在肇庆的神父们有必要取得当地官员们和知识界更大的尊敬，并且只有得到皇帝的许可才有可能长期留在中国，于是，他第三次来到澳门，时间是1588年7月28日至1590年6月29日。此时，他决定要求向明朝派遣教廷使节。为了鼓励在华传教士们，范礼安在1588年11月，将才智过人的石方西神父 (他当时已在澳门) 从日本调到中国任职。石方西神父立即着手学习中文，并于1591年12月到达肇庆。在1589年4月初，利玛窦派人向在澳门的范礼安送去一封信，告诉他神父们面临被逐出肇庆的危险。利玛窦建议将住处暂时移走，以妥协为主。范礼安起初不同意，他认为神父们应坚持留在肇庆。利玛窦到澳门时，范礼安热情地接待了他，经过两人的商量，范礼安同意了利玛窦的意见，如果神父们无法在肇庆留下去，可以征得官方同意迁往别处。1589年8月，在肇庆的神父们又一次接到驱逐令，但是后来总督又派人召他们回去。接到这一喜讯后，范礼安立即派信使送去信，对他们所受的种种磨难表示同情。对他们取得的成绩表示欣慰。并劝神父们继续努力，不惜以各种方法在中国坚持下去。

1592年10月24日，范礼安第四次巡视澳门。他多次往返于日本和澳门，因而深知，中国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同日本人是不相同的。他认为一个耶稣会士不应该从亚洲的一个传教团调到另一个传教团'因为亚洲各国情况复杂迥异。范礼安虽然确立了传教士须学会所在国文化风俗这个总的原则，但是，他并不想以此来束缚在中国传教的神父们。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鼓励之下，利玛窦在广东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穿着和尚的装束，不利于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交往，便向范礼安提出放弃僧侣打扮而改用文人装束，因为在会见文士官僚人等时穿着合适的服装，，今后还应考虑到另一个空气更好的省份去。尽管这种想法同范礼安最初在日本的体验和决定并不一致，但他还是热情地支持利玛窦这一重大改革，范礼安对于上述建议一一给予首肯，并且答应亲自向总管和教皇提出。“视察员神父认为这些请示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一一予以批准，并且亲自负责把每项请示都详细报告给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神父，也报告结圣父教皇！这不仅仅是改换服装的要求，而是在中国传教策略的改变。

于是，从1594年下半年开始，利玛窦蓄起胡须，1595年5月，第一次身穿儒服长须长发出场，同时，神父们开始行文人礼，并以“道人”自称随着传教士服饰和习俗的改变，必然带来的便是对儒家学说尤其是对有关祀孔祭祖的宽容和接纳，范礼安都审査并核准。范礼安第四次到达澳门，不仅批准利玛窦的建议，认可他的工作方法，并且他还建议利玛窦前往北京发展，开拓新的传教基地。

由于年近目花甲:从1595年9月24日起，范礼安不再负责印度方面的职务。但他仍是中日教区的视察员。1597年，“交卸了自己肩上印度传教会的负担之后，教务视察员范礼安神父在去日本之前，一心想把中国传教团建筑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他于1597年7月20日至1598年7月14日第五次到澳门视察以推进在中国的工作，然后去日本。范礼安决定尽其所能做些工作。通过多年来的实践和观察，范礼安対利玛窦的评价很高，他认为 在这些深入葡萄园的人之中，利玛窦神父年纪最大，最有经验，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好的才智、判断力和谨慎的人，具有良好的教育和道德。他是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主所使用的并可以指望的最好的工人。”他指定利玛窦为中国传教团主管，因为范礼安相信，他最有希望开辟一个新中心。并且，范礼安再次鼓励他在北京设立寓所，以期争取明朝皇帝的恩宠。为了进驻北京，范礼安向利玛窦送去礼物，让他晋见朝廷，如果所需其他的物品，利码窦可以向他们在澳门的主管提出要求。当时，范礼安已经指派李玛诺担任澳门主管一职。

1603年2月10日至1606年1月30日，是范礼安最后一次来到澳门视察。一到澳门，他对中国传教团的工作大为满意。当利玛窦制定了一套中国准礼仪，请求范礼安批准时，他立即予以同意。随着传教事业的不断发展，范礼安对传教团的管理工作做了调整，增加了对利玛窦的授权，从此，利玛窦就不再从属澳门教会总管，而是直接听命于中日教区副大主教和间接受印度教区大主教节制。并且使中国传教团独立于澳门教会组织。

范礼安在派遣利玛窦进入中国的23年后准备自己首次到中国视察，亲眼看看在自己的组织和策划之下，中国传教的具体情况如何。因为范礼安“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想在他的工作结束之前，看到中国传教团是建立在尽可能巩固的基础之上”，计划“到中国各地出巡一次，访问各个传数中心，亲自看看他从收到信中所读到的一切”。他计划与1606年初启程回华的郭居静神父同行，利玛窦要还通过徐光启的关系求得朝廷几位大臣的证明信，并对范礼安一行进入中国后水陆交输交通路线，作了仔细的的安排。正当一切筹划就结，各地传教士准备热烈欢迎这位将毕生大部分心血倾注于中国传教事业的视察员神父的时候，范礼安神父却病倒了。1月11日，离计划启程的日子越来越近，当时范礼安正在等一般来自日本的船只，他要拿到钱和礼品才好去中国，这时，折磨他多年的宿疾尿毒症急性发作，不得不在17、18日写下了遗嘱，20日凌晨逝世于澳门。

范礼安同沙勿略一样，曽经想进入中国内地却都未能如愿。但他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起了指导性的作用，在开辟中国传教事业中的筚路蓝缕之功，一直受到同会会士的敬仰和怀念。利玛窦对范礼安的爱戴之情，常溢于言表。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片断就是专写范礼安的，他把这一章题为 “中日教区视察范礼安神父——中国传教团奠基人”，他还敬称他的这位老上司为“中国传教事业的奠基人和 这一使命的第一缔造者”。并且，利玛窦认为范礼安对处理传教开拓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对每一件事都能下达恰当的命令并坚决加以实施。范礼安在1574年到达果阿的时候，当时中国还没有耶稣会会友。但他去世以后在澳门设有神学院，死后8年日本有100万基督徒，其中有75万居住在耶稣会教区，在中国，已有五个城市里设有耶稣会寓所，共有15名会友，其中有5名是中国人。

范礼安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工作的组织协调上，尤其体现在他对在中国传教的基本方针和策略的制定上。1557年明朝将澳门暂借给葡萄牙人作为其晾晒货物的场所，其实，这是为葡萄牙人进一步进入中国本土提供了一个跳板；同时，澳门也成为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据点。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居留点之后，基督教首先在澳门传播。当时，传教者在文化上皆以“我”为中心，要求入教者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生活习俗：“当时传教之方法，凡欲进教者，须葡萄牙化，学习葡国语言，取葡国名姓，度葡国生活，故不啻进教即成为葡国人也。”“凡是领洗入教的中国人，都要变成葡萄牙国人或西班牙国人。在姓名、服装、风俗上都要按照葡、班两国的式样。”编撰过《圣方济各·沙勿略传》的范礼安对沙勿略未能实施的传教构想非常认同，对于一些传教士以上的那种极端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那种方法“不但是可笑的而且是无用的”。

范礼安充分肯定中国的古老文明，认为它在“已发现的国家中，是最和平、治理最好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大门关得紧紧的，对于上帝的一切闭目塞听”，而且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肯同外国人有任何交往”，他们“对一切其他国家都极为渺视”。曾德昭在《中国通史》中曾记载，范礼安曾凭着窗户看着中国大陆的方向，大声呼喊：“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范礼安将他的这种热情化做了具体的行动。在组织教务和制定策略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明白，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度立足，必须有耐心，必须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采取‘打倒一切’的办法”；所以他认为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训练职工”，而训练职工“最主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范礼安一方面自己身体力行，尽量收集关于中国的资料，学习中文，他到澳门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同时他后来也鼓励并安排罗明坚和利玛窦等神父在澳门修习中文。虽然他的这种策略遭到在澳门其他一些传教士的反对，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他的传教思路是正确的，是符合文化间的交往规律的。

范礼安曾经六次到达澳门，并在澳门居住下来，虽然他至死都未踏入中国内地半步，但是没有他，耶稣会传教团无法得以在中国立足并取得初步的成功。他选拔、培养和派遣了一批优秀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他通过对全局性重大问题进行正确决策，保证了传教团最初的成功，并为它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他指示传教士悉心学习中国语言文还字'督促他们用中文撰写西方教理，并将中国典籍翻译成西文;同时，他还开展多方面的筹款活动，在资金上基本满足了传教团的需要。通过施礼安的具体组织和推动，圣沙勿略那些笼统的、萌芽式的设想，才得付诸实践。

在辗转于东方的33年传教生涯中，范礼安不仅将归化的热忱和处事的慎重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强烈地意识到要有所成效，就必须改变一 般西方海外殖民者那种蛮横无礼、蔑视当地文化的恶劣态度，并同企图借助于武力征服来促进中国传教事业的思想路线划清界限，认为应从生活习惯乃至思想感情上，尽可能地同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当地民众打成一片。正是在这个基本方面，范礼安为在中国的利玛窦和印度的诺比利树立了榜样。作为一名领导者，范礼安成功地选拔了一批衷心拥护并为推行其路线而努力奋斗的传教士，并积极筹措传教团所需的大量经费，在经济上确保了他所制定的这一条路线顺利贯彻执行下去。他批准传教士穿儒服，进行策略上的大转变，为以后制订适应性政策提供了一定依据，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范礼安的杰出贡献部分地应归功于他的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力和果断的精神，他的杰出的组织才能、指挥才能和鼓动力。他擅长于预见并能为之坚韧而谨慎地奋斗。他的领导作风既严格又灵活，因此，他在下属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耶稣会事业的忠诚。凡此种种表明，范礼安的确是一位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中颇具远见卓识的组织者和策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