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1898）入京，以会典馆图上总纂劳绩，当晋升詹事府左右春坊庶子之类五品官，因当时朝廷维新守旧两派斗争激烈，遂图改外派。前已因翰林院两次京察一等积资以道府记名，再以会典馆劳绩擢道员分省补用，加二品衔。以其久居江宁，谙熟江南风土人情，政俗利弊，乃指分江苏。归住江宁碑亭巷。

总督刘坤一奏派其管理全省各学堂事务兼领商务局，未几，戊戌政变事发，未能就任。于是向刘坤一建议培育人才以备他日缓急之用。刘是之，改储才学堂以创办江南高等学堂，并任光典为总办。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尚无成例，乃博考东西各国教育原理，详订规章和课程设置，聘名师执教，不数月成效大著，成为南京现代高等教育之滥觞。不久，大学士刚毅为筹军费到苏，出京时，大学士徐桐告之曰：“江南唯蒯某可语。”始至，司道百余人同诣谒，独延光典于密室交谈良久。刚毅谈及慈禧光绪母子间事，光典以大义责之（光绪有意革新当亦是个中原因），触其怒，于事后欲撤学堂而取其经费。光典向刚毅力陈办学堂育人才乃强国强民之本，刚不纳。主事人不欲得罪刚毅，乃以学堂经费大半予之。光典遂引退，而学生多往依听其讲学。

刘坤一为解其事，派光典清丈盐城伍佑、新兴两场樵地，诸生亦随之去。樵地原为盐场灶户煎盐用苇柴之地，数百年来，海滩延伸二三百里，灶户随迁，地已失采樵之用，卤退草生，可垦为耕地。然清丈地广且涉及当地绅民多方利益，昔人皆难其事。光典与众学生至，人力既强，又无所私，经画年余，对聚众阻抗者唯稍惩其首，余不问。清丈毕，得耕地七百五十六顷可课赋，另得荒地价数万两入库。

不久，慈禧有废帝之意，天下恐慌。光典说刘坤一曰“公国家宗臣，义不容默” 。坤一从之并嘱其起草奏稿，发电报争之，各地亦纷纷上奏同争，慈禧乃止其事。坤一曾曰：“吾三督两江，可引为师友列者，蒯某一人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刘坤一以其丈地之功，委派光典总办正阳关督销局，管理淮北盐务。是时，当地盐务窳败，私枭甚猖。光典至则详察地理，查明利病，得私枭经行藏匿之途，定疏销之策，设卡、练兵、堵漏、缉拿。一年后，私枭敛迹，官引畅销，复沈葆桢在时之盛。两年后，规模已定，为后任者所遵行。

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再次代理两江总督，为解本地戊戌赔款出处及收支拨补之困，向其咨询理财之要，并欲增百货厘金以保用度。光典以为国家税法纷岐，厘捐病商尤甚，新增不如理旧，即整顿盐务便可获大效。之洞于是上疏力荐其总办设在仪征的扬子淮盐总栈，疏中且云：“北盐视正阳销数，南盐视仪栈出数。光典为江南治盐第一，督正阳既有绩，请使主仪栈。”并请破例延任期为三年。彼时私盐充斥大江南北，私枭势焰嚣张，当事者畏之如虎，甚而缉私弁卒倚之图利。光典到任后，治办极严。有人言之曰，“夺枭生计，将激变，祸且不测，奈何？”则笑曰：“今严禁即所以导民于善，民果迁善，何业不可为，焉有生计见夺之虑？吾纵冒危难亦当力擢若辈出恶地，奈何身祸之惧耶？”愈着力布置缉私兵队，调兵舰堵截于长江金山、焦山及三江口、沙漫洲，设帆船堵截于河湖，募淮勇日夕训练成劲旅，私枭惧伏，官引畅行。年增引十余万，增税收银一百五十余万，同时盐场、盐运获利皆倍之。同时，于仪征十二圩等地设学堂、建工厂以纾民生，迁民于善，地方遂安宁，隐然为江防要区。三年期满，督抚考评为最上等并奏上，得旨嘉奖。

三十一年（1905），两江总督周馥奏补光典为淮扬海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并兼任淮北四岸盐务督销。三十二年（1906）四月到任，随即访明并平反胥吏诬良为盗冤狱两起，惩办高邮肆虐乡里之恶霸。时新设巡警局，光典兼总办。淮安清江浦警士为江北提督刘永庆从北洋带来之兵卒，不谙警律，每仗势殴市人，刘某放纵不管束。光典数向其言之，不理。后致殴击过境之兵士伤甚重，将起兵警交哄之变。光典面见提督，力陈大义及自身职司所在，刘乃悟，遂得执而惩治之，后皆不敢横行。诸举百姓大为称快。两月后请求出洋游历，为督抚所留。

淮扬海道兼治河。是年夏，江苏中北部连日大雨，光典于赴省公事归途中见运河大涨，急草议上督、抚、提督，请固堤坝防水灾，并令本道所属员弁加高增厚辖区内运河堤坝，以保里下河地区稻米收成。宝应饥民抢米铺、囤户，县令畏之而逃，光典船适经过，县令登船劝其径行勿问。光典曰，白日抢掠，令既潜逃，道复偷渡，是无宝应矣。吾无一兵一卒，万万无登岸擒人之理，然岂能不停。固不从。两岸民持香跪诉震天，命推老者二三人上船，询问良久，剀切喻之。众老者上岸传光典语，众始散去。后其奉檄至宝应办此案，先查明极贫次贫之户，以平粜之米售之，使真饥民得食。属下缉得抢粮之民三人，上官令其就地正法以完案，光典以为非逮之于现场，且非首要，不从，后仅系狱数年而已。水情吃紧，清江浦一带素不产米，而宝应以下阻米出境往售，故米价日涨，市面恐慌，光典请开丰济仓获准，并电请山东巡抚杨士骧留军米数万石，设局以平粜。扬州亦出现抢米案，光典亲往处置，查出煽惑百姓敲诈商人之猾吏二人。两人家皆有巨资数万，说情者十余起，州守等亦庇护之，则令前淮安知府会审，终如律治罪，禁锢终身。

不久，运河暴涨，高邮险情迭报，光典星夜驰往车逻坝，坝上聚集数千人恐启坝没田，乃委曲劝谕：前已派员保堤，实为保坝，里下河之稻米非仅尔等之食，淮北之灾亦赖之接济，毋守此，当归保田圩防内涝，预做收获之备，吾将守于此。众乃散去。旧例均按节候于立秋后视水情开启高邮车逻、五里等三坝泄运河水，时水位已逾定例三尺，提督署所在清河城中已积水，刘永庆严词檄催启坝，光典不为动。命堰盱同知每日电报泗水南下水情，己则驻坝附近之御码头日夜量度水位审察形势。六月二十五、六日，西风暴雨，天昏地暗，一夜报险情三十余起，仍不为动。两日后，始开车逻，再延始开五里，直至七月下旬，里下河地区七州县收稻毕，才开启第三坝泄洪，时已超警戒水位四尺八九寸。是举，苏中、北数十万民得食而国家得赋矣。其时如运河堤决，七州县洪灾，其处分绝为不轻。而稻不收，米价前已大涨，荒年民则多饿殍矣。其间，光典六十余日于风雨飘摇间行住舟中，虽开坝之檄督责一再而不为之动。同僚服其先固堤防，再察水情，不为上官所动之明；又感其拼此一官，不辞辛劳，下为民生，上为国计之诚矣。

是时淮北灾成，地方官隐匿未报。光典于防洪工地目睹饥民车载、船渡、背负日夜不绝南下，知非广为赈济不可。遂于开坝后逐条写就运河善后章程及淮北灾赈事宜上陈，自捐万金为赈灾首倡，又令所属关津官员日报饥民南下之数以明灾情。复制定赈灾八策，认为当于灾区就地清查各户状况，对极贫户及时放赈，不使流离失所。如按旧法于清江浦设粥场，灾区中等户也会随之出逃，灾民将大增且聚集，所费多，易闹事及传染疾病。灾区十县，每县予十万两自赈，估算所需百万两。布政使继昌坚持旧法，光典争之，周馥乃派其入京任参议官制官。交卸后，留所捐赈银万两，回江宁。其后赈灾事至费银六百万两，清江浦聚数十万人，滋事染疫，沿路皆有死者，一如光典所预见。

因积劳成疾未能赴京，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以其代理常镇关道。光典以淮海灾重，而常、镇腴地，危难之际离之不义，辞之，请回本任办赈灾事至春赈毕。因病久，未及回任，病愈而人事已另定。端方则商之于张之洞，联章奏请派光典为苏鄂欧洲留学生监督。学部任以欧洲留学生监督。

光典在淮阳海兵备道五月余，“所有设施上关国计、下卫民生甚巨”。惩不法、安地方，尤以防洪、保坝、减灾、赈济为百姓所念念不能忘。其殁后淮安、扬州、海州三属绅耆公禀请在当地建专祠祀之。

未几，张之洞被召将入京，邀之往武昌。光典审时度势，认为不立宪不足以延国脉，遂力说之洞入京速请开议院。之洞然之。

光绪三十四年（1908），携全家赴伦敦就职。欧洲留学生管理素无制度。则悉心考究，立为规章报学部，遂为后来程式。然众学生多不愿受约束，至生争执。在欧期间，以巡查留学生之便，详察各国政治礼俗，为归国变法改革做准备。一年后因病乞归，学部嘱其便道考察欧洲诸国教育制度。遂以诸子女留英读书，于宣统元年五月（1909）由北欧经西北利亚回国。途径莫斯科，留数日，造访托尔斯泰，颇为相契，谈论教育与公共卫生等，均以为此乃救中国之良策。回京于召见时亦以此说向摄政王进之。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即，学部奏留在本部丞参上行走兼京师督学局局长。因离乡久，未到任便请假回江宁。

后皖籍京官公举光典为本省铁路总理，遂致《复同乡京官论安徽全省铁路书》，指出前此败坏之由，提出新主张。然诸人未能信用，故亦未受任。

宣统二年（1910）春，南洋劝业会在江宁开办，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为审查总长，部中奏请光典为总提调。就任后于会场拓马路，铺设自来水，审查展品，评奖颁奖。事毕，因疾于十二月九日卒于南京。宣统三年八月葬于合肥双墩镇。今遗骸尚存。

《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二有传。

光典幼颖异，过目成诵，八岁能诗，善擘窠书，乡里称为神童，深为其父所重。少年即随父之任所，日夕得亲授，耳濡目接者又多当时硕彦，问业于前辈如冯桂芬、俞樾、刘熙载、汪士铎等，与管礼耕、王颂蔚、叶昌炽等则为至友，于独学专长之士亦着意相交，闻见日扩，名亦日起，由此学问上足称博洽淹贯。

光典治学由汉而宋而明，更折入西学，在晚清士大夫中，可说是一个学兼新旧，志在经世的代表人物。治汉学，以六书九数为枢纽，群经大义、目录训诂、算术舆地、史传诸子诸学莫不穷其指归，洞明其要。于经学宗汉儒然亦不废宋儒，治经学注重考证典章制度、名物象数，言宋学则服膺王守仁、王畿、罗汝芳。其治小学则务求义类，因精研小学而贯通各种学术。谓不通小学则不能读古经史文章。提出“凡小学家以经证字，以字正经，其作用悉在通假，而通假之枢纽悉在双声，识双声而后其用乃宏”。论者以为此说“尤为发前人所未发”。 著有《说文蒙求广义》。

时当新旧中西学术文化相冲突，相激荡，相交融之际，则以为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四家言事，必先广稽博考而后定指归，与西方从事研究为同一方法。认为四家如生于此时必能发明创新，超越欧美，何必强分东学西学之内外高下异同，时人以为至言。

言政事则以经学为根本，贯以西学之精髓。不尚空言，着眼实务。认为立宪、建立议员政府乃强国治民应必行之道，以互为监督为制宪之要义。宣称“如反对议员政府，是直反对尧舜孔孟，我辈所读之书，皆可烧矣。”并常与友人张謇、赵凤昌、 沈曾植等讨论立宪问题。光绪三十年（1904）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为鄂督张之洞、江督魏光焘起草立宪奏折并由魏上奏。但他也认识到民智未开，遽予选举参政之权，用之亦易生乱。反复强调普及教育、讲求公共卫生乃改变国民素质之要务，同时疾呼强兵以御侮。时人以为其所言“诚国粹之酝母，救时之药石”，实则已越出历来儒学之藩篱，吸收了西方民主观念。其《上德宗皇帝书》、《宪法演说录存》等言政事文章可见其与时俱进，西为中用的思想精神。其中关于农工商关系和建章立制、官权太重需权力制约、政务应当透明等论述在今天仍不乏其先进性。其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影响，时人有以康（有为）、蒯并称者，也有人将其《上德宗皇帝书》与“公车上书”视为具有同等价值。

光典精目录之学，精古籍、金石、书画鉴赏，所藏之富为当时屈指可数者。后家中不慎于火，皆毁。且善弈，收集编印有围棋谱，如《海昌二妙集》（“海昌二妙”为范西屏和施襄夏两位大国手）。书法则得苏字之神韵。

同治十三年侍父于夔州，有志于诗歌，“人谓其瓣香玉溪生（李商隐），次亦不弱明七子也”。然终以致力学术政事教育为要，以其能救国强民，故不耽于艺事吟咏，现存所作不多，有古近体诗93首、词四阙，于中可见其诗歌功力之深，绝非凡手。复致力《朱子语类》、《明儒学案》研究。是年，张之洞督学蜀中，往谒之，纵论学术流别，为其所赏识，遂得从学，益明治学之道，制举文亦得其改正指点，于革新之意亦为投契，师生之厚谊皆终其生而不变。

父卒于夔后，居乡期间力攻“三礼”，欲裒辑诸家说为诠释之书，后稿本不慎于火，遂未就。

在两湖书院时，与同僚争及“文王受命”之说，归江南后，著《文王受命改元称王辨证》万余言。

另有笔记数十万言，所记皆公所历所闻之事，其间多为当时所不足为外人道之事。以公所交往及经历，当为研究晚清历史的重要史料。待查找。

为传播西学，在上海创金粟斋译书社，译印各种善本书、教材。刊行了严复所译英人穆勒《名学》、《原富》、《群学肆言》等多种西方和日文书籍，在传播西学上有较大影响，受到当时学界的重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还印了谭嗣同的《仁学》。

曾和谭嗣同、缪荃孙等创立测量学会。在南京创立“国文研究会”，会中人多为其挚友、幕僚、西席或高弟。

光典诗文遗作由其门生程先甲编次为《金粟斋遗集》。1929年，侄寿田（三兄光昭子，原名先畴，字寿民，又字耕崖。光绪癸卯科举人，分省试用知县，登仕郎。）、寿枢（次兄光藻子，原名先楹，字若木，佛号圆顿。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工科举人。曾任农工商部郎中、甘肃花定榷运局局长、青海甘边屯垦使兼青海矿务监督、佛学会副会长、国民政府驻日学务总裁等职，精目录学及古籍金石书画古玩鉴赏。子蒯世火西）于南京刊行。

公生当新旧嬗变之交、清室将亡之际、内外交困之时。既精于中学，又致力于西学，学养闳深又眼界开阔，忧于国势民瘼，故遇事多议论。性强记，善口辩，援据该洽，人常莫能屈之。且天性伉爽，尚气节，不为势曲，不为利夺，力主己见，人或以“狂”、“恃才傲物”视之，实则所学所见优于常人使之然也。其授业师如张之洞、李鸿章及兄瀚章、张树声等，受知师如李鸿藻、翁同龢、裕禄、徐桐、张之万、刘坤一等，无不是重臣大僚，而其官未及通显，“终其身于遇不遇之间”。即便是既是世交年伯又是伯丈人(其第二任夫人为鸿章六弟昭庆之次女)的李鸿章，使俄回，见光典于上海，责斥其染清流风气，则曰：“我有三字奉中堂：不佩服。”扬长而去。李怒极呼曰：“小子！小子！汝父若在，必施汝以夏楚。”（有以其得江苏候补道乃倚鸿章之力者，实大谬。）张佩纶与其为堂连襟（佩纶为鸿章婿）且是其朝考阅卷师，亦不尊之悦之。唯喜延揽奖掖后进，尤其是同志于西学者，如后为著名革命党人的杨毓麟，中国现代数学拓荒者王季锴，著名报人、文学家包天笑，现代著名林业教育家、林学家李寅恭等。为支持初办的爱国学社，应同僚至友蔡元培面请倾囊送银六千两。毛泽东岳父、杨开慧之父杨昌济也是其因杨毓麟、章士钊之荐调往英国留学的。

光典始娶韩夫人，早卒。继娶李夫人（即李昭庆次女）。侧室郑氏、王氏。长子孝先（见注）。次子受先（谱名先受）毕业于伦敦大学工科。三子彦先（谱名先彦）肄业英圣保罗，民国六年在上海与母王氏同时遇盗被害。四子秀先（谱名先秀）肄业格拉斯哥大学理科。女，淑平，生年不详，于“文革”初期约1967年受迫害致死。牛津大学毕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起先后任北京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北大外国语文学系代理主任，知名学者。

（文铮注：先祖父谱名讳先孝，字锦森，号筱亭。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科，清末分部学习主事，后任沪宁、沪杭铁路总理。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 卒于一九三二年。先祖母邵太夫人讳畹香，为台湾巡抚邵友濂长子邵颐之女，邵洵美堂姐，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 卒于一九六六年。子三：大伯父世元（1912—？），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俞大维秘书，后移居香港为启德机场华人总工程师，1975年移居加拿大。二伯父世京（1913—1994），初名世经，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毕业，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总工程师，水利电力部技术改进局系统组组长，山东省电力试验研究所高压室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配偶聂光锡，聂缉椝和曾纪芬孙女，聂其炜的女儿。先考讳世英（1914—1996）后名树英，号静雍。早年毕业于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从事气象研究，后投笔从戎考入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湘桂等地率团对日作战。1949年后，先在西北工作，继而长期务农，1979年平反退休）

（曾孙 文铮敬撰）

资料来源：1、《清史稿》本传

2、程先甲《先师蒯礼卿先生行状》

3、《金粟斋遗集》

4、程先甲《<金粟斋遗集>序》

5、冯煦《蒯礼卿京卿传》

6、陈三立《候补四品京堂蒯公神道碑》

7、马其昶《候补四品京堂蒯君墓志铭》

8、李详《淮扬海道蒯观察五十寿序》

9、《扬州淮安海州三属绅耆请在清淮地方建立专祠公禀》及《事实册》

10、吴涑《蒯公分巡淮扬海道事略》

11、、刘体仁《异词录》

12、刘声木《苌楚斋随笔》

13、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14、严寿澂《从王夫之到蒯光典——清代学术思想抉隐》、

《从改善民生、革新行政到议员政府、普及教育——蒯光典政治思想述论》

15、《三修合肥蒯氏宗谱》

16、家世部分情况由堂兄蒯文彬、堂妹蒯文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