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丘是齐建国初的都城，其地望究竟在什么地方？大体有四说：寿光说，博兴说，昌乐说，临淄说。众说都引经据典，然似都不能“证”服对方，在没有出土文物考证之前，今多暂从临淄说。《史记》作者司马迁曾亲临齐国故地，“吾适齐，自秦山属之琅岈，北被于海，膏壤千里”，应对齐地有相应的了解。但其只说齐献公“因徙蒲姑，都治临淄。”不言复都营丘，更名临淄。此虽是司马迁“春秋之义，信以传真，疑以传疑”使然，但也留下了千古之谜，致使后人至今尚不能得其确解。

都城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址选择应：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中、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管子·乘马》曾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那么都城的迁徙则或是原选址不当；或是疆域的扩大；或是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地理条件，继续向前发展；或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需要。历史上迁都之举常有，商朝初期“自契至汤，八迁。”也就是说，商传14世之间，8次迁徙国都，汤从商丘徙居亳（山东曹县）是为灭夏作准备。自汤至盘庚，又5次徙都，据《史记·殷本纪》载：“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集解：孔安国曰：“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集解：孔安国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忧愁，相与怨其上也”）。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免，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由上文看可得知，盘庚迁都是政治上的需要。周朝也曾几徙其都，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文末写道：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罚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称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末年，由于犬戎杀幽王，周平王为避强敌迁都洛邑。秦国也有9次迁都，最后定都咸阳。《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由栎阳迁都咸阳，是为有利于秦国东出函谷关与六国争锋。从以上时期的背景史料对比来看，可以窥出齐自营丘徙都蒲姑再迁临淄的原因来，一迁是为避强敌，再迁是争权与民怨。从司马迁习用笔法来看，殷“复居成汤之故居”，周“复都丰、镐”，若营丘即临淄，还是前面所谈，直书“复都营丘”即可，而不必多费笔墨写成“因徙蒲姑，都治临淄”。此一课题，尚大由继续探究之必要。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清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乾嘉学者对中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与总结，以考证治史是其最大特点。官至兵部尚书的张照（1691—1745），曾奉乾隆帝“考订前史而重刊之，以嘉惠后学”之命，对《史记》进行了整理与考证，并呈御览。关于《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都蒲姑，都治临淄。”张照的考证如下：

按《毛诗疏》曰：“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时齐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处？故《毛传》云：“盖去蒲姑而迁于临淄也。”毛时书籍犹多，去圣未远，虽言盖为疑词，其当有依约而言也。《史记》云：“献公徙都蒲姑，都治临淄。”计献公当夷王之时，与此传不合。毛公在马迁之前，其言当有准据。

该“考证”谈到，去蒲姑而迁于临淄，是因为“齐居逼隘”，“逼隘”之意乃狭窄。可见西汉初古人也早已对迁都之因给予探讨，并从城市地理学方面找出了原因。前面曾提到博兴有二蒲姑城，一在博兴东北，遗址有100万平方米，乃迁奄君之处，一在博兴东南，遗址有20万平方米。东北迁奄之城不吉利，或已废圮;东南胡公所居之城，南北长400米，东西长500米。为避强敌暂栖身尚可，长久持续发展确实“逼隘”。此迁都因“逼隘”一说，不见今人论者所注意及记录，故不惮其烦，抄录于此，聊备一说。“考证”中谈到《毛诗疏》曰，“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源自《诗经·大雅·烝民》，是周宣王派大臣仲山甫去齐地筑城，临行时尹吉甫所作赠诗。朱熹《诗集传》也以为“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宋文学家王质《诗总闻》考为：“据《史记·齐世家》：齐厉公暴虐，齐人杀厉公及胡公诸子等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筑城之命，疑在斯时，盖出定齐乱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程俊英《诗经译注》也认为“此说近是”。相信徙都蒲姑后，筑齐都城于临淄（清人龚自珍有“仲山甫以王命城营丘”一说），其渊源应与仲山甫有相当关系。齐迁都一事，也曾被熟读《史记》的苏轼所关注，被《宋史》誉为“博通经史”的苏东坡，著有研究徙都的《论周东迁》一文，他认为“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他还举例说：“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都；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苏东坡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对解读齐迁临淄有所启发。姜山能率营丘人弑兄夺位，不畏纪国，敢于迁都临淄，若非强盛是做不到的。齐迁临淄“复振”，奠定了齐霸业之国基，相信读者不以此说为谬吧。惟“考证”中“献公当夷王之时”有误，张照是将“胡公徙都蒲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弟怨胡公……是为献公”句中的“而当周夷王之时”应上读而下读，误为周夷王之时。纵观《史记·齐太公世家》全文，从齐武公有明确纪年推起，齐献公应为周厉王之时，也即献公元年乃公元前859年。

殷商时东夷一带的诸侯国

蒲姑，嬴姓，殷诸侯国，蒲姑城，在今山东临淄西北五十里。大彭，为殷诸侯，其地望在今江苏徐州一带。

姑师族的得名与东夷薄（又写作蒲）姑国有关。

《史记·周本纪》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蒲姑。”

《正义》引《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诸侯，封于此，周灭之也。”蒲（薄）姑氏来源于黄帝后裔番禺人。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禺与生徭梁，徭梁生番禺，是始为舟。”

番禺即帝俊（舜）与尧女通婚，“故两族间保留着禺号、禺京、番禺的神话，且帝俊之裔殷人的都城叫毫，也叫番、薄、蒲、繁、蕃，正与番人分布有关”，“禺京，又作禺强”。并将他们归入氐羌番禺人的裔支蒲人，迁于姑射山（今山西临汾西），又称蒲（薄）姑人。它后迁于今山东博兴县立国。

薄（蒲）姑国亡后，民有的以薄（蒲）为姓，有的以姑为颜，有的以蒲姑为姓。姑人在漫长的发展、迁徙过程中，吸收了华夏师氏人的一部分，称姑师。

《风俗通》、《万姓统谱》云：师姓源于夏代师延、商代师涓、周代的师尹等官名。姑师人在西迁中，又有同族善于造车的奚仲后裔人加入。他们约于春秋、战国时迁入玉门关以西，后又西迁，约至秦朝时期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立国，称姑师国。姑师国又结合了羌人，加之与匈奴接近，便从俗而以畜牧业为主，兼从事农耕，又以善于造车闻名。姑师被分为前、后王二部，称车师，当与怀念其族中部分人善造车有些关系。

《后汉书·西域传》云：“车师前王居支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10公里处之交河城故址处，位于今雅尔湖村之西两条小河交叉环抱的一个柳叶形小岛上。自西汉至后魏，车师前王均都于此）。河水分流绕城，故号交河。去长史所居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之鲁克沁）。城当西域古代交通孔道，土地肥沃，宜农耕或屯田。

（东汉延光中班勇任西域长史）驻此八十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领户千五百余，口四千余，胜兵二千人”；车师“后王居务涂谷（今新疆天山北的吉木萨尔县），去长史所居（今鄯善县西南克鲁沁）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领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车师后城长国在今新疆奇台县北，后并入车师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