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他的叛逆思想从此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股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思潮，尼采哲学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另外两股启迪和滋养了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运动，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作“五月风暴”。可悲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不妨说，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去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强大发达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为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方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和它所依赖的等级对立。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解构主义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是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的。如此看来，解构主义不过是一种典型的权宜之计，或是一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对抗策略。

1968 年“五月风暴”之后 ,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在知识界失去影响力。福柯、巴尔特、德里达等人发展起了被人称为“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后结构主义既是结构主义的延续 , 又是对结构主义的否定。后结构主义者仍然坚持了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 , 如个体服从整体、结构的社会性和非意识性等 ; 他们也接受了结构主义反人道主义的立场。但他们对传统进行了更彻底的批判 , 认为结构主义仍属于追求统一性和单一本质的传统。他们从对结构的认可转向否定、消解结构的态度。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意义是超越 , 因此又自称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思潮蔓延于西方文化界 , 与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合流。后现代主义原来并不是一种哲学思潮 , 它的主要成分是后现代的文学艺术 ( 包括建筑的艺术风格 ) 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只是在解构主义的哲学加入了后现代主义的行列之后 , 它才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氛围。

也许耶鲁批评学派中的激进分子希利斯·米勒在这一问题上阐述得更为形象一点，他说：“解构一词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把某种整体的东西分解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动，使人联想到孩子拆卸他父亲的手表，将它还原为一堆无法重新组合的零件。一个解构主义者不是寄生虫，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使之不能再修复的孩子。”德里达以《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科、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直接对人类文化传播

在欧陆哲学与文学批评中，解构主义是一个由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希达所创立的批评学派。德希达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解构阅读西方哲学的方法。大体来说，解构阅读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上本质（Western metaphysical essence）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解构阅读呈现出文本不能只是被阅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阅读成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来相比较的话，也会显示出这当中的许多观点是被压抑与忽视的。

解构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去看一个文本中的二元对立（比如说，男性与女性、同性恋与异性恋），并且呈现出这两个对立的面向事实上是流动与不可能完全分离的，而非两个严格划分开来的类别。而这个的通常结论就是，这些分类实际上不是以任何固定或绝对的形式存在着的。

解构主义在学术界与大众刊物中都极具争议性。在学术界中，它被指控为虚无主义、寄生性太重以及根本就很疯狂。而在大众刊物中，它被当作是学术界已经完全与现实脱离的一个象征。尽管有这些争议的存在，解构主义仍旧是一个当代哲学与文学批评理论里的一股主要力量。

解构在建筑上：解构主义建筑师设计的共同点是赋予建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且与现代主义建筑显著的水平、垂直或这种简单集合形体的设计倾向相比，解构主义的建筑却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不安定且富有运动感的形态的倾向。

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的理论。德里达本人对建筑非常感兴趣，他视建筑的目的是控制社会的沟通，交流，从广义来看，建筑的目的是要控制经济，因此，他认为新的建筑，后现代的建筑应该是要反对现代主义的垄断控制，反对现代主义的权威地位，反对把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对立起来的二元对抗方式。

建筑理论家伯纳德-屈米的看法与德里达非常相似，他也反对二元对抗论，屈米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引入建筑理论，他认为应该把许多存在的现代和传统的建筑因素重新构建利用，以更加宽容的，自由的，多元的方式来建构新的建筑理论构架。他是建筑理论上解构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人物，起到把德里达，巴休斯的语言学理论，哲学理论引申到后现代时期的建筑理论中的作用。

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了建筑的解构主义理论的人是埃森曼。他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建筑设计实践上，建筑仅仅是“文章本体”（TEXT），需要其他的因素，比如语法，语义，语音这些因素使之具有意义。他是解构主义建筑理论的重要奠定基础的人物。他与德里达保持长期的通讯联系，大量的书信往来，加深了解构主义在建筑中的发展，应用的理论探讨水平，奠定了重要的应用基础。他们所研究的中心意义是如何通过建筑构件之间的关系，通过符号来传达的。他们认为，通过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意义是根本没有可能完全充分地表达的。因此他们对于理论研究，对于评论在建筑发展中的作用表示怀疑。

解构主义建筑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建筑的主要问题是意义的表达，而表达意义的建筑有时候是不可信赖的，有时候是会误解误译的。因此，建筑传达的意义并不可靠，一个符号有时候会传达不同的好几个意义，这样，建筑家如何能够使他所希望传达的意义表现出来，如何能够代表社会社区表达意义呢？根据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语言是不可靠的，那么如何建立所谓的“建筑语言”呢？对于历史的态度，对于历史建筑的立场，由于语言的不可靠性，也出现了问题，那么在建筑中有什么是真正可靠，可以传达意义的呢？这一系列问题，都是解构主义建筑家经常考虑的。

解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面临危机，而后现代主义一方面被某些设计家所厌恶，另一方面被商业主义滥用，因而没有办法对控制设计三、四十年之久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起到取而代之的作用时，作为一个后现代时期的设计探索形式之一而产生的。在建筑上最先开始，重要的代表人物有FrankGehry，BernardTschumi，PeterEisenman，ZahaHadid，DanielLiberskind，CoopHimmelblau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FrankGehry，他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解构主义的建筑设计家。

身为海德格尔在法国的思想传人，德里达一方面深受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主义的理论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广纳新学，另辟蹊径，大胆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针对逻各斯中心论的一整套消蚀瓦解的策略。这就有了他20世纪60年代中期名扬天下的解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内容冗杂，前后矛盾，难有明确公认的统一解释。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些概念与方法，诸如反逻各斯中心论、延异、替补等，需要一一细加说明。批判逻各斯中心　根据上述海德格尔的逻各斯批判，我们已经大概了解，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问题的强行曲解。在柏拉图及其弟子看来，真理源于逻各斯(Logos)，即真理的声音，或上帝之言。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但这偏偏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要求语言应该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语(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即便是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像”。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

言语优于文字的另一体现，是讲话人的“在场”。讲话人在现场，可以准确地解释其“意图”，避免歧义。与之相对，文字只是一系列的符号，由于讲话人的不在场，它们很容易引起误解。

德里达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在海德格尔批判基础上，针对上述逻各斯中心论的种种戒律提出了积极有效的颠覆解构方法。他声称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iterability)。

德里达认为，可重复性乃是符号存在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一个符号能够在不同情况下都被认作为“相同”时，符号才能够成其为符号。符号的另一必备条件是：当听话人对最初讲话人的意图一无所获时，同样也能借助于符号系统了解其意图。换言之，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的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

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总体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是二十世纪后半期解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也是哲学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支持者认为他的理论有助于反对人类对理性的近乎偏执的崇拜，有助于打破形而上传统对真理、本体的僵化认识，有助于打破形形色色的压制差异和活力的权威和中心。反对者认为，既然德里达相信语言没有确定的意义，真理只是人的臆造，势必导致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德里达的理论确实充满了矛盾，也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但要更充分地把握它的要义，就必须把它置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语境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来考察。

解构主义的出现与二十世纪人类在哲学、科学和社会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动密不可分。从哲学内部的发展看，从康德等人开始，就有从本体论转向的趋势。哲学家们越来越对人类把握宇宙本体的能力感到怀疑。康德虽然试图用先验的思维形式来弥合人的经验与物自身之间的鸿沟，但仍然充满了疑惑。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对形而上问题更缺乏兴趣，占统治地位的是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意志哲学。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和超善恶的姿态对传统哲学的冲击尤其剧烈。到了二十世纪，形而上问题几乎从哲学中消失。现象学将本体问题悬置起来，更多的哲学流派则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探讨的领域已经转到语言本身。当发轫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观通过结构主义运动渗透到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对结构的痴迷就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真理的追寻。

解构主义脱胎于结构主义，它认为后者仍未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因而有必要对后者进行扬弃。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突破也对人类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哲学是建立在一种“客观观察者”的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也即是假定有一个观察者（人的理性或者神）能够从世界外部“客观”地观察，这种观察活动不会对世界施加任何影响。哲学家们相信存在客观的、超时空的、确定的真理，正是由此而来的。量子力学的出现粉碎了这种虚拟的客观性。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表明，作为观测者的人或者仪器在观测对象的同时已经干预并改变了对象的存在状态，客观的测量是不存在的，主观和客观其实是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概念上的区别。传统哲学还认为，宇宙是遵循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因而从理论上讲可以一劳永逸地找到支配世界的原则或真理。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否定了这一观念。在微观粒子领域，发挥作用的是概率决定论，每一次具体的结果都是不可预测的。混沌理论指出，很多系统对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性，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异都将导致天壤之别的结果。另外，传统哲学把物质、时间和空间看成实体，但相对论却指出，时间和空间只是物质的属性，物质又等价于能量，所以，作为实体的物质不存在，相对论用“事件”代替了“物质”。总之，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基本走向就是关系取代了实体。德里达用无形的“踪迹”取代有形的“符号”，用“文本间性”打破了封闭的文本，与物理学的走向是一致的。

德里达曾指出，解构主义并不是要取代结构主义或者形而上传统，也取代不了。因此，对待解构主义的最好态度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反观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识。解构主义反对权威，反对对理性的崇拜，反对二元对抗的狭隘思维，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解构主义也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砸烂一切的学说。恰恰相反，解构主义相信传统是无法砸烂的，后人应该不断地用新的眼光去解读。而且，即使承认世界上没有真理，也并不妨碍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阐释确定自己的理想。解构主义是一种“道”，一种世界观层次的认识，而不是一种“器”，一种操作的原则。所以，把解构主义作为文本分析策略的耶鲁学派最终走入了一条死胡同，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却渗透到了很多自认为绕过了解构主义的思潮和流派里面，比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岳飞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们对待解构主义，也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