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后期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背景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错配现象变得极为普遍，货币错配程度也逐步加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货币错配的形成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就外因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货币错配是全球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自然结果(Ize　&　Yeyati，1998；Arteta，2005)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实际部门的美元化，从而出现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的情况，进而导致金融美元化。金融美元化是实际美元化的反映，而货币错配则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形成了以美元和欧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事实上将美、欧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都“边缘化”了，因此本币不是“关键货币”的国家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货币错配风险，而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李扬，2005)。

至于内因，学者们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欠发展、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政策不合理以及政治和经济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等方面。Jeanne(2003)列举了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错配的几种原因：货币发行人的可信度缺失、政府对货币错配借款人公开或不公开地进行救助、本国金融发展滞后、政府政策承诺或传导工具存在问题以及对国内部分企业的保险政策等等。

(尤其是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Goldstein& Turner指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但是资金短缺，特别是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所需的外汇资金。同时，由于这些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本国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即存在所谓的原罪问题(original sin)，因而只能通过借入外债来为本国发展筹集资金，货币错配问题从而不可避免。Eichengreen et al．(2005)认为货币错配是原罪的一个可能结果，取决于当局如何管理原罪的影响，或者说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国际债务的反应。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的欠发展，缺乏有效对冲货币风险的各种金融工具，导致货币错配不断积累。

De Nicolo et al．(2003)认为制度因素是决定各国银行存款美元化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De la Torre&Schmukle(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范围广泛、功能相对完善的市场及有关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产权制度、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制度、债权人信息以及治理结构等方面。所有这些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有效实施金融监管和履行各种合约的基础。制度不健全导致发展中国家存在较高的系统性风险(如宏观价格风险、价格引致的违约风险等)，使得合约缺乏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cy，即债务人合约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重新考虑修改合约的有关条款)，因而短期美元合约成为代理人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进行交易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理性反应。

主要表现在不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制定失误、固定汇率安排、金融账户开放太早、外汇管理和外债管理失误等)、政府隐含的或明确的救助担保、政策的多变性等方面。货币发行人缺乏可信度导致代理人更多地借入外币债务，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阻碍了本币计值的债券市场发展，而固定的汇率安排对汇率风险套利行为形成不合适的激励(Jeanne，2003；Goldstein&Turner， 2005)。在金融自由化和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会造成本币汇率高估，从而外币计值债务的事前成本较低(Bunda，2003)。Bussiere et al．(2004)发现货币错配程度与金融账户的开放程度正相关。Eichengreenetal．(2005)指出一国政府可能会忽视积累储备作为保护其免受汇率冲击的必要性，或者可能会误导银行和企业，使之相信汇率会永远保持钉住，使得他们低估汇率风险，因而低估外汇敞口头寸风险。新兴国家过多地借入外币债务是由于存在政府隐含的或明确的救助担保(McKinnon& Pill，1999；et al．)。Bunda(2003)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一方面存在与汇率制度选择内在相关的隐含担保；另一方面，如果发生银行挤提，对外币计值的存款存在着隐含的担保。De la Torre&Schmukle认为，持有美元债务的债务人预期政府会提供救助，因为他们“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或“太多而不能跨”(too many to fail)。

在东南亚国家中至少存在三种影响私人投资者行为的政府担保：国家为保证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政府对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承诺和缺乏弹性的固定汇率制，后两种担保实际上是对私人短期对外融资的补贴(金洪飞，2004)。外国贷款人偏好外币贷款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也受国内货币(抵押品)高估的因素所驱动。DelaTorre&Schmukle分析了与政府有关的时间不一致性和双重代理(dual—agency)问题，指出政策的多变性可能导致稀释风险(dilution risk)和没收风险(confiscation risk)，所谓稀释风险是指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政府作为本币债务的发放人，存在着通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降低本币债务的激励所造成的风险。没收风险是指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政府对金融合约在行政上所强加的强制性侵犯而带来的风险。稀释风险可以在不违反合约条款的情况下侵蚀金融合约的实际价值，没收风险来自于合约条款本身会被主权政府的法规所改变。因此，短期外币合约是理性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均衡结果。

有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甚至爆发战争、内乱等，国内经济也存在较高的风险，常常发生剧烈波动，使得公众对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丧失信心。因此，外国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偿付约束更紧，导致债务结构更多地倾向于短期外币债务，从而形成货币错配(De la Torre&Schmukle，2003；Bussiere et al， 2004)。

根据货币错配的定义，不同的层面都可能存在货币错配，并造成不同的影响。

在宏观层面上，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对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和产出等方面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Goldstein&Turner，2005)。

1．货币错配使得一国金融系统变得脆弱，增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Mishkin(1996)首先指出，正是由于企业和银行的收入与债务的币种结构不同引发了墨西哥的银行危机。Allen et al．(2002)通过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危机中的资产负债敞口，认为几乎所有的危机都伴随着严重的货币错配问题。在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本币贬值会产生不利的资产负债效应，导致借款企业净值大幅缩水，从而陷入财务困境，甚至破产。企业的破产会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破产，最后引发大规模的货币金融危机。研究90年代以来新型货币危机的学者们认为货币错配是引发货币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Bun&认为在金融自由化和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新兴国家资产负债表上的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相结合会导致短期外币债务和投资的内生积累，从而实际汇率升值。当发生实际的不利冲击时，同样的积累过程会反向进行，导致货币贬值，并引发货币危机或国际收支危机。此外，货币错配会与期限错配相互作用，并加剧期限错配，使金融脆弱性变得更为严重 (Bussiere et al．，2004；McKinnon，2005)。

2．货币错配还会在发生外部冲击时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国际性经济衰退导致国外需求减少时，一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反应是降低利率，刺激国内需求，并让本币适度贬值，以确保隔断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但是，在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如果调低国内利率，会引起本币贬值，而贬值将导致上述的金融脆弱性；如果通过提高利率来维持本币汇率，那么企业的财务负担会加重，总需求将下降，经济衰退可能会更严重。Jeanne&Zettelmeyer(2002)通过模型得到，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制约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对自实现的资本账户危机的能力。

3．货币错配会对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及汇率政策的实施带来困难。货币错配引起的金融脆弱性使得发展中国家虽然名义上实行弹性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将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一个狭小幅度内，形成了所谓的“浮动恐惧症”(fear of floating)。Haus— nlallrletal．(2001)和Ganapolsky(2003)发现货币错配程度与汇率弹性负相关。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一般都是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情况有利(如资本流入或贸易条件改善)时积累了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从而导致本币面临升值压力，但它们不愿本币升值，担心升值会损害其国际竞争力和导致外汇储备价值缩水，并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带来冲击，从而又陷入了“高储蓄两难”的困境。Eichengreen et al．(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货币错配与较高的国际储备正相关。这时，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在降低货币错配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它们只能选择对美元保持高度稳定的软钉住汇率制度，或者只能采取激进的方法——即实行本国经济的美元化。

4．在出现外部冲击时货币错配会导致投资的收缩及产出的收缩和波动。货币错配与本币大幅贬值相互作用，会大大降低私人部门的净值和资信，进而导致投资和产出下降(Goldstein&Turner，2005)。货币错配会引起期限错配并恶化期限错配，使偿付约束更紧，导致债务结构更多地倾向于短期债务，因此面临风险的投资项目增加，造成产出波动加剧和投资收缩(Bussirre et al ，2004；Ranciere et al．，2003)。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发生贬值时，政府将在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非贸易部门的通货紧缩和国内产出的损失)和放弃固定汇率的成本(国家信用的损失)之间进行权衡，但两种情况下产出都会收缩 (Bunda，2003)。Levy—Yeyati(2003)认为国内金融美元化与产出增长的波动性正相关。Calvo et s1． (2004)发现国内银行的美元化增加了资本流入突然中止的可能性。C6spedes(2004)发现在外债水平上升时，贬值具有不断增强的紧缩效应。

从微观角度来看，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家庭如果其资产与负债或收入与支出存在货币错配情况，那么其净值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汇率波动冲击的风险。但是，货币错配对企业的影响具有“双刃剑”效应。对于存在货币错配的企业，汇率变化会产生扩张性效应(贸易企业)和资产负债表效应(Magud．，2004)。如果扩张性效应大于资产负债效应，则对企业有利；反之，如果扩张性小于资产负债表效应，同时货币错配引起企业所支付的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会导致许多企业净值和产出下降，进而无法偿还债务而破产。当然，货币错配对企业的具体影响还应考虑该企业货币错配的规模、企业的性质(是否为贸易企业)以及贸易企业的出口结构、贸易条件、收支的币种结构等其他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货币错配的影响会相互作用。一方面，货币错配对微观主体的影响会传导至银行等金融机构(尽管它们本身可能并不存在货币错配)，并叠加和传导至宏观层面，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影响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货币错配在宏观层面的影响——如浮动恐惧(固定汇率制度)，导致企业不会将汇率风险内部化，从而货币错配不断积累。

鉴于货币错配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及微观经济主体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准确地衡量货币错配并对其进行监控就显得非常重要。国外金融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货币错配的衡量方法，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Ganapolsky提出用外币债务对外币资产的比率来衡量金融系统货币错配程度，如果这一比率大于1。则说明金融体系存在贬值风险。Arteta则构造了银行部门美元化的比率：(1)贷款美元化(私人部门美元贷款占私人部门总贷款的比率或私人部门美元贷款占银行总资产的比率)；(2)存款美元化(美元存款占总存款的比率或美元存款占银行总负债的比率)；(3)存贷错配比率(美元存款与美元贷款的差占银行总负债的比率)。

Goldstein&Turner认为短期外债对国际储备的比率(记为SFC/RES)和广义货币(M2)对外汇储备的比率(记为M2/RES)是预测是否发生货币危机的一个有价值的先行指标，可以作为测度货币错配程度的指标。同时。他们还构建了一个新的实际货币错配总额指标(Aggregate Efective Currency Mismatch。记为AECM)，计算公式为：

; NFCA＜O (1a)

; NFCA＞O (1b)

公式中的NFCA表示净外币资产，EXP(IMP)表示商品和劳务出(进)口总额，FC和TD表示外币债务和总债务。显然，在NFCA为负的情况下，NFCA(绝对值)越小、EXP越大或FC/TD越小，则AECM值越小，说明货币错配程度越小。NFCA为正的情况可做同样的分析。式(1a)中的负号为笔者所加，以使AECM大于0。

Eichengreen et a1．(2005)也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错配衡量指标(MISMATCH)，计算公式如下：

； (2a)

式中RES表示外汇储备总额，OSIN表示原罪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OSINi=max{1-i国以本币发行的证券总额/i国发行的证券总额}

分子包括以i国货币发行的所有证券，而不管发行者国籍是否为i国。显然，MISMATCH越大，说明货币错配程度越高。

Cowanetal指出，如果企业对其外币敞口进行了套期保值，那么将资产负债表上外币债务作为货币错配额可能会高估货币错配。因此。要准确地衡量货币错配水平，掌握资产、负债、收入流以及金融衍生品等的币种结构的全面资料是至关重要的(Arteta，Cowaneta1，Eiehengreeneta1，Goldstein&Turner，2005)。

根据货币错配的成因，金融学者们纷纷提出了对货币错配风险进行管理的政策建议。针对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原罪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发展包括国内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在内的国内金融市场，提供汇率风险的对冲保值工具，并降低外资银行的进入壁垒，对于降低货币错配风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De la Torre&Schmukle强调指出，新兴国家在没有解决导致系统性风险的根本原因之前所进行的反美元化(dedollarization)努力可能比通常认为的更难成功。并导致风险转移而不是降低风险，因此，加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法制框架、监管制度、产权制度、会计制度、透明度要求等对于发展金融市场进而降低货币错配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各微观主体有关数据的统计，以对其货币错配情况进行监控。

Bunda指出，如果政府对外国贷款人做出可信的承诺，并以同样方式缔结和实施合约。则容易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获得融资。Yeyati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降低美元化，应以通货膨胀稳定为目标。而不是以汇率稳定为目标。通过对金融中介机构的本外币征收不同税收和实施管制政策可以有效降低美元化。但是可能产生资本外逃和金融脱媒的巨大代价。Eichengreen et a1(2005)认为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助于降低货币错配程度。因此，应提高政策可信度，采用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实施审慎的财政政策、加强资本项目管理和外汇外债管理，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鉴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银行和工商企业会认为他们不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因而通常不会对美元债务进行套期保值，这样容易导致货币错配。Cowan et a1．Goldstein&Tumer认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通过消除隐含的汇率保险和迫使企业将汇率风险内在化而降低敞口风险，从而将货币错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Eichengreen&Hausmann，1999；McKinnon，2001)认为更具弹性的汇率会增加对冲的成本，从而不会导致货币错配的降低。Arteta发现浮动汇率制度与银行存款美元化和贷款美元化正相关，但前者相关程度比后者更强，结果导致国内金融中介机构的货币错配程度上升。但银行存贷错配并不意味着总外汇敞口一定上升，因为在浮动汇率下银行可能对其敞口进行对冲。

就国际社会解决货币错配问题的作用而言。Eichengreen&Hausmann(2003)建议构造一个由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并鼓励国际金融机构和十国集团政府发放以该篮子货币计值的债券；Goldstein&Tumer建议新兴市场借款人发行与GDP指数挂钩的以美元计值的债券，同时建议IMF公布各国总货币错配情况，并将其作为获得IMF贷款的条件。由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经常会做出一些不合适的贷款政策，如向新兴市场国家借款人发放规模巨大的短期外币贷款，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因此，Anne Krueger(2000)提出防止货币错配积累的两个方法：一是规定新兴市场国家国内经济主体的外币债务不由其国内司法来管辖实施，另一个则是要求七国集团立法规定其金融机构只能向新兴市场国家发放以该国货币计值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