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阁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 “如果，我的病不再折磨我，我的生命还能延续下去的话，我倒愿意矢志终生献身文艺，永远学习；永远努力……”

病魔一直在威胁着她，甚至有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却不断与病魔抗争。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她的脸色苍白似纸。这种苍白的脸色，会令关心她的人，为她的健康而担忧。不过她很坚强。尽管健康情况不好，却活得十分有劲，既无“弱不胜衣”的病态；也没有I want live fast的消极思想，用生之意志与病魔搏斗，视文艺为生命的最终目的，一若徐志摩将曼殊斐尔喻作鹃鸟时所说：“唱至血枯音嘶，也还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

在上海名人手稿馆里，那些无言的手稿流传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感动。赵清阁——一位上海女作家的名字频频出现，徐徐透露出背后的万千气象。60馀年前，她凭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进入文坛。她能诗能文，善小说和戏剧，更画得一手水墨国画。她伴着祖国的苦难与欢乐，沿着坎坷的道路，经历了个人与社会的动汤和转折。

赵清阁，笔名清谷、铁公、人一，1914年5月9日出生在河南信阳城内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里。她的祖父是一个清朝举人，曾当过学官，熟通古文韵律，能吟诗作赋。她的舅舅是进士，母亲是一个聪明而有才气的女子，不仅长于刺绣女红，还从小就自学文化，会作诗绘画。可惜红颜薄命，在她五岁的时候，年仅26岁的母亲就离开了人间。幼小的她从此成了孤女，被寄养在舅舅家中，开始与表兄妹一起受旧诗书的薰陶，直到8岁时进入省立女师附小念书。

进入小学不久，她父亲续娶了一房太太。她不喜欢继母，她的继母也不喜欢她。父亲老是站在继母那一边，开始逐渐对她疏远，只有祖母是她相依为命的亲人。由于家庭环境的恶劣，她很早就养成了伤感、孤僻的性格，习惯在“孤孤独独，凄凄凉凉”中求学，在“孤孤独独，凄凄凉凉”中求生。女师附小的教员，蒋光慈的夫人宋若瑜注意到她后，给予她极大的帮助，诱导她学习文艺创作。孤寂中，她将书本当作做知己，虽然它们无法代替母爱，却帮助她找到了逃避之所。随着“五四”运动后的新文艺的深入，叛逆的念头开始在她的心中萌生，走出这个封建家庭的渴望也愈发强烈。

这一切终于在她初中即将毕业时成为现实。有一天，她在父亲屋外的石榴树上无意中听到父亲与继母的谈话，当听到他们打算让她尽早退学嫁人时，她好似遭到了晴天霹雳，气得浑身哆嗦。她终于明白，这个封建家庭已经容不下她，他们连终身大事都要替她包办了，他们想通过这种封建婚姻，把她从家里一脚踢出去，以牺牲她来换取好处。她意识到出走是惟一的出路，她在心里疾呼：“不能容忍！我要读书，我要求学！”。

1929年严冬里一个漆黑、寒冷的深夜，15岁的赵清阁终于下定了决心，怀揣慈爱的祖母仅有的四块银元悄悄逃出了信阳老家，搭上了驶往开封的夜车，结束了一生中仅有的家庭生活，开始独自面对背井离乡的颠沛漂泊的生活发出的挑战。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她居然考上了河南艺术高中，还得到助学金。离开家庭后一贫如洗的她，终于有了生活保障和较安定的学习环境。在艺术高中期间，她的主课是绘画和艺术概论，也同时学习音乐。经过两年扎扎实实的科班训练，她的西洋画、素描和国画都长进不少。她还常常随学校教务处处长谢孟刚学习乐理，并向校长焦端初借阅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她酷爱唐宋诗词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受他们的影响，她开始写诗，用它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抨击旧社会的黑暗。1930年，她第一次向开封《民报》投稿，稿件即被发表，那时她只有16岁。随后，她的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创作热情也越来越高。

此后，她一边在河南《民国日报》当编辑，一边到河南大学旁听，充实自己，同时还在救济院贫民小学校教书。在那里，她接触了许多下层人民，对他们产生深深的同情，也对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罪恶感到不平和愤慨。她朦胧地向往革命，渴望自由和平等。当时，她主编《新河南报》的文艺周刊和《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并常给《河南民报》、《新河南报》和上海《女子月刊》写“不拐弯抹角”的文章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然而她这种稚气的仗义行为触怒了报社，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威胁，并被视为危险分子而遭解雇。

由于局势日渐紧张，在师友的鼓励和协助下，她离开了河南，于1933年奔赴上海，开始了另一段人生之路。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制造梦幻的地方。现代经济使上海空前繁华，而繁华的大上海更让许多中国女性充满了向往。赵清阁同样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读了三年艺术高中后只身来到这里。18岁之前，因为幼失母爱，她变成一个孤僻的孩子；18岁之后，她在上海积极投入时代的洪流，在暴风雨中成长为一株坚强的劲草。

1933年，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师从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这时，她忧郁的气质、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没有钱交学费，她宁愿勤工俭学也不向后母索取。生活的现实启发她思考，画笔则显露出她的思想。她在自己的小说集《凤》中自言“喜欢孤僻”，又说“喜欢寂静”。她在“寂静”中思索如何为自己杀出一条路来，于是，她的性格中又多了倨傲顽强的一面。

身为美专学生的她，却更勤于写作，逐渐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还兼任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的编辑，开始其半工半读的生活。最终，她成了作家，而不是画家，她愿意关注更为复杂的社会和人生。

1934年春，她给鲁迅先生寄诗文求教，鲁迅很快就回了信，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并亲切接待了她。在她的文学生涯中，这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给她的鼓舞力量更是永恒的。随后，由于受丁玲作品《水》的影响，她以家乡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农民逃荒的悲惨景况为背景，写下了短篇小说《旱》，连同当时她创作的其他短篇小说，由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结集出版。同时，她也向摩登剧社的左明，复旦剧社的洪深、田汉等左翼剧作家学习戏剧创作。他们是“天一”的导演，常鼓励她不但要做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最好也能做导演。这对她的影响十分巨大。这期间，她还结识了欧阳予倩、应云卫、陈凝秋、袁牧之、陈波儿、安娥、王莹等许多进步电影、戏剧家，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在学校里，她参加了“美专”的学生会，继续深入下层群众中，亲身感受他们的苦难，逐渐对上海殖民地的生活有了进一步认识，为今后更好地创作打下了基础。

“美专”毕业以后，她离开上海回到开封，并受聘于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因其中有两篇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而被判入狱半年。出狱后，她甩掉特务的盯梢再回上海，先后担任女子书店总编辑和《女子月刊》编辑，还一度在电影公司担任编剧。

虽然屡屡被特务威胁，生活在不安中，她依然不懈地为投身革命的理想而奋斗。刘以鬯

先生在文章中说，她的国家观念特别强烈，有良知，愿意负起匹夫之责。抗战爆发后，她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剧本。她相信，戏剧所起的宣传作用远比其他的表现方式更大，希望借此唤醒群众的民族意识。后来，她又去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后方重庆。虽然在深重的乌云下看不见光明，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她的心头。“那时在我的灵魂深处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个中华民族为历来对日本仇恨而抑郁的心都开始奔放了！没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为同一个‘抗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人不怀着最大希望与胜利的信念。”这是1938年她在散文《汉川行》中的一段回忆。在重庆期间，她还曾两次见到周恩来。

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她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上海－－这座阔别已久、千疮百孔的城市。虽然黑暗的统治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她仍然坚持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她担任《神州卫报》副刊主编，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直至1979年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红楼梦》研究及改编工作。虽然1947年间许多革命作家相继离去，她也一直没有离开。

长期的多地奔波和曾经冷酷的监狱生活使赵清阁的身心备受折磨，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极起来，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时期。然而，她并没有由于缺医少药的条件而在与病魔作斗争时沦为悲观者，她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奋战，反而成为一个执拗的乐观主义者。

许广平回忆说：她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和萧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因为从小习惯寂寞与孤寂，她喜欢把自己的所有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在她还是个少女时，她就开始写作。每当她觉得画稿无法表达出她所目睹的一切惨剧时，她就将其变为文字。她的《打浦桥》就是这样写成的。从1933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她写的短篇小说大都收在《旱》与《华北之秋》这两部集子里。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激起她更大的写作热情，使她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纵使疾病始终困扰着她，她仍然不懈地创作着。她到汉口为中国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文艺月刊－－《弹花》。所谓“弹花”，就是说抗战的子弹必将盛开胜利之花。这正好圆了她亲近革命大后方的心愿。后来，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在武汉和重庆间来回奔波。她在《汉川行》中描述了这段艰难的漂泊生活,表达了她坚持抗日宣传的决心：“我终究不忍心使之停顿，想到创办时的万般艰辛，自己遭受了种种的困难才干起来，虽然没有多大效果，可是至少出版以来，每期总有几百本轮流在加倍数目的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前方战士们手里翻阅着，使他们在火线上还能得到些后方同胞从文字上所表现的鼓励和慰劳，这对于他们是精神上的食粮，是武力的后盾，可以令他们感到安悦、兴奋，更乐于去和鬼子拼了。只凭这一点，《弹花》就有必要生存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要继续扶植她成长，我不能放弃这个责任……”

虽然发表了许多小说，但她感到自己热切的心情仍然得不到满足。她觉得只有把当时的情景完全抒写出来，用文字活生生地再现生活，才能使她得到满足。她认为小说局限了艺术形象的生动化，于是在洪深等人的鼓励下，她产生了尝试写电影文学剧本的欲望。

1936年，她在《妇女文化》月刊上发表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1938年10月，她的戏剧集《血债》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随后，她陆续写出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生死恋》《清风明月》《关羽》《花木兰》等20多个多幕剧以及三本独幕剧作品集。一时间，戏剧工作者纷纷从事救亡演出活动，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战斗形式。

在她所创作的戏剧作品中，她最喜欢的是《活》（又名《雨打梨花》）。她说：“我喜欢《活》，并不敢说《活》好。《活》是一个偏于心理描画，文艺性稍重的‘温’戏。她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乏所谓‘噱头’，只是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经’上有过分的着眼。这一点，假如你不用戏院老板的眼光看她，或许你会同我一样，也很喜欢她。”

对现实的不满促使她的写作欲望一发不可收拾。除了这些宣传爱国思想的作品，她还有不少反映反帝斗争的话剧，如五幕话剧《女杰》、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和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编的五幕剧《此恨绵绵》。在她的笔下，每个人物都富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轰轰烈烈的悲壮气质。她还与老舍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她认为创作这个剧本是“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对于合作的过程，她也感到很满意，认为达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她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

尽管创作了许多作品，但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创造着、前进着。她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如果我的病不再折磨我，我的生命还能延续下去的话，我倒愿意矢志终生献身文艺，永远学习，永远努力……”虽然病魔一直在威胁着她，甚至有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却仍然活得十分有劲，视文艺为最终目的。在这个时期，她还不断探索，创作了不少戏剧理论著作，如《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

抗战胜利后，她出版了独幕剧集《桥》、短篇小说集《落叶》，创作了中篇小说《江上烟》《艺灵魂》，长篇小说《双宿双飞》《月上柳梢》，以及许多杂文、散文。回到上海，她蛰居虹口，闭门谢客，但一直写作，从不辍笔。《几番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是她从事电影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蝶恋花》成了当时很卖座的电影，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的妓女行业的状况。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真实、黑暗而又很少被人注视的角落。随后，她创作了《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剧本。打倒“四人帮”后，她又创作了《粉墨青青》，在《人民日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散文，可谓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赵清阁一直独身，她和女佣吴嫂相依为命，常有文章见报，但拒绝为自己写传。即便如此，她的一生也不孤寂，她有幸结识了诸多的师友，并得到他们的友谊和关爱。

她早年最景仰的是郭沫若，在中学时代就拜读过郭沫若的《女神》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译著。在上海的时候，因为钦羡、向往革命的大后方，她向表达了投身革命的意愿。郭沫若在回信中问她：“我们这里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她回答道：“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果真去了。她到武汉慰问苏联志愿军空军大队，还到重庆聆听郭沫若宣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演讲－－《女子是人类的一半》，并将其整理成文，发表在由她主编的《弹花》月刊上。她在给郭沫若写信时尊称其为“沫翁”。郭沫若回信时，署名为“羽公”，他幽默地对她解释说：“你称我为翁，我还没有老呢。‘羽公’，就是‘翁’字上下结构的位置对调。你看我这个老翁还能在你面前翻个跟斗，你看我老不老？”后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概括了她的性格、气质和她在文艺上的贡献。

她与茅盾的友情维系的时间最长，也是最深的。他们相识于1937年，那时作为编辑的她常向茅盾约稿。虽然全国解放后，他们各居京沪，但笺问始终未断。只有文革时有一段时间彼此失去联系，直到1975年暮春，病中的她向友人打听茅盾的近况后，才略知一二。她还冒险给茅盾写了封信，简述近况以报平安，信后她抄录了一首《西湖忆旧》：“黄昏品茗西泠前，酒酣明月夜泛船；洪老求签卜解放，茅公知津笑书癫。”以此来询问“第二次解放”的到来。当时年已八旬的茅盾对她很是赞赏，写了长律《清谷行》赠她，后被收入到《茅盾诗词》中。

长年历经劫难使她的胆子越来越小。1976年茅盾80岁生日时，她为他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小轴《秋江孤帆图》，即将寄出时又觉题句欠妥，怕招惹祸端，于是只留上下款。茅盾看后回信说：“秋江孤帆图，甚有飘逸之意致，鄙意原题倘若裁去，则于全布局有损，当珍藏之，不以示人也。”她这才作罢。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即书写《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和《过河卒》两首诗给她，以庆贺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雅舍主人梁实秋与她也私交甚笃，还有过愉快的合作。1943年，她为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所感动，将其译作收入她主编的《黄河文艺丛书》并出版。后来，她又与梁实秋相互切磋，将其改编为话剧《此恨绵绵》。此剧后来由当时的重庆国立歌剧学校演出，并获得好评。日本投降后，他们南北分手，各居旧地。1986年在哈尔滨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上，她邂逅华裔美籍教授周策纵时，还曾探询梁实秋近况并托言问候。

战时在重庆，她和老舍同在文协工作，她十分佩服老舍的才华，仰慕之情常溢于言表。她藏有老舍大量的手札，晚年她把书画捐给了国家，家里挂的都是复制品，惟一留下的真迹是老舍的对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边上的小字是“清阁长寿”，落款为“老舍恭祝”。它被挂在她书案前方的墙上，与她朝夕相处。

抗战后期，由于改编《红楼梦》的成功，她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最佳女作家，她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后来她和冰心还常就健康问题多次通信。

晚年时她自制了一本精美的画册，收藏的多是自己的画作。每幅画旁分别有郭沫若、冰心、张恨水等人的题词。她和许多文化界人都有文字来往，这些文稿谈诗论画，纵论时事，才情横溢，十分珍贵，后来被她赠与上海图书馆。

田汉曾写过一首七律：“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敢向嘉陵录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认识这位元多产的女作家的人，都说她“冷”，有男子气概。其实并不尽然。有男子气概不错，但她并不是个缺乏热情的作家。没有热情的人写不出扣人心弦的作品，她只不过更愿意将热情注在作品里，而非将它当做面具戴在脸上。

1945后，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她不仅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及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还担任上海文联委员。在两三年内，她创作了许多部电影剧本，有《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她还先后把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以通俗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本《桃花扇》、五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得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学遗产。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千万知识份子深受其害，她当然也不能幸免。她被批斗抄家，过度的精神迫害使她患了脑血栓，瘫痪了几年，她后来回忆说：“真是九死一生！”。

打倒“四人帮”后，她获得平反，创作的热情又重新被激发起来。她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

20世纪80年代，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行云散记》《浮生若梦》《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等。1990年以后，她虽然没有什么大作品问世，却也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惟三五百字耳。”

“直以见性，柔以见情。”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独特的历史画面，写下了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3年奔赴上海。在那里，经过考试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跟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绘画是主课，画笔下，也显露出她的思想。她曾在毕业刊上发表过《高尔基画像》的素描，该刊对这幅画评价甚高，说是：“鲁殿灵光，弥足珍贵。”但身为美专学生的赵清阁，却更勤于写作，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她还在上海天一电影公司任该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编辑，继续半工半读。

这段生活十分紧张，白天上课学画，晚上呆在摄影棚里，找材料写报道。她在这儿认识了摩登剧社的左明、复旦剧社的洪深等左翼剧作家，他们是“天一”的导演，对赵清阁影响很大。赵清阁还参加了“美专”的学生会，偶尔还到闸北工厂教女工学文化。深入下层，使她对上海殖民地的生活逐渐有了些了解和认识，更具体一点地向往革命，希望创作出进步的有分量的作品。

赵清阁给鲁迅先生写过信，寄诗文求教。她没料到，鲁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并约她谈话。193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左明陪她去看望鲁迅先生。这位二十一岁的女青年，在伟人面前十分激动，平时本来不爱说话，此时就更张不开口了。鲁迅先生慈祥的目光，温暖的手，使她放松了许多。鲁迅先生鼓励她写散文，因为散文也是既抒情又讲究辞藻美的。这是鲁迅先生爱护年轻人的一贯作风。解放后，许广平曾同她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印象，说赵清阁与萧红不同，萧红是活泼的女青年，而她却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在赵清阁的文学生涯中，这虽只是暂短的一瞬，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教育和记忆，给她的鼓舞力量也是巨大的，永恒的。

一个深秋的傍晚，赵清阁走出“美专”大门，沿着菜市路（今顺昌路）尽头的小河，漫步踱过打浦桥。小河里的水污浊不堪，不时散发出一阵阵腥臭气味，两岸堆满垃圾。她伫立河边，拿起画笔和速写本，灵感已经爬上心头，正准备画点什么。忽然一阵凄厉的哭声冲进她的沉思。小河对岸驶来一只木船，船头放着一具棺材，一个披麻带孝的妇女伏相啼哭，上岸后，她一面烧纸钱，一面哭诉，一个五六岁瘦骨如柴的男孩，拄着根哭丧棒站在妇人身边，畏缩地瞪着眼睛。这凄惨的情景，使赵清阁禁不住走过桥去，向船夫打听，得知这妇人在生计艰难的关口死了当家人，这对她说来就如同塌了天！妇人安葬了死者，牵着孩子在枢棚前叩了头，哭着上了船。船驶远了，“未亡人”依依不舍地立在船头眺望枢棚。那枢棚前的纸钱灰烬随风飞扬，四周回复了黄昏时的寂静。赵清阁目睹这一切，心情又难过又激动，她提笔速写了荒草丛中新搭的枢棚。但她觉得这是一张空洞的画稿，于是把它撕掉了。但打浦桥的惨剧仍在她的心中索绕，不久，便写下短篇小说《打浦桥》，后来收在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华北的秋》里（1937年，上海铁流书局）。

小说发表后，赵清阁感到打浦桥边受伤的心仍然得不到平复，她觉得只有把那时的情和景抒写无余，把文字变成生动的画面，她才能得到满足，她认为小说局限了艺术形象的生动化，从此，便产生了写电影文学剧本的欲望。

杜宣先生关于赵清阁的一段话：“我原本以为才女高标，洁身自好，是一件至善至美之事；可是看到赵清阁的结局，大受刺激。独身可以，但不要因为一个男人。好的女子一定要有好的感情呵护着，不能给予她们这种保障的男人，不配去接近她们。”这样的话，无论怎样的女子读到，都要感动的吧。

我们远隔历史，赵清阁先生的时代对我来说，总是带着很深的隔膜。在文学史中看到过不少女作家的努力与抗争，有悲有喜的结局。因此，实在是敬佩她的。商羊在《怀念一个人和他的女朋友们》中说，赵清阁与杜宣“在一些公开场合见面，总是会拥抱一下”，总是觉得杜先生的拥抱，“有着安慰的意味”。“可是他怜惜她什么？不得而知。公公﹙指杜宣﹚赞美女性，最高的褒奖是‘高标动人’，我不知道看他如此赞美了多少女性朋友，都是文字上的；言语中，我只听他这样说过的，就是赵先生”。那不得而知怜惜的源头之一，大概是赵先生为了文坛上名声显赫的“某君”，终生未嫁的坚持。因此有了杜先生在赵清阁逝世后的那段关于才女独身的话。

我突然觉得，像赵清阁这样的女子，是连女性都会要怜惜的。我曾把杜先生的话读给一位朋友听，她说：“女子独身，多半是因为一个男人，何况才女！”也许正如商羊在文章中说的话：“男女在看待某些问题上先天注定地会天壤之别”，“男人看到的是价值，女人看到的是情义”。

因此，我们只能感动并感激于杜先生的话，却无法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