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外地移民大量涌入，以原籍浙江省为最多。浙江移民中的宁波籍人甚至在上海成立了“宁波同乡会”，不仅起到联络乡情、互通声气的作用，且能与上海的租界相抗争，以捍卫乡人的权益，在当时创下不小的名声。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温州模式”，温州人以个体小生产发家，而今经商的足迹遍及全世界，不少地区和城市均出现“温州街”、“温州村”之类温州人聚居或经营的场所。还有金华地区商人的进取精神，最典型的就是义乌商人，从“鸡毛换糖”到世界第一大小商品市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越文化精髓。这类现象大家都很熟悉，而从民俗学的角度给予观照，以与越人的文化心理特征相连结，也许会有深一层的体认。

越艺和越俗稍有不同，在于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百越文化相嫁接的产物，艺术形态上受中原文化多方面的陶铸与熏染，距离百越文化原始、质朴的风貌已相当遥远。不过越地艺术文化在骨子里仍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崇尚自然可说是它的一大特点，由此而体现出来的那种反朴归真的情趣，也还是同百越文化的基因有着血缘关系。

越艺的宗尚自然，首先表见于山水文艺的发达。中国山水文学的传统正式形成于六朝，其肇端离不开越地山水。如山水诗派的创始人谢灵运，其诗兴得力于永嘉山水人所共知。又如现存最早的山水赋有孙绰《天台山赋》，山水小品有吴均《与宋元思书》，均以越地山水为表现对象。

山水画则在东晋顾恺之已见滥觞，画虽不存，而从顾恺之评论会稽山川之美，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来作形容，亦可见其发兴之由。山水与越地艺术结下不解之缘，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当今，充分显示了越文化的个性。

越艺的宗尚自然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表现，便是抒述性灵。如果说，山水代表着物的自然，那么，性灵正意味着人的自然，即情性的自然，而且两者之间常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发扬性灵也就成了越地艺术文化的传统。性灵思潮的源头似可追溯至魏末嵇康，并于“竹林七贤”的交游活动中得到一定的反响。

我们看汉魏以来兴起的文人五言诗作，其第一波建安诗歌，诗风厚重而有风骨，属典型的中原文化。第二波正始诗歌便有了独抒性灵的气息，像“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那样一种从容自得的境界，以往诗篇中罕见，这跟文坛主将嵇康的影响分不开，因为嵇康本人即可视以为这一“魏晋风度”的化身。嵇康以后，郭璞的游仙诗里或杂有越地山水与性灵文化的影子，至东晋玄言诗潮，则整个地笼罩着自然适性的言说宗旨。玄言诗作的相当一大部分是在越地山水宴游活动中展开的，兰亭宴集便是个著名的例子，此风于山水诗兴起后续有衍申，而越文化中的性灵取向因亦得到彰显。

唐以后，文坛重心转移北上，但开、天年间仍有“吴中四子”，其中的贺知章乃四明人，诗风清畅自然，不同于北方诗人。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一个浙东诗人群，不少人都带有抒述性灵的倾向，如秦系、朱放、张志和、僧灵澈、僧清江等，在唐代诗坛上独具一格。此外，如南宋时的“永嘉四灵”，反江西，倡晚唐，主性灵，影响及于全国；又如元末的杨维桢与王冕，明中叶以后的徐渭、张岱、王思任、陶望龄，直至清中叶的袁枚、赵翼和稍后的龚自珍等，均属性灵文学的大家。可见重性灵的传统在越地源远流长，确系越地艺术文化的一大特色，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尚不多。

山水、性灵之外，越艺的宗尚自然还有多种形态，像宋窑出产的青瓷、白瓷不同于“唐三彩”，越地林园的萧疏自然不同于颐和园的金碧辉煌或苏州园林的工巧精致，乃至宋元南戏的质朴通俗、明清山歌的泼辣大胆以及绍剧、婺剧的亢厉粗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着越艺返归自然的特性。

越地学术思想与成果的清理、总结工作，因为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统系，或可称之为“越学”。诚然，学术层面的文化不可能像习俗文化、艺术文化那样具备鲜明而独特的地方色彩，因为学术思想与成果总是面向全国各地区开放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在所难免。不过地区内部的家族渊源、师友承传甚至后辈对前贤的精神仰慕与追踪，自亦是经常在起作用，这便是“越学”得以成立的依据。

“越学”的发轫大致以东汉中叶王充著《论衡》为标志。《论衡》针对两汉流行的谶纬神学及其他迷信，标榜“疾虚妄，求实诚”的论说宗旨，大力批判各种保守、愚昧的习气，发扬实事求是的认知精神，这一崇实求真的指导思想为越学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王充以后，历魏晋南北朝隋唐，越地未见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问世，“越学”的承传在若存若亡之间。至北宋，经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在越地兴学，“越学”的传统始又扬起，有“明州四子”“永嘉九先生”诸儒表见于世，大抵继承二程洛学而又有自己的特色。但“越学”的真正成熟还要待到南宋乾道、淳熙之后，有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吕祖谦兄弟为代表的金华学派（或称婺州学派）和杨简等“甬上四子”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一时并起，盛况空前。这几个学派间，除杨简等直承陆九渊心学外，陈亮、叶适均以经世致用、讲求事功为胜长，而对一味空谈心性的正宗理学采取批判态度；吕氏兄弟传扬的金华之学虽未有如此的锋芒，但也提倡博学通识、学以致用的作风，主张“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故与朱、陆分门别户，在南宋理学界里隐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金华儒学的这一崇实致用的路线在元明之际续有衍流，并通过明末的刘宗周而接上清初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同以至清中叶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术统绪，后者虽以史学为其主干，而经世砭俗之初衷不改，亦在清世风行的汉、宋之学以外呈一异彩，后劲直达近人章太炎和蔡元培。

以上简略的叙述表明，越地学术文化确有其自身承传的统系，这不光指家族与师友间的有形传授，也包括学理、学风甚至学术精神上的无形继承。总体来说，其核心为一个“实”字，也就是王充所谓的“求实诚”；具体而言，则表现为理念上的批判精神（批判一切虚妄不实之谈）、内容上的史论结合（实事实理）和作风上的学以致用（经世致用）。这正是越学的思想价值之所在，是越地先辈学者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认真地总结和吸取他们的经验，将会对今天的学术建设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越王台位于绍兴市区卧龙山东南麓，系后人为缅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雪耻而建。据《越绝书》记载：越王台规模宏大，有“周六百二十步，柱长三丈五尺三寸”。以后屡废屡建。

如今的越王台上半部分，是1981年在南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绍兴知府汪纲所建越王台遗址上重建的，下面高大的砖砌台基系宋代旧物。

东周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