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尤其是武汉人关注和思考辛亥革命——这一事件令中国浴火重生，中国人由此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需要记录和纪念辛亥革命，我们选定了这个心仪款式的纪念碑——希望能够彰显和传递辛亥革命的精神本质，能够是这座城市依然不落的地标，能够依然令未来数十年、上百年后的人们肃然起敬。

位于辛亥革命博物馆正前方的辛亥革命纪念碑施工现场，经常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时而拿笔勾画草图；时而和施工方负责人交谈；又时而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直到工地收工被劝走为止。“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像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很欣慰。”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者、XD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东昕说。

之前，尽管他已是一名从事了多年建筑设计工作的建筑师。曾先后任职于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SOHO中国有限公司；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欧洲知名建筑事务所；国内具备开创精神的建筑事务所；但他仍感觉没找到挥洒自己青春和才华的舞台。

2009年2月10日，两个多月没有联系到一个项目的的徐东昕在网上很偶然地发现由武汉市政府、武汉市规划局、武汉地产集团为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组织的辛亥革命纪念碑的国际设计竞赛。于是，徐东昕像一个无声无息地潜伏在草丛中很久的猎手，终于等来了猎物的出现，经过近一年的比拼，多轮评选，在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233个方案中，最终力拔头筹，成为最后中标的实施方案。这个设计将作为武汉迈入一线城市的标志，成为武汉地区的新地标。

一场意外的胜利，使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设计团队在国内建筑设计圈内一战成名，现在无论是谁，在介绍这位年轻而有叛逆精神的中国新锐建筑师的时候，都会说“这位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师”。

首先考虑的是城市和建筑艺术，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30年，而英国是130年。中国变化之快，就像经常在记录片里看到的影像：在一座静态的高大地标建筑前，它周围城市的一切都是动态着飞速流动变化，而一两百年间，这座简单而经典的地标都会矗立在那些变幻里。一个简单的东西永远不会在变化流转间显得突兀，所以以建筑语言而言，越简单越好。当初设计时没有局限于传统，没有按常规的做法去做一些浮雕或雕刻文字之类的东西，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与历史有关的作品，就一定不用传统的方式表达，一定不拿政治的手法去做设计，而是拿纯粹的建筑语言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讲得漂亮，这是方案能中标的最重要原因。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是我对这些有伟大创新思想的前辈们的祭奠。

辛亥革命纪念碑的碑体采用简洁的四棱柱形状，上面有个斜切面，侧面看像一把刀。碑身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镂空的艺术手法，自下而上、从小到大开凿出不规则的三角形镂空孔洞，并使用红色LED照明，象征着辛亥革命的火花有如星星之火。在纪念碑顶端将安装高功率惰性气体集束灯，把一束光打至天空中数千米的高度，在几十公里外都可清晰看到，以此来象征革命之火的生命力。

辛亥革命纪念碑项目从2009年初国际招标，我们就开始做功课，读历史、学习政治等。湖北武汉是中华民主革命的诞生地，清朝末年，张之洞在那里开展洋务运动，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诞生在那里。那个时候，他们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去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工程和交通，所以我觉得武汉是一个拥有良好创新意识群众基础的城市，因为有这个基础，对于新思想的接受度高。所以辛亥革命第一枪能在武汉打响，这和这片土地有着能接受新思想萌芽的土壤有关，新思想被民众接受，并慢慢在民众中普及，才酝酿出这场革命。

这个过程很艰辛，当时我就带了几个很年轻的设计师，当周围人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时，都劝我不要做，他们断定这是没结果或不该是我做的事情，但我就是想干什么事必须干，不干好不行的性格。湖北又是我的老家，当时我就想，对一个创业之初的设计师而言，即使是失败了，也没什么遗憾的，竭尽全力做这件事做到极致就可以了，于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推掉了四五个商业项目……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西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义爆发的当晚深夜，由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亲自主盟加入同盟会，正在保定军谘府军官学校就读的六弟何贯中，第一时间得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得到把哨同学的协助，潜出军校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全国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海内人士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致满清政府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清檄文。

“陕西流传着辛亥革命的故事，应该多建设辛亥革命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作为历史记忆。”3日至4日，海内外百位学者在西安参加今年大陆首场纪念辛亥革命学术论坛。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葛承雍在论坛上这样建议。

以黄帝旗帜来凝聚民族精神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清明公祭人文始祖黄帝前夕，省政府和西北大学承办“黄帝旗帜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将研讨的主题冠以‘黄帝旗帜’，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昨日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在讲话中说。

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先生在论坛上致辞时说，黄帝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被认同，这种认同的实质是对于民族的认可，对民族自由、独立、解放的笃信不疑。在民族危难时刻，比如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均认为，应以黄帝旗帜来凝聚民族精神，共赴国难。

警惕：把纪念搞成庆典和招商

目前，作为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湖北武昌，投入270万元对区域内的10处辛亥革命历史遗迹进行修缮翻新。南京、中山、广州、杭州等地也在搞修缮。

葛承雍说，辛亥百年不应仅是一场会展庆典、一次招商活动。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国近代文化遗产复兴的文化内涵。

陕西也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驻防力量基本没有抵抗，只有西安的“革党会匪”进行激烈的流血冲杀，影响曾震动全国。葛承雍认为，陕西应该建立几个纪念馆或博物馆，如同一面镜子可以帮助国人反思过去。或者在已经消失的辛亥革命历史遗迹位置旁配“说明书”，作为标志介绍，去保护历史的记忆。“现在我们应该抓紧征集和搜集辛亥革命文物，这也是我们珍惜辛亥遗产的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孙洪伟）“陕西流传着辛亥革命的故事，应该多建设辛亥革命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作为历史记忆。”3日至4日，海内外百位学者在西安参加今年大陆首场纪念辛亥革命学术论坛。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葛承雍在论坛上这样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