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3-08 21:12
近衞 笃麿（このえ あつまろ、1863年8月10日（文久3年6月26日） - 1904年（明治37年）1月1日）明治时代后期的华族・政治家。号霞山。内大臣近卫忠熙之孙，左大臣近卫忠房之子，其母为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养女贞姬，摄关家近卫氏第29代当主。从一位·勋二等·公爵。第3代贵族院议长、第7代学习院院长、帝国教育会初代会长。本姓藤原。
1863年（文久3年）旧暦6月26日，近卫笃麿出生于京都，是从一位·左大臣近卫忠房与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的养女贞姬（实为岛津久光之女光子）的长子。其家近卫氏是公家最高等级“五摄家” 中的第一家，为藤原北家之嫡流，江户时代初期迎立后阳成天皇第四子近卫信寻为养嗣子，成为皇别摄家（过继皇子及其男系子孙延续血脉的摄家），论血缘系皇室近亲。1868年（明治元年）东京奠都后，近卫家举家迁居东京。1873年（明治6年）7月16日，35岁的父亲忠房英年早逝，没有能继承家督之位。同年9月15日，年仅11岁的笃麿以祖父近卫忠熙（正一位·勋一等·关白·藤氏长者）的养子身份接续近卫家家督，幼年丧父的笃麿由祖父抚育长大。1877年（明治10年）1月11日元服，任宫内省十等出仕。同年1月20日叙从五位·侍从。1878年（明治11年）入鲛岛武之助的英学塾学习。1879年（明治12年）入东京大学预备门学习，1880年（明治13年）因病不得不退学回到京都休养。以后，除学习和汉（日本国学和中国汉学）外，还学习英学和德学。1884年（明治17年）7月7日，日本颁布华族令，实行华族制度，近卫笃麿被列为华族，叙爵为公爵（依据华族令，五摄家叙公爵）。
1884年（明治17年）9月17日，近卫笃麿赴西欧留学，1885年（明治18年）3月抵达法国，同年6月抵达维也纳，在奥地利学习德语。1886年（明治19年）10月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888年（明治21年）4月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法律。1890年（明治23年）6月24日从莱比锡大学毕业并获学位，同年9月12日归国。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日任日本贵族院公爵议员（世袭议员），历任贵族院全院委员长、贵族院资格审查委员长、贵族院预算委员长、贵族院决算委员长。1891年（明治24年）1月13日和1月29日任贵族院仮议长（临时议长）。1895年（明治28年）3月19日——1904年（明治37年）1月2日任学习院院长，致力于华族子弟的教育事业。1896年（明治29年）10月3日——1903年（明治36年）12月4日任帝国议会·贵族院议长（第10回通常会—第18回解散后议会）。1896年（明治29年）11月——1898年（明治31年）5月任大日本教育会（1896年12月改称帝国教育会）会长。
近卫笃麿因其家族系藤原氏系公家最高家格，祖父在幕末维新时期立有功勋，近卫笃麿很早被视作明治天皇之大权的支柱的年轻人材备受瞩目和期待。近卫笃麿深深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身份以及在社会中的姿态。很早就在思索以欧洲的贵族社会为参考，在近代日本的社会中处于优越地位的华族不仅仅以“皇室屏藩”而存在的，而应在政治和社会福祉等更广泛的领域承担发挥与其地位相应的作用的义务（即Noblesse oblige：地位高则责任重，贵人应有的品德）。基于这样的观点，在学习院院长任内为组织和整备学习院成为高水平的教育机构，致力于确保必要的财源和确立财务制度。希望在学习院学习的华族子弟，成为支撑日本，并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外交官和陆海军军人。
作为公家之中最高之家格的五摄家笔头的近卫家之当主的近卫笃麿，素以与其贵族出身相反的率直大度的为人而闻名于世。笃麿以贵族院公爵议员的身份步入政界，1890年11月4日与二条基弘公爵发起成立贵族院院内会派“同志会”，1891年3月24日吸收新华族议员和多额纳税者议员加入，整合为“三曜会”，每周月·水·金曜日（星期一、三、五）开会（会派名曰“三曜”故由此来），核心人物是华族议员近卫笃麿、二条基弘、勅撰议员三浦梧楼。“三曜会”标榜在政府与众议院之民党之间保持中立，主张为了国民福利，政府与民党等政党一方协调组织“责任内阁”以应对内外之课题，批判政府的超然主义、藩阀政治和条约改正路线。发行政治杂志《精神》，旨在摸索取代藩阀体制的政治道路。之后与谷干城的“恳话会”、在野党中的立宪改进党联合提出对外硬路线，所谓“对外硬”，即否定国际协调，国家的独立自主应侧重于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强）的强硬外交打破危机的思想和主张。1899年2月20日，以二条基弘、近卫笃麿为中心的“三曜会”因势力衰退而解散，后来演化为其子近卫文麿的“火曜会”。
近卫笃麿在1892年（明治25年）至1904年（明治37年）担任贵族院议长之要职，他对当时的藩阀政府经常持批判的立场。1893年在第五届议会上支持民党的条约励行建议案同时攻击政府，联合贵族院内的盟友向首相伊藤博文递交忠告书，支持民间“硬六派”（立宪改进党、国民协会、同志俱乐部、同盟俱乐部、大日本协会、政务调查会）的运动。第一次松方内阁因桦山资纪海军大臣在帝国议会发表“蛮勇演说”引起纷争导致众议院解散和举行第二回总选举，由于在品川弥二郎内务大臣主导下行进行了大规模且彻底的选举干涉、并弹压民党阵营导致25人死亡、388人受伤的空前的流血冲突，近卫笃麿毫不含糊地以犀利尖刻的言辞追究政府的姿势，同时也批评政党走猎官主义（猎官制）也只是单纯的徒党而已，批判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对于松方正义、大隈重信、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在组阁时发出的入阁邀请全都加以断然拒绝。
在近卫笃麿的外交政策中，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积极参与围绕中国的国际问题。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汪康年、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那桐、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庆亲王、贝勒毓朗、荣禄、王文韶、瞿鸿禨、德寿、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张孝谦、陈璧等几十位晚清中国要人与近卫笃麿都有频密的交流和信札往来，涉及了无数关系两国命运的大事小情。
1893年（明治26年），近卫笃麿就任东邦协会副会头。甲午战争后，愤慨于中国遭西方列强瓜分的现状，抱有深深的危机感。1897年（明治30年）组织日本俱乐部，提出“东亚保全论”和“亚洲一体论”，为大亚细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近卫笃麿认为中日两国命运密不可分。他的“东亚保全论”主张建立日清同盟，以非军事领域合作来“经营支那大陆”，以亚洲主义反对欧美、俄国等列强主导中国，维系日本在东亚的利益。
1898年（明治31年）1月，近卫笃麿在《太阳》杂志第4卷第1号刊登了论文《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的研究的必要》，文中写道“最后的命运是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下，无论是支那人还是日本人，其共同的仇敌是白色人种，都处于不被认可的地位上”。主张日本和中国之间是同文同种的关系。同年成立了东亚同文会（今霞山会），近卫笃麿任初代会长，提倡“支那保全论”和“朝鲜扶植论”，向朝鲜、中国各地派遣常驻人员，在当地发行新闻刊物，致力于推进扬子江海运事业。同文会吸收了东亚会、兴亚会、东邦协会、善邻协会的头面人物参加，民间诸团体纠合国家主义，试图建立大亚洲主义大同团结运动。1898年11月，近卫笃麿在和康有为会谈中，阐述了他的亚洲门罗主义（实际上是“门罗主义”在亚洲的翻版）的主张。
东亚同文会立足于强烈的亚洲主义色彩，为保护中国和朝鲜，保障日本的权益，主张军部与外务省密切协同，1900年（明治33年）5月设立南京同文书院，试图推进对华政治和文化活动。此外，近卫笃麿与清朝实力派封疆重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进行单独接触，以促进中日联合。以近卫笃麿为代表的右翼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方略与日本左翼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十分接近，但却存在着本质区别。日本右翼大亚洲主义者虽然一样强调亚洲国家大联合，共同驱逐欧美侵略势力，但却主张建立以日本为霸主的新的殖民体系，带有浓烈的侵略色彩。究其实质，“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指导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政策或手段的一种侵略理论。
1900年（明治33年）6月，中国爆发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俄罗斯帝国趁机将整个东北置于其势力范围。抱有强烈危机意识的近卫对日本元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进行游说，要求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姿态，但被拒绝。1900年（明治33年）9月与犬养毅、头山满、陆羯南、中江兆民、佐佐友房、长谷场纯孝、柴四朗等组织国民同盟会，对日本政府进行猛烈批判。他纠集头山满等右翼势力，鼓动唤起要求俄国从满洲撤军的国民舆论，推动对俄强硬政策，驱逐帝俄在满洲的势力，主导提倡日清提携论和“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的亚洲主义，并且委托长冈护美携《开放满洲计划》的书简来华，试图“以向列强开放满洲来保全领土完整”，做刘坤一、张之洞的工作。张之洞对此深受触动，刘坤一将近卫笃麿方案上奏清朝中央政府，寻求采纳。该方案虽然在当时被清廷驳回，但后来又被袁世凯所采纳，而在日俄战争后，“开放满洲”反过来成为日本企图独霸东北的障碍。1901年（明治34年），近卫笃麿游历朝鲜和中国，交结庆亲王奕劻、张之洞、荣禄等清廷重臣，怂恿清帝迁都满洲，后又著“英日同盟”等书，主张联英抗俄。
1901年（明治34年）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书院（今爱知大学），培训大陆浪人和亲日华人，目的亦在于反对欧美、俄国主导支配中国，推广亚洲主义。1903年（明治36年），近卫笃麿与玄洋社的头山满、平冈浩太郎、黑龙会的内田良平组织对俄同志会，也参与了户水宽仁等七位博士的《七博士意见书》，为日俄开战打造舆论。1903年（明治36年）12月4日贵族院议长任期届满后辞任，改兼任枢密顾问官。就在小川平吉、头山满鼓动筹谋建立以近卫笃麿为首班（首相）的内阁时，1904年（明治37年）1月1日，近卫笃麿猝然病死，年仅42岁（满40岁），死因可能是在西渡中国时感染了传染病（放线菌病），葬于近卫家的菩提寺。其住处霞山会馆改为纪念馆，此后数十年一直是大陆浪人的聚集地。
被明治天皇誉为“名门伟器”的近卫笃麿，在日本近代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活动足迹广布于政治、外交、教育、文化各领域。他对东亚问题抱有持续不衰的兴趣，积极发表有关朝鲜、中国事务的言论，1891年出任东邦协会副会长，1898年组建东亚同文会，为首任会长，1900年发起成立国民同盟会，1903年改组为对露同志会，被公认为明治30年代“日本对外硬运动”无可争议的灵魂人物。近卫作为“日清同盟论”“支那保全论”的提倡者，与不同背景的清朝人物有过交往，以公务私谊为纽带，这一关系渗入现实政治层面，发挥了不容小视的影响力。
1899年和1901年，近卫笃麿两度赴中国视察，可以说正是实践其对华政策理念的劈山开路之旅。从现存近卫往来书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圈子，也基本以这两次访华为界：最先打交道的中国人，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梁；1899年游历华中、江南，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大吏建立关系；1901年访问华北，其交际圈扩展至荣禄、王文韶、瞿鸿禨、袁世凯等中枢大僚及奕劻、载沣、善耆、毓朗等满洲权贵。近卫笃麿以公务私谊为纽带，将人际关系渗入现实政治层面，对19、20世纪之交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容小视的影响力。
1877年（明治10年）1月20日：从五位。
1884年（明治17年）7月7日：公爵。
1885年（明治18年）4月1日：从四位。
1889年（明治22年）6月26日：正四位。
1893年（明治26年）6月16日：从三位。
1897年（明治30年）7月2日：正三位。
1901年（明治34年）6月21日：从二位。
1903年（明治36年）6月26日：勋三等瑞宝章。
1903年（明治36年）12月28日：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1903年（明治36年）12月28日：从一位。
1900年（明治33年）5月21日：俄罗斯帝国一级圣安娜勋章。
1903年（明治36年）6月21日：大清帝国头等第三双龙宝星。
近卫笃麿的著作由近卫笃麿日记刊行会编为《近卫笃麿日记》（第1~5巻・别巻 ）（鹿岛出版会、1968~69年）。
继妻：贞（もと、前田庆宁六女、1871-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