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诗风格多样。如《过零丁洋》的刚健；此诗慷慨悲壮，气贯长虹，使人昂扬奋发。又如《金陵驿》的柔婉，全诗沉郁苍凉，回肠百折，叫人低回感叹。两首诗风格迥异，却都感人至深。他的《正气歌》熔经铸史，中间大段议论，在今天读来却并不觉得有高头讲章似的腐气，只觉得气厚笔健，浑浩流转，其议论发自胸臆，凛凛而有生气。另外像抒情与叙事结合，形象的比喻，以口语入诗，用典贴切等，也是其诗歌的特色。

谢翱，字皋羽，一字皋父。文天祥死后，他痛哭祭奠，作《登西台恸哭记》。《宋诗钞》评他曰“每执笔遐思，身与天地俱忘，语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将避之。”谢翱师法李贺、孟郊，其奇崛处可追步孟郊，幽险处可颉颃（xie hang均阳平音）李贺。他的诗以意胜，例《秋夜词》：“愁生山外山，恨杀树边树。隔断秋月明，不使共一处。”这样哀痛悲愤的境界，是李贺、孟郊的诗中所没有的。

林景熙，字德阳，号霁山。温州平阳人。《宋诗钞》称其诗“大概凄怆故旧之作。与谢翱相表里。翱诗奇崛，熙诗幽宛。”他的诗还颇受陆游诗的影响，其中的雄深雅健之作，可追踪放翁，至于有些诗句若放到《剑南诗稿》中几可乱真。

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子。汪元量的诗，浑厚不及文天祥，崛强不及谢翱，而缠绵悱恻，则与林景熙相似。宋遗民诗人中，论叙事当推汪元量第一。他的《湖州歌》98首，《越州歌》20首，还有，《醉歌》10首，以七绝组诗的形式，把宋亡后前后耳闻目睹和北上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生动地记录下来，每首诗写一个画面，一组形成一个立体画面，来描写亡国 之痛的真切。李珏在《湖山类稿跋》中曾说“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评论的的确很中肯。

家国的沧桑之变使遗民诗人放眼现实，与江湖派相比，他们的诗取境更为恢宏。宋诗自永嘉四灵以来，不能自振，至此再度振起。此外，由于复国无望，遗民们避居山中，因此也有一些反映他们不食周粟，保持气节之作，这也是遗民生活的写照。

宋遗民诗派是在宋元易代的社会变革中毅然崛起的创作群体。宋元易代后，在异族政治统治和中原文化沦丧的双重失落之下，遗民诗人产生了对故国浓重的依恋情怀，并通过文学创作及行为方式等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此群体独有的“临安情结”，在遗民史上具有其特殊性。此情结在历史、文化及心理诸多内外力综合作用下而形成，逐步成为遗民诗派自我灵魂和创作灵魂的主宰，不仅制约着诗人们的思想及行为，同时使其作品成为爱国主义文学的经典范例。

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右丞相伯颜率军驻于临安东北的皋亭山，宋太后遣使奉玺以降，国亡，大批儒士等纷纷成为遗民。是年遗民无学祖元50岁，遗民郑思肖36岁、汪元量约36岁、谢翱28岁。

无学祖元（1226～1286），俗姓许氏，字子元，出生于明州庆元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的一个士大夫家庭，13岁遭父丧，祝发临安（今杭州）净慈寺。后去南宋禅宗五山之首的径山禅寺，拜声名远播的无准师范为师，无准园寂后，祖元遍参当时临济宗大慧、虎丘两法系名僧，参悟大进，声名渐播。元兵南下，避乱于雁荡山能仁寺，一日有元兵入堂，加剑于其颈，祖元神色不变，且诵偈曰：“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对于元兵的杀掠暴行敢于正面斥责，表现了一个爱国僧人不屈服于蒙元政权的意志。元至元十六年（日本弘安二年，1279年）日本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所遣日僧使者慕祖元之名到达天童山景德禅寺，祖元带着遗民心绪应聘赴日。同年六月到达日本，听说该地有徐福祠庙，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拜谒，并当场题吟《徐福祠献晋诗》一首：

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

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亦为避秦来。

诗中表达了对徐福当年东渡背景及心理动机的理解和自已望六之年国破后远蹈海东的复杂心绪。

郑思肖（1241～1318），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之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的前言中所述：“郑思肖出生于临安（今杭州），……从小侍父读书，十四岁那年，家由临安迁居吴门（今苏州），从此他一直居于吴下。”又据元卢熊《郑所南小传》：“字忆翁，号所南，福之连江透乡人，父震，字叔起，为安定和靖书院山长，卒于吴。母楼氏宋侍从楼钥之族。公，太学上舍，应博学宏词科，侍父来吴，寓条坊巷在园桥北。元兵南下，叩阍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辞切直，忤当路，不报。初，讳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赵，忆翁与所南皆寓意也。每闻北语，辄掩耳疾走，坐卧不北向，匾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于下文，则大宋也。精墨兰，自更祚后，画兰不画土，根无所着。人问其故，则曰：‘地为番人夺去，尚不知耶？’”郑思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感人的忠义气节、对蒙元政权坚定的抗争意绪，是公认的吴下著名遗民，他在宋亡后创作的《一百二十图诗集》中有一首名曰《徐福采药图》的配图诗：

仙药长生不易求，仙山可在海东头？

祖龙灭尽诸侯后，徐福却来赢一筹。

诗作将复杂的遗民意绪以借咏方士徐福为秦始皇采长生仙药的故事出之，含意曲折深沉。

汪元量（约1241～1317），在元军进逼临安，谢太后苟且偷生出卖民意卑屈降元时，曾将一腔愤慨、万般沉痛寄泄于诗，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谢太后，其《醉歌》中一绝曰：

乱点连筹杀五更，荧荧庭燎待天明。

侍儿已写降元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另有一首，纪述杭城破后情状的诗中还涉及到了徐福故事：

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喧。

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鸾。

童儿剩遣追徐福，厉鬼终当灭贺兰。

若说和亲能活国，婵娟剩遣嫁呼韩。

当年徐福携三千童男女出海避秦，本是呼告无奈的事，于此元军肆暴杀掠之际，童儿为求活路，竟欲冒蹈海之险，有幸一登“徐市出海楼船”。诗笔直抒百姓痛楚之深。

谢翱（1249～1295）在与庆元、台州联合群互动期间（1283～1288）（谢翱年在三十五至四十岁间）曾写有涉及徐福故事之诗两首。一首是《采药候涛山宿山顶精蓝夜中望海诗》：

蛟门南去岛，此地望迢迢。

积湿侵幡里，生寒入梦飘；

见灯归舶夜，闻偈解衣朝。

土植皆为药，山枝不满樵。

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

拟候槎回汉，宁甘客老辽。

却寻徐福岛，因问世皇桥。

于彼看日出，羽旌焉可招。

又一首是《望蓬莱》，是在登达蓬山时所作（山在今浙江省慈溪市境），此诗收在《四明古迹》书中时题目为《达蓬山》：

青枝啼鸟波延延，方士指海谈神仙。

五云垂天光属夜，老父相传税车驾。

千官此地佩宛宛，舟发黄门上供顿。

绕樯赤日护龙旗，西北驿书驰羽箭。

百年尘空沧海晚，月落无人渡灞浐。

鸡鸣白石烂如银，蓬莱不见亶州远。

以上两诗对徐福避秦海东表示了赞羡之情，对蒙元贵族集团的暴政以秦始皇暴政比之，予以遣嘲。

中国古代的遗民诗歌，以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这两个时期最为突出，其特点有三：一是队伍庞大，人数众多。二是所面临的易代政治状况比较特殊，恰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的历史前提下，汉民族的爱国主义感情十分强烈。三是艺术成就、审美价值特别高。其间尤以明清之际的遗民诗歌更为突出，它不仅是前代诗歌的悲壮结束，更是新朝代诗歌的辉煌起点。

把清初明末遗民这一特定历史时空出现的文人视为一个诗人群体进行整体观照，从文学角度探讨这一群体的文化性格及其构成，勾勒出清初特定历史情境中遗民诗人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地域分布状况、生存方式、人生价值取向、人格结构特征以及诗歌创作盛况，拓宽了清诗研究领域。另外，遗民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虽是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特殊产物，但正确阐述其思想、气节、人格、志趣，亦有补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读书忌》中曾说：“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译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遗民诗歌的研究，正是从一个最主要的层面上对遗民人格进行剖析，其必有补于世道人心。

中国诗史流衍发展至明清，已积累了一份极为厚实的诗学遗产。因此，与唐宋诗人相较而言，明清两代诗人大都在复古与求变的诗学命题前徘徊，学习前人，甚至模仿前人的痕迹要明显得多。但明清易代之际却不同，眼中流泪，心底流血，每位诗人笔下，尤其是遗民诗人笔下，随感而发，真情流溢，学唐也罢，宗宋也好，均能各出机杼，自具面目，很难看出其模仿迹象。

由于地域、家庭、个性诸因素的影响，清初遗民诗人在审美趣味上千差万别，但共同的时代苦难、相近的人生境遇与处世态度又使他们在审美选择上有着基本一致的趋向。屈原、陶渊明、杜甫，以及以宋遗民诗人为代表的宋诗，不仅在清初遗民诗人那里得到基本一致的肯定，而且往往成为他们效法的对象。由人品而及诗品，从诗学精神到诗艺、诗风，浸染熏陶，沾溉良多。另外，在清初实学思潮的大背景下，遗民诗人大都能对前代诗学遗产进行理性反思，盲目崇古好古者少，辩正分析、批判继承者多。因此，那种单一的诗学偏嗜被时代的、理性的、自觉的审美风尚所取代，专主一家一人者少，转益多师、广泛学习者多，形成多样兼容的特点。

清初诗歌 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在当时汉族人民和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的情况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遗民”诗人，他们有的直接参加抗清的政治、军事斗争，甚至以身殉难。有的以流亡隐居或削发为僧保持气节，志行皎然。他们写了不少表现民族大义、闪耀战斗光芒的诗篇。有的诗篇因受禁锢而失传，但流传下来的还是富有反抗精神的。这些诗人，主要有顾炎武、阎尔梅、傅山、黄宗羲、钱澄之、归庄、吴嘉纪、王夫之、吕潜、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等。

顾炎武

顾炎武，字宁人，别号亭林，他学问渊博，并在明清之际以品行高洁而著名于世。明末清初是社会动荡的时期，顾炎武亲身经历了这些沧桑之变，并将它们写进了自己的诗中。顾炎武的诗非但记录了一代历史的变迁，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在明清易代之际，他时时眷念故国，至死不事清廷，体现了凛然的民族气节。他对一些坚持抗清和被清政府杀戮的仁人志士深致敬意，如陈子龙抗清被俘，宁死不降，投水自尽；顾炎武听说后写下了悲愤感人的《哭陈太仆子龙》。反之，他对投降清廷的官僚深恶痛绝。

顾炎武还有不少拟古、咏史之作，往往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表述出自己的抗清复明志向。有些咏物诗运用了托物寄兴的手法，也都是言志抒情之作。他一生足迹遍天下，因此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歌颂祖国山河壮丽的篇章，然即使在写景游记之中也时时流露出故国之思，并非泛泛的寄情山水。他的许多酬赠之作也写得感情深挚，声请具见，这类作品常融家国之痛于朋友私情之中，成为对抗清斗争中志同道合者的勉励和安慰，读来恻恻感人。

顾炎武的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就思想内容而言，顾炎武的诗以高尚的民族气节、鲜明的时代特征立于明末清初诗坛，他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后世所崇敬。就诗风而言，他专宗盛唐，后黄宗羲等人力倡宋诗，开始了有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而顾炎武作为清初的的主唐音者，居于开一代诗风的地位，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称他为“前明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

“江左三大家”

“江左三大家”指的是明末清初的三位著名文学家钱谦益（牧斋）、龚鼎孳（芝麓）和吴伟业（梅村）。所谓“江左”，地理上是指靠长江下游左面的一些区域，在那时的政治地理上属江南省，东晋渡江后这一地区一直名为江左。因三人都是江左人，故有此称。

他们三人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点，即宗唐，对于宋诗、以及宋、元、明以来的拟古剽古的萎靡诗风持反对态度。他们与顾炎武及其他几个重要诗人，可视为清诗的开山辟道者。

钱谦益崇尚杜甫、元裕之，其作品集之一的《投笔集》中几乎全是杜甫《秋兴》八首的和韵，是最代表其工力的作品。龚鼎孳的诗和钱谦益、吴伟业有相似之处，但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却有所不及。

吴伟业的诗在三大家中，成就和影响都是最大的；他的诗辞藻优美、音调铿锵，尤擅长七言歌行，他学习白居易的“长庆体”而能自创一格，后人称之为“梅村体”。《圆圆曲》是其诗歌作品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一篇，也是在清诗中享有最高声誉的七言歌行。

《圆圆曲》所书的历史背景是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以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悲欢离合构成全诗的叙事情节。诗中把吴陈情事从初识、定情、分离、被掠到团圆，做了生动的描绘和渲染；同时一个严肃的主题始终贯穿着全诗，即对于吴三桂叛明投清所怀的激愤与讽刺。

从艺术方面来看，自唐代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以后，还没有一篇歌行能象《圆圆曲》那样与之相媲美。吴伟业虽然被认为继承了白居易的长庆体，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作品限制在对个人的模拟上，而是集合了众多的方面；像《圆圆曲》中作者所屡屡采用的蝉联句法，这在初唐诗人卢照邻、刘希夷的诗中已有出现，使诗歌显得更富有音乐感，也树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宋、明遗民是中国遗民史上的两个黄金高峰。两朝遗民产生的时代背景颇为相似，都是在外来民族的入侵下亡国。同样是以衣冠自许的汉民族被一向鄙夷的以擅长弓马的“夷狄”民族所征服，于是在一家一姓的兴亡之中又都交织着民族的冲突和矛盾。两朝遗民的不仕二姓，在维护君臣纲常的同时又反抗着民族压迫和歧视，在某种程度上比一般忠于故国不仕新朝的遗民有了更深层次的涵义。

宋、明两朝遗民的文学创作也历来是文学史研究上不可忽视的对象。尤其是他们在诗歌史上的贡献，后人评价甚高。由于宋、明两朝遗民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新朝统治政策、社会思潮等方面的不同，他们的创作心理和精神状态上也都出现了迥然不同之处，从而导致了他们诗歌基调的差异。

宋、明遗民虽有相似的社会背景，但由于社会思潮的不同，对于君国与民族大义理解的不一，使他们的创作心理也趋向分化。相较于宋遗民，明遗民为今天的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民族精神的深思与坚持提供了更理性的典范。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一字幼光，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汉族，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人。明末爱国志士、文学家。钱澄之自小随父读书，十一岁能写文章，崇祯时中秀才。南明桂王时，担任翰林院庶吉士。诗文尤负重名，与徐元文有书信往来，《与徐公肃司成书》曾披露顾炎武偏激的一面。王夫之推崇他“诗体整健”。著有《田间集》、《田间诗集》、《田间文集》、《藏山阁集》等。钱澄之在当时更以诗文著称。韩炎说他“诗歌古文满天下。”（《田间先生八十寿序》）他有《藏山阁文存》六卷，《藏山阁诗存》十四卷，《田间文集》三十卷，《田间诗集》二十八卷，还有《田间尺牍》《所知录》等，数量众多，为时人称誉。当时诸选本，如钱谦益《吾炙集》选澄之诗独多。陈维菘《箧衍集》开卷第一人第一首即是澄之七古，卓尔堪《明遗民诗》录诗百首以上者仅杜浚、屈大均、钱澄之三人。后来雍、乾时，刘大木魁选《历代诗约》，于清初只录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稹数家，而澄之也被选入。由于澄之诗中多记清初史实，特别是南明隆武、永历两朝的时政，对清廷多有揭露、攻击，因而在编集时，许多已不敢收入。即使如此，已刊行之《田间诗集》等书，在乾隆时仍被列入禁毁书目中，因此其流传大受限制。诗话行也很少有人提及。道光年间陆蓥《问花楼诗话》中有一条说：“‘谁怜灵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鹃。’潘次耕赠桐城钱饮光句也。饮光着有《田间易学、诗学》，盖诗人邃于经者。其书东海公（徐干学）为刊传之，版久逸也。”是因潘耒诗而提到澄之，又仅仅提到澄之的经学，可见其诗文久已无闻于世了。到了光绪末年，才有人从传抄本的《藏山阁集》谋付印，于宣统年间刊行。因此，许多文学史著作根本不提钱澄之一字。近年来专论钱澄之诗文的文章有了几篇，但有的论定澄之为清初“次要的作家”，有的会把《藏山阁集》误以为就是《田间集》。这种状况显然与钱澄之在清初诗坛上应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王夫之，又称王船山，汉族，湖南衡阳人。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其代表之作。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谭嗣同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熏陶。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汉族，浙江余姚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顾炎武（1613年—1682年）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明遗民诗歌总集《遗民诗》。清卓尔堪选辑。

卓尔堪，清代诗人。字子任，号鹿墟，一号宝香山人。江都（今属江苏）人，一作仁和（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幼习武艺，未及弱冠之年，即随李之襄军攻打耿精忠，官右军先锋，屡立战功。后因母病乞还，母亡守丧，再未出仕。

卓尔堪之诗，曾与宣城梅文鼎、曲阜孔尚任，同郡张潮等人互相唱和。其诗作辑有《近青堂诗》。其诗多写军旅生活，如《桃花岭》写军中的所见所感：“丘壑含兵气，当关乌道斜。衔枚超夜月，拔帜入朝霞”。他还有一些诗作描写边塞风情，“多雄奇慷慨之音”（阮元《淮海英灵集》），如《题咎抱雪塞游图》：“新诗吟罢劝金杯，万里风沙吹雨来。跨马欲沿荒草去，塞垣直北李陵台。”

又如《宁羌将军行赠高枝升》、《所闻》等诗作，就很有些唐代边塞诗的遗响。他的写景、抒怀、题咏等诗也别有一番风貌。如《江月》：“江色茫无际，空明一片寒。不知孤月上，但觉夜潮宽。沙鸟栖难定，蓬窗梦未安。几番圆与缺，只共傍人看。”又如《送孔樵岚河南看花》：“大梁千里路，风雪拥征鞍。落日孤村宿，明星野店寒。岁残将柳折，春暮得花看。四月扬州好，归来对药栏。”又如《题石公别园》：“开辟莲峰日，声名中外闻。遐荒归大乘，瘴海起慈云。舟楫天风待，■幢花气熏。送归犹问法，应使手难分。”再如《弹琴》：“破寂藉孤琴，挥手发奇响。何来南音繁，起身挂壁上。”

卓尔堪性喜云游，平定耿精忠的战役过后，他就遨游四海，且多与明遗老交游，多方网罗、搜索其诗而刊刻之，遂辑为《遗民诗》十六卷，并将《近青堂诗》一百四十首附于卷末。本集共收作者五百多人，录诗近三千首，每卷卷首有或简或繁的作者小传。本集本来刻于康熙年间，题为《遗民诗》，乾隆年间曾两度被列入禁毁书目之中，故而流传很少。直到1910年，上海有正书局据原刻本影印，印数很少，故而流传亦不多。这次影印，改题为《明末四百家遗民诗》，不妥。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有正本断句铅排，改题为《明遗民诗》。

此书所选近三千首诗中，那种慷慨悲歌、反抗异族压迫的爱国诗歌，以及那些揭露明末政治腐败、赋税繁重、官吏贪暴、兵士扰民的篇章，表现了广大人民在兵荒马乱的现实中苦不堪言，痛苦到极端的艰难生活，描绘出整个社会在经历了战争劫难后满目疮痍、荒凉破败的景象。孙兆祥《禾已黄歌》云：

国柄胡为归大?，囹圄汤镬阗忠良。

颠倒纲纪民罹殃，上帝震怒星生芒。

地轴撼城覆其隍，伏尸百万魂飞扬。

青白骨化为蝗，蝗兮蝗兮禾已黄。

思斯勤斯非尔粮，何不往啮彼宵小之肝肠。

崇祯期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建州女真又屡屡犯边，朝廷处于内外交困的两难境地，只得不断地加派军饷，强抽壮丁。

张炳的《癸未夏日》即事感怀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两月全无雨，秋禾半已枯。况当军饷急，无日不追呼。刚了添丁欠，旋催隔甲逋。心头肉已尽，能复顾臀肤？

语极沉痛，“心头肉已尽”一联尤为动人。周歧《官兵行》云：贼近苦贼来，贼至恐贼去，贼来避有时，贼去官兵至。官兵畏贼如畏狼，但行贼后势莫当。鸣镇击鼓入村里，马索刍豆人索粮。不择鸡与豚，更驱牛与羊。倾仓倒瓮恣搜刮，排墙堕壁掘余藏……东家少妇已被污，西家儿女终夜啼。丁男杀尽丁女掳，扬旌奏凯唱功成。君不见贼去人归犹炊食，官兵所过生荆棘。痛哉良民至死不为非，无如官兵势逼民为贼。

清军渡江南下后屠灭数城，其残暴凶恶令人发指。吴嘉纪《李家娘》诗序云：乙酉夏，兵陷郡城，李氏妇被掠。掠者百计求近，不屈。越七日夜，闻其夫殁，妇哀号撞壁，颅碎脑出而死。时掠者他出，归乃怒裂妇尸，剖腹取心肺示人，见者莫不惊悼。

同诗之开头说：“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兵燹之后，一片废墟，吕大器《昭化县》云：不堪百战后，寥落两三家。白骨堆荒草，青??乱晚葭。高城行鸟雀，古庙困蒹霞。群盗中原遍，愁心未有涯。

葛一龙《新丰晓行》云：“隔江兵燹地，一邑几家存？”劫后余生的人们，生活更加艰辛，费经虞《乱后还家成都饥民无粒食三年取草根为食》云：“乱林深处绝鸦栖，虎豹声高夏日低。留得残生无食物，青山白日凿黄泥。”

集中大量的作品表现了汉人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梁以樟的《清明日雨北奠感怀》云：“飘零华表处，令节忍思家。万井龙蛇雨，三春杜宇花。禁烟犹冀北，宿草已边沙。椒醵南天土，乾坤泪眼遮。”陈恭尹的《秋日西效燕集》云：“黍苗无际雁高飞，对酒心知此日稀。半生岁月看流水，百战山河见落晖。欲酒新亭数行泪，南朝风景已全非。”复国的希望日见渺茫，汉人的心是沉痛的。但他们仍相信朝代虽已更换，但大好河山仍属汉家，不会就此变为满清的江山：“人间甲子更新朔，江上峰峦未改青”（胡香昊《漫兴》）。他们要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作殊死的一搏。坚持抗清，最终以身殉国的傅鼎铨在《忆剑》诗中说：“陵社沉沦丧北极，孤提一剑答君亲。丈夫有血终成碧，痛洒青编照古人。”有些人以气节自许，拒绝与满清统治者合作，徐宗麟《辞征》云：

天纵深林老栎樗，惊看云壑驻安车。

餐松只合潜莺谷，扈臣何缘来鹤书。

好爵岂移泉石性，幽情偏适薜萝居。

余生得遂巢由志，小艇烟蓑独钓鱼。

他们有的哀悼历史上的爱国英雄或在抗清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以此来寄托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如《真州拜文丞相祠》（顾梦游）

扬子江头丞相祠，春帆吊古独看碑。

中兴百死犹思济，正气千年俨在斯。

风雨如闻九合语，乾坤又见陆沉时。

吞声野老偷生久，未荐苹蘩泪已垂。

又如刘城《哭史公》：

大臣谁死国，贱子哭燕台。

力竭告无罪，魂招誓不回。

到今真取义，自古所难才。

南渡从前有，惟公独可哀。

他们有的放浪形骸，纵情诗酒，长歌当哭以倾泻胸中块垒，如黄周星的《楚州酒人歌》：谁知一朝乾坤忽翻覆，酒人发狂大叫还痛哭。胸中五岳自峨峨，眼底九州何蹙蹙。还愿此时天醉地醉人皆醉，大夫独醒空憔悴，终日酩酊淋漓嬉笑怒骂聊快意。

有的归隐田园，浪迹山水，追求宁静的超尘绝俗的生活，然而根本不存在世外桃源，吴拱宸在《丰城兵火后荒凉竟无容舍》诗中感叹道：“乾坤何处不干戈？四海难容一客过。纵有桃园千百里，也应无地避风波。”昔日的王侯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他们既然不愿在异族统治者手下为五斗米而折腰，当然也就失去了优裕闲适的生活，不得不躬耕谋生，费密的《种蔬》云：垂老资无计，江城宅累耕。自移村落住，日上野塍行。土瘠深难耨，沟长雨易平。妻孥皆菜色，留得灌园名。

因此他们更加留恋故国的繁华，如《初闻灯船鼓吹歌》追述了万历年间的盛世景象，杨焯的《金陵杂感》描写了南京城的繁华地带由盛而衰的过程等等。

以上介绍的几类作品在集中并不是很多，但可以说是全书的精华，而多半的作品还是有一种无可奈何和悲观绝望的心情。如徐芳《踏月行》：昔年此地月明中，短笛轻筝处处逢。把臂踏歌观不足，凭高一笑生长风。此地今年此夜月，照人憔悴鬓如雪。空阶独影最销魂，泪洒溪梅几树血。血染溪梅花滴乱，花开能有几人玩？忽然野火喷空来，此是愁肠寸寸断。断绝愁肠只自怜，寒宵过半未成眠。……隔江啼鸟如解语，绕尽长林不肯栖。……暗霜遍结沾衣露。撩人山影伴人行，回首寒江生白露。

此诗意象清冷，情调幽怨，当为怀人、自怜之作。他们有的写景、抒怀，能抒发个人的新鲜感受，值得一读。如魏士杰的《偶兴》云：独立清风过，苍崖百丈悬。长林带落日，高柳动晴川。山鸟如相识，岩花已不言。归来悬木榻，小月满前川。

又如江国茂《山行》：“淙淙长瀑泻晴峰，云里晴山挂白龙。想象故园峦壑似，寺门不见万株松。”

本书乾隆年间曾两度被列入禁毁书目中，是因为有的诗表现了汉人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触犯了满清统治者的忌讳，而且因为有的诗人其作品在清代已遭禁，如屈大均，所以牵连到整部书也被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