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莲如很早就参与了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82年访华前夕，总督尤德就带领了行政局议员钟士元爵士、邓莲如和罗保爵士等人到伦敦拜访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示希望她能在访华期间切实反映港人诉求。此后，尤德与邓莲如等行政局议员曾多番前往伦敦，就香港前途发表意见，当中包括希望港人可以参与谈判。

另一方面，早于1983年起，邓莲如、钟士元爵士及利国伟爵士三人亦曾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开展一系列的秘密会面，商讨香港前途。在1984年6月，他们三人复获中国邀请，以个人身份前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进行会谈，期间他们也曾向邓小平表示对将来中国接管香港感到忧虑。这次会面以后，邓莲如与钟士元爵士在1985年获中国邀请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但两人双双认为这与两局议员身份存在冲突而加以婉拒。

后来在1989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而局势不明，再加上当时英国政府已表明港人将不会获居英权，使港人对香港前途十分暗淡。在1989年4月20日，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香港就英国国籍法问题展开聆讯，邓莲如在聆讯上严厉批评英国政府“剥夺港人权利不可接受”与及“太过冷漠”外，又指出英国政府要对港人负责，才可以令香港人有“安全感”。席间，邓莲如情绪十分激动，甚至泣不成声而不能言语。聆讯完毕后，邓莲如被大批记者追问时再度落泪，并一度躲入布政司署达15分钟，才再度面见传媒发问。这是邓莲如首次在公众面前落泪。

与另一行政局议员李鹏飞双双前往伦敦，代表两局议员，以道义理由就居英权向英国当局进行多番游说，最终促使卫奕信爵士在1990年公布居英权计划。而透过李鹏飞与邓莲如的游说，英国政府最后亦在1996年同意让香港的退伍军人之配偶和遗孀得到了居英权。

另一方面，邓莲如亦曾坚持让非华裔香港居民，如印度籍人士，于香港主权移交后得到居英权。当中，在1986年1月8日的立法局会议中，她更扬言“如果要求被拒绝，世界各地的人士会认为英国当局是基于自私和不足道的理由，拒绝它统治下最需要而又最值得帮助的公民所提出合理的要求”。结果，这批人士大致上均取得了居英权。

在1989年5月24日，立法局和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达成了一致共识，推出了“两局共识方案”，建议为香港代议政制改革立下时间表。当中，两局非官守议员均希望在1991年，立法局可以有20个议席（即总数的1/3）由直选产生，到1995年增至一半，最后在2003年达至全面直选产生立法会议席。最初邓莲如对“两局共识”表示支持，甚至和李鹏飞专程到英国进行游说。惟“两局共识方案”一直未能为中方所接纳，及后彭定康大胆推行“九五直选”，最终更引致中方否决了所谓的立法局“直通车”安排。至于邓莲如本人后来却改变立场，不再支持“两局共识”。在1992年一次上议院会议中，邓莲如就明确表明增加直选议席是“不智”的，而且会“再次令社会不稳定、带来紧张、破坏和谐的气氛”。她又曾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民主要求，也是不应该的”。

另一方面，邓莲如又曾支持“两局分家”，意思是立法局议员不应兼任行政局议员，反之亦然。在1993年7月11日，她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行政局及立法局是两个不同的机构，正因这两个机构不同，才能达到互相制衡的作用”。然而，迄今“两局分家”的构想仍未得到实现。

在行政、立法两局任职期间，邓莲如曾自1978年至1983年担任香港工业总会理事会的成员。期间，凭她对纺织品和成衣生产方面的丰富经验，她大力提倡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并于1983年为贸易政策研究中心撰写一篇名为《保护主义与亚太地区》（Protectionism and the Asian-Pacific Region）的报告。自1983年至1991年，邓莲如改任贸易发展局主席，任内走访各国，推销香港与香港的产业，并成功在1983年争取兴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一期。展览中心在1984年动工、1986年10月21日由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在皇夫菲利普亲王及邓莲如等人见证下奠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一期，后于1988年落成启用。1990年12月19日，邓莲如与朱镕基、黄菊等一起出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市典礼。另外，邓莲如曾分别自1983年至1995年，以及自1984年至1993年，担任港、日商务合作委员会和港、美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其中，邓莲如又自1988年到1995年为港、日商务合作委员会之主席。

为表彰邓莲如对自由贸易、商业与和平的贡献，她于1987年获赠日本首相贸易奖，后来又在1988年获赐予美国商务部长奖。

除上述公职，邓莲如还曾经于1979年至1985年出任地下铁路公司董事，1981年至1983年出任土地供应特别委员会主席，以及由1982年至1984年担任九广铁路主席。此外，她曾经自1982年至1985年担任世界自然（香港）基金会成员，以及自1981年至1987年出任当时新成立的菲腊牙科医院管理局主席一职。菲腊牙科医院的成立乃为香港大学牙医学院训练牙科学生。而邓莲如出任管理局主席的时候，香港大学牙医学院正值草创阶段。在港督卫奕信卸任后，她亦曾由1993年至1995年担任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主席。

另一方面，在两局供职的生涯中，她亦曾热心参与海外组织。自1985年至1988年，邓莲如是英联邦议会协会香港分会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而自1986年至1996年，她则是亚洲学会国际理事会成员。另自1991年起，邓莲如是英国香港工商协会（Hong Kong Association, United Kingdom）的会员，其后更自2001年起出任主席。

为表扬她为香港所作的贡献，邓莲如在1989年元旦寿辰名单中荣获DBE勋衔，这是历来首次有华人女性成为英国的爵级骑士。此后，历经一连串动荡后，为了让港人声音可直接送达英国国会，邓莲如复于1990年获册封为终身贵族，是历来首次有华人获此殊荣。邓莲如获封贵族后，她亲自挑选了香港岛与及其英国寓所所在的伦敦武士桥(Knightsbridge)两地，作为她的封邑，晋爵仪式在同年10月9日举行，她由前港督麦理浩勋爵陪同下宣誓，成为历史上第581位获册封终身贵族的人士。

在1992年7月，末任港督彭定康上任。彭定康为了改变对华方针，与及不愿受前任港督的行政局牵制，于是计划改组行政局，并令身为首席议员的邓莲如带领全体行政局议员总辞。当时邓莲如成功游说行政局总辞，并公开表明愿意随时引退后，邓莲如却成为整个行政局内唯一留任的议员。有关事件使邓莲如与她的一些旧同僚产生芥蒂，其中，范徐丽泰曾质疑行政局总辞是彭定康“先发制人”，以免舆论非议他“这是将卫奕信的旧人一扫而清”的计划。

自彭定康上任后，邓莲如在港府扮演的重要性慢慢下降。到1995年夏天，邓莲如以退休为理由，卸任首席非官守议员一职，离开香港政府。在1996年初，邓莲如与丈夫一同迁居英国，从此淡出香港政治舞台。

定居英国以后，尽管出席英国上议院会议成为了邓莲如的主要政治工作，但根据记录，邓莲如甚少出席上院的会议，亦甚少发言和投票，仅曾间或在上院就香港事务发表简短言论。定居英国后的邓莲如仍不时返港，但是十分低调，来港主要出席股东大会，以及前行政局议员的周年聚会。

在2005年11月，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曾访问伦敦，期间出席贸易发展局的周年晚宴。当时邓莲如、卫奕信勋爵和前布政司霍德爵士等人均有出席晚宴。席间，邓莲如认为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已在民主路上迈进一大步”，表示港人不能放弃这个方案，但邓莲如又指出这个方案“并非本港民主进程的终点”。惜有关方案最后在2005年12月21日为立法会所否决。

根据工党政府在2010年通过的《宪制改革及管治法令》，自同年7月7日起，国会议员在海外赚取的收入，全数要根据英国的税制向英政府纳税，意味国会议员昔日可享有的“非本地居民”（Non-dom）身份遭到削夺。 本身在香港等地有多处业务的邓莲如为规避新修订的法例，在2010年6月致信上院宣布辞去上院议员一职，结束近20年的上院生涯。 除她以外，亦有三名保守党籍上议院议员在同期宣布辞职，而另一著名建筑师福斯特勋爵也因为同样理由在同年7月宣布辞职。 邓莲如辞去上院职务后，韦鸣恩勋爵成为上院唯一的华人议员。

邓莲如在1988年与时任律政司唐明治结婚，并由港督卫奕信（后为勋爵）亲自担任证婚人，以及借出港督的粉岭别墅作为临时注册处。邓莲如唐明治两人并没有任何子女，而唐明治在第一段婚姻中则有四名儿女。邓莲如的兴趣包括艺术和古董收藏。

理学博士

荣誉院士

还在香港的时候，不论是商界抑或政界，邓莲如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这使她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取得“女强人”的绰号。邓莲如长年获太古集团所重用，《金融时报》曾指邓莲如是“当今最杰出的商界女强人”，而她在太古的上司兼后来的财政司彭励治爵士甚至尝言邓莲如是太古“最可贵的资产”，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在政界上，邓莲如自八十年代中以后就先后担任立法局及行政局首席议员之位，地位尊崇之余，加上她不断为港人争取权益而大力向英方交涉，其坚强形象令她曾被传媒冠上“香港一姐”及“香港戴卓尔夫人”等绰号。

不过，随着她移居英国，淡出香港后，邓莲如过著隐居生活，其影响力已不复存在。有人认为她离开香港，是因为她自知1997年后政坛容不下她，既然留在香港没有意思，这样抽身反而算是潇洒谢幕；但也有人认为是她认清自己是英国殖民管治下，“以华制华”的一只棋子，故有感意兴阑珊而退出香港。无论如何，邓莲如曾一度是香港于过渡期内最受重视的政治人物之一，坊间一度更有传闻指她有机会出任港督，甚至是1997年后的首任行政长官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