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继位（1488年）后，他向孝宗呈上此书。孝宗认为该书不错，赏赐黄金纸币奖励丘濬，并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正二品），掌管詹事府的事务。充任修撰《宪宗实录》的副总裁。

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宪宗实录》书成，加封丘濬为太子太保。十月，丘濬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尚书入内阁任职从丘濬开始，丘濬当时七十一岁。他认为《大学衍义补》所撰述的都可见之行动，请求摘其要点奏报皇帝，并下内阁商议付诸实行。孝宗批准他的请求。

弘治五年（1492年），丘濬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间见到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方圆五六百里大地发生地震。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在宫中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记载出现慧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两次。现在却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体会上天的仁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适应政事的需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东西，而不被异端所迷惑，节约财物，不至于耗费国家财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听偏信，禁止以私事谒见请托，明确义理，保持节俭的品行，勤于政务，那么，阿谀求宠、邪门旁道的乱政之徒就不敢为非做歹，天灾就可以清除。”接着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见。弘治六年（1493年）由于眼病免去上朝。

丘濬在位时，曾经用宽大为怀启发孝宗，以忠厚来改变士风。只是生性偏狭，曾与刘健在商议事情时，因意见不合，竞把帽子摔下地。言官说话不中他意，丘濬总是当面驳斥。他与王恕关系紧张，以至不说话。

弘治六年（1493年）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罢免二千人。丘濬则请求未满三年的仍任原职，无特别贪婪残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辩无结果，要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与丘濬家有过来往，刘揭发王恕失职，王恕怀疑刘是受丘濬指使，而舆论大哗，说疏稿是丘濬写的。王恕竟由此事被罢官，人们由此对丘濬很有看法。给事中毛珵、御史宋德、周津等纷纷上奏章弹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孝宗不理睬。

弘治七年（1494年）八月，加封丘濬为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几年，他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还乡，但却没有得到孝宗的批准。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初四日，丘濬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谥号“文庄”。

明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初四，丘濬病逝于京城，后辗转至次年十二月，其灵柩才得以归葬故乡。丘濬的墓地，位于丘濬老家下田村（今海口琼山区金花村）十余里外的“五龙池之原”。

丘濬的思想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礼教以及独特性的思想如科学观、教育思想等几个方面。

丘濬是明代实学开创者，他的《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和《朱子学的》是儒家经典著作，他还撰有《家礼仪节》八卷。由于丘濬对明代理学的非凡建树，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

丘濬一生功业在著述。其著作如林，总数超过二十多种。主要著作包括《大学衍义补》、诗文汇集《琼台会稿》、《朱子学的》等在内，计有三万多卷。《四库全书》收录琼人著作不过12种（包括存目），其中就有丘濬的《大学衍义补》等5种。

丘濬当过史官，并编撰过多部史学著作，其史学著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修史书，包括《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一种是私修史书，包括《续修通鉴纲目》《世史正纲》三十二卷（成书于成化十七年）、《平定交南录》一卷等。其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两个方面。

到修撰《英宗实录》，有人说对于于谦之死应该按不轨判罪来记载，丘濬说：“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国家就很危险。事情久已有了定论，于谦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辩白清楚。”他如此主持正义。

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三·丘文庄》云：“ 丘文庄公濬 ，著《世史正纲》，持论严正。”由于丘濬对文化的突出贡献，被史学界称之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丘濬以政治家见称于史。他一生仕途顺畅，官至卿相，且著书立说，为世人敬仰。

丘濬于景泰五年（1454年）获进士，一生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要职，弘治七年（1494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海南人而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

史载他七岁时写的《五指参天》一诗，显示出他自幼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

丘濬具有独特的经济思想，他的《大学衍义补》首开经济思想，革新了以明理学为主导的思想，引赴了务实浪潮。《大学衍义补》是丘濬经济治国思想集大成者之作。

丘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是明代中叶的重要经济思想家，具有极为丰富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这集中于《大学衍义补》一书中。

丘濬虽以政治见称，在文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诗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张，开一代诗风，是中国诗界供奉的诗歌创作最高境界。丘濬诗作大都体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戏答友人论诗》是最能表现丘濬的创作观的。诗云：

吐语操词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

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词。

时人评曰：“丘濬或雄浑壮丽，以气势胜，或明白如话，以意境胜，均有独到之处。”

除了以诗文名世之外，丘濬又是传奇作家，他的剧本《投笔记》《罗囊记》《学鼎记》和《五伦全备记》，被认为“启导了明代文人创作传奇的风气”，后者在17世纪更流传至韩国，被译成韩文，作为学习中国语的教本。

《琼台类稿》五十二卷、诗十二卷，郑廷鹄有感于丘濬的《琼台吟稿》《琼台类稿》二书版本多有讹缺，便重新勘定，汇编为《琼台会稿》（12卷）。

丘濬一生，“诗文满天下”。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称他：“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一部《琼台诗文会稿》，全书24卷，洋洋30多万言，被清初学者焦映汉称其“炳若日星，垂诸史册，以继往而开来可也！”

丘濬的诗在明朝深受推崇，时人争相索求，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但缘手散去，今尚存千余首，收入《四库全书》的《重编琼台稿》所录不过三百。

翻开丘濬诗集，一开始就会读到他早年所写的七律《五指参天》。诗云：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这首在海南家喻户晓的诗作，借五指山的雄奇秀丽，寄托自己的胸襟抱负。此诗通篇运用拟人手法，想象大胆而奇特，形象鲜明生动，极见巧思。自此诗之出，唱和者蜂起，但无出其右者。现代大诗人郭沫若亦为之心折，在海南留下“五指山诗上我舌”的赞语。

据史料记载，丘濬宦海生涯，并非一路春风得意，当中不免要忍受无知蛮横之人轻谩或同僚的排挤，诗人曾以《海仪》一诗自况胸襟，诗云：

远观沧海阔，万波总朝宗；

溪壑流难满，乾坤量有容。

潜藏多贝宝，变化起鱼龙；

自觉胸襟大，汪汪无乃同。

丘濬自进士及第外出为官后，便极少有机会回到故乡，乡愁成为丘濬一生挥之不去情结。海南学者王春煜在一篇专述丘濬诗文的文章中称，丘濬的诗作中直抒思乡或相关的有八十篇之多。如丘濬写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的《岁暮偶书》：“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态饱经谙。同多黑发不曾白，无数青衿自出蓝。大半交游登鬼录，一生功业付空谈。不堪老去思归切，清梦时时到海南。”

丘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其实不下于他的诗篇。其散文取材广泛，反映现实，文笔恣肆疏隽，议论深闳，颇受后世文士推崇。备受瞩目的《溟南奇甸赋》是一篇散文化的赋，乃丘濬写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长篇巨制，称得上俯视千古的雄伟诗章。文中采用问答对话体，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而赋的铺排和骈偶的杂用，更给文章增添了浓郁的文采。不大被人提起的《学士庄》也是一篇典范的纪实散文。

别集：《丘文庄公集》

鲜为人知的是，丘濬还是一名剧作家，曾写了《伍伦全备忠孝记》（简称《伍伦记》）、《举鼎记》、《投笔记》、《罗囊记》和《龙泉记》，但《罗囊记》和《龙泉记》已经失传。传奇《伍伦全备忠孝记》是明初剧坛“沉滞期”后第一部作品。

据《琼剧志》介绍，明末清初，有人将丘濬的《投笔记》和《罗囊记》改编为方言土语唱本，在青楼唱演；琼州木偶班，也曾用土戏腔调演出。清代咸丰六年（1856年），有人在府城西门创办“鼓城楼剧本承印社”，丘濬的剧本《投笔记》也在印刷之列。

丘濬很喜欢戏曲，相传有一次他奉命南巡时，在江浙等地观看了海盐、余姚、昆山和弋阳四大声腔为主的南戏，大开眼界之余，回京还向成化皇帝朱见深说起四大声腔的演出盛况。朱见深听后大喜：“江南犹有如此绝艺，朕未闻也。”于是下旨让四大声腔进京演出。

明成化八年（1427年），大学士丘濬自己花钱在府学宫（旧址位于海口府城文庄路的琼山中学校园内）明伦堂后面修建了一间石屋，用来收藏他从京师带回送给府学的各种典籍。据说，海南才子王佐就曾在此石屋中读书学习。

学生

丘濬7岁，父亲丘传去世，祖父丘普“惕厉自持，不敢失坠”，寄希望于丘濬兄弟。丘普自题“可继堂”匾额，并书联“嗟无一子堪称老，喜有双孙可继宗”。丘濬曾在《可继堂记》中追记，说祖父嘱咐兄长丘源，要他“承吾世业，学为良医，以济家乡”；希望丘濬“拓承祖业，志为良相，以济天下”。正是“以济天下”的远大抱负，塑造了理学名臣。尤其是丘濬母亲李氏，出身士绅之家，知书识礼。她年廿八丧夫，守节教子，“课其学业”，孜孜不倦。每日五更，鸡鸣即起，伴儿诵读；入学归来，问其功课，询其交游。及至游学帝京，为官庙堂，仍然致书“戒谆谆以忠谨，图报国为言”。正是这种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造就了一代儒学大师济民、养民、安民、亲民的思想品德和高尚情操。

丘濬与夫人吴氏继承良好家风，重视儿女培养。长子丘敦，入读太学，深研《素问》，著有《医史》；次子丘京，以父荫补中书舍人。丘敦子以祖荫补尚宝司丞，其孙也以祖荫补尚宝司丞；五世孙，为例监生；六世孙，为郡庠生；七世孙，为举人，任县令······古人有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是理学名臣丘濬之家，以德为本，以学立身，甲第延绵了7代之久。

丘濬故居现存“可继堂”及前堂两进，均是单檐硬山式简板布瓦顶。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初十，丘濬就出生在这座院落中。穿过前堂中厅，来到后进的“可继堂”，堂内八仙桌之后，是一尊丘公的鎏金雕像。房间的结构与布局，跟普通人家常见的“祖堂”并无二致。唯独堂前高挂着一块书写着“可继堂”的木匾，凸显出这里的特殊之处。而这个堂号的来历，溯源起来，还跟丘濬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据丘濬本人所撰的《可继堂记》，丘濬在七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而五十九岁的祖父因为赴京述职，离家未归。当丘濬的祖父从京城回到家的时候，入门见棺，留下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限伤悲。由于丘濬的祖父只生一子，丘濬祖父“上无叔伯，旁无兄弟群从，推而远之，亦无宗族，茕茕然仅二孙存，上系宗祀之重，如一丝之引千钧也”。可见，独子的去世，给丘濬的祖父带来了莫大的打击，他只能将传宗、振兴家族的重任，寄托在两个尚未成年的孙子身上。

面对着前来吊唁的乡亲，丘濬祖父对着九岁的丘源和七岁的丘濬说道：“吾先世，世以积善相承，然未有发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往往因微而大著，所以大发者，其在二孺乎？”于是，有感而发的思贻公书写了一幅对联：嗟无一子堪供老，喜有双孙可继宗。随后，丘濬的祖父让人将这幅对联“揭于寝堂之楣”，获得了乡亲们的一致称赞。

转眼间，到了丘濬兄弟二人外出求学的年龄。一天，兄弟二人陪着祖父在堂上闲坐。祖父指着长孙丘源说，你以后负责在家祭祀祖宗，继承祖业，做一名良医。又指着丘濬说，你要创立门户，拓展祖业，显达时做一名良相，以济天下。这时的丘濬仅仅十六岁，而兄长也才十九岁。兄弟两人似乎没有完全弄明白祖父这番话语的含义。在祖父去世后，丘濬及其兄长二人，果然如祖父当年所言，兄长经官方推荐，在家乡继承祖职，当起了一名医生。而丘濬本人，更是由乡试解元、进士跻身政坛，从翰林、礼部侍郎等官职一路走来，最终成为了一位名震当朝、深受皇帝器重的“阁老”。

丘濬在成年之后，回首往事，一直感慨并深深佩服先祖当年的那一番话语。于是，他从当年祖父所撰的那副对联——“嗟无一子堪供老，喜有双孙可继宗”摘出两字：可继，以此作为祖堂的堂号，表示对祖父的纪念。又亲自撰写了一篇追忆往事的《可继堂记》，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丘濬点名了其中“可继堂”命名的主旨——“为吾子孙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训，然为之先者，必有所可继，而不可继者，弗为。”

以先祖之言命名祖堂，丘濬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追及先人，不忘根本的情怀，有寄托了对后辈殷切的期待。《可继堂记》一出，这座位于府城郊外的名贤故居更是名扬天下，余韵至今。

《琼山县志》记载，成化五年（1469年），丘濬母丧，回乡守孝。这期间，随风水先生寻找葬母风水宝地的丘濬，来到石山一带勘察地形。当时，施茶村附近是连接府城与澄迈的官道中点，途中商客学子络绎不绝，但遗憾的是这里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在炎炎烈日之下，在路上的人们找不到一处休息喝水的地方。丘濬眼见此情景，心生怜悯，于是捐资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凉亭，又雇人长期在此烧水施茶，普惠路人。

弘治四年（1491年）十月，丘濬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国家大政，遂行宰相之职。然而就在他入阁前几个月，原担任内阁首辅的刘吉却被免了职，这一进一出，刘吉大生疑惑，认为是丘濬背后搞的鬼。刘吉为此大为恼怒，私下里骂他为“南蛮子”，还特地撰了一副对联侮辱他：“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意谓丘濬像貌不雅，丑如唐代的奸相卢杞，而才学与宋代的王安石一样，性情比王安石还要偏执。这显然是不顾事实的恶意中伤。

刘吉之所以被踢出内阁，是因为他耍手段阻挠孝宗皇帝的“家事”，与丘濬全无干系。而刘吉此人的“为官之道”早为当时朝野人士所不齿，原来，他做官专为混日子，四面讨好。在明宪宗（孝宗之父）时，他与万安、刘珝同为内阁成员，安为首辅。三人专务吃喝享乐，尸位素餐，国家大事由太监汪直专政把持，内阁成为虚设，故人称此三人为“纸糊三阁老”，孝宗早就无意留他。然而尽管这“纸糊三阁老”的所作所为常引起公愤，遭到言官的弹劾，但这个刘吉惯来圆滑善变，你越弹，他越升官晋爵，孝宗即位后，尽管并不看好他，还是能够留任，真是像棉花一样，越弹越发。所以在这之前，早就有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刘棉花”。后来，刘吉打听得起这绰号的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国子监老生员。而凑巧的是，当时丘濬官居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即国家太学校长），因此刘吉便怀疑讥讽他为“刘棉花”一事定出于丘濬的主谋。

但丘濬为官清廉正直，若想找他的茬子，实在是无懈可击，于是“啃不动硬的，专挑软的捏”，以他内阁大学士的权势，奏请宪宗皇帝下诏，今后凡是三次考试不第的举人一概不许再试。不仅如此，还借机大整那些与己不合的朝中大臣。这些行为，都是丘濬亲眼所见，当然与他水火难容。刘吉既以对联侮辱丘濬，可是他还未离开京城，也有人给他送了一副对联，道是：“泥塑纸糊，全没心肝如木偶；弓弹椎碾，更无骨节似棉花。”因为当时，除了“纸糊三阁老”外，社会上还有“泥塑六尚书”之讥，所以谓之“泥塑纸糊”。刘吉看到这副与他针锋相对、入木三分的讥刺对联，可说是气急败坏，又怀疑是丘濬这个“南蛮子”所为，但罢官在即，大势已去，也只有干瞪眼而已。

据《明史》所载，弘治四年，与丘濬同时入阁的还有洛阳人刘健。刘健其人，与丘濬一样，博学多识，闭户苦读，处事稳健，人称“木强”（意即刚强不屈）。他与丘濬一样都是因为参与编修《宪宗实录》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又是因此而先后进入内阁。但此前，丘濬还参与编修《英宗实录》，那时他还只是个“侍讲学士”，却在编修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刚正不阿的耿介气质。

当时参与编修的某些人为讨好宪宗，主张把被明英宗（宪宗的父亲）处决的民族英雄于谦作为“叛逆奸臣”写进实录中。丘濬力排众议，坚决抵制于谦是“叛臣”的诬陷之辞，公开置辩：在“土木堡事变”后，若没有于谦的誓死拱卫北京，大明的江山早就岌岌可危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是非曲直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何还要让于谦来背这“叛逆”的黑锅？由于他义正词严的置辩，最后没有将这种诬陷之词写入《英宗实录》。这一史实，说的是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听信宦官王振的怂恿，轻率出兵，被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其后，北京被围，明朝面临亡国之险。兵部尚书于谦受命拱卫京都并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珏为景泰帝，击退了瓦剌部的围攻。

不久，明英宗被也先释放回京，却在亲信徐有贞等的策动下，发起“夺门之变”，废了景泰帝，重登帝位，改元天顺元年，并在徐有贞等人的唆弄下，诛杀了护国有功的于谦。刘健是英宗改元后，于天顺四年中进士的，对这段史实应十分清楚，对丘濬为于谦辨白的事也应是明白的，是否同意丘的观点另当别论，但对丘濬的为人从此应有所了解。

丘濬生性耿直，遇事认理不认人。他对刘健的好学深思颇有好感，所以两人在内阁相处，还没有听说过像与刘吉那样的针锋相对的矛盾。但《明史·丘濬传》说他们两人有时因某些时政问题在朝堂上强辩不休，各不相让。有时争到激烈之处，丘濬甚至将官帽子掷于地上，表示即使不做官也要坚持真理。但争论归争论，私下里两人也没有像与刘吉那样誓不两立。

有一次刘健对人说：“丘仲深（丘濬的字）有一屋子散钱，但没有串钱的绳子。”意思是说丘濬虽然学问广博，但缺乏系统，散乱无章，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不多。丘濬听到后，也不谦让，立即反讽道：“刘希贤（刘健的字）有一屋子串钱的绳子，但没有散钱。”意思是刘健处事虽善于抓住要害，善断多谋，但见识不广，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两人可谓各有所长，都见到了对方的长处和短处。

丘濬与刘健在内阁相处的时间不长，弘治八年（1495年）丘濬逝世，此后，刘健还在内阁任职，一直是孝宗皇帝所倚重的能臣。

在弘治内阁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王恕，年纪比丘濬大。孝宗即位时，王恕本已退休致仕，但念及他在宪宗朝执掌吏部的功绩，特亲自下诏请他还朝。作为“三朝元老”，王恕确是有功之臣。他执掌吏部期间，为朝廷选拔了许多能臣，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人脉”极厚。但晚年还朝之后，却有点“功德圆满，傲然自恃”的情怀。每天上朝时，都是他在皇帝面前首先奏报，别人都等候他讲完才开腔。他对丘濬的入阁似乎很不满。虽然他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一贯也讲原则，不许人行贿买官，但看到丘濬却从不因为他身居吏部而对他有丝毫亲近附和的表示，反而在朝政问题上有时不惮与他争辩是非曲直，让他感到被轻忽挑战的味道。故此两人从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弘治六年，王恕主持吏部考核天下群吏，决定罢黜二千多人。丘濬上奏反对，认为这其中有的官员上任还不满三年，如果没有贪污渎职等行为的话，不应统统罢黜。结果皇上准奏，经过认真考察，留下九十多人。王恕因此觉得很没面子，益发恼怒丘濬。但丘濬入阁不是走王恕的门路，而是孝宗皇帝亲自下诏选定的，所以对于王恕的迁怒不以为意。而王恕的门徒们却造谣说这九十人中有丘濬修《宪宗实录》的同僚，希望通过丘的关系得到提拔重用，却被王恕刷掉了，所以丘才发难；又造谣说，丘之所以能入阁是因为向皇上进奉一种“阁老饼”，皇上吃了喜欢，才提拔他。

丘濬对这些流言一概不予置辩。又有一太医院判名刘文泰，曾经请托王恕关照自己的升迁问题，但达不到目的，心存怨愤。刘经常到丘濬家看病，关系甚密，从丘濬处了解到王恕退休在老家时，曾让人刊印了一本《大司马三原王公传》，广为流传。刘文泰弄到该书读后认为该传中，王恕自比为周公，“彰一己之善，显先帝之过”，失人臣之礼，于是写成奏章，请被王恕除名的御史吴祯帮忙润色，连同本书一起告到皇帝那里。王恕急忙为自己辩解，并声称刘文泰的奏稿出自丘濬之手，希望一并追究丘濬之责。孝宗下诏将刘文泰逮捕入锦衣卫狱审问，才知道实出自吴祯之手，与丘濬无关。

孝宗因上述种种问题，于是对王恕有了看法。而王恕本想借此机会扳倒丘濬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而恼怒在心提出要退休致仕。孝宗马上就批准了，并且不按惯例给予他应有的待遇，算是灰溜溜滚回老家去了。但王恕门徒众多，而明代的官场风气“不务举贤进能，又不平心静气，而专务于分门立户，各怀偏见”（《明史·邹元标传》），所以丘濬在这件事上一直处于被指责的尴尬地位，连清代的纪昀在评价他的《大学衍义补》一书时竟也说他“相业不可称”，“其人不足重”，显然是不顾史实的过分贬抑之词。

丘濬清廉不苟取，所居府第低下狭小，四十年不换。

丘濬去世以后，遗物只有皇上恩赐的物件和多年的藏书，他所留下卷帙浩繁的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华丘氏大宗谱》中记载了丘濬下葬时的一件轶事。据传，下葬当日，风和日丽，琼州府许多官员都来参加葬礼。当葬礼即将完成时，突然从府城方向飘来一大片乌云，待近时却是数千只乌鸦。民间传说乌鸦是鬼魂之鸟，因此陵园里的人都吓得跑光了。这群乌鸦围绕着丘濬坟茔盘旋不止，哇哇叫声如泣如诉。约两个时辰后才恋恋不舍飞离，不知所踪。当地乡亲议论纷纷，认为这是由于1434年琼州大饥荒期间，丘濬祖父乐善好施，不但施粥赠茶还乐捐坟地，年幼的丘濬在每年清明与祖父一起祭拜这些亡魂，因而受阴间孤魂感恩前来送行。

500余年过去，这起流传于民间的轶事已无从证其真假，但丘濬乐善好施的故事却实实在在留存世间，海口市秀英区石头山镇施茶村就是佐证。

儿子：

女儿：

《明史·卷一八一·列传第六十九·丘濬传》

海南日报：岁月流转，丘濬的时代早已远去，丘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但他留存于世间的，不但有“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的灵秀诗句，更有其超越时空的思想，直到今天还滋养着人们的心灵。

《名臣录》：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

何乔新：“岭南四杰”。

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

徐溥《谦斋文录》：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

屠隆：丘文庄浚、杨修撰慎武库哉。

钱谦益《列朝诗集》：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当是时，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濬；刑宪则有闵珪、戴珊。

张廷玉等《明史》 ：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濬记诵淹博，冠绝一时，文章尔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

梁章钜：转移文运之功。

列宁：“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

钱穆：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

丘濬故居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金花路三巷9号，占地面积632平方米，建筑面积210平方米，据谱志称，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现存前堂、可继堂，为海南现存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丘濬墓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丘海大道南段东侧水头村，始建于弘治九年（1496），数百年来几经破坏和修缮，最初原貌已无法考究。距丘濬故居约4公里，靠近海瑞墓，占地约2500平方米，保存有墓冢等。1986年，海口市政府重修丘濬墓园，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考古专家对墓园进行了考古挖掘。2012年10月，海南省启动丘濬墓修缮及环境整治工程，项目占地面积约80亩。

丘濬墓边上，就是丘濬陈列馆。该陈列馆展现了海南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风格，馆内展出内容分为“出生海南”“仕途之路”“位极人臣”“槐荫书屋”“理学名臣”“情系家乡”“魂归故里”“缅怀前贤”八个单元，每个单元从不同角度展示丘濬的传奇人生。丘濬陈列馆内陈列着象牙笏板、缠枝花卉纹碗、铜镜等明清文物，其中象牙笏板为镇馆之宝。此外，丘濬最重要的著述《大学衍义补》也陈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