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邾城东面，有大别山脉的大崎山，群峰林立，而以大崎山主峰最高（海拔1,040米），每当春末秋初，雨霁初晴，清晨初起，骋目东望，见旭日东升，红霞满天，映照大崎山群峰，层峦叠翠，展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故毕奇中在《邾城八景》序中有“崎山叠翠，秀拔千峰，云生而雨集，暗散而太虚”的描写。

在新洲城北隅城内，今城关油厂处。此处原有一个水塘，俗称清水潭，平时总是清水满池塘，就是大旱之年，别的塘堰都干涸了，这个清水潭仍浸水不竭，人说有龙泉藏底。每当秋夜晴空，潭水映月，轻风微波，月舞星跃，蔚为壮观。故毕奇中序文中有“龙潭洁碧，浩浩溟溟，素娥浴水，灵荡金精，倒霓裳之清影，来广乐之天声”的赞美。

新洲城南面为一片沃野平畴，这里树木葱茏，烟树掩映，每当雨霁初晴，绿树迎风，烟波浩渺，游人登城，展目城南，见树海烟波，尽赏自然风光之美。故毕奇中的序文中有“烟树葱茏，繁荫郁郁，林端清气，若有若无，翠含山色，红射朝晖”的观感。

“化乐”指古化乐寺，位于新洲城北廓（今大礼堂北面），在战乱中被毁坏。明初迁建于河坪，即附池西岸的石基山（今南正街东面），西向，有正屋三间为佛殿，厢房二间为僧舍。清嘉庆八年重建，同治十二年又重建，宝殿巍峨，僧房清静，每日清晨，古刹钟声，清脆悠扬，令门户初开，集市涌动。故毕奇中的序文中有“蒲牢吼振海门红，禽鹤惊飞闾阖启，月落星稀，曙生云淡”的描述。

在华帝花园东北角处，原有一高土墩，相传是古代的烽火台遗迹。此处是城内最高点，唐时其上建起四顾亭。据明弘治《黄州府志》载，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黄州刺史刘嗣之筑四望亭于郡治。”这个四望亭亦即四顾亭。至明初，此建筑还存在，但已荒芜废弃。故毕奇中的序文中有“危亭荒芜，树千古之旌旗，高阜萧疏，顾四方之烽息”的感叹。

在新洲城北门内（原轻工机械厂北边）。据明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元代义士吴应澍，毕生做善事，从阳逻经新洲到徐古桃花一线义务凿井19眼。在新洲城北门内所凿1井，被新洲城的人们称为“吴公义井”，以褒吴公之义举。吴公义井水尤甘洌，人们争相饮用，并在取水处置一些建（构）筑物，人们既可品尝井水清凉，又可休闲清谈，时光流逝，遂成新洲城内一景。故毕奇中的序文中有“义井存吴公之惠泽”之赞誉。

在新洲城的阜财门外（今黄冈地区电站南），有古衡州小城的遗址，其地面稍高，形成一座土台，台上有大树，“明初有凤凰来仪”（明弘治《黄州府志》载），故称凤凰台。在李文江的诗中也有“明时来瑞禽”之句，此即凤凰台之为名的又一佐证。又有传说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陈友谅的夫人死后，葬于阜财门外的土台上，因陈友谅曾在江州（今九江）称帝，其夫人自然是皇后，皇帝为龙，皇后为凤，民间也有“陈为假龙，后为真凤”之说，其皇后下葬处，系称为凤凰台。凤凰台上，树木繁茂，其中一株千年古树，主干直径2米多，树高数丈，冠如巨伞。每当晴空万里，夕阳西下，高树茂木，映夕照之晚霞，展妖娆之多姿，显示出壮丽的景观，故毕奇中的序文中有“凤台涵议叙之清光”之写照。

渔浦，系指新洲城西大渡、刘集、萧桥、联合一片冲积平原。据唐代杜牧的《黄州刺史谢上表》所述：“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当时的黄州即古邾城，邾城以西，直至江汉，都是古云梦泽，故新洲城西在古时是一片泽国水乡，也是一片渔浦。那时，以捕鱼为业的渔民，常年在此作业，每年秋水鱼肥，渔舟竞发，撑船撒网，渔歌飘荡。故毕奇中的序文中有“渔浦秋风，霜清水碧，白萍红蓼满江州，红叶黄花盈野岸，有鱼可脍，有酒可需，收纶卷网，其乐何如”的描绘。

战国时期，秦国的嬴政在统一六国之后，建立秦王朝，成为秦王朝的第一代皇帝，自称始皇。据《中国名菜谱》载，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6年）时，他第二次南巡，过云梦泽，途经邾城，在馆驿驻宿，点名要吃邾城鱼，馆驿的驿官知道秦始皇酷爱吃鱼，却又特别怕吃到鱼刺，也知道秦始皇的脾气，不少御膳名厨，因所烹调的鱼肉中有刺，常在其盛怒之下被杀。当秦始皇的随行官员告知秦始皇要吃鱼的旨意后，驿官不敢违旨，惶恐地指令厨师做御膳，一定要把鱼食烹调好，并把秦始皇的爱好和脾气告诉给厨师，要厨师特别小心。厨师听了，深为惶恐，不做就会赐死，做得不好也会被杀，感到厄运临头，又无法脱逃。就在剐切鱼肉时，紧张地用刀背乱击鱼肉，在慌乱中却意外地发现，鱼刺在击打成茸的鱼肉中伸露出来，厨师见鱼刺露出，就迅速剔除，并将鱼肉搅拌成浆，然后一团一团地挤入沸腾的豹胎汤中，很快，洁白鲜嫩的鱼肉团飘浮汤面。在传膳声中，厨师将煮熟的鱼团，加上佐料，送上筵席，秦始皇吃得津津有味，非常高兴，连声称好。陪同进膳的大臣们，见秦始皇一反常态，就在席间为这位厨师烹调的美味佳肴奉献雅名为“皇统无疆凤珠氽”。秦始皇大喜，并下旨将这位厨师带回皇宫主持御膳。此事后来传到民间，文士称为“鱼氽”，老百姓称为“鱼团”或“鱼丸”，历来是邾城乃至全新洲的一道名菜。

在楚汉相争时，抗秦义军将领吴芮曾受西楚霸王项羽封赠为衡山王，以邾城为王都。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时为秦二世去世，太子婴继位的第一年。就在这一年（公元前205年）2月，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另封十八王，吴芮就是十八王之一。吴芮何许人也？据《史记·陈涉世家》载：秦末，吴芮为鄱阳县令，当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唯吴芮不以秦之苛政施于民，很得百越民心，许多江湖豪强相与归附，过从甚密。至秦末，各地诸侯群起反秦时，吴芮就集聚百越地方势力，从以项梁为首的义军反秦。后项梁战死，即随其侄项羽。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闰九月，楚怀王与各路义军将领吕臣、宋义、项羽、刘邦、吴芮等约定兵分两路西进灭秦，以项羽为一路，以刘邦为一路，“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吴芮认为项羽“剽悍猾贼”，有勇无谋，并非大器，而刘邦则是“宽大长者”，可能成功。于是便派部将英布率军随项羽北击章邯，自己带领部将梅鋗策应刘邦西击咸阳。结果是刘邦一路顺风，先入定关中，项羽心中不服，驻军灞上，设“鸿门宴”，企图刺杀刘邦未果，就自封为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在项羽驻军灞上时，吴芮就在刘邦军中，他认为项羽决不会遵怀王盟约甘心为臣，必与刘邦相争，就托故先行离开刘邦，移师邾城以观其变。项羽知吴芮随刘邦进咸阳后离刘邦而去，认为吴芮尚可争取，在封王时，听说吴芮在邾城，此地是衡山郡治，就封芮为衡山王。项羽分封十八王后，移军彭城（今徐州），并强行将楚怀王迁移于江南（今湖南郴州），同时密令吴芮在途中将怀王杀死。吴芮接到密令后，十分不满，认为项羽背信弃义，不守承诺，就按兵不动，没有发兵去途中截杀怀王。后楚汉相争，吴芮在邾城三年未动，直至楚灭汉立，刘邦念其旧功，仍封吴芮为长沙王。班固在《汉书·吴芮传》后说：“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至其子亦失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相传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著于甲令而称忠也。”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5年）十二月，刘邦封其少子刘长为淮南王。刘邦死后，立刘盈为惠帝，惠帝年幼，由高后吕雉专权，刘长心怀不满，遂起反朝之心。当时衡山郡为淮南国所辖，衡山郡治邾城，处大江之侧，云梦泽旁，近山滨水，地势险要。刘长令其心腹，在邾城集结各诸侯国有用人才及对朝廷不满者，赐以财物、田宅、安置家室，为其反朝出谋划策。至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刘长与大夫伹、仕伍开章及棘蒲太子奇等举事反朝，朝廷派大军征剿，执刘长于阵，因刘长与文帝乃同父异母兄弟，免其一死，放逐四川，刘长愤然绝食而死。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刘长死后，刘长原在邾城收养的食客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亲兄弟，不能容……”有人将此歌词上奏于文帝，文帝心起内疚，就将原刘长所在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以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至景帝四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徙刘勃为济北王，迁刘赐为衡山王。刘赐到衡山后，想起其父刘长乃高祖爱子，本可继位为帝，因吕后弄权而不能得，曾有反意，“今上迁我至衡山，必是疑我”，自此又起反朝之心。据史籍记载，刘赐在衡山王府所在地邾城“结宾客，山东儒墨尽集于江淮间”。他与宾客奚慈、张广昌等四出征召懂兵法、气象及善于冶炼金、银的人士，并令其子刘孝使客居邾城的江都人陈喜等作輣车、镞矢，还刻制天子玺及将、相大印，准备反朝。至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刘赐与其兄淮南王刘安同时赴长安例朝，返回时，刘赐与刘安互吐心曲，均有反意，两兄弟一拍即合，即同到淮南王府密谋反朝计划。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兄弟俩终于决定起兵，不料起兵之事，被朝廷委派在淮南国任丞相的伍被先行告密，武帝亲率大军征剿，反军未动，而朝廷大兵压境，激战数日兵败，刘安被迫自杀，刘赐自知大势已去，亦在邾城自刎。

东汉桓帝时，江夏郡（郡治在今邾城）太守赵仲让，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高士，在地方颇负盛名。据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所载，赵仲让初为州牧举茂才，被委任为西陵县令（时西陵县治所在邾城），按东汉时的制度，新任县令到职亲事前，应先拜谒上一级的郡太守，然后再到县府就职。而赵仲让却一反常规，没有去郡太守府报到，却是微服单身私出，变易姓名，默不作声地乘车进入西陵市里，逗留亭中十余日，深入街头民间，观省风俗，考察民情，了解吏治，调查市场。在广泛接触群众，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之后，就去找当地的亭长（按汉制，十里为亭，亭有亭长），问新县令是谁？从何处派来？何时到任？亭长答曰：“县府已派人去迎接，很快就会到！”赵当即告知亭长：“我就是新任县令赵仲让！”亭长见新任县令到来，深觉失敬，惶恐之下就地拜迎，之后与百姓隆重地将县长送至县府。次日，赵仲让带领随从去郡太守府报到，太守赵有才，宿有重名，恕而不究，并以礼相待，还与之畅谈施政方略。后因赵仲让在西陵县施政颇有政绩，被擢升为江夏郡太守。

甘宁，是三国时吴国八员大将之一。据《三国志·吴志·甘宁传》载，甘宁，巴郡人，原是益州刺史刘璋的部下，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反璋，不胜，遂带800弟兄投荆州刘表。甘见刘表系一介儒人，不习军事，终必无成，“恐一朝众散，并受其祸”，于是，欲投东吴孙权。时刘表的爱将黄祖任江夏太守，镇守夏口，甘宁无法通过，只好暂投黄祖，而黄祖认为，甘宁不过是一介武夫，三年未予重用。有一次，东吴孙权为报其父兄之仇，出兵西讨黄祖，在战争中，黄祖遭遇孙权校尉凌操，双方战斗几个回合，黄祖败逃，凌操紧追不舍，甘宁本善骑射，见黄祖临危，就拈弓搭箭，从旁射中凌操，吴军大乱而退。甘宁救了黄祖一命，可在收兵回营后，黄祖对宁并未赞赏，看法如初，自此，甘宁终日愤懑不平。黄祖帐下有位将校苏非与甘宁友善，曾多次向黄祖推荐甘宁，黄祖无动于衷，苏非也认为黄祖不重用人才，以致甘宁无用武之地，就向黄祖进言：“太守若认为甘宁不可重用，不如让他去邾县作邾长，也可发挥他的作用。”黄祖应允，此任正合甘宁想借机脱身之愿。甘宁受命，仍带领他的800弟兄赴邾城就任。甘宁脱离了黄祖，也得到邾城一席立足之地，就借邾城扩充兵员，演习军事，以待时机。一年以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曹操率军南下击刘表，刘表惊恐，急召黄祖到荆州议事，甘宁见时机已到，就带领邾城所有军士东投吴国而去。甘宁投吴后，受到较高礼遇，孙权“初遇即情同旧臣”，甘宁深受感动，就向孙权建议，破黄祖，夺荆州。孙权大喜，即以甘宁为先锋，发兵西击黄祖，甘宁熟知黄祖军情，率领吴军经邾城，击夏口。战斗中甘宁追杀黄祖，斩其头颅以献孙权，吴军因此夺取江夏郡。

明弘治《黄州府志》载，邾城“三国时，吴魏相攻，互为重地，满宠预西阳之备，而吴主撤师，陆逊重邾城之守，而魏人息志”。说的是公元238年前后三国的军事形势，主要是吴魏相攻。其时北方有魏国的豫州，南方有吴国的荆州，邾城正好处于豫、荆之间，吴魏双方都视邾城为战略要地，相互争夺，发生过多次战争。是年，孙权准备迁都建业，即命陆逊在邾城北面的虎头、隘门二关埋伏重兵，准备袭击魏之安城。魏豫州刺史满宠已预料到吴军军事意图，早以重兵加强了西阳（今河南光山县西）的防备。陆逊得知满宠早有西阳之备，不敢贸然行动，只好撤师退守邾城。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陆逊在邾城修筑起戍军城堡，并以3万兵力驻守，作长期戍兵打算。满宠知道陆逊加强了邾城的防守，有很长时间没有攻袭吴地。

东晋政权完全移到江南以后，只想偏安江南，凭江守险。据《晋书·陶侃传》载，东晋永嘉七年（公元313年），陶侃任荆州刺史，坐镇武昌（今鄂州），收罗了江北江南一大批文人、武士，以殷浩、庾翼等人为佐吏，商讨抵抗后赵石虎和加强长江防线之策。当石虎军进淮南时，武昌守将莫衷一是，多数人说，武昌江北有邾城，是控制五关（虎头关、黄土关、白沙关、木陵关、大城关）的重镇，应立即派重兵驻守，以保江南，陶侃不以为然。后来有一群当地知名人士集体献策，建议快速派兵守邾，陶侃无奈，只好带领将佐渡江到邾城考察。当时，邾城名义上属弋阳郡管辖，实际上已被蛮左所据，这蛮左系汉时从巴蜀迁来的少数民族，已经形成占据江北水域的地方势力。陶侃经过考察和综合分析后，对随行将佐们说，这邾城虽是重镇，为蛮夷所据，城内无所依赖，地方吏治混乱，外来势力与当地官府对抗情绪强烈，外侮一到，内乱即起，守之无益，不如加强江防，力保江南。陶侃遂决定放弃邾城，坚守“一线长江”。

东晋朝廷重臣庾亮，就任征西大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荆、江、豫州刺史衔后，即着手改变被动守江军事部署，实施西进战略措施，以图赶走后赵，恢复中原。他首先将豫州一分为二，置南豫州于邾城，授毛宝为南豫州刺史，率精兵1万，与西阳太守樊峻共同驻守邾城以御后赵。同时将大别山通向淮南的虎头关、白沙关、黄土关、木陵关和大城关进行封堵，严加控制，以阻止后赵石虎南进，并以陶称为中郎将，领江夏相，率5,000兵力守沔中，又以其弟庾翼为校尉，领南郡太守，镇守江陵；以武昌太守陈嚣为辅国将军，领梁州刺史，守子午谷。亮自率大军10万，据石城（今襄阳东南），为诸军后盾，形成以守邾城为核心，以抵御后赵南下为目标的左右呼应、上下联动的军事部署，大有“便下襄阳向洛阳”之势（《晋书·庾亮传》）。洛阳是晋故都，向洛阳，就是东晋回归故都，恢复中原，这是庾亮的最终目的。庾亮军事部署完毕，其身尚在武昌，还未能全面落实设防措施时，突闻邾城失守，庾亮大为震惊，昏厥倒地，不久病逝。据《晋书·庾亮传》载：“计之以事，则功归圣主，推之手运，则胜非人力。”

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后赵石虎命大臣夔安的中路军2万步骑，由张貉度、李蒐率领直奔邾城，首先一举攻破邾城北面的虎头关（在今麻城境内），后长驱直入，兵临邾城城下。邾城守将毛宝，本是东晋名将，战功卓著，在任庐江太守时，曾在湓口与祖约部激战中中箭，仍“贯髀彻鞍，使人踏鞍拔箭，血流满靴，仍驰马挥戈奋战，击退祖部”（见《晋书·毛宝传》）。面对赵军兵临城下，毛宝、樊峻整军迎战，无奈敌军乃匈奴北军凶猛善射，剽悍异常，几次出战，均告失败，军士伤亡甚多。毛宝与樊峻商议决定，派人紧急出城，奔武昌向大将军庾亮求救。时沔中已失，庐江兵败，石城告急。庾亮认为邾城坚固，易守难攻，令毛宝死守勿战，自带兵奔石城而去。毛宝、樊峻既无外援，只好死守不战。三天后赵军终于攻破城池，蜂拥而入，情急之下，毛宝即命樊峻沿城传令：“不怕死者，从西门泅水突围！”于是，将西门大开，军士、百姓泅水奔逃，死者万余。毛宝、樊峻亦同时殉职。

在南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曾有一个千金买邻的故事，后来“千金买邻”竟成为一个成语典故，这个典故就出自邾城。据《文史知识》1986年第二期所载，在南齐时曾任衡州（府治在邾城）刺史的宋季雅，博学多才，素与吕僧珍友善。据《南史·吕僧珍传》载，吕僧珍为梁武帝首辅大臣，功高位显，廉洁自励，品格高尚，为时人普遍尊崇。时宋季雅在南齐失国后，赋闲在家，与吕常有交往，深知吕僧珍的为人，心存敬仰。后因住宅有变，特在吕僧珍宅院旁买房居住，吕问房价多少，宋答一千一百万。吕觉得房价太贵，就问宋：“为何买此高价住房？”宋说：“我用一百万买住宅，用一千万买邻居！”两人相视一笑。后来，宋即成为吕家的座上宾，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有一次，吕僧珍生了儿子，宋季雅前去祝贺，他在装贺礼的袋子上写“一千钱”三个字，送上门时，接待的人笑他送礼太少，故意不向主人通报，宋就说：“礼轻情义重！岂知寒士千文，重过富翁百万！”接待的人就去通报，并将宋季雅所言对吕僧珍讲了。吕僧珍觉得宋如此作为，必有缘故，当即将礼袋打开，原来袋内装的全是金币。吕僧珍不动声色，请宋入席，待席散送客时，吕僧珍将宋季雅送来的礼袋更换，将所送金币原封不动地装在其中，并在袋上写“回赠一羽，以示谢忱”八个字，转送给宋季雅。后来，吕僧珍向梁武帝萧衍介绍宋季雅的才能，并予以推荐，宋季雅遂被任为衡州刺史。宋在赴任前叮嘱其亲属说：“吾家不可以负吕公！”任职后，恪尽职守，整顿吏治，发展农商，兴办教育，颇有政绩。

周法尚系南陈江北大都督周炅之子，亦南陈名将，因与陈皇室长沙王叔坚不相容而屡遭诬陷，被迫投北周。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后，周法尚因从柱国王谊抗击南陈有功，由巴州刺史迁任衡州（治邾城）总管，统领蕲、黄、安、沔四州诸军事。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衡州，改以邾城置黄州，周法尚首任黄州总管，仍统领四州军事，并受文帝密诏经略江南，伺机行动，准备伐陈。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文帝以周法尚为行军总管，率舟师3万，自黄州进击南陈重镇樊口，南陈鄂州刺史熊门起领军迎战，熊战败登岸，据西山死守。周法尚领军弃舟登岸，乘胜围攻，生擒熊门起斩于阵前，隋破鄂州灭陈。实现南北统一后，周法尚奉调定州总管，去安定岭南。

周法明系周法尚之弟，北周时，任河北真定县令，乘隋乱归黄冈，沿父兄老路，在家乡招募乡勇，起兵反隋。据《资治通鉴》185卷记载：“前真定令法明，法尚之弟也，隋末结客，袭据黄梅，遣叔子孝节攻蕲州，子绍攻安陆，子德攻沔阳，皆拔之。”周法明夺此四地后，先归附于瓦岗军首领李密，李密投唐时，周即随李归唐。后李密反唐时，周法明不从，唐高祖李渊见其无二心，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委任周法明为黄州总管，统领黄、蕲、亭、南四州。时南梁族将萧铣在湖南岳阳自立为后梁宣帝，迁都江陵，统兵40万，攻取安州（今安陆县），置安州总管府，以马贵迁为安州总管。周法明闻报后，亲率黄州军马，连夜奔袭安州，擒马贵迁于阵。时萧铣又攻下汉阳，在鲁山置鄂州，以雷长颖为鄂州刺史。周法明奉赵郡王李孝恭命，领军出夏口，击雷长颖，雷不能敌，以州降唐。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七月，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祏反唐，称帝于丹阳，并与西南总管张善安联军，分兵东攻徐州，西攻夏口，企图合围江淮。唐高祖李渊诏令黄州总管周法明，统领淮南十二州诸军事平叛，周法明自黄州出兵，经阳逻达武城口（今青山矶），与据夏口叛军张善安部遭遇，两军水上交锋，张善安部败退。入夜，周法明在军船上饮酒进餐，不料张善安暗派刺客突然从水中跃上军船，将周法明刺死。后辅公祏、张善安叛军被唐将李大亮等剿灭。

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息，7年多的战争动乱结束，然而百姓生活并未得到改善，时各项稞税租调征缴甚繁，百姓不堪重负，民不聊生。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载，在唐肃宗李亨时，派度支使元载巡视江淮，其中也到过黄州，他并没有真正地体察民间实情，而是为了多征赋税，替朝廷解困，他呈报朝廷：“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要黄州各县按户籍一次追征八年租调（田租、力租、户调三种赋役的总称），其理由是黄州百姓因战乱而“违负逋逃”，长期拖欠未交，“今不问有无，一律计其大数而征之。”还指令地方官吏，挨户征缴，有钱交钱，无钱交物（粮食、布帛、衣物等），不交就押人。如此横征暴敛给百姓造成难以承受的租调之苦。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当黄州百姓处于不堪重负的苦难之际，朝廷的御膳大夫左震受命出任黄州刺史。左震是一位长期在皇帝身边侍驾的大臣，玄宗、肃宗两朝元老，在朝野负有盛誉。当他到达黄州治所邾城时，人还未下轿，群众就一拥而上，将他包围在人群中，其中有人涕泣而歌：“我欲逃乡里，我欲进坟墓，左公今既来，不忍弃之去！”左震问众人：“为什么要逃乡里？为什么要进坟墓？”百姓纷纷跪地哭诉：“上元官吏务剥削，黄州百姓多白著，所以要逃，所以将死……。”左震到职后，对百姓反映的赋役负担问题十分重视，经过下乡入户详细调查，发现赋役科目确实繁多，群众生活困苦，难以承受，而地方官吏强收硬要，一次征缴八年租调，更加引起民怨。他就将黄州的经济、民生和有关征缴租调的问题，如实向肃宗皇帝写了一份陈情表。后来朝廷采纳他的意见，依照旧制征缴赋役；停止一次强征八年租调；整顿吏治；赈济贫困，安抚百姓；发展农桑，改善民生。左震因此深受民众赞扬和拥护，被尊称为“左黄州”。据《次山集》载，唐代著名诗人元结在其“左黄州表（二）”中有一段记述：“乾元己亥，赞善大夫左震出为黄州刺史。下车，黄人歌曰：‘我欲逃乡里，我欲进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呜呼！天下兵兴，今年七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关以来，海滨之南，屯兵百万，不胜征税，岂独黄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谁曰不可颂乎？”

左震任黄州刺史期间，唐肃宗患病，因肃宗崇信鬼神，内臣王玙请来巫婆祈祷，巫婆说是山川鬼神作怪，要到全国各名山大川祈祷，肃宗应允，派内侍和太监护送巫婆出京到各地，还招来数名恶少作护卫。这些巫婆每到一州县，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索要财物。在巫婆中，有一个是黄州籍的巫女，到黄州后，在家乡大出风头，左震对此早有耳闻。在她们进城入馆驿就宿后，左震出于对皇帝的臣服，于次日早起，主动去馆驿听候“吩咐”，不料巫婆闭门不理，左震见三谒其门不开，就叫衙役破门而入，巫婆傲慢地厉声斥责刺史，令其跪地谢罪，左震不服，一怒之下命衙役将巫婆绑出斩了，所随恶少一同正法，并将巫婆一路所索财物全部没收交公，代黄州民众抵交了“租调”税费。同时将其罪行表奏朝廷，肃宗也未加追究。此事在《国史补》中元结的“左黄州表”有一段文字记载：“左黄州表在黄州旧治。肃宗以王玙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祷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驭而行，中使随之。所至之地，索求金帛，积载于车。又与恶少数辈，横行州县间。至黄州，左震为刺史，震至驿，而门扃不启，乃坏锁而入，牵巫者斩之阶下，恶少皆死。籍其缗钱巨万，金宝堆积，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斩巫，请以所积资贷代贫民输税，其中使送上，臣当万死’。”在《次山集》中也有一段文字记载：“后又岁，黄人又歌曰：‘吾乡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杀之’。呜呼！近年以来，以阴阳变怪鬼神之说，罔上惑下，得尊重于当时者，日见斯人。黄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圣泽，朝廷不问，州县唯其意，左公忿而杀之，则彼可诛戮，岂独巫女？如左公者，谁曰不可颂乎！三拜迁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将去，黄人多思念，故为黄人作表。”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监察御史杜牧因受当朝宰相李德裕的排挤和陷害，被武宗降职外放到黄州任刺史。牧是宰相杜佑之孙，也是晚唐著名诗人，曾与唐代大诗人杜甫齐名，人称杜甫为“大杜”，杜牧为“小杜”。当时黄州府的驻地就在今邾城。据杜牧《樊川文集》（杜牧外甥将杜的诗文稿收集整编）记载，杜牧到黄州就职，虽心怀愤懑和忧闷，但还是诚惶诚恐，不敢怠慢，他到任后，迅速了解黄州地方的施政状况和民情风俗，如实地向当朝皇帝上奏。他在《黄州刺史谢上表》中说：“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古有夷风，今尽华俗，户不满二万，税钱才三万贯。风俗谨朴，法令明具，久无水患疾疫，人业不耗，谨奉贡赋，不为罪恶。”“臣牧官授黄州刺史，到任上讫。臣自出身以来，任职使府，虽有官业，不治亲人。及登朝二任，皆参台阁，优游无事，让奉朝谒。今者蒙恩擢授刺史，专断刑罚，施行诏条，政之善恶，唯臣所系。素不更练，兼之愚昧，一自到任，忧惕不胜，动作举止，唯恐罪悔。”他在黄州生活和工作条件很简陋，“使君家似野人居”，但“政之善恶，唯臣所系”，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所以“一自到任，忧惕不胜”。《黄州刺史谢上表》在颂扬唐王朝“圣明睿哲，广大慈恕，远僻隐阨，无不欢戴十四圣之生育，张二百四十年之基宇。”之后，向皇帝表示“臣于此际为吏长人，敢不遵循国风，彰扬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独鳏寡，必躬问抚。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圣天子，所遣刺史，不为虚受。”

杜牧在黄州供职，确实也是恪尽职守，他在其《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中，表达出他对黄州地方情况的看法和他所实行的吏治：“黄境邻蔡，治出武夫，仅五十年，令行一切，后有文吏，未尽削除，伏腊节序，牲膠杂须，吏仅百辈，公取于民，里胥因缘，侵窃十倍，简料民费，半于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乡正里长，强为之名，豪者尸之，得纵强取，三万户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茧丝之租，两耗其二铢，税谷之赋，斗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顽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进之；民物吏钱，交手为市；小大之狱，面尽其词；弃于市者，必守定令。”他还在文中坦诚表白：“牧为刺史，凡十六月，未常为吏，不知吏道。”但“刺史年少，事得躬亲”。经过他精心治理，在黄州这个地方，“人户非多，风俗不杂”，“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昼日，不闻人声”。杜牧谪居黄州三年，悉心吏治，尽职尽责，政绩斐然，受到朝野一致好评。所以，在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李德裕罢相后，杜牧被召入京任司熟员外郎，一年后，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任中书舍人。

原黄州府、黄冈县治所都在邾城，直到晚唐东迁，此事在新旧唐书及五代史均无具体记载。时过百年后的北宋乐史在《寰宇记》中，说到唐光启元年迁黄州一事，并注原黄州城为旧州城，在黄冈西北百二十里。其后在《元丰九域志》亦有此说，但不详。

晚唐僖宗乾符至光启年间，唐室政治衰落，王仙芝、黄巢等起义反唐，僖宗外逃四川，国内一片混乱，各藩镇纷争割据，各地节度使、刺史、留后、知县等军政要员，多数是自命的，谁有地盘、有实力，就可以自封，朝廷无奈只好认可。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杭州镇守使董昌反，拒绝朝廷派去的刺史路审中入城，路审中只好退占黄州（今邾城），次年元月，路得知鄂州刺史崔绍病故，就带领黄州的3千兵马以吊丧为名，轻取了鄂州。当时，按唐制，鄂、黄、岳三州同属一个军事统领区，路审中取鄂州后，派牙将杜洪带兵攻占了岳州，杜洪自封为岳州刺史。那时，在北方的朱温（即五代时的后梁太祖）和淮南的杨行密等也都起事反唐，并对黄、鄂造成威胁。路审中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擅自将黄州府和黄冈县治所从邾城东迁到汝王城，因汝王城的江对岸有个武昌寨，是武昌军的大本营，对战争攻守可以呼应。这个迁移的时间，一说是中和五年，一说是光启元年，两说并不矛盾。因僖宗逃亡四川，于中和五年回朝，就将中和五年改元为光启元年（公元885年）。至光启二年，鄂州永兴的吴讨，以土团帅起据黄州；安陆周通攻鄂州，路审中逃亡；岳州刺史杜洪乘虚进入鄂州，自封鄂州留后。后杜洪投靠了朱温，吴讨降了杨行密。

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3年），翰林院大学士王禹偁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遭宰相指责，于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贬职黄州。当时的黄州治所虽已东迁江滨，王禹偁作为副史，驻故城齐安（今邾城）。他到齐安的心情是忧郁愤懑的，他在其诗作《诗碑》中就直言不讳地感叹“儒服假郡印，践更若公邮”。就是说他被贬到黄州，居在齐安古郡，只不过是穿着儒士的服装，坐在有职无权的位子上，像个打更的更夫和跑腿送信的邮差一样，只是还有一份俸禄，不至于回乡耕田而已。

黜居齐安的王禹偁，在邾城三年，并无显著政绩，政治上虽失意，但其诗文写作颇丰，其中比较好的作品有《齐安永兴禅院记碑》、《月波楼诗碑》、《黄冈竹楼记》等，因而成为宋代诗坛名人。他的诗文对于研究古齐安的人文地理有一定价值。他在《月波楼禅院记碑》中说：“唐时，旧州在齐安河上。”说明黄州、黄冈府县东迁后，留下的旧城称旧州（即今邾城）在举水河上，这旧州也是古齐安郡治所在地，亦即古邾城。

北宋诗人张耒，熙宁进士，是“苏门四学子”之一，曾在润州、宣州任知州，于徽宗崇宁初贬职居齐安五年。他在齐安与郡人潘大临、何斯举等文人唱和甚多，很多诗作真实地反映了齐安的风俗人情，他曾作诗盛赞齐安东山的“压茅柴”醇醪，畅饮后戏作《齐安酒最醇》：“我初谪宦时，帝问司酒神。曰此好饮徒，聊给酒养真。去国一千里，齐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他在诗中自嘲为酒徒，不料被放逐到齐安，喝到了齐安的醇醪美酒，正像失火的人家遇上天降大雨，得到天助。此外，以齐安为题的还有：《齐安行》、《齐安春日五绝》、《齐安早秋》等诗作。他在《齐安行》中写道：“最愁三伏热如甑，北客十人九患病。百年生死向中州，炎天莫作齐安游。”

进入宋代以后，由于金人的不断侵扰，战争频发，特别是高宗赵构南逃，致金兵直逼江淮以至江边，齐安城乡即成为宋朝兵将与金兵拉锯战的战场，金兵打过来，是一场烧杀掳掠，宋兵打过去，又是一场劫抢，如此来回拉锯，民众饱受战乱之苦，死者填于沟壑，生者逃离家园，齐安境内出现“不耕之田，千里相望”的悲凉景象。据徐松的《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当时的江淮地区，包括齐安全境，“膏腴之田皆为品官形势之家占佃，久不耕种，遂成荒田。”至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南宋宰相虞允文派大理寺主簿薛季宣到齐安屯田。薛至齐安，经过实地查勘，确定将齐安故址东北平原荒地作屯垦区。据《宋史下·薛季宣传》载：“时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边吏复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遣薛季宣行淮西，收以实边。季宣为表废田，相原隰，复三十六圩，立二十二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颁牛及田器谷种各有差，廪其家，至秋乃止。凡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处合肥、黄州间，并边归正者振业之。季宣谓人曰：‘吾非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边有警，因以断栅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冲，诸庄辑则西道有屏蔽矣’。”薛季宣确定屯田区域后，就广泛招募因战乱而流亡的江淮难民，进行立庄授田。据《湖北通史》援引《东莱集·薛常州墓志铭》载，薛季宣至齐安，确定在齐安东北大片荒芜地区，将招募来的341户，2,111口流亡难民，立22庄，授田614人，444顷。还为受田户盖房住宿，借给耕牛、农具、种子，每5户配给二辘轴、一水车。据有关史籍记述，薛季宣这次齐安屯田，是按屯军的营田形式进行屯垦的，每一庄就是一个军营，平时屯田垦荒，发展生产，又可作戍守边防的军事组织，战时便于征召，堪称安民、戍边的创举。

吴汝，又名吴国栋，元顺帝左丞，新洲人氏，曾佐元威顺王宽彻不花镇守湖北。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陈友谅的起义军“红巾军”在江西起事反元，陈已在江州采石矶称帝，拟领军西行。时顺帝命吴汝率军南下抵抗，吴奉命出京，并带3个儿子随军出征，驻军新洲，以待陈军决战。陈友谅移军西进，打下黄州后立即进军新洲城，在城东门外布阵。吴汝父子出城迎战，双方鏖战三昼夜，吴之三子先后战死，吴汝亲自上阵与陈决战，最后阵亡兵败。据清道光《黄冈县志》载，吴汝父子战死新洲一年后，本地乡绅悼其忠勇，立庙祀之。至清时，有诗人题诗于庙壁曰：“孤城百战答君恩，碧血流光万古存。丞相有灵依屋社，忠臣无命哭军门。红袍白马抒前忿，紫电青霜及后昆。庙祀莫嫌空一滴，坐听樵牧说渊源。”

陈友谅是元末反元起义军首领之一。据《明史稿》载，陈友谅，沔阳渔家子，本姓谢，因其祖父入赘陈氏，因从其姓。友谅曾任县吏，稍读书，略通文义。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罗田人徐寿辉和麻城人邹普胜等在蕲、黄地区聚众起义，以红巾为记，称“红巾军”，起兵反元，并在浠水建立临时政权。陈友谅闻信，往投徐寿辉，被安置在倪文俊部下为簿椽。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九月，倪文俊在汉阳谋杀徐寿辉未遂，率众奔黄州。陈友谅因助倪文俊有功，倪文俊委以领兵元帅，谅得势后，乘衅袭杀倪文俊，并其兵，并挟持徐寿辉，掌控了起义军的指挥权。陈友谅随即率兵东进，攻克安庆，自称汉王，成为江南一支兵力最强的起义军。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五月，陈友谅进军江州（今九江），在采石矶将徐寿辉杀害，遂以采石矶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北汉，改元大义。次年，与朱元璋所领导的起义军战于龙湾、慈湖，兵败，失江州，拟退军武昌受阻，只得走江北退入新洲，又遇元顺帝左丞吴国栋父子守新洲城（邾城），陈友谅再次受阻，于是列阵于新洲城东南，与吴国栋父子决战。在这场激烈的拼杀中，吴国栋父子4人战死，守城元军败逃。陈友谅乘胜入城，占领元军营寨临时驻军。时陈随从中有懂风水者言，此城乃九龙奉圣之地，可以立朝议事。九龙者，系城周九条河也，河水龙属。陈听后大喜，即以东岳庙为北汉皇帝行殿，设朝议事。后为朱元璋所败，陈引败军重返江西，在同朱元璋大战于鄱阳湖时，陈脑部中流矢身亡。

元朝末期各地反元起义风起云涌。当时北方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的起义军，在河北永年县起事，以红巾为记，称“红巾军”；南方有以徐寿辉、邹普胜、彭莹玉为首，在湖北浠水、黄冈起事的起义军；还有以芝麻李、赵君用为首，在江苏邳县、丰县起事的起义军；以布王三、孟海马为首，在湖北襄阳、樊城起事的起义军；以郭子兴、孙德崖为首，在安徽濠州（今凤阳县）起事的起义军，都以红巾为记，均称“红巾军”。由于没有统一指挥，各路起义军之间常常互相争战，形成元朝末期的农民战争。朱元璋，安徽凤阳人，初投郭子兴红巾军，郭子兴以其养女马氏配朱为妻。北方红巾军首领韩山童被害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率众投郭子兴。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二月，北方红巾军刘福通率众南下与郭子兴伙并，推韩林儿为小明王，即皇帝位，朱元璋任副帅。韩林儿死后，朱元璋即任统兵主帅，曾与陈友谅进行过多次战斗。在江州一战击败陈友谅后，朱元璋乘胜追击，直逼冈西（黄冈西部），陈友谅据城守隘，分兵在外围迎战朱元璋，皆败，最后朱元璋合兵围城（今邾城），陈友谅从北门突围，弃城奔鄱阳。朱元璋进城后，用谋臣刘基计，出榜安抚城中百姓，在城中作短期军事休整。休整期间，刘基对朱元璋谈及古邾城沧桑变化，并写《邾城怀古》抒发感慨。诗曰：“孤城寥落遍蒿芜，万里萧条近楚符。鸦带夕阳归旧垒，雁将秋色下平湖。遗墟渺渺生禾黍，古木苍苍接里闾。故事岂劳重借问，汉江流水自萦纡。”后来，朱元璋经过几年的战争，在彻底打败陈友谅后，继小明王韩林儿的国号，正式建立明王朝，成为明朝开国皇帝，称明太祖，改元为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后率军北上，推翻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的统治，建都南京，在位31年。

据黄州府和黄冈县地方志记载，邾城南北及河西的河堤修筑，始于明代的正德年间，自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始，连年大旱，邾城城南、城北及城西的滩涂、湖地大面积干涸，各姓居民在本户族长的组织下，修筑圩堤，开垦耕地，在三、四年时间里，在邾城北、西、南三方形成48圩。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进士简霄由石首县迁任黄冈知县，他到任后，考察邾城以西的平原河谷地区，发现该地曾是前朝的屯田区，民众围垦无序，河道蜿蜒曲折，不利抗洪，难以保收，于是常驻邾城，督修旧州长河堤、中州堤、钟咀坪堤、沟儿口堤、邱陵湖堤、龙坑堤和白湄河堤，使河堤得到治理、河道得到疏浚，抗洪能力增强。故旧志称简霄“敏肃而文，能励士气，督修诸堤坝，为民兴水利”。

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1年），进士茅瑞征从山东泗水县迁任黄冈知县，茅到任后，重视冈西（黄冈西半县）水利，他经过全面考察，写了一篇《上御史台条议》的报告，上报知府和朝廷御史衙，其中一段文字说：“本县枕据大江，而湖州所在如襟带，引水灌田实为民利。但堤塍低薄，水患易侵。如白塔河、姚二渡、新洲、柳子港等处，一遇淫雨，便苦奔溢……”，后常驻邾城督修举河水系多条河堤，将城北的龙坑圩、城西的江家圩、程家圩等各处堤圩改进、合并、加宽加高，提高抗洪能力，减少灾害发生。故旧志称茅瑞征“于水利，邮传备极经画，有大功于民”。茅瑞征治水，政绩卓著，后升任湖北布政司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