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系统的发展对郊区城市化具有决定的意义。1956年，为促进交通系统的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了《州际高速公路法案》，以设立高速公路信托基金的方式来支持高速公路的建设。汽车、石油、橡胶、玻璃、钢铁和水泥等相关的产业也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全国规划建设了超过4万英里的州际和地方高速公路，其中超过5000英里的公路都建在都市区中。联邦高速公路计划开辟了一条通向低密度、多中心的都市区的道路，使人口、产业和居住地重新分布。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心城市的中产阶层不再局限在市区，可以到更远的郊区买房；各类商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也发现了郊区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潜力，人们不再把自己与有轨电车线路和铁路的区位捆在一起，纷纷向郊区迁移。自193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到“汽车时代”。1900年，平均每9511人才拥有一部汽车，而到了1930年，每5.3人就拥有一部汽车，此后逐步提高到并且稳定在平均每2人就拥有一部汽车。美国人愿意在交通方面花钱，如1997年平均每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为39926美元，交通费用的平均支出为6457美元，占总收入的16%。私人交通为6064美元，其中购买汽车2736美元、汽油1098美元、其他的交通支出2230美元；公共交通支出为393美元，其中飞机费用为249美元，其他公共交通费用为56美元，税收为17美元。在整体的交通环境改善后，人们更容易进入郊区，为郊区城市化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交通网络还决定了郊区城镇的空间布局的框架。

随着收入的提高和都市区交通环境的改善，居民有条件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一般而言美国中心城市环境脏、噪声大、犯罪率高、贫困人口多、家庭问题多、房子拥挤质量差、选择房子限制多，因此，舒适的环境往往在中心城市之外。为追求舒适的生活环境，人们愿意舍弃中心城市而到较远的郊区生活。郊区城市化与美国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也有一定的关系。1950年代，人们对家庭生活比较向往，已婚妇女大多愿意作家庭主妇，形成了美国少有的高出生率时代。1957年，出生率达到3.77%，多子女家庭增多，家庭规模变大，大家庭需要大的房子，房子成为“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产生了对房子的巨大需求。杰斐逊式的民主培养了人们的强烈的乡村意识。郊区生活被描绘为美国理想的生活方式，到小镇居住是人们的生活理想之一。而人们对中心城市却有着更多的负面的认识。有人将中心城市比喻成“必要的魔鬼”。

推动郊区城市化的力量还包括其他一些文化价值的理念：如美国人对新事物的爱好，期望接近自然，自由迁徙，自由竞争等。美国人口流动频繁，据1990年的人口调查，接近50%的人口表示在过去5年里搬过新家。在自由市场经济竞争中，厂商和居民都会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环境生产和生活。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这些政策的本来意图不是为了郊区的城市化，而执行的结果却成为郊区城市化的催化剂。主要包括房屋政策、国防生产的政策、高速公路建设的政策等。由联邦房屋管理局（FHA）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提出的房屋政策，使中产阶级和老兵更容易购买到住房。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抵押贷款保险政策、抵押贷款利息支付的联邦税收抵扣政策、减少定金和延长贷款偿付期限的政策等，既保证了信贷者贷款的安全，又为中高收入者购买住房（特别是新的住房）提供了十分优惠的条件。这些政策之所以会促进郊区化，是因为贷款保险项目本身使购买者更容易购买新的住房，且该项目特别倾向于资助购买单家独院的房子。这种房子主要在郊区，因此购买的新房主要在郊区，由此推动了郊区城市化的进程。受房屋政策的影响，拥有住房的美国人从1940年的43.6%增加到2000年的65.5%，大多数人的“美国梦”实现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新经济政策的公共房屋计划，却使穷人和少数民族后裔更加集中在中心城市中。这也成为中高收入者往外搬迁的一个因素。另外，国防政策也是促进郊区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WPB）把大量的战时生产项目布局在郊区和“阳光地带”，也是推动郊区城市化的一个因素。

郊区城市化使得人口分布发生了重大转变。在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各种政策的推动下，192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中心城市人口的外迁过程，直到1950年代以来才成为大规模的现象。1950年美国郊区人口为402.3万人，2000年达到1401.5万人；相应的郊区人口的比重，由1950年的26.7%增加到2000年的49。8%。从中心城市、郊区和非都市区人口变化的过程来看，人口的增量主要分布在郊区。从1950年到2000年，人口增加了1300.9万人，其中约有77%住在郊区。

郊区城市化的结果是，一些老城市人口流失严重。据统计，自1950年以来，底特律市减少了将近50%的人口。从1980到1990年间，许多城市的人口规模变小了，如匹茨堡市（Pittsburgh）减少了12.8%，圣路易斯市（SLLouis）减少了12.4%，克里夫兰市（Cleveland）减少了11.9%，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减少了10.9%，布法兰市（Buffalo）减少了8.3%，芝加哥市（Chicago）减少了7.4%，亚特兰大市（AtLanta）减少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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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产业的郊区布局是郊区逐步成为独立的城镇的关键。郊区从最初的“卧城”过渡到相对独立的社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区域单位——城镇。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的迁移起到了关键性的稳定作用。郊区相对于中心城市，在区位上具有容易取得工厂扩展和相关的附属配套设施的空间（如装卸空间，仓库空间，工人、供应商和客户停车场所等），劳动力素质相对高，还有建设上的限制较少等优势。生产技术的改变也是制造业往郊外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生产的专业化，生产技术投入的产出增加，工厂有足够的利润来支付迁移成本。这为生产企业在郊区建立新的专业化工厂提供了经济保障；加上通讯和生产管理条件的改变，增加了制造业的郊区迁移的可能性，有时甚至出现明显的非城市的区位指向。在郊区，比较集中的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以及一些与制造业相配套的产业。随着产业迁移，就业机会在郊区出现。对许多人来说，容易取得就业机会是他们进行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很难判断是人口迁移导致产业与就业机会的迁移，还是产业与就业机会的迁移造成人口的迁移，但相互影响的结论是肯定的。

郊区城市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郊区城市化缓解了老的中心城市过分拥挤、环境恶化、基础设施落后和发展空间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衍生了新的经济社会问题。

郊区城市化是一种土地利用上更为粗放的过程。由于城市里私人的住房主要是单家独院的房子，层数不多还有较大的空间，公寓式的住房并不多见。大多数中心城市的容积率并不是很高，因此对土地的利用粗放，容易造成城市土地利用上的蔓延。虽然美国人自己对城市的蔓延有不同的认识，有的甚至认为不存在蔓延的问题。但是，郊区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利用的粗放化是不争的事实。

郊区城市化是当前城市建设发展中出现的特有现象

在郊区城市化过程中，不但郊区的增长较中心城市快，而且中心城市处于衰退过程中。中心城市的衰退与郊区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呈反向发展。郊区的发展吸引了中心城市的资源，使中心城市的发展缺乏新的补充资源。中心城市和郊区的矛盾还表现在：第一，中心城市给郊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而郊区居民却没有义务向中心城市纳税；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包括了教育、交通、行政管理、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受益的还包括郊区人口；郊区人口却没有向中心城市缴纳税收，这就增加了中心城市额外的财政负担。第二，中心城市税基流失到郊区。在中心城市，纳税能力强的中高收入阶层多数迁到郊区，留下的都是城市的低收入阶层的人口，他们不仅纳税能力有限，有一部分人还需要政府的救济。制造业的大量迁移也是中心城市税基损失的重要原因。第三，中心城市在地域上被郊区包围着，发展空间狭窄。许多中心城市还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宏观经济条件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对中心城市的影响都是不利的，如在经济萧条时期，中心城市的工厂可能会因为运行成本高和工厂的老化而使经济活动比郊区减少得更多；在经济恢复时期，工厂生产和就业增长同样会趋向于成本较低的郊区。

中心城市与郊区在产业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互消长的关系，郊区投资的增加往往意味着中心城市投资的减少。中心城市与郊区的产业分工关系基本遵循了区域分工的比较优势原则。郊区在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等产业方面的优势使中心城市逐步放弃了这些产业；而随着郊区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大规模的工业为了寻找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搬迁到郊区，各种产业发展得越来越齐全，郊区最终脱离了中心城市。相应的中心城市的工业就业率和消费服务的就业率就下降了。中心城市逐步从工业生产的中心转变为特殊的商业、专业部门和社会服务的中心，尤其转变为向政府和专业部门服务的中心，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比较明显。许多中心城市已经成为以公司和政府办公设施的综合体为核心，辅之以银行、贸易中心、宾馆、餐馆、百货商店和相关的商业及私人服务的后工业化城市。

郊区化过程中，迁往郊区的只是中上阶层的人们，留下来的是穷人。他们集中居住在内城的街区里，造成社会阶层的区域分离。这种社会阶层分离和经济地位的差距在不断强化，其主要原因是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就业机会的空间不均等。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心城市以服务业为主，其中很大部分是高级的服务业，需要较高的劳动技能，而中心城市中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相对较低，有些人甚至是文盲，这就使这部分人很难在中心城市找到工作；另一方面，那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又主要在郊区，许多买不起私家车而依赖公共交通的城市穷人难以进入郊区工作。例如在底特律市（Detroit），大约40%的中心城市人口没有汽车，而大部分的工作都在郊区，这就给中心城市人口的就业带来很大的困难。就业机会的空间不均等造成了族群的社会分离。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导致了中心城市与郊区在教育、文化、阶层矛盾、社会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社会负担、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心城市在教育、就业、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与问题非常突出。虽然一些中心城市如今出现了中产阶层，缓解了矛盾，但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地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离社不离土──分田单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离土不离乡──乡村非农经营），从乡村社会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进城发展）。这样的过程在解放农民生产力的同时，向农民开放发展空间和改善发展环境。农民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解放了粮食短缺的难题，解决了城市发展资源不足的难题，同时，缓和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适当地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业耕作的天时条件与人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架在统治者头上的“三农”之痛。在斐然成绩的背后，凸现了新的令人头痛的问题，自1991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人均收入由800元到2000元，增长1.5倍，为成绩喜庆时，发现了问题同样存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600元到8000元，增长近4倍，由此可见城市差距并未缩小，而是在迅速扩大，这种迹象有悖于“共同富裕”的初衷。更有甚者，在城市居民收入逐年大增时，农民可支配收入自96年以来，出现了“蜗牛”式的爬行增长，个别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状况。岌岌！

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城乡差距已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中国存在着城市人口比例过低的尖刻问题，为经济的发展埋下安全隐犯。这时，提高城市化水平不得不回到一个重要热点上。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与农业产业互动是当代政府必须解决的重要议题。

西方国家郊区化经验表明，在大城市郊区化成熟期所形成的规模较大、功能完善、设施配套、相对独立性强的边缘城市，对中心城区产生着“反磁力中心”作用，有效地疏散了城市部分功能和减轻了城市压力，同时也使城市空间结构向多核心的网络化高级阶段发展。与国际经验相比，中国大城市郊区的小城镇多存在规模小、功能不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不配套、环境条件差、独立性差等问题，难以对中心城区的人口、产业形成较强的吸引力。加之那些即便随企业外迁的居民宁可往返奔波于城郊之间，也不愿意住在郊区，给城市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国的郊区化难以真正解决大城市中心区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所以，中国大城市郊区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在结合本国国情和市情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在大城市周围有计划、高起点、高标准地规划建设一批中心城镇。在人口、产业郊区化的同时，高标准建设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商店、银行、旅馆、体育中心、科技教育及文化娱乐设施等）和基础设施，促使郊区现有的居住单一功能向兼有居住、购物、娱乐、就业、旅游为一体的综合功能转化，使边缘城市成为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的新型区域中心，以减轻城郊之间的通勤流量和交通压力。

在中国郊区化发展中，由于受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所限，中心城区存在“摊大饼式”向四周蔓延的趋势。英国城市建成区周边绿带的构筑，有效地防止了建成区的无限蔓延。现阶段中国大城市采取措施，防止城市建成区“摊大饼式”蔓延是实现郊区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应首先依托原有城市郊区城镇居民点，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和城乡居民点体系。现阶段应重点建设郊区基础较好、独立性较强、功能完善的中心城镇，使中心城区人口、工业企业等彻底迁移到郊区，减缓交通压力。第二，超前性发展大城市远程、快速、大运量公交系统，促使大城市跳跃式分布。每个大城市应结合本市的市情和交通运输条件，将城区与郊区视为统一的交通体系并给以同等重视，加快城郊之间快速大运量城市道路系统和轨道交通系统的超前性规划建设，以促进郊区化过程中城区与郊区的联系，形成良好的城郊空问结构。第三，为了有效防止郊区化过程中建城区的“摊大饼式”蔓延，应积极借鉴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小块土地买卖原则、环境卫生法规、分区条例和用地规划等有益经验，在对城市边缘区非法占用绿地、隔离带等非建设用地的单位征收高额补偿税金，迫使土地还原其原有的性质，而对管理绿地、隔离带的单位，实行减免土地使用税，并提供部分政府基金以保证土地使用性质不变，维护城郊边缘的环境质量。

西方国家城市郊区化出现了中心城区“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衰退的结果，使其不得不走了一段再次掀起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来重建中心区经济的弯路，这是其郊区化中最大的教训所在。而中国的郊区化不但没有出现中心城区“空心化”现象，反而更加繁荣，当然这与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仍处于集聚阶段紧密相关。但随着人口、产业（尤其是服务产业）的外迁，以服务大众为特点的商业、服务业面临收入减少、效益减退的局面，这在上海市南京路商业街已经有所显现。所以，在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中，要未雨绸缪，通过积极调整城市功能结构和旧城改造的办法，继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郊共同繁荣的郊区化格局。为此，首先应调整和优化CBD的结构，提高它的现代化功能，使之成为高级第三产业（金融、保险、贸易、办公、咨询等）的集聚核心。第二，积极调整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实现中心城区用地“退二进三”的调整，继续发挥中心区在城市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第三，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旧城改造，在不断固化旧城区区位优势的同时，积极改善环境质量，并注意对城市传统历史风貌及文物古迹的维护，尤其对历史文化名城更应如此。

在西方国家郊区化过程中，虽然政府也曾经在基础设施建设、税收、住房等方面提供了基本的支持，但更多的则是其经济和社会因素自由发展的结果，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缺少政府的干预也是导致中心城区衰败的根源之一。而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政府在城市郊区化发展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政策制定、旧城改造及在郊区开辟居住区兴建住宅等方面，由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居民郊迁，这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条件、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城乡差异较大、市场机制不成熟的国情相适应。现阶段，中国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健全条件下的做法，在城市郊区化过程中，需要政府继续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居民和和企业的外迁。政府可以考虑把零散的同行业或性质相同的外迁工厂集中起来，组成工业小区或安置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帮助投资建设健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并给予郊迁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减免企业税收，把企业旧址有偿出让金的主要部分归企业所有等。当然，在依托政府积极鼓励和引导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机制及其在城市土地置换中的作用，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土地级差地租格局。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城市郊区化适度地向健康方向发展。

形成新的社会空间分化与种族隔离是西方国家郊区化最主要的教训之一，给郊区发展本身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中国在郊区化过程中，应加强郊区城镇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防止迁入者与原有居民之间形成对立、排斥的现象，使郊区城镇尽快实现外来先进文化和当地传统文化的整合，形成多元文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同时通过广泛的宣传和专项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力争形成郊区城镇良好的管理形象、外观形象和“窗口”形象，以增强整个城镇居民的凝聚力、自豪感和亲和力。同时要注重郊区城镇的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努力创造城郊绿色人居环境，扩大城镇对中心城区人口的吸引力，以带动郊区化快速、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