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病逝，终年96岁。著有《孙子年考》。

1904年郑彼岸、林君复、刘师复、郑仲超等7人留学日本时，得识孙中山，后来“郑彼岸、林君复等衔孙中山命，负责策划本邑起义”。

1906年林君复、郑彼岸等回国后，即以郑彼岸为主，在本邑创办《香山旬报》，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以林君复为主在澳门,创立先称“醒同仁”后称“仁声”的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10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从日本回来的上述几位以及从南洋回来的谢英伯、林了浓等会合，在澳门建立中国同盟会南乡统筹总支部，任务主要是组织民军，进行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同盟会香港总机关决定广东要首先在香山县发难。林君复、郑彼岸、林警魂等当即集结力量，把民军和驻守在前山的新军，与小榄李就、伍顺添领导的绿林军等结合，共举起义。李就领导的绿林军首先于11月2日在小榄起义。接着是以驻前山的新军为主力，在营长任鹤年的指挥下于5日在前山起义。最后由林君复、郑彼岸和林警魂等兵分隆都、良都二路于11月6日进攻石岐。因所向无阻，万众欢呼，“沦亡于清王朝二百六十余年之县境，遂告光复”。

澳门同盟会成立后，就全力以赴准备策动香山起义，新任主盟人林君复与莫纪彭、何振、郑仲超等负责策动驻在前山的新军，郑彼岸等负责策动驻在香山县城的防营、团练。驻守前山的新军约有2000馀人。北伐军

革命军接管政权后，十八日在水关门协镇衙门（旅司令部）公推黄龙彰、郑雨初主军政，在高氏大宗祠设立民政部，公推郑彼岸、高拱元和一些士坤主持民政事宜。

当时广州仍未光复，总督张呜岐，水师提督李准企图顽抗，派兵船“江大号”运兵前来镇压，当江大舰到达石岐港口外海时，发现沿岸军民严阵以待，便勿忙撤退，当晚前山起义大军全部到达，人心大定。

十九日，以前山起义军为骨干，编成“香军”，仍由任鹤年为司令，何振为副司令，莫纪彭为参谋长，即日由郑彼岸，林君复统领向广州进发，驻扎在西关一带，由于军纪严明，深得市民欢迎，不久，改编为北伐军，随后北上，“南北和会”结束后，始告解散。(唐有淦)

宣统二年（1910）农历正月，中国同盟会在广州发动的“庚戌新军起义”失败后，清廷为了省垣的安定，将一个标（团）的新军调防到毗邻澳门的前山城驻防。这支由“广东督练公所”以西式武器装备、训练的劲旅，自标统（团长）以下各级军官，均系由陆军学堂毕业进步青年，富有爱国思想。其中营长任鹤年（湖南人）是同盟会中坚份子，很快就与澳门同盟会支部的林君复（玉盟人）、林警魂、萧楚碧、箫叔鸾、郑仲超、刘卓棠等人取得

联系。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广东方面驻香港同盟会机关，决定先在香山县发难。当时议定，由林君愎、林警魂两人主持澳门同盟会总机关工作，由林君复、莫纪彭、何振、郑仲超负责策动驻前山新军。郑彼岸等人负责策动石岐城防营及附近各乡游击队。同时先派萧聘一及箫世冰兄妹在石岐城正薰街（今民生北路）萧聘一宅内设立机关，作为党人会议及秘藏军火之用，革命经费的筹集，则由林警魂在澳门担任策划。农历九月初十，小榄局绅何倍樵（同盟会员），获知武昌起义成功，立即与当地游击队首领李就成、伍顺添等取得联系，突袭小榄团练局，缴获大小枪支二百余杆之后，立即召开民众大会，针对民众对土豪劣绅长期压榨、剥削的不满情绪，提出“打倒满清、有平米吃”的口号，获得群众的支持、拥护，全镇高竖反正白旗。次日，驻剖石岐的协镇（旅长）马德新率领防勇数百名，乘小轮沿河而上，企图扑灭义军，何倍樵、李就成率领义军迎击清军於沙口沿河一带，激战三四小时，把官军打得狼狈撤退，马德新在途中被义军俘获。 小榄起义成功消息传到澳门，以前山镇恭都小学堂（后改称凤山小学）为活动基地的党人苏默斋（苏曼殊兄长）、刘希明、陈自觉、陈永安（陈芳孙儿）齐集在陈芳祖居石室内策划起义。经过与驻军营长任鹤年取得联系之后，于农历九月十五日（公元1911年11月5日）傍晚，在一声暗号之下，前山城遍竖白旗，标统何某仓忙从城墙槌下，向澳门逃去，前山城就在兵不血刃情形下起义成功。次日众人推举任鹤年为起义军司令，何振为副司令

、立刻向石岐开拔，配合小榄义军进攻石岐城。

“香山起义”前山起义成功后，林君复立即兼程返抵石岐，在正薰街萧宅召开党人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起义，派人飞赴附城各乡，通知立即向石岐进军。十七日下午，溪角乡由刘卓棠统率，龙聚环乡由刘汉华统率，象角乡由彭雄佳统率，豪吐乡由高胜瑚统率，坎下乡由梁守统率，港头乡由胡孔初统率，安堂乡由林秀统率，申明亭乡由扬落云统率，南文乡由箫某统率，总数有二三千人。统军人物有些是华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绿林豪杰，各队人马先在龙王庙集合，分成两队，一队由梁守统领由南门入城，一队由郑彼岸统领由西门入城。当时由于协镇马德新率兵

去镇压小榄起义，一时间形成军中无主，守城的防勇四散逃命，由西城门入城的义军乘机占领县衙，由王作标带领的亲兵乘势发难投身革命，县知事谭寿*见大势已去，俯首投降，按照起义军的指示“出榜安民”。革命军接管政权后，十八日在水关门协镇衙门（旅司令部）公推黄龙彰、梁鸿*、郑雨初主军政，在高氏大宗祠设立民政部，公推郑彼岸、高拱元和一些士坤主持民政事宜。

当时广州仍未光复，总督张呜岐，水师提督李准企图顽抗，派兵船“江大号”运兵前来镇压，当江大舰到达石岐港口外海时，发现沿岸军民严阵以待，便勿忙撤退，当晚前山起义大军全部到达，人心大定。

十九日，以前山起义军为骨干，编成“香军”，仍由任鹤年为司令，何振为副司令，莫纪彭为参谋长，即日由郑彼岸，林君复统领向广州进发，驻扎在西关一带，由于军纪严明，深得市民欢迎，不久，改编为北伐军，随后北上，“南北和会”结束后，始告解散。

人物简介

郑彼岸（1879—1975），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者和文史事业的前驱。前不久，在郑先生前的广州寓所内，发现了一本《为彼岸先生祝寿》文集。这是一九四年郑先生的好友、同事、学生为纪念他七十寿辰而写成的二十篇文章。这些文章记述了建国前郑先生大半生的思想言行，是研究他的重要资料之一。对每篇文章，他都曾认真修改过，到处都有他的笔迹。由此，我们可见这位古稀的老人正确对待自己，身体力行，善于听取、接纳别人意见的态度，我们捧读之后，深受感动。此集一直为他自己珍藏，留作纪念和自励。从这二十篇文章里，并拜访了该集的几位作者前辈，如郑凌、郭浩如、毛秀娟等，通过他们回忆介绍，我们逐步加深了对郑先生的思想、性格和为人的认识，了解到郑先生不仅是一位执着地追求真理、爱国为民的民主人士，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为了宣扬和学习邑中贤达的品德情操，启迪后人，现试对郑先生的思想言行作一初步探讨。

从无政府主义者到拥护马克思主义

郑先生是在封建社会的营垒里走出来的旧知识分子，由于他善于接受先进知识、先进思想，所以，他的步伐是坚定地走向光明的。他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信仰者，“打倒一切偶像，铲除一切阶级“是他几十年来坚守的信条。他认为社会一定可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全人类自由、团结、平等的最高境界。但这一理想却是建立于个人奋斗、个人解放的基础上的，所以，他当初的信仰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但他同时又接受了民主主义，他参加同盟会，跟随孙中山生生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一九一零年春，他在香港时，就参加了刘师复秘密组织的“支那暗杀团”，谋刺清廷官吏，为争取大众的自由，做过许多工作。几十年来，他都淡薄名利，不当官，不做长，而乐于助人，扶助弱小；他精通古学，学识渊博，却不洁钓誉，而是热心教育，关心青年，因而受到众人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加广泛，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解放前夕，在他七十寿辰的宴会上，面对一些与会者祝贺和恭维，他公开宣布：“刚才几位尊贵的朋友称赞我信仰无政府主义，四十年如一日，惭愧得很，实则我已经成为安那其的叛徒了。“这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标志。在时代的冲击下，通过与一些共产党员进行思想交锋，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要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他终于抛弃长期的政治信仰，勇于接受真进，逐步成为一个拥护马克思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以后迎接中山的解放和参加建国后广东省文史研究工作中，他都作出了贡献。在解放前夕，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勇敢的有 的行动坚守岗位，安定民心，勉励中山修志处和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加强团结，保护图书、文物和所有史料，这是对人民的巨大贡献功绩不可泯没。

革命前驱，亦武亦文

几十年来，不管是参加民族革命，还是迎接祖国解放；在国内或在国外，他都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那爱憎强烈、是非分明的品格受到世人的推崇。

郑先生少负神童之誉，科举时代曾获童子试冠军。而他对满清封建统治十分不满，在清末一次演讲会中，他举起自己的辫子说：“此豚尾耳。”一座为之大惊，而郑先生意气自若。后来，他放弃举子的功名，到日本东京游学，与孙中山先生相识，接受其民族革命理论，遂加入同盟会。一九零八年，他返回香山，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他创办《香山旬报》，以文章声讨清室，唤起民族觉醒。当时由于《香山旬报》宣扬民族革命，故报贩不敢派，郑先生则亲自去派报。一九一零年，他与林君复受命在澳门设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积极吸收会员，扩大组织，并对从广州调驻前山的新军和前山边防军的官兵做思想工作。一九一一年，他返回香山，策动城乡兵勇和组织群众接应起义。是年农历九月十六日，香山县响应武昌的武装起义，他身先士卒，率领革命武装入城夺取政权。光复县土之后，又与林君复共同率领他伍（香军）支援广州起义，受致电广州民热烈欢迎。香军纪律严明，被认为是最遵守纪律、爱护人民的地方武装之一。后因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捕革命者，郑先生才避往美洲。在这期间，他或做店员、报贩、洒家佣工等自食其力；或做教师，向华侨子弟灌输祖国文化。在加拿大，曾因组织华人工党，维护侨工利益，而被驱逐出境。

淡薄名利，乐于助人

郑先生一生淡薄功名利禄，他放弃高官的事迹，广为邑人传诵。事缘一九一二年，郑先生因策动香山县的民军起义有功，被广东都督委任为香山县长。他接接到手令后，却不赴任，而去活动当时的士绅举行民选县长。由清代开海禁起，香山县便一直是官场中人物羡慕的地方，不少达官贵人不惜纡尊降贵争当中山县长，视之为肥差美缺。买官和钻营之风甚盛，而郑先生不但不居功作进身之价，反而放弃肥缺，甘愿过清苦的生活。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美谈。一九四六年，他又对县当局给他的县参议员一职，在报上登出启事，声明不当，而乐于接受担任实干的文献修志工作。郑先生还乐善好施，扶助弱小。他曾创办保育善会，帮助孤苦百姓。他飘泊美洲二十多年，用血汗捕得的金钱，全施予穷苦的人。归国时，除百余卷书压囊外，只得两袖清风。沦陷期间，他在乡下濠头，生活清苦，但朋友、师生遇到困难，他总是有求必应，倾囊相助。光复后，石岐郑族人重建祠堂，郑先生利用这个机会，办起义门小学，专门吸收失学的贫苦儿童，他自任校长，曾将一个学期应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为免费学额，让贫苦儿童有机会读书。

热心教育，爱护青年

郑先生有四十年教育家之美誉，以教育乡村儿童为乐。一九三七年春，他从美洲回国，不及一年，日寇已侵入中山乡濠头村居住，并执教于乡村，借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一县境。郑先生避难香港，不久，香港亦为日寇侵占。他回故九四四年，他与族入创办五峰中学，并任教职。由于筹集经费困难，所得薪金并不足以糊口。当时，岭南大学澳门分校欲聘请郑先生为教授，但他为了坚持办好五峰中学，没有答应任教，放弃了月薪五百元葡币的美缺。其高风亮节，可见一生。

郑先生青年更是关心爱护，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郑先生由于办学和负责文献会工作，认识了一批青年，他经常不辞劳苦帮助他们找职业，对有才干的青年更是关心备至，引导他们不断进步，从而受到青年尊崇和爱戴。一九四六年初，一位与郑先生曾共事半年的青年（共产党员云），在五桂山区被前来扫荡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郑先生与去共事期间，曾因信仰不同发生过思想交锋，使他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好人。所以，当云的妻子求救于郑先生时，他安慰她说：“云是好人，好人所受的苦难是终会解除掉的，我一定替你设法！以后，他为了营救那位青年出狱，不时冒着大暑天由乡下跑上石岐。由于事情不能马上解决，被捕青年的妻子不时背着六、七个月的孩子下乡探听消息，郑先生总是尽力安慰她。当郑先生了解到她生活困苦时，还叫家人把抽屉里的钱尽数给了她。后来，靠着郑先生的多方努力，亲自作保，把云救出牢狱，同时聘请他在刚成立的修志处工作。

郑先生还救过两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诬控的徐桂，另一位是他的同志刘师复。在当时“匪”与“戡乱”的关头，郑先生敢于冒这样大的风险，是为了维护人权，保护人才。这需要很大的胆识和勇略，是十分难得的。

学识渊博，主持修志

郑先生因有赤子之心而受人尊崇，而且，他那渊博的学识也令人钦佩。由于勤于历史考据，治学严谨，坚持不懈，故精通古学，卓有成就。

郑先生所作《评广东文物展榄会》两文，曾震动当时文坛。缘由一九四零年，简又文、叶公绰等在香港般咸道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广东文物展榄会”。主持人标榜展榄会的主旨是“研究乡邦文献发扬民族精神”。其时郑先生避难香港，他在参观后，立刻指出该会有五十多件展品有违民族精神，乃以“宝筏”笔名，写了一篇题为《评广东文物展榄会》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风》第一百期发表。简又文即著文展开论辩，郑先生继续在《宇宙风》发表第二篇文章。两文旁征博引，史料丰富，证据充分有力，论证详博。特别是对邑人何吾绉、伍瑞隆的降问题，他新闻记者过二十种史籍，在文中就何吾绉降清列举大量史实，进行无可置辩的考证和论断，使人为之折服。此事足以表现郑先生治学的精神，以及对乡邦文化研究的特殊成就。

郑先生曾两次主修中山县志。一九三七春，他受当时的县长杨子毅的邀请，从夏威夷返国主修县志。他遍访大江南北史学方志专家，与他们磋商志例等问题，并搜集大量文献，以及各县志书数十种，以资参考。可惜不及一年，抗战开始，本邑沦陷，他迁居香港，仍继续工作。继后香港沦陷，修志因此而停止，所征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诸劫火。直至日军投降后。一九四六年秋，由中山县参议会建议成立了修志办事处，仍聘郑先生为县志主篡。一九四七年，修志纳入文献工作，改为中山县文献委员会，郑先生仍任主委。当时文献会以报纸和刊物两种形式出版有关中山文资料。郑先生对于县志编纂手订大要，体例精严，纪述侧重社会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设类自，以破除歧视妇女的观念，如有可传者，只记述懿行才艺，至于节烈异行不宜宣传；风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迹名胜照片应随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部门，并厘正前志之讹廖。他认为修志事关重大，不能求之速成，宁可多些时间，考证确实。由此可见，郑先生识见过人，治史严谨认真，故被公认“对邑乘，研究之深湛，庋藏之丰富，民国以来，县上恐无出其右者。”郑先生把重修县志作为毕生事业，可惜未能完成，成为终生遗憾。

接近群众，重视民间文学

郑先生非常重视民间文学，经常收集和研究民谣、谚语、方言等。他在濠头任教时，曾与村夫、牧童为伍，去发掘乡村的宝藏——歌谣、民谚，如濠头当时流行的灯棚歌等。在这些歌谣里去采集活的语言，并创作了《新新乐府》这些诗歌是采撷人民的语言加以净化，融合自然的韵律，使之充溢着新鲜活泼的气息，而其取材是沦陷期间受苦人民的生活实录。这是用人民的语言，呼出人民内心的哀愁、疾苦与欢欣的诗歌。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走翠薇》，是描写日寇统治区苦斗的一个小孤女长途负贩养母的动人故事。由于诗歌内容真实，充满朴素的感情，所以，能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一时为之传诵。其中有的在《香风》周刊发表，有的被人转抄流传。同时，郑先生经常鼓励一些有才学的青年专心致力民俗学的研究，到民间采访、搜集山歌民谣，并把一些外国民俗学研究书籍送给他们进行研究，希望以备异时纂志之用。一九四九年，中山解放，文献会奉令停办，修志也暂时停顿，郑先生转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一九五一年，郑先生被调到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不久，改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郑先生在文史研究工作中毕其一生。他晚年一直坚持看书学习，并用北方话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记，虽年事已高仍然不懈学习，追求新知识。他卒于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享年九十六岁。郑先生不论作为革命者，或作为学者，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值得后辈纪念的。由于我们未能亲聆教诲，且掌握的资料有限，只能对他的生平作粗略的探讨，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敬望先生生平友好及有识之士加以更正、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