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期间，他和朝鲜志士金若水、李如星等密切交往，共谋在中国开展反日斗争。1918年9月，他们来到南京，进入金陵大学学习。

1919年2月，前往奉天的金元凤听到了国内爆发“三·一”独立运动的消息，他更加坚定了用武力才能使朝鲜独立的信念。到达东北后，他会见了韩国独立组织义军府的主席吕准和军务部长金佐镇，这都是些主张武力复国的代表性人物。金元凤通过对延吉地区独立运动的考察，认为独立军的力量比起日本侵略者还很弱小，如果仅仅依靠这支武装，复国的希望将遥遥无期，他决定采用更加激烈的手段。

1919年11月9日，金元凤和尹世胄（化名石正、石鼎，1901年生于朝鲜密阳市。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在中国吉林组织“义烈团”，因策划刺杀朝鲜总督而被捕入狱7年，出狱后流亡中国，担任黄埔军校教官。1935年在南京组建朝鲜民族革命党，任中央执行委员，被称为“朝鲜民族革命党的灵魂”。1938年在武汉成立朝鲜义勇军，1940年带领朝鲜义勇军混编支队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并肩作战，著名的朝鲜独立同盟总部和朝鲜青年军政学校，就是在涉县的中原村和南庄村成立的。1942年5月28日，在反“扫荡”作战中，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机关安全转移，朝鲜义勇军与八路军总部警卫部队并肩战斗，尹世胄壮烈牺牲于涉县庄子岭，时年42岁。）梁健浩、韩凤根、韩凤仁、金玉、姜世宇、李成宇、徐相洛、权俊、申哲休、郭在骥、梁东宣等13人在吉林城巴虎门外中国人潘某家秘密集会，决定成立以实施暗杀手段为主的反日独立运动团体——朝鲜义烈团，金元凤被推举为团长。

在朝鲜独立运动历史上，“义烈斗争”是一大特色，这种斗争依靠个人或小规模的组织开展抵抗运动，“义烈”就是指义士和烈士。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而金元凤也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日本强盗取消了我们的国号，夺走了我们的政权，剥夺了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是朝鲜民族的生存之敌”；“要想维持朝鲜民族的生存，就必须驱逐日本强盗，要想驱逐日本强盗，只有通过革命”；要进行革命就必须要批判所谓的“外交论”、“准备论”，实行“以民众力量为基础”的暴力革命，采用特务手段消灭反对朝鲜革命的敌人，建立以民众为基础的理想国家。

在这种激进的革命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义烈团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其初期纲领模仿中国同盟会的纲程：“驱逐倭寇，光复祖国，打破阶级，平均地权”。后来，义烈团的纲领随着金元凤等人思想的成熟，又扩充修改为18条，不仅规定了义烈团当前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目标，而且规定了朝鲜独立后新国家政权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尤其注意代表和保护朝鲜工农阶级的利益。

义烈团的主要手段是红色恐怖，因此规定了“五破坏”和“七可杀”的行动目标。“五破坏”是指破坏朝鲜各地的警察署、朝鲜总督府、东洋拓殖会社、《每日申报》社、日本其他行政机关等；“七可杀”是指暗杀朝鲜总督以下的高官、日本军部首脑、台湾总督、卖国贼、亲日派巨头、敌探、背叛民族的土豪劣绅等。

在金元凤的带领下，义烈团员们经常携带武器、炸药，潜行在朝鲜、中国、日本的各大城市，据1928年11月该团发表的《建团九周年纪念宣言》统计，到1926年为止，共进行了大小23次暗杀破坏活动，搅得日本侵略者不得安宁。但这种活动虽然影响很大，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日本的殖民统治。而且由于力量悬殊，暗杀成功率不高，自身损失却很大。因此，金元凤在找到了新的反日斗争道路后，决定停止义烈团的暗杀活动。

1924年，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使正在中国活动的金元凤等人深受鼓舞。当时，在广州相继出现了陆军军官学校、广东航空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等新型学校。这些学校，都是东方各弱小民族革命青年学习最新军事政治知识的摇篮，其中以苏联红军为榜样的黄埔军校为最。当时，海内外的革命青年中有一个充满激情的口号：“到黄埔去！”可见当时黄埔军校之魅力无穷，而“坚决主张使用暴力的著名头号人物”金元凤当然渴望着到黄埔去学习革命方略和战术。1926年春，金元凤带领朴孝三、朴建雄等17名义烈团员，通过在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任副官的朝鲜革命者孙斗焕（化名孙建）的关系，找到当时在上海秘密主持黄埔军校招生的陈果夫。陈资助他们每人20块银元及到广州的船票。金元凤一行抵达广州后，带着陈果夫的介绍信，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转呈校长蒋介石。经过简单的入学考试，金元凤等人全部被录取为军校第四期学员，金元凤化名崔林，被分配到步兵科学习。

在校期间，金元凤十分活跃，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优秀的领导才能。由于意识形态上的相近，他与朝鲜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山（本名张明，1905年3月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底到吉林朝鲜独立军校，接受了军事训练。1920年赴上海，在《朝鲜独立新闻》工作。1925年到达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兼课，在中山大学研究经济学。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1938年，金山准备去东北前夕，突然被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门以“托派”、“日本间谍”的罪名立案审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下令在保安秘密处决，时年33岁）在广州发起创建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并任执行委员，青年会拥有会员300人，还创办机关刊物《革命行动》，为朝鲜青年在广州各校入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金元凤也逐渐成为广州朝鲜革命者中的风云人物。由于其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使得他有机会与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有所接触并建立了联系，这对他以后长期在中国从事反日独立斗争很有帮助。

1927年1月毕业后，金元凤留校任政治部少尉教官。参加过北伐战争。但就在金元凤革命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展开了大搜捕、大屠杀。出于阶级利益的相同，金元凤率领义烈团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1927年4月，金元凤、朴建雄、柳子明、金奎光等100余名朝鲜青年离粤赴汉，集合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号召在中国的朝鲜革命者广泛地参加了共产党的军事斗争，金元凤自己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策略上的错误和敌我力量的悬殊，斗争遭到了很大挫折，仅在广州起义当中，就有100多朝鲜革命青年壮烈牺牲。1927年金元凤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这些接受过军事训练，准备作为以后创建反日军队的骨干使用的朝鲜精英的丧失，使得义烈团的内部发生了分裂，有的转向共产主义，有的转向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金元凤等大多数义烈团员都离开中国革命队伍，分散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地，各自从事革命工作。金元凤本人仍然坚持着接近共产主义的左翼思想，1930年，他还在北平创设了列宁主义政治学校和机关刊物《列宁》。但一个事件的发生，让他和他的同志们看到了祖国独立的新方向，并为此必须和以前的斗争对象携起手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将朝鲜义烈团的活动中心从中国北方移往南京，此后他在这里活动了6年时间。他先与“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及“东北难民后援会”等团体联络，并得到这些团体的资助。在他的努力下，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韩国革命党、光复同志会等组织先后成立了“韩国对日统一战线同盟”和“朝鲜民族革命党”。1932年3月起，金若山化名陈国斌，开始与他黄埔同期生、国民党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滕杰多次接触，谋求国民党官方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力行社对义烈团进行了直接支援，形成了中国国民党支援韩国临时政府之外的又一援朝系统。 为了实现军事反日的计划，金元凤向力行社提议举办文武合一的革命干部学校，训练政治军事干部。该提议经蒋介石批准，交力行社书记长干国勋（黄埔五期）执行。1932年10月20日，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对外称“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6队”)在力行社的训练基地南京汤山祠庵开学，中方负责人何应钦、滕杰，韩方负责人为金若山。首批40人入学，6个月为一期。该学校主要分训育、政治、军事三方面课程。训育着重于生活管理、革命精神和革命人生观的培养；政治主要有朝鲜历史、朝鲜革命运动史、义烈团史、各国革命史、世界政治和经济、三民主义等；军事主要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特务工作、爆破、炸弹制造，以及突出性技能等。1933年4月22日，第一期26名（淘汰率35%）学员毕业。旋被金若山派往上海、北平、天津、东北以及朝鲜国内工作，其费用除少数人由韩侨资助外，都由国民政府负责。

1932年11月，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热河、内蒙古，他还派遣柳基锡、金世雄赴北平，与蒙古首领那彦图亲王、德色赖托布等创建“中华五族救国大同盟”，以“铲除仇敌日本帝国主义，挽回固有权利，促进国际地位平等及发展生产事业”为纲领。1933年9月17日，朝鲜革命干部学校第2期开学，次年4月20日举行毕业典礼。由于训练基地被日本特务发现，金元凤和滕杰商议，将学校搬到南京郊区的江宁镇。54名学员中，除1人病退外，20人转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继续学习，其他34人毕业后即走上了反日斗争的前线。1935年4月2日，第3期44名学员已经开学。由于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强硬交涉，要求取缔学校，该校被迫先后迁移至牛首山及南京花露巷胡家花园。1935年10月5日，其中的36人毕业。其后分3批移往南京夫子庙后敷营16号，继续秘密接受政治军事训练。此后，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朝鲜革命干部学校被迫结束。

在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的同时，金元凤也在开辟其他新的斗争途径。他派遣金国宾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联络、金元植、金尚德与李青天（即池青天）部朝鲜独立军联络。1932年11月，他派出金世雄、柳基锡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与蒙古首领那彦图王、德色赖托布王等创建了“中华五族救国大同盟。1933年1月，金元凤又到天津、北平一带调查了解东北抗日武装的情况，计划将训练的学员悉数北调，在东北和内蒙古训练骑兵部队，“以图发展”。但终因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而作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官方开始公开支持朝鲜独立复国运动，中朝两国的反日斗争终于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地融为一体。“救中国就是救自己！”朝鲜独立运动志士们纷纷投身到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金若山当然更不例外，他以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名义就七七事变发表《告同志同胞书》，指出“中日战争并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间的战争，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整个东方弱小民族的解放战争”，“更会扩大到反日本的反法西斯的世界战争”（预测得很准确）；号召朝鲜侨胞“要以不惜最后一滴血的觉悟，来参加光荣的抗日战争””，“拔出复仇的刀剑向敌人直扑”，“洗雪刻骨填胸的愤怒和耻辱”，“向光荣的民族解放战线前进”！1937年8月，他在南京主持召开朝鲜民族革命党代表大会，决定组织义勇军参加中国抗战。1937年底，他派遣83名韩国青年到江西中央军校星子分校受训(“第6期特别训练班”)，次年5月毕业抵达武汉。金若山以此为建军的基干力量，在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支持下，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朝鲜义勇队。义勇队初期约有队员近百人，编组成2个区队。一区队队长朴孝三，主要在湖南、江西活动；二区队队长李益凤，主要在安徽、河南活动。本部初设于武汉，后迁移至桂林、重庆。

在号召中朝两民族进行抗日合作的同时，金元凤也在为再次促成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间的团结合作进行多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实现了左翼各党派的联合。1937年11月12日，三个同样脱胎于义烈团的革命团体——以金元凤为领袖的民族主义派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以朴健雄为领袖的共产主义派的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以柳子明（韩国忠清北道忠州市人，1919年因参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独立运动来到中国，在设于上海的韩国临时议会任忠州代议员，并先后担任过“朝鲜义烈团”、“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等组织的领导成员，在艰苦的条件下为韩国独立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1950年6月，受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的邀请，到校任教并担任农学院农艺系主任，后因农学学科脱离湖南大学单独组建湖南农学院，柳子明先生转为该校教授。1985年4月17日，柳子明逝世，享年91岁，安葬在湖南大学附近的天马山。）为领袖的无政府主义派的朝鲜革命者联盟，在汉口合并为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在金元凤的领导下，该联盟积极地开展了各种类型的反日斗争：

首先，创办了机关刊物《朝鲜民族战线》，宣传中国抗战和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金元凤、金奎光（1898年生，又名星淑，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人。早年在朝鲜参加学生运动，曾被捕判刑两年。1923年到中国，入广州岭南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委派黄埔军校，任第四期入伍生队教官。1926年初起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留守广州部队排长、副队长、连指导员。1927年12月率朝鲜人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组织朝鲜“创一党”。1928年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29年与杜君慧结婚，曾与杜君慧合译《社会科学词典》、《教育史》等。1933年组织朝鲜旅华侨民为主的“共产主义同盟”，次年改称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1938年与金元凤、成周实等组织朝鲜抗日义勇队，1944年在重庆参加“朝鲜临时政府”。日本投降后返回朝鲜。组织“朝鲜民族阵线”，任副议长，后任勤劳人民党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12月加入李承晚集团，并发表脱离朝鲜劳动党的公开声明。）等联盟领导人在刊物上频频发表文章，阐述中朝联合抗日的必要性。并且通过与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接洽，派遣了林哲爱、郑文珠到武汉广播电台，轮流用朝鲜语及日本语，分别向朝鲜同胞和日本大众播音。

其次，该联盟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1938年2月12日，当武汉各界举行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大会时，金元凤派代表参加并致辞，散发传单。当武汉民众举行空军殉职壮士追悼会、第五路军荣誉团欢送会、东北阵亡将士追悼会、“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等活动时，该联盟都派员参加，并在会场上成为受人注目的人物。该联盟还自行举办纪念朝鲜“三·一”革命19周年大会和安昌浩先生追悼大会等各种活动，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扩大了联盟的影响。

第三，该联盟积极谋求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的团结，金元凤派王君实、孙建专程赴长沙，遍访各团体领袖金九、李东宁、李青天（即池青天）、赵素昂、玄益哲等，交换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虽然没有马上取得成效，但向各团体展示了联盟一心为公的姿态，也对日后的团结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该联盟还积极争取中国官方的支持。1938年3月29日，金元凤代表联盟致函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确认朝鲜民族为抗日阵线的一主要势力、建立国际反日机构、确认朝鲜民族为中国民族的最可靠的同盟者等意见，请求大会予以采纳。促进了中国国民党加强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援助工作。

建立一支朝鲜人的抗日武装，是金元凤多年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1937年8月，他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朝鲜民族革命党代表大会，决议组织义勇军。由军校朝籍学生95人为基干，再募集志愿人员360人编组而成。人员在南京训练，然后分批向华北出动，参加中国抗战。同时，将方案报送国民政府，请求批准，并要求供给各种装备。蒋介石迅速表示支持，并将计划书批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主办，最后决定由第一厅（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厅长贺衷寒中将（1900—1972）具体筹办。

贺衷寒与金元凤反复商议，决定组织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贺衷寒为主任，中方周咸堂、潘文治、矫汉治，朝方金元凤、金奎光、金学武、柳子明为委员，下设朝鲜义勇队，金元凤任总队长。

1937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正式成立，约有队员近百名，大多为朝鲜民族革命党党员，并在中国军校接受过训练。金元凤鉴于力量过于单薄，又于是年底派遣83名朝鲜青年到江西中央军校星子分校，编组为第六期特别训练班。经过半年受训后，这些人于1938年5月毕业并抵达武汉，编入义勇队。

义勇队最初分为两个区队，一区队长由黄埔军校四期生朴孝三担任，队员43人，分为4个分队，主要活动在第九战区的湖南、江西一带；二区队长由黄埔军校八期生李益星担任，队员33人，分为3个分队，主要活动在第五战区的安徽、河南一带；义勇队本部13人，在武汉办公，武汉失陷后，转移到桂林，后迁移到重庆。1939年10月，经军委会批准扩编为3个支队，支队长分别为朴孝三、李益星、金世日，人数达到314人。1941年3月，义勇队绝大部分成员分4批北渡黄河，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并肩对日作战。以后又在华北建立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与朝鲜义勇队本部脱离了关系。

1939年10月，经中国军事委员会批准，义勇队扩编为三个支队，支队长分别为朴孝三、李益星、金世日。同时在桂林、宜昌、洛阳等地设置通讯处，负责招募朝籍青年入伍。本部新建了机要组、政治组、总务组、编辑委员会及附属的妇女服务团、三一少年团、医务室等，总人数314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战地工作人员一起，既进行对敌撒传单和对敌广播等心理战宣传工作，又做审讯日俘和翻译敌方文件等收集情报的工作，有时也进行一些危险性不大的扰乱敌后的破坏工作。

1941年，朝鲜义勇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由于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和韩国临时政府之间的矛盾对立，而中国官方又对临时政府偏袒，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都引起了广大义勇队员的反感。而在敌后根据地建立的、由朝籍红军名将武亭领导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就体现出了巨大的吸引力。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不遗余力地宣传着敌后抗日的事迹，义勇队内部的中共秘密支部也在积极鼓动，而对义勇队要北上深入敌占区的试探，缺乏政治敏感性的国民党第一战区也没有反对。于是在1941年3月，堪称义勇队主力的120名队员在洛阳整训后，由朴孝三、金世日、尹世胄等率领，分四批北渡黄河，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以后又在华北敌后建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与义勇队本部却脱离了关系，只保留了名义上的隶属，发展成为另一支重要的朝鲜反日复国力量。而金元凤率领的本部及部分在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队员和敌区工作员，继续在国民政府统治区进行抗日复国斗争，但国共之间人所共知的敌视，使得这些留守者的处境十分尴尬。

自从1940年9月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政府支持下成立后，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出现了两支朝鲜反日武装队伍并存的局面。金元凤是反对国民政府批准韩国光复军成立的，后来又主张以义勇队为主，将两支军队合组为朝鲜民族革命军。而韩国临时政府则从一开始就以正统自居，主张将义勇队并入光复军，组织统一的韩国国军。 由于义勇队大部北上，蒋介石对义勇队和金元凤极度不满，于是在中国官方的干预下，1942年5月15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义勇队改编为光复军第一支队，金元凤任光复军少将副总司令兼第一支队长。这个决定让金元凤十分愤怒，但义勇队的实力已经大为削弱，何况补给装备都依赖于中国政府，也只得暂时忍耐。1942年10月，韩国临时政府进行改组，金奎植等朝鲜民族革命党员被吸收为政府阁员，1944年4月，韩国临时政府做了更大的调整，阁员中包括了国统区韩国独立运动各主要政党的代表，终于成为由独立运动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金元凤任临时政府军务部长。

虽然金元凤一直渴望着独立运动的统一，但他更希望这是一个由自己主导的统一，而不是当前别别扭扭的、在国民政府强迫下的、由他多年的政敌金九主导的统一。所以，他在暗地里仍然坚持着独立的活动。1943年5月，作为光复军副总司令的金若山不是以光复军，而是以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的名义，与驻印英军总司令部代表麦肯尼签订了协定，由民族革命党派遣朝鲜民族军宣传联络队10—25人，协助驻印英军对日作战，“进行有利于英军对日作战的对敌宣传，翻译战斗中获取的敌方文件”；“朝鲜民族革命党为有效促进联络队的工作，可向印度派遣常驻代表一名，以在全盘活动中密切合作”；联络队人员“可自由接触英军俘获的朝鲜人俘虏，如有可能，可对之实施训练，使其参加服务工作”；联络队人员的各种费用由英方负担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元凤就以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名义与中国军政当局不断交涉，谋取对该党的支持。但蒋介石当时考虑得更多的是自己如何统一被战火破坏的中国，而不是帮助遥远的朝鲜统一在颇有胆略和雄心的金元凤手中。所以，金元凤提出的一揽子行动计划，得到的只是带有外交口吻的淡淡回复而没有任何实质性支持。

1945年11月5日，金元凤作为临时政府的阁员，跟着金九先生一起乘坐飞机前往上海。年底，他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故乡。但美国军方统治下的朝鲜南部不是金元凤梦想中的乐土，他对这些曾经的“解放者”任用过去的日本殖民官员和韩奸继续压迫朝鲜人民感到强烈的不满，而对北朝鲜充满了向往。1948年4月19日，金元凤和金九来到了平壤，参加联席会议，会议坚决反对美国在南朝鲜进行的单独选举，他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分裂朝鲜的行为，这对同样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金元凤和金九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联席会议没能阻止这场由美国导演、李承晚主演的闹剧，即使只有3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即使在很多地方爆发了反对单独选举的武装暴动，即使有323个朝鲜人丧失了生命，都没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朝鲜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随着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的成立，平壤也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元凤被选举担任第一任监察相，这时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随着他留在北朝鲜而再次发生分裂，金奎植等人留在南朝鲜继续坚持议会斗争，而跟随金元凤来到北方的党员则改组为人民共和党，金元凤自任委员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任检阅相，1951年兼任机场修建委员会朝方副主任，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在朝鲜北部修建空军机场。1954年任劳动相，1956年当选劳动党中央委员，1957年当选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1958年11月肃清南朝鲜劳动党和延安派时被肃清。

《暗杀》中曹承佑饰演金元凤。

当时金元凤被悬赏100万韩元，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很有威胁性的重要人物。

《暗杀》中，策划1933年大暗杀的是金九，筹备者是金元凤。

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被日本人血洗后，金元凤在中国吉林组织“义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