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集古录》——凡一千卷，一〇六三年成书。此书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一〇六九年，欧阳修子“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传世。

吕大临《考古图》——共十卷。一〇九二年自撰序。本书对所收录的每件器物，绘图摹文，释文列于其下，并将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点、收藏者一一写明。另有《考古图释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图》——又称《古器图》，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后期著名的画家，好古博学，善画工诗，多识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后钟、鼎、尊、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认款识。他的《考古图》对每件器物，都图绘形状，并解释其制作、铸文、款字、义训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后赞。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图》——又称《宣和博古图录》，共三十卷。宋徽宗时，士大夫以至宫廷贵族竞相访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动辄值数十贯甚至上千贯，因此“天下冢墓，破坏殆尽”（蔡条《铁围山丛谈》）。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订编纂，分成二十类，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赵明诚《金石录》——共三十卷。赵明诚，宋徽宗时人，每得书画鼎彝，即与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经过二十年努力访求，收辑金石刻词二千卷，包括所见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以及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据二千卷刻词逐件鉴别考订，撰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条，记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近二千件的目录，后二十卷收录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时任职。此书收集从夏、商到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订讹考异，详加解释。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

沈括《梦溪笔谈》、郑樵《通志》等书，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仅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和款识，而且进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从冶金学理论来解释古剑，用光学原理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原理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郑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专列《金石略》，记录他一生中见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订。其中证明石鼓为秦代遗物，是可信的定论。

洪遵《泉志》十五卷、龙大渊等《古玉图谱》一百卷、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记》等专门研究古代某些器物，这些都是宋以前学者不曾注意的学问。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绩是：

第一，辛勤收录古代文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

第二，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用画图描写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识则摹写文字。

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甗、敦、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因以定名的。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数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理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著作。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

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的学者。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金石学保存下许多有价值的铭刻资料，考证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称和用途。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纹，未进行断代的研究，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20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

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

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

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金石学研究的对象——青铜器（及其他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负载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大量信息，是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关的学问具有重要文化价值与传承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领域虽已取得远超出前人的成绩，但迄今仍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应该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有所创新，产生无愧于新时代的高水平成果。

近年来大量经考古发掘新出土的青铜器应结合其共存的文化遗存作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研究，零散传世的资料，特别是数以万计的存于海外的青铜器与金文的资料，更应该得到系统的收集与整理。

青铜器与金文领域许多重要的专题性研究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做更深入的探研。其研究将涉及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古代历法、古代汉语、冶金史等多门学科。而对于中国古代石刻的研究，数年以前即有学者提出，在石刻日渐损坏、风化的情况下，编辑一部全国石刻目录，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迫切的任务，但仍无多大进展，亦应当尽快提到日程上。在进行上述研究中，数字化信息技术会在加强研究成果的系统性与资料的完备性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商代以后的文化遗存，而且主要研究的是青铜器和石刻资料，但由于在各个时代所出土的文物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史前时代的文化遗存以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各类传说，使得中国古代的金石学家虽然对其所研究的器物还没有准确的断代，但也已经有了朦胧的观念。

清代以后的金石学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著作。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

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的学者。朱剑心《金石学》、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都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金石学保存下许多有价值的铭刻资料，考证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称和用途。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纹，未进行断代的研究，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仍有学者进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再存在，金石学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传统金石学源于唐宋时代，唐代韦述等史家已经开始收集、着录金石碑版，并运用于史学著述了。史载：“〔韦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其所著《两京新记》，记述了兴福寺《圣教序碑》、西市《市令载敏碑》、东明观《冯黄庭碑》、《李荣碑》等碑刻，生动地反映了两京的历史。以毌煚《古今书录》为蓝本的《旧唐书·经籍志》，着录了《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杂碑文集》二十卷两书；敦煌出土文书中也有辑录碑志之作，如《李氏造窟功德碑》、《张淮深碑》、《常何墓志》，皆有写本传世，这些书籍虽不着编纂者姓名，但表明唐代已有学者着意集录碑版文字了。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的著作将金石学推向成熟，形成金石着录、校勘、鉴别、考订等系统而专门的方法。清代学者进一步推而广之，并与经史考证、舆地方志之学相结合，结出了更为丰硕的果实。中国金石学可谓具有深厚的传统，其所积累的材料和方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厚营养。

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云：“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粟特人是中古时代亚欧大陆贸易的担当者，对于粟特研究涉及中国与中亚地区各国之间的经济、语言、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史，随着新材料不断出土，其基本面貌和重要性逐渐显现，向世人提出了中西交通史上的新问题。学者有机会利用新材料，以研求此新问题，形成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中的当代新潮流。然而面对新材料，学者却不应放弃那些行之有效的旧方法。

关于金石学著作的分类，各家颇有不同。陆和九在其《中国金石学》中将金石家著作分为四类：目录之学、图谱之学、考据之学、校勘之学。朱剑心在《金石学》中则依“吉金之著录”、“石刻之著录”而分述之。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序》一文中也作了分类：“与叔《考古》之图、宣和《博古》之录，既写其形，复摹其款，此一类也。啸堂《集录》、薛氏《法帖》，但以录文为主，不以图谱为名，此二类也。欧、赵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评，长睿《东观》之论，彦远《广川》之跋，虽无关图谱，而颇存名目，此三类也。”

然而，金石著作中有不少兼及金与石者，很难按朱氏之一概；至于校勘之学，陆和九仅举民国方若《校碑随笔》为例，此著不属于宋、清金石学；王氏第三类将目录与考据混为一谈，且仅限于吉金之类。然而金石学著作内容庞杂，或专录一地，或仅释一碑，或文集散见，或札记偶及，使之分类更加困难。本文择其主要著作，从其研究方向与内容入手，略举四端，而不必强分某一著作为某一类也。

最早的金石录目著作是欧阳修所编《集古录》，从其先前搜集的1000卷彝铭碑刻法帖中选其重要篇目编成，分注其撰人姓名、官位事迹以及立碑时间等，分为10卷。此后，赵明诚《金石录》前10卷中，将其收藏的2000卷金石铭刻依时代顺序著录，并于篇目下注其年月及撰人。

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200卷，是一部南宋地理总志，其中《舆地碑记目》4卷，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编辑，各注其年月姓氏大略于其下，起临安，迄乾州，均南渡后疆域。

陈思《宝刻丛编》20卷中收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在地理上可以确定的，分别按各路编辑；不详的，则附于卷末，并采录了各家的考证。在南宋偏安的情况下，陈思编此书博采前闻，用功颇多，对于诸道郡邑，纲目分析，沿革情况等介绍比王象之还要详备。南宋无名氏所撰《宝刻类编》8卷，其收录碑刻，上自周秦，下至五代。此书分为8类，每类以人名为纲，在人名下著作碑目，并写明年月地名。关于宋代金石录目著述，自欧阳修、赵明诚、王象之三家外，当推陈思的《宝刻丛编》比较完备，但传下来的书多残缺不全。而《宝刻类编》广搜博采，叙述详明，从收录的数量上看，也比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为多。

宋代金石录目著作主要即上述数种，到了清代，此类著作数量已达数十种，且搜罗范围之广，碑石数目之巨，已非昔人可比。更为细致者，专收一地金石，详加考索，皆为宋人所未发。

《寰宇访碑录》12卷，清孙星衍、邢澍撰。书目所录诸目，自周起，止于元末，除石刻外，还有各家收藏的古砖古瓦。在各石刻之下，一一注明其书体、撰书人姓名、碑刻的年月、后人题记及刻于碑阴的文字。全书共录石碑及砖瓦7000余种，嘉庆以前的碑刻目录以此书最为详备。但金石之器，日出不穷，所以，此后赵之谦又“集近六十年中所出及所见碑版文字著之，以补孙氏访碑之录”，即《补寰宇访碑录》5卷，此书收录碑刻起自秦汉，迄于元代，仿孙氏《寰》书之体例。而清末叶德炯所撰《梦篆楼访碑录》2卷，则是对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和赵之谦《补录》中讹舛缺漏之处，取家藏金石诸刻加以补正，再加上新出土的碑刻，共1400余种。尽管屡续屡补，仍不能据此自足，只有不断续成其志，才可以备石渠之采择。

在清代金石目录书中，收录资料最多的一种还是吴式芬所撰《捃古录》20卷，此书也是为补孙氏《寰》书之未备，删其讹复，增商周秦汉以来吉金，编纂而成。全书所收目录，计金类1781种，石类15230种，砖瓦类1105种，加上木、玉、磁等类，共记18128种。这一数量与宋人金石录目相比，几近于10倍。

专录某一地金石碑目的有一下几种：专著山左（山东省）金石书目的，始自毕沅、阮元共同著录的《山左金石志》24卷，后来段松龄又作《山左碑目》4卷，法伟堂又作《山左访碑录》13卷，尹彭寿作《山左北朝石存目》1卷，田士懿作《山左汉魏六朝贞石目》4卷，对有关山东境内的碑刻的存佚、名称等作了注释或考证。

胡聘之撰《山右石刻丛编》40卷，则著录了山西石刻及附着的铜器款识，自后魏至元，共计726件。

沈涛《常山贞石志》24卷所收录浙江常山石刻，自周至元，共250余种。

清人李调元摘抄王象之《舆地碑记目》，编为《蜀碑记》10卷后，又博采自宋以来金石诸书所载蜀碑之目，分隶于清府县地名下，为《蜀碑记补》。阮元曾督学两浙3年，又任巡抚8年，刻意搜访浙中金石，派工进行摹拓。幕中罗致的名儒宿学如赵魏、何元锡、许宗彦等，帮助搜访考证，辑成《两浙金石志》18卷。

翁方纲视学广东达8年之久，搜访全省金石文字约500余种，经编辑考释，撰成《粤东金石略》11卷。谢启昆任广东巡抚时，也效其师，撰《粤西金石略》以配之。而翁方纲晚年所作《海东金石文字记》4卷，著录新罗、百济、高丽等海东（今朝鲜半岛）诸国所发现的自陈、唐至明以来石刻。《中州金石记》5卷为毕沅任河南巡抚时所著，他任陕西巡抚时又著《关中金石记》8卷，关中为三代、秦、汉、隋、唐都会之地。碑碣之富，甲于海内，此书著录，起秦迄元，计797种。

专录一地金石碑目之著作在宋代尚告阙如，而清代却蔚为大观，可见清代金石著作较宋代可谓既深且细。而继承宋代陈思《宝刻丛编》和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分地录目的有孙星衍《京畿金石考》2卷，此书著录金石，取宋人诸金石书，及孙星衍家藏直隶诸府、州、县所出吉金贞石之文，分隶郡县。

另外，清代金石目录著作还有：钱大昕撰《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8卷；缪荃孙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18卷；李璋煜编《爱吾鼎斋藏器目》1卷；刘喜海《嘉荫簠藏器目》1卷；丁彦臣《梅花草簠藏器目》；孙汝梅《读雪斋金文目手稿》1卷；王锡綮《选青阁藏器目》；潘祖荫《攀古楼藏器目》2卷；邹安《周金文存》6卷；曹溶《金石表》1卷；凌霞《癖好堂收藏金石书目》等。

以上宋、清两代金石录目之著作，或专为录目而作，或录目后兼及考证。有些金石器物或散失流落、或风化磨灭，后人已无法得见。欧阳修就曾谈到自己的亲身体会说：“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指《唐孔子庙堂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二十年复得斯本，则残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录前世之遗文而藏之”；他又说：“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这类金石录目著作为后人保留了大量关于金石存留情况的资料，这既是当时著录的主要动因之一，也是其重要价值之所在。

陆和九在《中国金石学》中说：“秦刻六石，纪功颂德之滥觞；蔡撰诸碑，铭幽诔善之初桄；地莂地券，开合同契约之先河；题记题名，创赞序诗词之异制；颂称之文，勒于钟鼎；吉祥之语，见于洗铃。采辑成佚，亦艺苑之别开生面也。”这是谈到金石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采辑金石铭文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人早已认识到辑录碑文对于参稽经史详略得失的作用。

欧阳棐（欧阳修之子）在《集古录目记》中说：“盖自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睹。至于释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数千百年，而后聚于此，则亦可谓难矣。”

赵明诚《金石录原序》也说：“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尔。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两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是书之成，其贤于无所用心，岂特博奕之比乎？辄录而传诸后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补焉。”

到了清代，王昶在《金石萃编序》中说：“夫旧物难聚而易散也，后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瑰玮怪丽之文销沉不见于世，不足以备通儒之采择，而经史之异同详略，无以参稽其得失，岂细故哉？于是因吏牍之暇，尽取而甄录之。”

由此可知，无论宋代或清代，金石著作录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金石文字年久失传，金石铭刻因自然风化等侵蚀损坏，急需记录传世。而史书记载往往抵牾，也急需用金石文字加以校正，这也正是碑文存录的重要价值之一。

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对汉代等碑刻的碑文予以收录，如卷一《后汉西岳华山庙碑》、卷二《后汉尧母碑》、卷二《后汉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卷二《后汉析里桥郙阁颂》、卷二《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卷三《后汉衡方碑》、卷四《后魏石门铭》、卷七《唐颜勤礼神道碑》等都辑录了部分碑文。赵明诚《金石录》承《集古录》体例，也收录了部分石刻的碑文，如卷十四《汉谒者景君表》、卷十四《汉剡令景君阙铭》、卷十四《汉西岳石阙铭》、卷十五《汉孔子庙置卒史碑》、卷十八《汉巴郡太守樊君碑》等。而专门收录碑文的著作则始于洪适的《隶释》，此书将隶体的汉碑碑文用楷书写出，故称为《隶释》。它连同后来成书的《隶续》，共著录汉碑碑文258种、魏和西晋碑文17种，又收集汉、晋铜、铁器铭文及砖文20余种。《四库全书总目》称《隶释》“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不图器物形制，也只以录文为主，共收录夏、商、周、秦、汉器物511种，皆以原器款识，依样摹写，有释文，有考说，对原器的出土地点和收藏人物也多有记载。此书对铭文考释不乏精当之处，对古代金文的收罗考释贡献很大，是南宋金文著录流传至今的重要著作。还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1卷，将《考古图》所收钟鼎上之文字依据《说文》、经史诸书，加以训释考证。王俅《啸堂集古录》2卷，录自商迄汉古尊彝器345种，每列一器，必摹其款识，而以楷书加以释文，全书只有释文而无考证。王厚之《钟鼎款识》1卷，收商周器物五、六十种，于各器前皆有题名，记其出土之地、收藏之人，并释其文字，用行楷书注出。

清代金石著作中录文较全、收碑刻文字较多的是王昶《金石萃编》（160卷），共收录从先秦到辽、金石刻文字和铜器铭文1500余种，汉以前的按原来的篆文或隶书摹写，汉以后的用楷书写出。道光、咸丰时，为此书作续编者有好几家，如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4卷、王言《金石萃编补略》2卷等。其中以陆耀遹《金石续编》21卷为最著，共收从汉到宋、辽、金、西夏的石刻文字400余种，均为《萃编》所未录。而陆心源的《金石萃编补》200卷，包括《萃编》以后发现的金石2000余件，也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金石通纂，惜未能刊行。陆增祥以毕生精力完成的《八琼室金石补正》130卷，收石刻和其它器物铭文，多达3500余种，也较王昶《金石萃编》多出约2000种，但《萃编》中已著录者均不再录全文。书中尽力搜集了《萃编》未及采录的材料。以西汉及新莽时期为例，《萃编》仅列有《鲁孝王石刻》、《雁足镫款》、《大泉五十笵》、《孔林坟坛石刻》4种，而《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增收了《群臣上寿刻石》、《元凤碑文》、《五凤砖文》等15种。

此外，清代金石著作中涉及载录金石铭刻文字内容的著作还有：阮元《山左金石志》24卷、陈奕禧《金石遗文录》10卷、叶万《续金石录》（不分卷）、褚峻、牛运震《金石经眼录》、谢启昆《粤西金石略》15卷、宋世荦《古铜爵书屋金石文补遗》1卷、周在浚《天发神谶碑释文》1卷、王森文《石门碑 》1卷、沈涛《常山贞石志》24卷等。清代不仅有上述专录一碑之文或一地之碑文者，还有一种专录某种石刻形制之铭文的著作，即黄本骥的《古志石华》30卷，此书专门著录墓志碑全文，道光以前出土的墓志，见于著录拓本的，此书已采录十之七八。

在金石著作中，录目、录文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金石学家用大量的精力梳理碑目、诠录碑文，为的是保存这些铭刻文字资料，以与经史相互印证。所以，考证便成了金石著作的中心环节和核心内容。

欧阳修《集古录》也是第一部金石考证专著，对于金石铭刻，欧阳修遇与史传不同者，“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至于世系、子孙、官封、名字，也每据碑以正之。此书在订正史籍错误、补充史传疏漏、考索典制渊源、品评历史人物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贡献。自该书问世，别创一种积聚文化财富的风尚，并将摩挲玩赏古董引向考据史事，导致金石考据学的诞生。赵明诚“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他说：

“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者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至于文辞之好恶，字画之工拙，览者当自得之，皆不复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可见，欧、赵等人开创的金石之学，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门辅助学科而出现的，其主要作用和中心内容就是考证，包括对金石的时代、真伪、书写者、碑刻文字、用字情况、碑文内容等的详细考证，从而证史传之阙谬，考经籍之得失。

如《集古录》卷四《魏受禅表》跋尾曰：

“按汉献帝纪，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称天子。又按《魏志》，……。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禅于汉’。三家之说皆不同。今据裴松之注，……以此推之，汉魏二纪皆谬，而独此碑为是也。汉纪乙卯逊位者，书其初命而略其辞让往返，遂失其实尔。魏志十一月癸卯犹称令者，当是十月衍一字尔。……禅代，大事也，而二纪所书如此，则史官之失，以惑后世者，可胜道哉？”

此碑跋尾根据碑文证明了《后汉书》、《三国志》中关于汉魏禅代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并指出错误的原因，而对文字书写的工拙只字不提。又如，《集古录》卷四《大代修华岳庙碑》跋尾中指出了《魏书》中记载之失。卷四《东魏造石像记》跋尾中根据碑文推知，《龚颖运历图》中记载的年号是正确的，而《亳州宋退相纪年通谱》所记是错误的。所以，欧阳修接着说：“苟不见斯碑，则《运历图》与《通谱》二家得失何以决？”而卷四《宋宗悫母夫人墓志》跋尾则据志文补充了《宋书》、《南史》中“宗悫本传”的缺失。类似这样的考证在《集古录》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赵明诚《金石录》沿欧书之体例，也多着意于考证。例如，卷十三《秦泰山刻石》曰：“大观间，汶阳刘跂斯立亲至泰山绝顶，见碑四面有字，……以《史记·本纪》考之，颇多异同。……皆足以证史氏之误。”又卷二十三《唐杜如晦碑》曰：“此碑乃太宗手诏，世南勒文于其石，其官爵、祖父名讳不应有误，皆可以证史氏之失矣。”再如，卷二十三《后周大宗伯唐瑾碑》曰：“史传云‘谥曰方’，而碑云‘谥曰懿’。碑于志宁撰，贞观中其孙皎所立。《后周书》、《北史》皆唐初修，距瑾之卒岁月未远，而颠倒错谬如此，然其官爵、名字、子孙不应有误，皆当以碑为据也。”以上三例指出了《史记》、《后周书》、《北史》的讹误。由是，不难看出金石考证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对金石自身时代、真伪的鉴定也是金石考证的重要内容之一。《集古录》卷一《古敦铭》跋尾中根据《史记》中武王克商的记载，结合铭文，推知此敦铭“乃武王时器也”。又卷七《唐中兴颂》：“此本得自故西京留台御史李建中家，盖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为难得尔。”《金石录》卷十三《齐钟铭》中指出宋时仿刻古器而失真，赵氏自己所藏“乃就钟上摹拓者，最得其真也。”

对于文字考释方面一时无从断定的，作者采取“阙疑”的态度。如《金石录》卷十一《簠铭》中一字，《集古录》释为“张”字；而吕大临《考古图》以偏旁推之，其字从“巨”，不从“长”，故释为“弡”。赵明诚俱录之，存疑，“以俟博识君子”。对于碑文书写者，证据不确时也不妄断，如《集古录》卷四《魏受禅表》跋尾曰：“右《魏受禅表》，世传为梁鹄书，而颜真卿又以为钟繇书，莫知孰是。”还有关于碑文文章风格的分析，如《集古录》卷五《唐德州长寿寺舍利碑》跋尾曰：“余屡叹文章至陈、隋不胜其弊，而怪唐家能臻政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谓积习成俗，难于骤变。及读斯碑，有云‘浮云共岭松张盖，明月与岩桂分丛’，乃知王勃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士无贤愚，以为惊绝，岂非其余习乎？”这些对于文学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集古录》与《金石录》是宋代金石考证的两部重要著作，限于篇幅，援引了以上一些例子，但管中窥豹，仍可大略看出其时金石考证之大概。

这种考证之法沿续至清代，更向精微广博方向发展，著作数量也数十倍于从前。如继承欧阳修以跋尾为考证的有：翁大年《陶斋金石文字跋尾》、方朔《枕经堂金石跋尾》、韩崇《宝铁斋金石文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专门考证石经的有：顾炎武《石经考》、杭世骏《石经考异》；专考一碑者如张弨《瘗鹤铭辨》、汪士鋐《瘗鹤铭考》、顾沅《宋韩蕲王碑释文》、翁大年《旧馆坛碑考》、潘祖荫《纠古楼汉石纪存》；专门考证碑中别字的有：罗振 《碑别字》、罗振玉《碑别字补》、赵之谦《六朝别字记》。此外，还有：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吴式芬《捃古录金文》、陈介祺《簠斋金石文字考释》、孙汝梅《六朝碑目考》、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陆增祥《八琼室金石札记》和《金石祛伪》、朱绪曾《开有益斋金石文字记》、孙星衍《京畿金石考》、林侗《来斋金石考》、郑叶敩《独笑斋金石文考》、段松苓《益都金石记》、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清代金石学者在考证的规模、范围以及精深细微方面已远超宋人之上，但考证之法，多本宋代之成例，在继承中发展。

宋人吕大临撰《考古图》10卷，著录宫廷及私人所藏古代铜器、玉器200余件，均附绘图。赵九成《续考古图》5卷大体上也依吕书之体例记载百余种，每物一图，不以类从，随见随录而已。唯其器物有铭却不摹其文；从某人某处所得，也不注在器物名下，与《考古图》稍异。王黼等奉敕撰《宣和博古图》30卷，所记皆徽宗宣和殿所藏古器839件，全书将54种古器分为20类，每类有总说，每器皆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大小、容积、重量等，并附器物名称、用途、时代的考证，其款识之文摹绘尤精。

清人涉及金石图谱的著述首推梁诗正等11人于乾隆十四年（1749）奉敕编撰的《西清古鉴》40卷，各卷所记古器物皆为当时清王朝内府所藏，共1529件，均按器绘图，因图系说，比较详细地说明各种器物上的方圆围径、高广轻重等，对古器物上的铭文，各为释文，其体例效仿《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二书，且绘图精确，不失毫厘，为以上二书之图所不及。乾隆间另一官撰著述为《宁寿鉴古》16卷，著录之器，以汉唐以前为断，共701种，据宁寿宫写本影印。此外，清代私家金石图谱著述也很多，如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12卷、陈宝琛《澄秋馆吉金图》2卷、曹奎《怀米山房吉金图》2卷、吴大澄《愙斋集古录》26卷（其中收商周器1048件）、冯云鹏《金石索》12卷、张燕昌《金石契》、张廷济《张叔未藏金石文字》2卷等。

以上通过宋、清两代金石著作的介绍，大略可以勾勒出两代金石研究之概况。两代金石著述之丰富庞杂不待言矣，有些著述兼录文、考证之事，有的则图谱、考证、释字合成一著。所以，本文中的分类方法对显示某一著作的完整性方面自有它的不足，且个别著述不能强归入某类，也难免有疏略。但总体而言，笔者以为，这样的分类叙述是能大体反映宋、清两代金石著作研究的内容、著述的目的和方式以及两代之间金石学的继承发展情况的。并且，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一、金石学是一门独立性很强的学科，它有自身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其学科的体系性和学科自身发展的继承性在对两代金石著作的介绍中已基本呈现出来。二、尽管金石研究对认识文字的演变和发展、碑文文体的分析有积极作用，但包括金石形制介绍、时代真伪鉴定，甚至碑中某一年号、某一名字的详尽考证在内的全部内容，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证经补史。所以，考证始终是金石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三、诠录金石目录和铭文、摹绘金石形制图谱对千载之后人们了解古代礼制以及金石存留散佚情况其功甚巨。四、金石学著作中对书法也有关注，比如对金石铭刻文字书法艺术风格的品评赏析、它们之间历史演进的脉络以及不同铭刻文字书写者的风格继承关系等等，都是研究书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下面本文将从金石学著作的这一部分入手，分析金石研究与书法发展的关系。

如前所述，金石学研究有其自身的体系与继承性，考经证史是它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作为与书法关系密切的金石研究，在宋、清两代著作中，透露出对书法不同审美趣尚的认识以及由这种认识引发的书法实践和取法对象的变化。尽管其篇幅在金石著作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而且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但它们是极为重要的，它们对于认识宋、清两代金石学研究与两代书法的不同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下面，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二《谷口铜甬铭》跋曰：“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原父即刘敞。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也说：“然宋人收集古器之风，实自私家开之。刘敞知永兴军，得先秦古器十有一物。李公麟博物精鉴，闻一器捐千金不少靳。而《考古图》、无名氏《续考古图》、《王复斋钟鼎款识》以及《集古》、《金石》二录跋尾，往往于各器之下注明藏器之家，其人不下数十。虽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数之多，则反过之。观于周密《云烟过眼录》所记南方诸家藏器，知此风至宋末犹存矣。”私家收藏古器的风气影响到了官方，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实则用刘敞《先秦古器图》、李公麟《考古图》体例，所藏者为大小礼器五百多件。到政和年间，此风更炽，官方所储至六千余数百器。当时所看重的，主要是三代之器而已，而秦汉之间，不是特殊的，盖亦不收。宣和之后，更收集累数至万余，可见徽宗一朝收集古器之盛况。从《宣和博古图》所收与著述来看，重点在青铜礼器，不管器上是否有铭文，概收无遗，这反映了官方对古代礼制文化的重视。欧阳修《集古录》中记载了大量他与当时许多上层文人如刘原父、谢希深、尹师鲁、梅圣俞、章友直、苏东坡、文与可、陆经等每得一古器，互相切磋探讨，考证其时代、文字等的情况。

宋人对青铜器的关注超过对石刻的关注。又因铜器铭文属大篆，其时识者已少，所以，他们要做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对文字的考释。他们认识到并很注意铜器铭文文字的象形特点：“尊铭全作象形，头目尾足，皆象形篆也”；“铭上一字，象虎皮之形，乃‘虎’字也”；“铭五字，‘彝’字纯作画象，盖造书之始，其象形者如此”。相应地，对于金文书法的品评也混合在这种文字象形特点的认识之中了：“历观商器，类取诸物，形似以为铭识，盖书法未备而篆籀未分故尔”； “其铭作乌形，秘阁谓画乌为象以自别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画也。画以象形，则古之所谓书如此”。又“其铭作趸形，……古之为书者尽于象形。传曰：‘书者，画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时方书画未分：羊足字，画形以著名；壶卣字，象形以制字”。在他们看来，因为文字有象形的特点，所以“书画未分”。这里的“画”非一般意义上的绘画，而是如画之形，因为古文字尽管带有象形特征，它的抽象特点与绘画的具象特点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点已不难理解了。“篆籀未分”，这里的“篆”是指小篆。因为钟鼎上的金文大篆与宋人直接从唐人处承继的小篆不同，他们认为金文还“书法未备”，可见，宋人理解的书法中篆书偏重指小篆，这一点与宋代篆书家多习小篆的史实是吻合的。

与宋人不同的是，清人对石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铜器的关注，不仅大量著述大多以介绍研究石刻为主，而且这种研究也远比宋人深刻而广泛。这一点从前文对清人金石著作的介绍可以看得出，而清人访碑风气的兴起正是这种关注点转移的必然结果。

清代初期已有一些人对荒野中的古碑残碣重视起来，如清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张）弨（1624—？）雅好金石文字，过荒村野寺，古碑残碣，埋没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蒋衡（1672—1743）早岁好游，足迹半海内，观碑关中，获晋唐以来名迹，临摹300余种，曰《拙存堂临古帖》。郑簠（1622—1693）学汉碑30余年，皆目睹原石，亲访山东、河北等地，倾尽家资。不过，访碑之风最盛的时期还是在乾隆时期。清杭世骏《道古堂集》曰：“丁敬（1695—1765）好金石之文，穷岩绝壁，披荆榛、剥苔藓，手自摹拓，……著《武林金石录》。”戈守智（1720—1786）尝游扬州、汉阳，遇碑碣则手自摹拓，归而榜之曰“帖海”。黄易（1744—1802）以篆刻著称，为“西泠八家”之一，他访碑的痴举更是为世人昭知。他所至山岩幽绝处，皆穷搜摹拓，故多前人所未著录，“凡嘉祥、金乡、鱼台间汉碑，（黄）易悉搜而出之，而《武氏祠堂画像》尤多，所见汉《石经》及范式《三公山》诸碑，皆双钩以行于世。”(震钧《国朝书人辑略》) 近人马宗霍《书林纪事》称（黄）易嗜金石，寝食依之，在济宁升起《郑季宣全碑》，于曲阜得嘉平二年残碑，于嘉祥之紫云山得《武班碑》。黄易自己曾在《岱岳访碑图册》画中用墨笔勾画了在山东泰山等处访拓碑刻时所见实景，最后有记云：

“嘉庆二年（1797）正月七日，余携女夫李此山游岱，自邹、鲁达泰郡，淑气虽舒，盘道犹雪，不及登山，遂至历下，与江秬香遍览诸胜。二月至泰山，登绝顶，遍拓碑刻，夙愿始偿。遇胜地自留粉本，成图二十有四，并记所得金石，以志古缘”。

作为他访碑的结果，有《小蓬莱阁金石目》、《嵩洛访碑日记》、《武林访碑录》、《岱岩访古日记》等著作行世。

方履篯（1790—1831）少壮行万里，所至深山古刹，必携毡椎与俱，过残趺断碣隐隐有字，必手自扪拓以归，如获拱璧。足所未到，必属所知代访，所积纸万种，多王氏《金石萃编》、孙（星衍）氏《寰宇访碑录》所未载。又游伊阙，居山中弥月，偏搜石刻，得唐以前造像题名八百余种，著有《金石萃编补正》。陈绍曾是乾隆年间江苏吴县人，清叶廷琯《鸥陂渔话》称他“凡遇古碑，虽巉岩绝壑间，必携干糇、架悬绠，手自写为缩本若干卷，校勘极甚，可补洪、娄诸家书及顾氏《隶辨》之漏”。陆绳是嘉庆年间江苏吴江人，清阮元《小沧浪笔谈》云：“古愚（陆绳字）秉承家学，隶书直追汉人。流寓‘潭西精舍’，所交皆四方知名士，尤喜金石刻。尝跨蹇驴、宿舂粱，遍游长清、历域，山岩古刹，搜得神通寺选象十八种及灵岩寺诸小石记百余种，皆以禅余纂录，搜奇之勤，莫能过此。”此外，生活在乾嘉时期的如钱泳、徐荣、陈璘、朱文震、夏之勋、杨汝谐、温纯、李东琪、杨瀚、汪珏、王采等人皆有访碑之举，不一一列举。前文已谈到乾隆以前金石著作仅67种，而乾隆以后的金石著作多达900余种，乾嘉时期访碑风气的兴盛与这一时期石刻著作的大量崛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关系。

访碑的过程中，对碑刻文字进行摹拓，是这些访碑者的共同特点，所以，摹拓的方法自然受到他们的重视。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是第一部著录石刻文字而以双钩法保存字形特征的金石著录，此后，运用双钩之法的还有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潘祖荫《 古楼汉石纪存》以及徐渭仁、叶志诜、赵之谦、杨守敬、罗振玉等人的著作。陈介祺的《传古别录》则从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摹拓的具体方法：一为拓字之法，二为拓字之目，三为拓字损器之弊，四为剔字之弊。书中所论，其用刷、选纸、施墨、去锈诸法，直捣、重按、易磨、刀剔诸弊，无一语不是从体验中来，而拓包、上墨之法，实传古之秘诀。书中还讲到，拓墨须手指不动而运用腕力，乃使心动，而腕仍不动，不过其力，或轻或重，或抑或扬，一到字边，包即腾起，如拍如揭，以腕起落，而纸有声，乃为得法，大有庖丁解牛，神乎其技之感。拓墨之法始于六朝，始用之以拓汉魏石经，继以拓秦刻石。至唐此法大行，宋代亦用之以拓古器文字。但陈氏这种关于拓墨之法的详尽叙述是此前闻所未闻的。后人拓古器物款识文字，能使字字可见，字口不为剔所损，做到字字逼真，而字边又不为拓所掩，皆运用此书之法所致。拓墨之法理论著作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摹拓技法上的日趋完善，也显示了观念上的自觉与成熟。

金石学自宋代创建，到清代鼎盛，入民国后，虽是余韵尤存，还是出现了不少辉煌成果。再后由于种种原因，金石学开始分化，瓦解，以至衰落。当代，出版物虽多，却很少，甚至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金石学著作。有一位还算著名的学者，说起金石学讲到，“金石学不就是讲金石篆刻的吗”。

其实，在今诸多的文史学科中都存在金石学的影子。比如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器物鉴定学、书法篆刻学……等等。此外，分类的细化也促使了金石学的星散。比如，考古新发现，学者都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出发论事，出现了“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著名学者施蜇存先生曾说：“我不赞同以‘文物学’或‘考古学’来代替‘金石学’因为这三者的概念各不相同”。

金石学首先涉及古器物、古文字。在这两者的统领下，所产生的内部结构相当复杂，把许多细小的学科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石刻文字一项就包括刻石、碑、造像、画像、经典诸刻、纪事诸刻、建筑附刻等内容。其中涉及典章文献、文字进化、文字规范、书法雕刻、图案艺术、雕凿工艺……等等。在金石学中，对石刻文字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而又是与其他项目相互联系的。因此，可以说金石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把许多学科从中心到边缘联系在了一起。现举一例：马衡先生研究认为《石鼓文》是周时秦刻文，平息了千百年来对石鼓文的争议；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校正了清人程瑶田的旧说；对度量衡研究解决了古尺的制度，还是研究古尺的依据……等。郭沫若曾说：“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以上所说，是为了证明金石学仍是充满活力的，具有现实意义。如果基层考古工作者能粗通金石学，对具体工作会有臆想不到的帮助。各地都在编写“地方志”，如果有懂金石学的学者参加，一定会提高编写质量。

对金石的研究是从宋代开始。欧阳修（1007–1072）收集了上千种石刻铭文，编成《集古录》一书，收录了他写的二百九十六篇题跋，被尊为金石学的开创者之一。

继欧阳修之后的另一大金石学家、收藏家是赵明诚（1081–1129）。赵明诚生于号称丞相的仕宦之家（其父赵挺之，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他自幼博览经史，十七八岁时，即雅好收藏，所储古籍、字画及前代金石刻拓甚富。赵明诚成年后，立“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金石录》经典巨著，尤为注重碑刻与史料的对比，纠正和弥补了许多典籍中的错误和不足，凭借金石资料整理出了政治、经济、风俗、书法、文字等多方面的知识，成为继《集古录》后另一部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金石研究学专著。朱熹赞其“序次益条理，辩证益精博”“文字煞做得好”。

近代金石学的代表人物是厉良玉（1865–1940）。他是近代中国金石文化的集大成者，西泠印社创立发起人之一，被誉为“融合皖浙两派的大师”，与吴昌硕、赵之谦并称“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

据《广印人传》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载，厉良玉，[清]（一八六五至一九四零），字韫山，又作蕴山、蕴珊、韵珊，别署樊榭后人，杭州人。清贡生，性耿直和易，博于文辞，风度潇洒。曾游温、处两州知府文幕，因其地产青田佳石，遂从事篆刻，追摹秦、汉，兼擅南北两派。章法匀正，刀法峭拔，尤喜刻楷书长跋。所作百寿图著名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