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在青壮年时期，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得中。他说：“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于我，则虽仕何为。”

淳熙五年（1178年），陈亮连续三次上书，慷慨激昂地批判了自秦桧以来朝廷苟安东南一隅的国策和儒生、学士拱手端坐空言性命的不良风气，感动了孝宗，孝宗“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诏令上殿，将擢用之”，但被陈亮拒绝。这是因为孝宗的宠臣曾觌想抢在孝宗召见之前拢络陈亮，此事为陈亮所知，翻墙而逃。由于在奏疏中直言不讳，他遭到了当政者的忌恨。回乡之后，就有人向刑部控告陈亮。刑部侍郎何澹素日忌恨陈亮，于是抓住这个机会，以“言涉犯上”之罪，逮捕了他，并施以酷刑，“笞亮无完肤”。此事孝宗得知，下诏免死。陈亮回乡后，又发生了家僮杀人的事，被仇家控告为陈亮所指使，陈亮之父被囚于州狱，本人被下大理狱。这次蒙难，因宰相王淮和好友辛弃疾等人的营救，又得免死，回家后的三年中，同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的交锋。

经过两次下狱摧残以及长期的排挤打击，陈亮并未对恢复中原之志有所改变。淳熙十五年（1188年），亲自到建康（南京）京口（镇江）观察地形，作词《念奴娇·登多景楼》，对建康京口一带描写道：“一水横陈，连罔三两，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主张不要把长江天险仅仅当做是隔断南疆北界的门户，而要把它作为北伐中原，恢复失地的跳板，长驱直入，不须反顾。并且再次上疏，建议孝宗“由太子监军，驻节建康，以示天下锐意恢复”。这时正遇孝宗决定内禅，奏疏未予上报，此次上书不但未到孝宗之手，反而因其内容指陈时弊，触怒了许多官僚，“繇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当路欲置我于死地”。

陈亮回乡后，一次参加乡人宴会，主人在陈亮汤羹中放了胡椒末，同座的人回家后猝死，他的家人诬告是陈亮下毒谋害， 陈亮因此再吃官司，下了大理寺狱。后因少卿郑汝谐在宋光宗面前求情，才免于死。这次下狱，从表面上看属于刑事案件，实际在其背后隐藏着政治原因。陈亮出狱后说：“亮滥膺无须之祸，初欲以人残其命，后欲以受赂残其躯，拒狱反端，搜寻竟不得一笔之罪……可谓吹毛求疵之极矣。”

陈亮竭忧于国事，为国家民族的复兴尽瘁忧梦，在多次上书中，向朝廷提出了很多好建议，虽也曾得到孝宗的赏识，但终未被任用。

绍熙四年（1193年），陈亮五十一岁时，参加礼部试，其策论深得光宗赏识，御批第一。自此得中状元。他在给宋光宗的谢恩诗中说：“复讎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又在《告祖考文》中说：“亲不能报，报君勿替。七十年间，大责有归，非毕大事，心实耻之。”

状元及第后，陈亮被授职签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但因长期“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高”，最终于绍熙五年三月二十六日（1194年4月18日）夜间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二岁。后来，经吏部侍郎叶适请求，朝廷特授陈亮一子为官。

陈亮死后，好友辛弃疾作《祭陈同甫文》以纪念。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叶适撰《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

嘉熙二年（1238年）五月，经左丞相乔行简建议，宋理宗追赠陈亮为中大夫，赐谥“文毅”。淳祐初年，从祀邑庠中的庙庭。

主词条：永康学派

陈亮学无师承，潜心著述和讲学，创永康学派，主要弟子有喻民献、吴深、林觏、陈颐、钱廓、郎景明、徐硕等。他针对当时颓废不振的风气，提倡“各务其实”的功利主义，指斥世儒自以为得正心诚意者，实皆麻木不仁，“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不讲求治国之实效，而用空言掩饰无能。他认为“治者，实也”，“为士者”要有良好的品行；“居官者”要有处理政事的本领，人人都要各尽其职。君主要有“天下为公之心”，“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为此，要“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务以斥虚文；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进中兴五论札子》）。

他继承北宋王安石、张载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关于“道”：他承认有“道”的存在，但“道”不是先于事物，超越事物而独立存在。“道”离不开具体事物，“而常行于事物之间”。人与道不可分离，天、地、人三者构成宇宙统一体，“人不立则天地无以独运”，道也就不存在。故三代圣王时的“道”是“人道”，汉唐时的“道”也是“人道”。“道”在天地间，如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人人可以体察，认识“道”。批判了朱熹道：“出于形气之表”，“非人所能预”的思想。关于“王霸”、“义利”，反对朱熹颂王贬霸、贵义贱利的观点，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认为“霸道”本于“王道”，“王道”又需要以“霸道”来体现，故王霸并用。指出如果“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万物何以蓄衍不绝，道何以常存不息。三代亦不免有人欲，只是“三代做得尽，汉唐做得不尽”。刘邦、李世民“禁暴战乱，爱人利物”，是恻隐之心。正因有“大功大德”的“救民之心”，所以“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大洪开廊”，故能使其国与天地并立。刘邦、李世民的功业与汤、武无异，其心可以上接夏、商、周三代。管仲助齐称霸，是仁者之事，是王道的需要。基于王霸并用的理论，又认为义要体现在利上，义利并行缺一不可。利，是指“生此之利”。禹无功业，不能成六府（形成天地万物的水、火、木、金、土谷）。乾（天）无利，不能具四德（元、亨、利、贞）。言三代无利欲，是孔子的美化。关于“成人之道”问题：朱熹让人们安坐不动，不问国家存亡，生民之利，“独善其身”，作道德自我完善的君子儒。陈亮针锋相对，指出要做“志在天下”，“大有为”的英雄豪杰。这样的人才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大智大勇，才德双行。

陈亮继承王安石的事功和革新思想而成为唯物主义，其与朱熹的争论，被认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功利主义思想源远流长，虽经陈亮提倡，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末取得主导地位。

陈亮在文学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集中于散文和词领域。

陈亮的散文成就反映在他进呈给皇帝的几篇书疏为代表的奏议文（如《上孝宗皇帝书》《中兴五论》），和以与朱熹论争“王霸义利”的几封书信为代表的论辩文。两者可统称为政论散文，即政论文。对于此类文章的写作，陈亮以“意与理”为基础，以“载其道”为目的。具体地说就是，写文章不要片面追求形式，而要有实在的内容，体不诡异，词不险怪，使文章成为一种有力的工具，直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总的来说，陈亮的政论文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1.主题集中而突出。陈亮一生的活动，概括起来说是两个方面：力主抗战和批判理学。因此，他的政论散文，无论是奏议，还是论辩，无论是表启，还是问答，无论是题跋，还是序赞，也都是围绕这两方面进行写作的，而其间始终贯串着振兴国家这条主线。关于这一点，清人姬肇燕曾作过很高的评价：“宇宙之垂不朽者有三，曰事功，曰气节，曰文章。三者合而分、分而合者也。事功不立，其气节可知；气节不立，其文章可知。然求之古今，往往难其人。窃谓永邑同甫陈公可以当之。”姬肇燕认为，陈亮“为文章，上关国计，下系民生，以祖宗之业为不可弃置，子孙之守为不可偏安”，提出了许多“崇论宏议”。

2.议论生动而感人。陈亮较好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叙事、抒情与说理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他的政论文，总是结合着生动的叙述，洋溢出旺盛的热情。他所说的理，是自己在实际生活中认识到的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具体道理；在说理的同时，往往发表自己对现实中具体问题所持的态度，或对古今事物所作的评价。为了说清道理，打动对方或折服论敌，在行文中，或者插入有趣的比喻，或者加以粗略的描绘，或者援引寓言故事，或者借助具体事实。因此，他的政论文，大都是理在事中，论而有象。以他答朱熹的《又甲辰秋书》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研究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猝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商，饱有余而文不足者， 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这里前八句以生动的笔触，一方面表明自己对理学的轻视，另一方面用以反衬，从反衬中虚写自己反理学、主抗战的神情风貌。后九句，全是以实笔正面描绘自我形象。其赤诚如火的胸怀，豪雄坚劲的姿态，昂扬矫健的气势，跃然纸上，浮现眼前。这样的政论文，既有进步的思想性，又有艺术的感染力，能发人深思，令人振奋。

在宋代散文中，陈亮的政论文独自树立，足可追踪其前的宗泽、李纲、岳飞等充满爱国激情的散文，亦可与同时代的胡铨、辛弃疾、叶适等同类名作相比。陈亮自谓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可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亮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词。他传世的词有七十多首，风格大致是豪放的。在南宋抒发爱国豪情、促进词体发展的时代合唱中，陈亮的词作足以在一众豪放派词家中自树一帜。

立意高远而又章法井然，即其特色之一。陈亮的好友叶适在《书龙川集后》中说他作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这种自觉地用词来反映当时重大的政治斗争主题，陈亮做的是很成功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即一显例。“隆兴和议”以后，宋廷每年都要派使臣前往金廷。章德茂（章森）受命按例出使，本是一种耻辱性的事件，难以写出振奋人心的作品，但陈亮敏感地从消极的事件中发现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开掘词意，深化主题。他把朝拜敌人的外交丑事和折服敌人的英勇斗争联系在一起写，把对过去使者屈节的批判和对章德茂此行的殷切期望联系在一起写，把当朝者的苟且偷安和沦陷区人民的渴求统一联系在一起写，把国家民族眼前的逆境和未来的光明远景联系在一起写。这样的立意，使作品容量增大，含义加深。从本是有失民族尊严的旧惯例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本是可悲可叹的被动事件中，表现出诛灭敌人的必胜信心。由于立意不凡，在同类豪放作品中，似要高出一筹。它通篇洋溢的乐观主义情怀和强烈感召力，使人仿佛感到在妖雾弥漫的夜空，掠过几道希望的火花；在愁云密布的脸上，露出几丝喜悦的笑色。

陈亮作词在十分注意立意艺术的前提下，并不忽视表现的技巧。如送章德茂的这首《水调歌头》，尽管豪放雄健，却无粗率之弊。全词十九句，组织得很有条理，意脉贯通，章法井然。开头两句以否定句式入题，比正面叙说推进一层，有力地领起下文。末尾两句，遥应开头而又拓开意境，映带全篇而又充满光彩。中间十五句，两大层次。前七句主要以直叙出之，有颂扬，有期望，有劝勉，都明应开头；后八句主要以诘问出之，有愤慨，有怒斥，都暗应开头。全篇层次清晰又一气流注，而且节奏鲜明。上下两片将要结束处，都以疑问句提顿蓄势，犹如将奔腾的江水，陡然一截，形成飞喷直泻、欲遏不能的势态，使得结句刚劲有力且又宕出远神。

词是音乐语言与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殊艺术形式。词的过片，是音乐最动听的地方，前人作词都特别注意这关键处。陈亮在其思想性很强的《水调歌头》中，也运用了这类艺术技巧，很值得重视。这首送行词，主要是借对被送者的热望，来发抒自己对一味求和而酿成恶果年年朝拜敌人的卖国者的切齿愤恨。为了突出这一点，作者写出以连珠式的短促排句领头的、全篇最激烈的文字：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最适当地安插在过片处，如奇峰拔地而起，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如利剑猛然出鞘，置敌人于无可回避的死地。因而也最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炽烈的感情。

以论入词而又形象鲜明，是陈亮卓然独立于南宋豪放词坛的又一重要特色。它不是一般地直抒胸臆，而是直接把奏议中的政治言论填入词篇。如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中，他写道：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这首词，便是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其书有云：

臣尝疑书册不足凭，故尝一到京口、建业，登高四望，深识天地设险之意，而古今之论为未尽也。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傍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为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而北府之兵为天下雄。盖其地势当然，而人善用之耳。臣虽不到采石，其地与京口股肱建业，必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靳靳自守者也。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中国而为一哉？

这些即是《念奴娇》词上片之意。上书又云：

自晋之永嘉，以迄于隋之开皇，其在南则定建业为都，陈 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余年。南师之谋北者不知其几，北师之谋南者盖亦甚有数，而南北通和之时则绝无而仅有。未闻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也。罪在于书生之不识形势，并与夫逆顺曲直而忘之耳。

此亦同《念奴娇》下片词旨。

宋词中也有以政治语汇入词的，但多庸俗可笑。而陈亮的这类以政论语言写的词，不是应酬客套，也不是抽象的说教或空泛的豪言，而是他的政治热情的自觉喷发。这种把慷慨奋发的政论语言熔入词篇，直接抒发的炽烈感情，正是陈亮为振兴国家而奔走呼号的鲜明个性的化身，是他自我形象的表现。

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批评陈亮《水调歌头》这类作品“就词论，则非高调”。这种见解有些片面。一般地说，词贵含蓄，但并非绝对。没有真情实感，即使十分含蓄，也浮泛无味；有真情实感，即使非常率直，也能生动感人。陈亮这类以政论入词的作品，虽然很直，但不肤浅乏味，直中有深情、有长味，直得给人以一种称心畅怀的美感。这应是词中“高调”。在千载之下，其披文入情的直接感染力量，仍能启人心智，新人耳目，摇人心旌。正是这些立意高远、以论入词的篇章，硬语盘空、豪情惊天的佳作，使陈亮在两宋词坛自张一帜，在中国文学史上卓然成家。

陈亮还有一些艳丽、闲适、应酬和投赠、祝寿之作，《水龙吟·春恨》“闹花深处层楼”、《虞美人·春愁》“东风荡扬轻云缕”等，颇为清幽闲淡，疏宕有致。他的应酬、祝寿之词则大都无甚新意，但“不作一妖语、媚语”。但这些词作不能代表陈亮词的基本倾向和成就。

陈亮在政治起源上主张能者为君，但同时强调“公推”思想。他认为 “昔者生民之初，类聚群分，各相君长。其尤能者，则相率而听命焉，曰皇曰帝。”至于“彼所谓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异，以据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问答》），这是生民之初，人民根据能力公推的结果，后世不能公推，就制位。所以，他认为，天下为公，有两层含义，一是制位之公，一是目的之公，后者强调君主要从利于民生的角度施政，便能得民心，国家也就强大。陈亮认为，汉唐政治虽然王霸杂用，但是本于王道，只是不如夏商周三代纯粹完善而已。他的思想主张与当时南宋国力积弱的现实不无关系。陈亮把自己定位于儒家，同时主张礼法结合，以仁为本，以利为用，最终归于王道，提出“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无不以功利为依归。在法律层面，他主张简法轻刑，反对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在对待人民生活方面，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陈亮对当时的中央集权持有异议，认为权力太过集中，“郡县空虚，本末俱弱”。他力主抗击侵略，其中既有深厚的夷夏之辨的思想色彩，也有对国家羸弱的痛惜和耻辱感在内。

陈亮在理学时代高举实用、功利的旗帜，对后世有潜在而深刻的影响，是宋明清时代理学主导下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支流，为思想生态的平衡和活跃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合理观点也被近代思想家所吸收。

陈亮素来喜谈兵，一世多次上书朝廷，力陈武力抗金、光复中原的主张。《陈亮集》中的《酌古论》《中兴五论》和《上孝宗皇帝四书》集中反映了他的军事思想。其观点主要有：

陈亮的军事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代战略战术理论，对指导当时的抗金战争起了一定作用。

陈亮自赞：“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谩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视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赵惇：“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

辛弃疾：“呜呼！同父之才，落笔千言。俊丽雄伟，珠明玉坚。人方窘步，我则沛然。庄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平盖万夫。横渠少日，慷慨是须。拟将十万，登封狼胥。彼臧马辈，殆其庸奴天于同父，既丰厥禀：智略横生，议论风凛。使之早遇，岂愧衡伊。行年五十，犹一布衣。间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厌，千人一律。不然少贬，动顾规检，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内，能诵三书，世无杨意，孰主相如？中更险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杀，我独怜才。脱廷尉系，先多士鸣，耿耿未阻，厥声浸宏。盖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为天下之伟人矣。呜呼，人才之难，自古而然。匪难其人，抑难其天。……方同父之约处，孰不望夫上之人，谓握瑜而不宣？今同父发策大廷，天子亲置之第一，是不忧其不用；以同父之才与志，天下之事孰不可为？所不能自为者：天靳之年！”

叶适：

方孝孺：“予始读同甫论史诸文，见其驰骋为惊人可喜之谈，以为同甫特尚气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观其上孝宗四书，不觉慨然而叹，毛发森然上竖。呜呼，同甫岂狂者战，盖俊杰丈夫也！宋之不兴，天实弃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于前，汤思巡败之于后，及同甫上书之时，孝宗之初志已衰矣。当隆兴间，孝宗苟闻此言，将不逾时而召川之，宁使同甫至四上而不报，死于布衣而不用哉？设用同甫，听其青，从其设施，则未必无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复兴者，亦孝宗也。兴亡天命，非子所知，予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岂非天战！展弗展不足以论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变，士大夫厌厌无气，有言责者不敢吐一词，况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为狂，则以为妄，得全身进退，以死于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

孙承恩：“经济大志，恢复雄图。慷慨谈兵，气激懦夫。道兼王霸，论杂义利。要之圣门，异乎不异。”

黄百家：“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

全祖望：“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尤有惭德。”

王奕清：“陈同父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而作词乃复幽秀。”

纪昀等：亮与朱子友善，故构陷唐仲友於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气雄毅，有志事功，持论乃与朱子相左。……足见其负气傲睨，虽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尝委曲附和矣。今观集中所载，大抵议论之文为多。其才辨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赵括、马谡狂躁偾辕。但就其文而论，则所谓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者，殆非尽妄。与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终爱重其人，知当时必有取也。

据宋人赵溍《养疴漫笔》著，陈亮最初听闻辛弃疾之名时，前往拜访。将要到他家门口时，碰到一座小桥，陈亮三次试图策马跃过，但马却三次退却。陈亮大怒，挥剑斩下马的首级，把马推倒在地，徒步进门。辛弃疾倚楼相望，大感惊异。派人询问详情，而陈亮已经到了门外，于是结为好友。

等到辛弃疾出帅淮军时，陈亮正处于穷困潦倒的绝境。他前往治所拜访辛弃疾，与他谈论天下大事。酒酣之际，辛弃疾畅谈宋金之间的利害，“南（宋）之可以并北（金）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还提及钱塘（临安）并非帝王所居之地，如果敌人“断牛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临安）满城皆鱼鳖”。饮毕，辛弃疾邀请陈亮住在自己的屋子里。陈亮半辗转反侧，思量道：“辛弃疾平素沈重寡言，醒来后一定会后悔自己的失言，将要杀我灭口。”于是盗走他的骏马逃走。一个多月后，陈亮主动致信辛弃疾，求借十万缗以接济，辛弃疾也如数相借。

龙川陈亮，居里落拓，与邑之狂生甲，命妓饮于萧氏，目妓为妃。旁有客乙，欲陷陈罪，则谓甲曰：“既册妃矣，孰为相？”甲曰：“陈亮为相。”乙曰：“何以处我？”曰：“尔为右相。吾用二相，大事济矣。”乙遂请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讫，降阶拜，甲穆然端委而已。妃遂捧觞歌《降黄龙》为寿，妃与二相俱以次呼万岁。盖戏也。先是亮试南宫，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遍语朝之故旧曰：“亮老矣，反为小子所辱。”澹闻而衔之，未有间，时为吏部侍郎，乙探知其事，亟走刑部上首状，澹即缴状，事下廷尉，笞亮无全肤，诬服为不轨。案具，孝宗闻之，固知为亮，阴遣左右往永嘉，廉知其实。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以御笔画其牍于地，亮与甲俱掉臂出狱。未几，亮又以家僮杀人，仇家置亮父于州圄，又属中执法，论亮情重下廷尉。时王丞相淮知上意欲活亮，稼轩辛公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时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斋陈氏，俱与亮交，莫有救亮迹。亮与辛书，有“君举吾兄，正则吾弟，竟成空言”云。（[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龙川陈同甫，天下士也。尝视钱唐，喟然而叹曰：“城可灌尔。”奏书孝宗，请移都建康，且建行宫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韪其议，使宰相王淮召至都省问下手处。陈与考亭游，王素不喜考亭，并陈而嫉之。翌日，上问陈所言，对曰：“秀才说话耳！”遂不复召见。（[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岳珂《桯史》：吕东莱居婺，以讲学倡诸儒，四方翕然归之。陈同甫负才颉颃其间，以兄事之。尝于丈席间，时发警论，东莱不谓然。既而东莱卒，同甫以文祭之，朱晦翁见之，大不契意，遗婺人书曰：“诸君子聚头磕额，理会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论！”同甫闻之不乐。他日上孝宗书曰：“今世之仁士，自谓得诚意正心之学者，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扬眉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盖微以讽晦翁而使之闻之，晦翁亦不讶也。

陈龙川自大理狱出，赴省试。试出，过陈止斋，举第一场书义破，止斋曰：“又休了。”举第二场《勉强行道大有功论》破云：“天下岂有道外之功哉？”止斋笑曰：“出门便见‘哉’，然此句却有理。”又第三场策起云：“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斋曰：“此番得了！”既而果中选。（[宋]吴子良《林下偶谈》）

时诸贤以光皇久阙问安，更进迭谏。亮独于末篇有“岂在一月四朝为礼”之说，光皇以为善处父子之间，亲擢第一。（[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水心少与龙川游，龙川才高而学未粹，气豪而心未平。水心不以为然也，作抱膝轩诗，镌诮规宜。是时水心初起，龙川已有盛名。龙川虽不乐，亦不怒，垂死犹托铭于水心曰：“铭或不信，吾当虚空间与子辨。”（[宋]吴子良《林下偶谈》）

陈亮在世时，其著作已广为传播，“学士争诵惟恐后”。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在陈亮去世后十年，他的长子陈沆把父亲的著作编为《龙川文集》四十卷，并请父亲的好友叶适作序。嘉定七年（1214年），婺州郡守丘寿隽将陈沆编订的四十卷本《龙川文集》刊刻行世。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龙川集》40卷，今不见传本。到明朝时，因“世迁板毁，书亦散佚，间有存者，复为当道持去，而原本不概见矣”。明清各家著录的陈亮集仅有30卷。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陈亮集》（上下册）。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

《直斋书录解题》还著录陈亮《外集》即词集4卷，今亦不传。现存陈亮词作，有明《唐宋名贤百家词》、明毛晋汲古阁本。清代《四库全书》《续金华丛书》《四部备要》均用汲古阁本。《全宋词》用毛刻本并据明钞本校正，又加辑补。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夏承焘校笺、牟家宽注的《龙川词校笺》。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姜书阁笺注的《陈亮龙川词笺注》。其主要作品如下：

陈亮墓位于浙江省永康市桥下镇桥下村东北马铺山卧龙岗。为土堆墓，墓碑上书“宋状元龙川陈公之墓” 明万历壬寅年冬月重立”。墓对笔架山，左有黄阳伞山，依山傍水，景色秀丽。墓前原有石刻“书上中兴，天主大地”八字，已毁。1985年，陈亮墓被公布为永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3年重修。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元一统志》

《永乐大典残卷·卷三千一百五十六》

《绣川陈氏宗谱·卷三十八·龙川先生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