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再度受到残酷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恢复工作，历任上海市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和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

1996年5月3日，靖任秋因病逝世，享年91岁。

潜入孙殿英部

靖任秋曾先后在杨虎城部与孙殿英部从事秘密的兵运工作。与绝大多数的中共“卧底”不同，靖任秋不搞情报，不搞策反，而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具体说，就是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对某个军阀施加政治影响，给予适当的帮助，使之能与共产党合作，从而配合苏区的土地革命战争。

1932年暑假的一天，西北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急忙派张秘书到靖任秋家。张秘书将靖拉进屋内，拿出电报给他看。电报大意是：在鄂豫皖剿共中，查获有关共党靖任秋的文件，据查靖某在你部队中，立即逮捕，限十日内就地处决，呈复。靖任秋觉得既然能看到电报，危险就不大。果然，张秘书转告孙蔚如的话，叫靖任秋赶快走，他将回复蒋介石，接到该电时，靖某早已离开了。 第二天，靖任秋和孙告别，离开了西安，并经陈子坚介绍，辗转来到山西晋城的孙殿英处。

孙殿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阀，曾经与冯玉祥一起反蒋，所以并不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因为靖任秋对西北比较熟悉，在杨虎城的西安行营做过中校参谋。靖任秋来到孙殿英部队以后，代表孙殿英做过很多活动，还替他到福建人民政府去做过代表，代表孙殿英支持福建蔡廷锴的这个部队。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孙殿英担任晋冀察游击司令，在山西晋城一带活动。周恩来与靖任秋会谈，向他布置一个秘密任务——打入孙殿英的部队，争取他坚持华北抗战，并且建立和八路军良好的合作关系。

靖任秋奉周恩来之命来到孙殿英部之后，孙殿英犯了踌躇，他的部队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但是，蒋介石对他又不放心，指定要戴笠来管理他这个部队，戴笠就往他这儿派了一个军事特派员，带了一个电台，一个工作组安插在他这儿。所以靖任秋到了以后，能不能与戴笠相容，他没有底。所以孙殿英就给靖任秋提出来，你是不是到南京去一趟，看戴笠什么态度。

当时靖任秋考虑，周恩来在给他交代任务的时候，还给他讲过一句话，就是和特务打交道的问题，周恩来指示，必须要和他们联系，能够打进去更好。靖任秋有了这个指示以后，同意去见戴笠。戴笠约他到上海见了面，戴笠希望靖任秋帮助他收容平津的流亡学生，分别的时候，送了他一本密电码和一支手枪，希望利用靖任秋及时把孙殿英的情况报告他。

回到孙殿英部队后，靖任秋积极帮助孙殿英整训部队，1939年，孙部冀察游击队正式编成新五军，孙殿英任军长兼第四师师长，靖任秋任第四师副师长。

1939年年底，蒋介石悍然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国民党在太行山以西，黄河以北，只有三个军：最北面是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当中是孙殿英的新五军，西南是庞炳勋的四十军。在这三个军中，朱怀冰是个反共的急先锋，屡次侵犯我根据地。因此，八路军准备予以反击。打之前，刘伯承、邓小平就考虑，若朱怀冰受到打击，很可能向孙殿英靠拢；如果孙殿英出手支援，八路军就要面对两个军的兵力，难以速战速决。于是，派人给靖任秋打招呼，希望靖任秋尽量争取孙殿英保持中立。

一天早晨，哨兵就来报告，说外边有两路的部队，一路从西北过来，一路从东北过来了。当时孙殿英的军部在林县的姚村，东北过来的这一路是朱怀冰的，西北过来这一路是八路军，看得出来，八路军想以超越追击的办法，把朱怀冰堵在姚村以外，孙殿英一看这个情况，也非常着急，因为事出突然，猝不及防，孙殿英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如果要介入，与八路军打起来，自己的力量要受损失。而且过去跟八路军的关系也不错，他并不想与八路军翻脸。但是不支援国军的话向蒋介石那儿没法交代，他就非常急，趁这个情况，靖任秋给他建议，不如你离开这个地方，把这个部队交给我来指挥，由我来应付这个局面。孙殿英马上就接受了靖任秋这个意见，带着卫队，朝西边太行山脚走了。然后靖任秋马上下命令，就是所有的部队一律进院子，关门上房，不准开枪。

经过一段时间交火以后，朱怀冰的部队被击溃了。

这是一次军事、政治紧密结合，公开与秘密里应外合，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对顽固派战斗的典型胜利。战斗结束后，靖任秋到武安八路军总部，见到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尚昆，作了汇报，受到赞许。彭德怀说：“党中央认为，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从全国说孙部是最好的。”

靖任秋还把孙殿英扣留朱怀冰的100挺机关枪，送到八路军总部，代孙做了一次人情。彭德怀也答应孙殿英供给一个师的棉军服、棉花和布料，以酬谢他的中立。后来，靖任秋利用机会到重庆，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了这次反摩擦的详细经过，受到了肯定和赞许。

靖任秋的所作所为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孙殿英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压力。

1941年初，新五军第十二师副师长靖任秋接到正式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委调派他前往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这是一个受到蒋介石恩宠的好机会，但是，当他途经洛阳的时候，靖任秋隐约感到军统特务此时已经笼罩在了周围。

当时洛阳的军统特务头子是岳烛远少将，是戴笠军统一个系统的主要负责人。

岳烛远和靖任秋老早就认识。大革命时期，岳烛远当时是在南京一个中学上学的一个学生，也是共产党。当时南京，总共二十几个共产党员，大家彼此认识，所以靖任秋老底，岳烛远是知道的。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很多共产党员有的变节，有的脱党，那么靖任秋目前的政治面目是什么，岳烛远并不清楚，他展开了调查。

当时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主任叫袁晓轩，此时已经叛变了。虽然办事处还挂着八路军的牌子。但主任已经叛变了。当时八路军不知道，靖任秋更不知道袁晓轩已经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岳烛远就利用了这么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好的机会，对靖任秋进行试探和侦察。

一天，靖任秋刚来到新五军办事处就收到袁晓轩的一封信，约靖任秋在敌机空袭的时候在北大街十字路口见面。

靖任秋收到信后考虑，当时自己并没有组织关系，他除了周恩来以外，没有任何组织关系，袁晓轩来找他干什么。而且在一个十字路口，自己穿着国民党的少将军服与八路军见面，这身份太可疑了，就没去。可是过了没几天又来一个送信的，要面交，袁晓轩又约他敌机空袭的时候，到洛阳城外有一个洛阳桥见面。靖任秋也没去。如是第三次又来了，约他在一战区长官部会议室见面。靖任秋考虑了一下，这比较正常，就答应了。可是去了以后一看，袁晓轩并没来，在座的有一个老共产党员李锡九，靖任秋在那儿等了一会儿，不到一刻钟，一看袁晓轩也没来，马上就走了。这给人一个印象，他并不是一直要想等着见袁晓轩，好像关系不是那么很密切的，所以这么三次侦察，就给岳烛远造成了一个错觉，靖任秋肯定不是共产党组织里面的人。

靖任秋经过这三次奇怪的约见，却敏锐地觉察到了背后的眼睛，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主动去拜访军统少将岳烛远。谈话之间，提出来，他要到重庆去见戴笠，希望岳烛远帮忙。岳烛远当然知道靖任秋要到戴笠那儿去，但是帮什么忙呢，岳烛远理解成靖任秋当时是副师长，是不是想扶正，当个师长。岳烛远答应帮忙，他给戴笠写了一封信，就说是以黄埔同学的关系，保荐靖任秋当师长。岳烛远还向戴笠建议，把靖任秋引见给蒋介石。

靖任秋来到重庆后参加了重庆中央训练团，这是一个干部训练机构，蒋介石兼任团长，靖任秋在受训结束后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军统的第一号人物戴笠有请。

见了戴笠以后，两个人谈了一些华北抗战的情况以后，谈到新四军的情况，戴笠开门见山就向靖任秋讲，新五军这个部队，应该由你负责，中央方面没有问题，我完全负责。讲这么一段话，很突然，意图是把孙殿英排挤掉。

戴笠为了拉拢靖任秋，很快安排了他与蒋介石见面的时间，并亲自安排汽车送靖任秋前去。蒋介石寒暄之后就问靖任秋华北的情况怎么样，靖任秋却没想到他一开口说八路军，讲八路军的事情，蒋介石就发脾气了，“奸党奸军”叫起来了。靖任秋沉默了一两分钟之久，这个话就谈不下去了，蒋介石就拿起笔来，在一个便笺簿上写了几个字，批了两千块钱给靖任秋，作为路费。

靖任秋知道眼下的形势要获得国民党真正的信任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将是他不能承受的。他决定去见一见周恩来，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靖任秋悄悄来到了红岩村。靖任秋向周恩来汇报了这次到重庆来的情况，并提出来，希望能够到延安去，孙殿英那个地方回去看来很困难了。

周恩来分析了抗日形势，建议靖任秋回到孙殿英部队里去，准备今后接收这个部队。

孙殿英此时已经投靠日军，为了阻止靖任秋回部队，孙殿英向国民党秘密控告靖任秋三大罪状，想要实施借刀杀人的伎俩。

第一条：早期的共产党嫌疑。第二条：逗留不前。第三条：鼓动军队。

同时，孙殿英在新五军内部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同时也抄了靖任秋的家。

1941年8月的一天晚上，靖任秋突然接到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召见的命令，一丝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国民党此时对靖任秋的真实身份越来越怀疑，再加上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的控告，靖任秋一进长官部的门就被扣押起来。但是三大罪状却都没有证据。于是军法部准备将靖任秋移送西安监狱。靖任秋心里明白，在重庆得罪了蒋介石和戴笠，又顶着那么大的罪名，此去西安恐怕是条不归之路。靖任秋很快被押解到了西安终南山下的道裕村监狱。

这是纯粹标准的特务监狱，和外面断绝一切通讯联络，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靖任秋在那里，也很清楚他将来的处境。

靖任秋显然不会坐以待毙，他想要越狱。驻这里看守的力量很薄弱。国民党士兵的生活条件很差，他们时常流露出不安心的动摇情绪。靖任秋看准了一个叫陈立朝的看守，做他的工作，动员他一起逃出去。陈同意了。经过周密的计划，靖任秋选择在1943年5月19日晚上11点钟越狱，在陈立朝的策应下逃出终南山。

策动伪军王道部起义

1943年7月前后，靖任秋回到老家徐州。在老家，靖任秋从报纸上知道有个熟人叫王道的，当上伪军旅长。王道，山东益都人氏，出身大地主家庭，1934年在北平读书时，就与靖任秋有来往。王知道靖是共产党员，靖也知道王不是阴险歹毒之辈，尚有爱国心。于是，靖任秋决定作他的策反工作。

靖任秋化名搞了个良民证，到益都找到王道。王道一眼就认出来了靖任秋。王道不想死心塌地当汉奸，也不愿继续反共，诚心邀请靖任秋留下来。

策动王道起义，由一支伪军变成人民军队，毕竟不是件容易事。在一段时间里，靖任秋和王道朝夕相处，慢慢地说服动员，既讲大道理，也讲小道理。王道听进去了，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944年夏，王道终于下定决心。看到时机成熟，靖任秋前往日照，向中共山东分局领导汇报，一起商定了王道部队起义的时间、行动路线。山东分局还派人到王道部队协助工作。

靖任秋又回到寿光，跟王道见面，传达了山东分局关于起义的意见。在一切都布置好了之后，1944年7月20日，靖任秋离开了王部。第二天，王道按山东分局的安排，把部队拉到了铁路线，山东军区派部队接应。由于过铁路地点选择得当，防守的日军没有发现，起义部队顺利地到达根据地。

策动高树勋新八军起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蒋介石便挑起内战的烽火。10月中旬，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官孙连仲派遣所部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等部共4万余人，在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等人的率领下，沿着平汉线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妄图打通平汉路，配合空运和海运的国民党军进入华北地区，进而抢占东北。

1945年10月16日，刘、邓首长下达平汉战役作战命令。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源源不断开赴平汉线，准备与蒋介石的北进部队决战。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各部队还适时展开了瓦解敌军的工作，尤其是对高树勋部加强了政治攻势。在八路军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高部的部分官兵开始动摇，高树勋也感到焦急不安，他当着几个老部下的面说：“不能再继续打了，照这样打下去，我们全军一万多人的性命就要断送在老蒋的手里了！”于是，他派出使者王定南，带上自己的亲笔信，潜赴太行，去找当年同他有过交往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联系。

几经周折，王定南在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见到刘伯承、邓小平。他汇报了高树勋的矛盾心理，并请八路军派人前去谈判。随即，刘、邓决定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和联络部负责人靖任秋前去和高树勋谈判。刘伯承还写了一封信，让李达带给高树勋，代表他和邓小平向高树勋问候致意。

1945年10月27日，李达、靖任秋冒险穿过火线来到新八军军部，与高树勋见了面。李达首先代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高树勋致以问候，并拿出刘伯承的亲笔信。高树勋看罢说：“多谢刘、邓二位将军的关照。此次进犯解放区，并非树勋本意，实为他人所逼。”然后强作镇静地说：“先吃饺子，吃了再谈。”

这时，国民党军已进入我军预先准备的口袋阵中，无险可守，无路可逃，面临被歼灭的下场；然而，若宣布起义，高树勋一时又下不了决心。他在屋里徘徊，愁眉不展，心情沉重。

关于当时的情况，邓小平回忆道：“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见《邓选》第三卷）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这个回忆有误，与李达一起谈判的不是王定南，而是靖任秋。

那个晚上，三个人谈了整整一个通宵。李达曾是西北军的老人，也认识高树勋，但交往不多，而靖任秋与高却很熟，交情很深，所以，主要就由靖任秋来谈。

靖任秋一条一条地进行分析：其一，蒋介石发动内战违背了人民的愿望。过去八年，大家团结抗战。抗战胜利后理应和平建国，让人民安居乐业。然而，蒋介石却发动大规模内战，这完全违背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的。其二，这是蒋对付杂牌军的一贯手法。蒋介石让你们三个军打头阵，进攻华北解放区，打通平汉路，实际是让你们试探一下。试探嘛，无非两个结果，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你搞成了，蒋介石得好处；失败了嘛，被八路军消灭的是你们杂牌军，蒋介石无损毫毛，乐享其成。其三，华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八年中建立起来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尚能生存发展，建立并扩大根据地，这就说明他有力量；如今打败敢于来犯之敌也是易如反掌，前不久的上党战役就是明证。当前，你们前进的阵地正在滏阳河河套的多沙地带，无险可守，平汉路两侧都是我们的军队和广大民兵，你想通过平汉线到平津，肯定是难于上青天。

这一夜，靖任秋同高树勋翻来覆去地讲道理，替他分析形势，请他慎重考虑。靖任秋的儿子靖叔平回忆：文革前夕，社会上批判电影“逆风千里”，我问父亲如何做国民党军队的起义说服工作，父亲吐了四个字：“晓以利害”。

这时，新八军全线都与八路军有了接触，均吃了亏。中码头的国民党军已经撤退，再没有犹豫的时间与余地。高树勋在屋里徘徊了一夜，最终打消顾虑，下决心起义。

紧接着，双方就起义后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28日晨，李达和高树勋告别后，返回指挥部。靖任秋仍留在高部，继续协商具体工作。

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所属新八军和一个纵队通电起义。此时，北进的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准备突围逃跑。刘、邓随即指挥各部，对国民党军多路兜截，四面围攻。经过激战，三十军和四十军大部被歼，并俘获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等高级军官。11月2日，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为了扩大对高树勋起义的宣传，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2日专门下发了《关于扩大高树勋起义宣传的指示》，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在不少国民党将领中产生了连锁反应。

策动廖运周一一○师起义

廖运周原在齐鲁大学学医，北伐时期，投笔从戎，当了黄埔炮兵的学生。1927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在武汉成立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靖任秋任政治部党务股长兼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廖运周是他的工作对象，经常在一起活动。1927年3月，经靖任秋介绍，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廖运周与中共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也是在这一年，他升任国民党少将旅长、副师长，1942年成为了一一○师的师长。

靖任秋将此情况向邓小平汇报，邓指示要加紧做廖运周的工作。

靖任秋遂派徐仁着手执行。靖任秋亲自给廖运周写了信，谈了过去的关系，讲了当前形势，希望他当机立断。徐仁扮作贩烟草的商人，通过秘密关系到安阳见到廖运周。廖当时还兼着安阳城防司令，看见靖任秋的信，异常激动。他表示坚决不打内战，同意起义，条件只有一个，恢复他的党籍。徐仁回边区汇报，廖派他本家弟弟廖宜民随行，同时带来一份国民党军机密情报《1946年全军军事工作总结与1947年军事工作计划》。

薄一波代表边区党委，批准了廖运周恢复党籍的要求。徐仁又带了其他4位同志（有专搞电台的）一块儿再回廖师。这时，靖任秋奉调到民主建国军（即改编后的新八军）工作，徐仁还继续在廖处。这一时期，廖运周曾多次请示，要求率部起义。邓小平的最终答复是：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发挥最大的作用。

1948年11月25日清晨，中野各纵队经过连夜的战斗，已经将黄维十二兵团的十几万人马合围在了位于宿县西南、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不甘心失败的黄维决定集中4个师齐头并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但是令黄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廖运周一一○师以“突围”为名，举行了战地起义，使得黄维兵团全线崩溃，被我全歼。

在淮海战役中，廖运周率部起义的意义无法估量，这次起义不仅让十二兵团的突围计划告吹，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失败方式，让黄维兵团的将士们在心理上遭受了沉重打击，丧失了抵抗的意志。

以后，廖运周又策动了他的堂兄廖运泽在战场率部起义。

靖任秋与回忆录《纵横龙潭虎穴间》

靖任秋从1931年起，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他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纵横龙潭虎穴长达10多年，始终处于国民党特务搜捕、监视、圈套之中，明谋暗算，无间无常，斗智斗勇，屡历险境。不仅如此，他还能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作出一番事业，立下丰功伟绩。

然而，在很长的时期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位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后来，一部靖任秋回忆录——《纵横龙潭虎穴间》，才将这位尘封了数十载的虎胆英雄呈现在世人面前。

靖任秋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做秘密工作，因此，解放后不可避免地受到审查，前后两次，共计16年之久（1955年到1962年，1967年到1976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审查，在极左思潮的驱动下，专案组必欲揪出一个“大叛徒，大特务”而后快。

第一次审查，历经数年没有结果，后来，还是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得以解决。

靖任秋从事兵运工作的10多年历史是审查的重点。专案组对所有可能引起怀疑的人与事都穷追不舍，就连一些细枝末节也要求靖任秋反复“交代”，力图从中找出问题和矛盾。这就迫使靖任秋不得不反复回忆，竭力从记忆的深处搜寻点点滴滴，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因而，留下了10余万字的“交代材料”。

在被审查期间，靖任秋手头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完全是靠回忆。人的记忆出现一些误差简直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历史事件的日期和有关人名、地名、数字等，更是容易混淆。值得庆幸的是，1959年，靖任秋对第一次审干时的“交代材料”做过三次认真的修订与考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专案组解散，靖任秋重新获得自由，在隔离审查期间写的近千页的“交代材料”也归还给了他；除此之外，靖任秋还得到了经过修订的第一次审干时写的“交代材料”。

靖任秋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利用工作之余，陆续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过5篇回忆文章（陈霞飞、陆诒整理2篇），此外，陈霞飞还根据他的回忆录音整理了《兵运纪实》，刊登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上。

后来，这些资料转到其子靖叔平手里。靖叔平决定将其整理、编辑成一本回忆录。

2009年，这本凝聚两代人心血的回忆录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纵横龙潭虎穴间——靖任秋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