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已有学者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非军事灾难进行了预警，成为非传统安全理念的萌芽。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非传统安全概念开始逐步出现在各类文献中。庞中英《广义安全、经济安全、合作安全——关于全球变化和安全问题的若干新思考》（《欧洲》1997年第1期）成为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较早的研究成果，王逸舟《论综合安全》（《欧洲》1998年第1期）、傅梦孜《从经济安全的角度谈对“非传统安全”的看法》（《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3期）是中国较早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的研究文献。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提出了全球和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

2002年5月，中国政府向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议提交了《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方立场文件》，对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进行了诠释，这是较早正式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的中国政府文件。

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成为世界上继“上海公约”之后非传统领域地区合作的又一成功案例。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分析了非传统安全的新情况：“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非传统安全”一词开始出现在党的正式报告中。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确保国防安全”，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了新的概括。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了四大安全领域，即“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非传统安全威胁使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并建立全球性协调一致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治理模式。

2011年4月，美国政府正式发布了《网络空间可信身份国家战略》。此战略阐述了美国政府意图在现有技术和标准的基础上，建立“身份生态体系”，实现相互信任的网络环境，促进网络健康发展。

2011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全球网络安全峰会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微软公司等于2012年6月共同推出了《面向网络安全的互联网健康发展模式》的全球倡议报告。

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指出了三方就应对潜在的大规模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定期会晤机制及三方在传染性及非传染性疾病防控、食品安全、临床试验、紧急情况准备与应对、与卫生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2012年6月，中国与阿富汗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双方商定加强两国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非法移民、非法贩运武器和毒品等跨境威胁活动，加强情报交流和边境管控，加强预防传染病、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2012年6月，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指出，在安全领域，以平等和互信为基础开展合作，建立公平有效机制维护共同、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

2012年6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发布了联合宣言，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反恐情报交流和反恐行动协调，开展网络、计算机和信息安全领域合作，扩大边防和执法安全合作。

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以下主要特点：

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仅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

首先，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就属于“全球性问题”。如地球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都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的安全威胁，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其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如在东亚、拉美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始于一个国家，而最终波及整个地区，而且随着其不断扩散，其危害性也逐渐积聚、递增，以致酿成更大危机。再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呈“网络化”分散于各国。如以“基地”为核心的国际恐怖组织就分散在全球60多个国家，其结构呈网络状，彼此并无隶属关系，但联系紧密、行动灵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非常突出，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一定来自某个主权国家，往往由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

传统安全的核心是军事安全，主要表现为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军事活动和政治、外交斗争。非传统安全威胁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的范畴。首先，大部分非传统安全威胁属于非军事领域，如能源危机、资源短缺、金融危机、非法洗钱等主要与经济领域相关，有组织犯罪、贩运毒品、传染性疾病等主要与公共安全领域相关，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主要与自然领域相关，都不是传统安全所关注的领域。其次，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虽具有暴力性特征，但也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如恐怖主义、海盗活动、武装走私等虽然也属于暴力行为，并可能需要采取一定的军事手段应对，但它们与传统安全意义上的战争、武装冲突仍有很大不同，而且单凭军事手段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使其较传统安全威胁更为复杂，靠单一手段难以根治。

传统安全威胁从萌芽、酝酿、激化到导致武装冲突，往往会通过一个矛盾不断积聚、性质逐渐演变的渐进过程，往往会表现出许多征兆，人们可据此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然而，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却经常会以突如其来的形式迅速爆发出来。首先，不少非传统安全威胁缺少明显的征兆。据有关资料，1990 年以来全球有100多起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到近年来的“疯牛病”、口蹄疫、“非典”、禽流感等，当人们意识到其严重性时，已经造成很大危害。其次，人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有局限。如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其发生前并非全无征兆，但由于人类在探索自然方面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而全球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对灾害的早期预警能力。此外，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非源于某个确定的行为主体，其威胁的形成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使防范的难度明显增大。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矛盾激化，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

非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例如，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某些流行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威胁；而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反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首先，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引发的后果。如战争造成的难民问题、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等。其次，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可能演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的形成，就与霸权主义所引发的抗争心态，领土、主权问题导致的冲突和动荡，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历史积怨等传统安全问题有着密切关联。再次，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可能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恐怖组织谋求获取核生化等高技术手段，就会涉及到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的互动性，使看似相对孤立的事物，却常表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不能简单地对待和处理。

国家是非传统安全的主体，主权国家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拥有自主决定权。

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国际合作，旨在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

网络无处不在的事实说明了攻击也可能无处不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人群的增加，社交网络在提高效率、服务民众的同时，也滋生了网络安全问题，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均受到威胁。

经中国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水利发展规划（2011-2015年）》，明确提出到2015年，基本建成大江大河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完成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全面完成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基本建立山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全面解决2.98亿农村人口和11.4万所农村学校的饮水安全问题。中国台湾地区尝试推广水产品产销履历制度，水产品从饲料生产、养殖过程、用药与检验分析、运输批发、加工与包装乃至销售，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即时查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2012年7月印发了《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全面推进法规标准、监测评估、检验检测、过程控制、进出口食品监管、应急管理、协调机制、科技支撑、食品安全诚信、宣教培训等十大体系建设，并针对其中的薄弱环节和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着力抓好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和互联互通信息平台等九项重点建设任务。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点由344个扩大到2870个，监测样本量从12.4万个/年扩大到287万个/年，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哨点医院由312个扩大到3120个，食品生产经营者安全信用档案全面建立等。

美国国务院2012年7月31日发表了《2011年国家反恐报告》，报告引用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数据称，2011年全球范围内恐怖袭击总数超过1万起，分布在70个国家。反映了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形势的严峻性。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表的文件中显示，每年全球跨国犯罪金额高达87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1.5%、全球出口额的7%、全球发展援助资金的6倍。有组织跨国犯罪正在威胁人类和平、安全与富裕。毒品犯罪仍是最具诱惑力的领域，每年涉案金额高达3200亿美元。全球有2700万人吸食毒品，每年有270万人死于滥用毒品。毒品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可达全球GDP的0.9%，正在严重威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发展中国家的如期实现。伪造假钞是跨国犯罪另一个重要领域，每年涉案金额高达2500亿美元。此外，贩卖人口、走私木材、非法捕猎等也是跨国犯罪的重要领域。贩卖人口和非法移民每年涉案金额达390亿美元，涉案人员逾240万人。仅东南亚地区，每年的木材走私就达35亿美元，非洲和亚洲的非法捕猎每年为0.75亿美元。更为严重的是，除经济损失外，上述犯罪活动始终与暴力、凶杀、武器走私、腐败、行贿、性侵犯等其他犯罪活动结合在一起，导致某些地区社会动荡，威胁民众的健康、生命与安全。

国家灾难恢复体系是全国所有信息系统的灾难恢复设施及其相关资源、规则的总和，由实体体系、支撑体系和规则体系构成，具体包括灾难备份系统、灾难恢复基础设施、灾难恢复产业、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五个组成部分。2013年来，中国国家灾难恢复体系的建设引起了各个方面的重视。2003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陆续下发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做好重要信息系统灾难备份工作的通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报告》、《关于印发“重要信息系统灾难恢复指南”的通知》等政策性、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都强调了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灾难恢复能力建设。在此背景下，2005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合开展了“信息系统国家灾难恢复体系建设有关问题的研究及建议”。2008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又组织进行了“国家重要信息系统灾难恢复体系研究”。这些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初步确定了国家灾难恢复体系的架构，对于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国家减灾办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及时启动预警响应、发布预警信息，确保将预警预报信息及时发送到户、到人;协助做好灾害隐患排查，及时做好校舍、广告牌等设施隐患排查和敬老院等民政福利及优抚机构的安全检查，提前做好人员避险转移准备;及时报送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做好应急救助准备工作，确保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救灾人员、物资、资金到位。

截至2010年底，全球共有441座运行的核裂变反应堆，总装机容量3.75亿千瓦，年发电量占全球发电总量的15%。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给原本发展势头强劲的核电业带来严重冲击，日本54个核反应堆关停52个。德国、瑞士等国宣布放弃核能发电。2012年上半年，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并同意公布《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

（一）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和平发展。首先看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破坏、污染和中国自身人口压力给发展造成极大影响。其次看人口与社会发展问题。中国过多的人口增加了资源负担，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尤其是教育，医疗卫生、粮食等问题带来压力。再者看流行性疾病传播问题。艾滋病、非典等疾病如果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爆发，后果不堪设想。最后看“三种势力”的威胁问题。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都严重地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二）非传统安全提升了中国国际地位

首先，在全球自然灾害的救援中提升。中国在对印度洋海啸、东南亚地震等灾难的救援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是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国家。其次，在全球反恐任务中提升。东西方两种不同反恐战略实践有不同结果，美国越反越恐，而上合组织主导下的东半球反恐斗争则收效显著。最后，在全球疾控中提升。禽流感疫情肆虐全球时中国及时向有关国际组织通报疫情。积极主办，参加禽流感防控会议，提出预防禽流感的措施。

（三）非传统安全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在内政外交上，提出了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和理想，提出加强国际交往中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将非传统安全纳入执政视野，倡导人与国家安全并重，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凸显的是人、社会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意义。

（四）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对策

一要积极化解矛盾，高度重视国内不稳定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二要主动预警，及时处理好台湾、西藏等“敏感”问题。三要谨防缺点被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