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哥五岁时便接替五哥六哥捡破烂。七岁时七哥上了小学，头一天就被同学叫做脏狗，因此他对学校和同学的厌恶便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后来，七哥不再捡破烂，开始每天下午逃学去捡菜。七哥认识了一个大他两岁的小姑娘，名叫够够，于是他们总是在铁路边碰头一起去捡菜，这段日子成了七哥最美丽和善良的日子。它在无数黑浓黑浓的日子里微弱地闪烁儿星绚烂的光点。后来够够在过铁路的时候出事了，七哥知道后拼了全身力气疯狂地向铁路边奔跑，他一声声呼唤“够够”的声音像野地里饿狼凄厉地嚎叫。但是够够永远消失了。七哥为此大病一场。

小时候七哥以为大哥是他的父亲，因为在家里只有大哥不把他当白痴。可惜大哥极少时间在家。弟兄们一天天长大，地铺上已经挤不下七条汉子了。父亲便一脚把七哥踢到了床底下，而大哥则开始成日成月成年地上夜班。大哥小学四年级被学校开除，刚满十五岁就进了铁厂当学徒，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像父亲那样粗壮了。后来一个白天大哥睡醒后发现母亲在跟隔壁的白礼泉调情，白礼泉便让大哥去他家睡。结果大哥让白妻枝姐怀孕了。白礼泉找上门来同大哥对骂，大哥威胁让枝姐跟白离婚，白礼泉讽刺大哥娶了枝姐也没处给她睡，大哥突然默然了。父亲扇了大哥一个耳光骂他窝囊，于是大哥和父亲打了一场恶架。后来枝姐打了胎，从此大哥再也没理睬枝姐，对所有女人也都不屑一顾，直到十年后大哥同大嫂结婚。

七哥最痛恨他的姐姐大香和小香。七哥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尿湿了裤子，姐姐大香便用指甲拼命地掐他的屁股。而小香更毒，她逼七哥像狗一样爬行，晚饭时，便告诉父亲说七哥故意学狗爬不学人走，让父亲惩治七哥。

在大哥同父亲打架之后，家里能给七哥一点温暖的就是二哥了。二哥总是和三哥一起进出。一个夏天，七哥被父亲接了之后在床底下趴了一天一夜，大腿伤口长了蛆昏死了过去。

二哥把他抱出来给他清洗伤口，七哥温顺地倚在二哥怀中一动不动。他第一次感到生命的安全，第一次认识到人体的温暖。以后，二哥便格外地关照七哥。但是当七哥觉得家里惟一能同他对话的人只有二哥时，二哥却已经死了。七哥想起二哥的死因，心底里总是升出一股冰凉的怜惜之感。

二哥因一件偶然的事步入一条与家里所有人全然不同的轨道。二哥愉快地在这轨道上一滴一滴地流尽鲜血而后死去。二哥和三哥去偷煤，救起了一个溺水的同龄少年杨朦，他有一个小三岁的妹妹杨朗，父亲是著名的医生，母亲则是中学里的语文教员。二哥以恩人的姿态出现在这个家庭里，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人。二哥被杨家文明优雅的气氛所陶醉了。在杨朦鼓励下二哥也打算考到男一中去读高中，常去杨家复习功课。但后来父亲禁止二哥再上杨家。

二哥最终被录取到八中。二哥说他要上大学，想当一个建筑师，但这个梦叫一场“文化大革命”冲得粉碎。

一天晚上，杨朦家里出事了，父母不忍侮辱双双跳了长江。二哥陪着杨朦和杨朗下乡了。直到有一天杨朗终于拿到了招工的表格，职业是护士。有人告诉二哥杨朗是用贞操换来的。二哥去问杨朗的时候，杨朗说：“我从来就没爱过你。”失去了爱情的二哥连一夜都不打算活，那个夜晚他便用刮胡子刀片割断了手腕上的血管。他将手臂垂下床沿，让血涡潺地流人泥土之中。闻讯而来的杨朦杨朗惊骇地看着一地的血水。杨朗失声叫道：“为什么非得去死呢？”二哥那一刻睁开了眼睛，清晰地说了一句：“不是死，是爱！”然后头向一边重去。杨朗终于走了而杨朦留了下来。他在二哥的坟前盖了个草棚。他说他将陪伴他的朋友直到他死。他替他的妹妹赎罪。三哥为此扔掉了那把准备杀死杨朗的刀子。这是1975年在江汉平原东荆河北岸发生的事。

二哥的死给了三哥最沉重的一击。二哥是三哥在人间一睁开眼就朝夕相处的亲哥哥。他爱他甚于超过爱自己。可是二哥却被女人折磨死了。女人从那天起便像一把匕首插在三哥的心口上，三哥从此一见女人心口便痛得渗出血来。三哥后来在驳船上当水手，经常跟船长聊起女人的阴毒，船长对三哥说有一天他会碰上一个好女人的。可惜船长没能见到，不久驳船在青山岬水道翻了，只有三哥逃了出来。这是1985年的初春时节。三哥从此不敢上船，好多天后，三哥申请了一个执照，在地下商场侧门修皮鞋。

七哥到学校第一个晚上梦游时就被同寝室的同学抓到了，这使七哥愈加缩头缩脑自惭形秽。七哥每天三点一线。宿舍——教室——食堂。无人睬他他也懒睬旁人。如此相安无事几乎一年。后来七哥碰巧看透了下铺的苏北佬利用一个身患绝症的女清洁工猎取荣誉的用心，苏北佬对七哥一下子亲善起来，在七哥得了阑尾炎住院动了手术期间天天来看望他。苏北佬教七哥换一种活法，不择手段地去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七哥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原动力。

毕业后，七哥分回汉口一所普通的中学教书，他渴望着叱咤风云面去寻找和创造这种机会。七哥与一位英语老师恋爱了，因为没房还没有结婚。但是一次暑假，七哥在出差回来的船上认识了一位比他大八岁的女士，了解到她不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性。七哥开始猛烈的追求这个因为丧失了生育能力而荒废了青春的女人，七哥把自己的情况和企图坦率地告诉了她，最终获得了不可能不需要他的她。她利用七哥获得了全新的生活，而七哥则利用她调到了团省委，分到了宽敞的房子，进人了上层社会。

七哥现在最难见到面的是他的四哥。七哥对四哥无好感亦无恶感。四哥对七哥也是这般。四哥是个哑巴，只会叫“爸”，因此从来没挨过父亲的拳脚。四哥的经历平凡而顺畅。四哥十四岁开始干零工，后来当了装卸工，二十四岁和一个聪慧的盲女子结了婚，分了间十六平方米的房子，生育了一儿一女，添置了电视机和洗衣机，平和安宁地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

五哥和六哥是一对双胞胎。他俩的心似乎是沟通的。他们都在汉正街做了上门女婿，好赌钱，现已是汉正街万元户之一了。七哥瞧不起五哥和六哥到了极点。七哥常在肚子里用最恶毒最尖刻的话骂五哥和六哥。但七哥在组织个体户们座谈时却每一次都以自豪的口吻提到他有两个哥哥都是个体户。个体户们都纷纷称赞七哥说这个人难得，便将七哥视为知音。而五哥六哥自小就没把七哥放在眼里，他们讥刺七哥费心思往上爬不如费心思赚点钱。

一年元旦，大香和小香突然都要请七哥吃饭，七哥惊愕的程度不亚于听说里根总统请他赴宴。原来她们俩都想把孩子过继给七哥。七哥心烦意乱毫无吃兴。一桌酒菜如毒药般让他汗毛耸起。两个姐姐的争吵让他恍若又回到了过去的日子，不由心寒。七哥说：“我得想想。”他扶着一棵树，勾下头将适才的饭菜呕吐一尽。三天后七哥到孤儿院领了一个小男孩。七哥的行为叫父亲目瞪口呆。父亲不敢骂七哥。父亲心里的七哥是政府的儿子而不是他的。

河南棚子盖起了好些新房子。那些陈旧的板壁屋要全部拆除，重新起盖高楼大厦。父亲把我挖了出来，埋在了二哥的身边。夜里星星出来了。月光惨然地洒下它的光，普照着我们这个永远平和安宁的国土。

我想起七哥的话。七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所有的生长都是为了死亡。殊路却是同归。七哥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直到死都是无法判清的。七哥说你把这个世界连同它本身都看透了之后你才会弄清你该有个什么样的活法。我将七哥的话品味了很久很久，但我仍然没有悟出他到底看透了什么到底作怎样的判断到底是选择生长还是死亡。我想七哥毕竟还幼稚且浅薄得像每一个活着的人。

而我和七哥不一样。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冷静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

“河南棚子”在汉口是一个真实不过的地方，它是下层社会人的密居之地，方方第一次去那里时尚未入学。方方记起，那连绵的歪斜的板壁屋群交叉成一条条简陋的细窄的巷子，很多人挤在公共自来水管下打水和洗菜。公共厕所是半墙的，无顶，恶臭熏天。三三两两的男人和女人东头一堆西边一簇地聊天，高门大嗓地打情骂俏，时而爆一串爽朗而自在的笑声。时隔几十年后，方方当了装卸工。装卸站三教九流者甚多，竟有不少人是河南棚子的居民，这给方方更深入地认识河南棚子的机会。

正是基于四年的装卸工生涯，方方知道了世界上有“父亲”、“母亲”和他们七个儿女这一群与方方全然不同的人，知道了他们怎么生活，如何处世，怎样为人。其实在“河南棚子”，“父亲”一家实在是普通不过的一个家庭。

在创作《风景》时，方方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怀着怎么样的意图。小说是1986年夏天动的笔。写写停停，其间方方又干了些别的事。1987年初再次提笔时，方方已经忘了初始的设想。方方说，如果硬要说点什么，或许只是想跟人家说说：在汉口有个河南棚子，在河南棚子有着“父亲”一家人，他们曾那样活过，现在还这么活着，不怨天，不怨地，活得粗糙而随心所欲，浑噩却有滋有味。他们从父辈那儿继承了如此活法，然后又将这遗产留给儿孙。当然也有例外，比方七哥。

七哥是他们中的叛徒。因了家境的贫寒和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得七哥这类人对于改变自身命运有着无法抑制的冲动，乃至疯狂，并甘愿对此而不择手段，不惜做出些牺牲。正是七哥这个人物成为方方写《风景》的触发点。

于是，方方想起左思的诗：“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时隔一千五百年之久，今日读来，仍使方方感到沉甸之感。“地势”无非是指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在当今社会中，“地势”之高低对于人的命运之沉浮依然有至关重大的意义。个人奋斗在“地势”面前常常显得羸弱无力。于是“七哥”们应运而生，蜂拥而出，成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并吸引着相当多的人向他们靠拢，以那样的成功影响着社会，形式一种文化现象。

正是因此，方方写出了《风景》这部中篇小说。

“我”（小八子）

《风景》借助了一个亡婴之口“我”（小八子），讲述了这个居住在汉口铁路边上的棚户家庭，十一口人住在仅有的十三平方米里的几十年间的人生故事。方方采用一种独特的叙述视角，亡灵视角。“我”在出生半个月后就死掉，但因和父亲同样属虎，且同月同日同一时辰的生日而格外受偏爱，“我”是一个得到父爱的亡灵，得到了哥哥姐姐们一生都在渴望的父爱。方方采用的亡灵叙述方式，使作品带有一种悲凉感、沧桑感，整部作品始终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在引导着平凡人物的人生轨迹，这也就预示了作品主要人物在人生道路上的悲剧色彩。

大哥

小时候七哥以为大哥是他的父亲，因为在家里只有大哥不把他当白痴。大哥极少时间在家。随着弟兄们一天天长大，地铺上已经挤不下七条汉子了，所以大哥开始成日成月成年地上夜班。大哥小学四年级被学校开除，刚满十五岁就进了铁厂当学徒，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像父亲那样粗壮了。后来一个白天大哥睡醒后发现母亲在跟隔壁的白礼泉调情，白礼泉便让大哥去他家睡。结果大哥让白妻枝姐怀孕了。白礼泉找上门来同大哥对骂，大哥威胁让枝姐跟白离婚，白礼泉讽刺大哥娶了枝姐也没处给她睡，大哥突然默然了。父亲扇了大哥一个耳光骂他窝囊，于是大哥和父亲打了一场恶架。后来枝姐打了胎，从此大哥再也没理睬枝姐，对所有女人也都不屑一顾，直到十年后大哥同大嫂结婚。

二哥

二哥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人物，他的死隐喻着美好的破灭，暗含了作者对“文革”时代的谴责。二哥在家里是个异数，正如书中所说，他“文质彬彬的不像是父亲的儿子”，并且他是家中唯一带给七哥温暖的亲人。二哥是全家人中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集中体现在他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实现建筑师理想。然而“文革”爆发粉碎了他上大学的梦想，使他心灰意冷。可以看出，在当时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之路被阻断，二哥这样的异质在荒谬的时代注定被毁灭。同时，二哥心爱的女孩子杨朗幸福的家庭也在“文革”中破灭了，这同样揭示了政治运动带来的不幸。在接二连三的巨大打击下，二哥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苍凉感和无法解脱的痛苦，此时只有爱情支撑他的生命。所以，当他得知杨朗凭贞操换取到县城工作的指标，并且自己从未得到过她的爱情时，选择了自杀。但书中却没有一味地指责杨朗。这提示读者，作为自小家境丰厚的下乡女知青，杨朗的选择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从中能够看出作者对那个时代的反思。

三哥

三哥与二哥是兄弟姐妹中感情最好的，二哥就如同是三哥的信仰，神圣，不容亵渎。由于二哥因女人而死，所以三哥对于女人存有偏见，认为女人配不上男人的爱，因为在他的心里是女人摧毁了他的信仰。在乡下的日子里三哥犹如最忠诚的侍卫守护着二哥，但是他却依旧没有挽留住二哥的生命，在其内心深处是懊恼与自责的，这种长期压抑的情绪在无处宣泄下便转化为对于女人的恨，也恰恰是对于女人的恨使三哥这一辈子始终都不能得到救赎。

四哥

小说中只有第十节这一小部分集中介绍了四哥的生活，从反面再次批判了时代的荒谬。四哥又聋又哑，娶了盲女子四嫂，组成了看似残缺，实际上却完整的家庭。他们生儿育女，添置生活用品，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在这一家人中，只有哑巴四哥活得踏实安稳。具体来说，相比靠婚姻争取权力的七哥、为爱而死的二哥及其他蝇营狗苟的兄弟姐妹，四哥的生活平静而又幸福。因为四哥从未挨过父亲的打，也听不到周围污秽的言语，所以更能坚守内心的本真。这隐喻了没有遭残酷现实污染的人，才能过得安宁，从反面揭示了现实的污浊不堪。

五哥和六哥

五哥和六哥从小就是个坏种，他们打架、骂人、偷盗甚至在还是孩童的时候，就一起粗暴地轮奸一个女孩。这对双胞胎兄弟从小就一直在父亲的鞭打与母亲的蛮横中强硬地活着，七分钟一次的火车、不间断的争吵声、不计其数的拳头是兄弟俩童年的主要记忆。童年留给他们最多的便是投机取巧、察言观色的性格。成年之后，他们双双做了倒插门女婿。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大潮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转机，使他们也摇身一变成功地成为个体户中的一员。一夜暴富的喜悦冲昏了五哥和六哥的头脑，翻身成主人的疯狂心理促使他们走向极端。吃喝嫖赌，纵欲狂欢，他们开始尽情地享受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生活，也终迷失在欲望游乐场里。

七哥

七哥从小就受尽毒打和凌辱，伤口上长满长蛆，兄弟姐妹们也依旧置之不理，桌上的烂菜烂叶都是弱小的他捡回来的，可父亲母亲却不会给他夹一饭一筷。他生如蝼蚁，卑微地活在黑暗潮湿的床板底，父亲的粗暴，母亲的漠视，大小香对他的嘲骂，够够的逝去，这些童年的经历都在他的心里悄然埋下了恶的种子，也使他的生存欲望无与伦比地强烈。

“文化大革命”带走了二哥的爱情与生活的全部，可却把七哥从破乱残败的家中彻底解脱出来。下乡的七哥阴差阳错地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在那里他结识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苏北佬，“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正是这番话，让七哥重新确认了自己的生存哲学与生存意义。为了自己的仕途，他放弃了自己相爱多年的恋人，甘愿与没有生育能力的大龄女人结婚，几十年来，他终于住上了温暖舒适的床板；几十年来，终于可以美味饱餐，不再受他人的指责；几十年来，终于可以冷眼拒绝对他极尽谄媚的大香小香；几十年来，他终于成功地赢得了每一个人的顶礼膜拜。

七哥的生存哲学是极端的，他对生存本身的体悟更是荒诞的。在当时那个物欲横流、人性缺失、生产水平极度落后的时代，七哥在粗俗、卑贱的生存环境中艰难诞生，又终在鄙视、报复的变态心理中迷失自己。他是命运积极的改造者，却没能超越生存本身，而终沦为生存境遇中的奴隶。

父亲

在小说中，父亲是愚昧、麻木、暴力的代名词，他最大的兴趣是回味甚至沉醉于以往祖父及自己打码头的“光荣事迹”，他自私且蛮不讲理，对九个孩子的态度是“每天睡觉前点点数，知道儿女们都活着就行了”。他认为拳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把暴力作为教育儿女的最佳方式，并时常以此为荣。

父亲身上虽然有着种种陋习，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生存理想，即与祖父一样靠自己强健的体格、坚硬的拳头在那残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因为在妻子和邻居眼里，他是名副其实的硬汉。他用自己的行动捍卫着自己的生存理想，并试图将这种生存理想灌输给他的儿女们。在父亲所处的那个崇尚武力的时代，像他这样的底层人民要想活得像个样子，只能靠强健的体格与过人的胆识。可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要想维持往日的荣耀，仅靠剽悍的体格、过人的胆识已经行不通了。比如大哥和三哥都继承了他的体格与胆识，但是他们都活得颓废卑微。这说明父亲所执意坚守的生存理想已经被时代所淘汰。

母亲

“母亲是个美丽的女人，风骚无比……她喜欢在男人们面前挑逗和卖弄，那是她的天性。”她是个极度庸俗与风骚的女人，对丈夫盲目崇拜，对子女却漠不关心，丈夫毒打孩子时，她连眼皮都舍不得抬一下。在她身上，读者看不到母性的光辉，看不到一个母亲应当具备的贤惠与慈爱的品质。当得知大儿子与邻居白礼泉老婆的苟且之事时，她非但不加以责备和劝导，反而引以为豪，赞道：“好小子，有出息。”她的道德羞耻心与慈母心早已被这困顿的生活所磨灭，所以其人格才会如此扭曲。她盲目崇拜了自己的丈夫一辈子，她说“难道世界上还会有比父亲更像男人的人吗？如果有，那才真的见鬼了”，她对丈夫的崇拜近乎于对英雄的仰慕，她愿意陪着她的丈夫一次又一次重温英雄梦，在满足丈夫的成就感的同时，她也沉醉在自己的红颜梦中吧。小说中不止一次强调，母亲是个美人，可叹如花的容颜，却被沉重的生活消磨得渐渐老去，她也会不甘心吧。即使用了一辈子，即使做了这么多孩子的母亲，她还是无法学会转换角色。

时代悲剧

《风景》中，二哥、杨朗、杨朗父母这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都被“文革”摧毁了，他们是无奈的，抗争的无效、改造的蚕食使得他们只能选择迎合现实或是自戕来面对这一场动乱，选择妥协意味着人性的溃败，选择逃避则生命就此终结，方方以这些人物的命运遭际展开了她对“文革”的思考，用批判的精神发现政治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以悲剧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即使文本中没有正面揭露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残害，作家也没有对人物世事、环境背景作出任何道德裁判，但方方在《风景》中透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悲剧对政治运动的批判是十分沉痛的，她以民间视野和人性视野来钩沉一段荒谬的历史，表现出了一个作家鲜明的是非观。

底层思考

《风景》的前瞻性正在于方方在20世纪80年代就看到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越来越严重的阶层固化问题、体制内的官僚主义问题。方方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对底层的压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生活环境迫使底层人性的异化。对于这样不择手段、不合理、不合法的奋斗方式，方方并没有持完全批评的态度，方方的批判落脚在生长七哥们的“土壤”，这才是底层背后的“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新世纪之后，方方的创作进入开拓阶段，《出门寻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是对底层书写的意义的深入开掘，不仅是客观呈现底层的生存图景，也试图寻找底层的出路，十几年后的涂自强与《风景》里二哥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抱有个人奋斗能改变命运的梦想，最终也都被现实击垮。纵观这些文本，可以看到方方始终在以知识分子立场体察人性，她的批判不在底层本身，而在长期在底层社会里生根发芽的权力意识以致于他们与生俱来的扭曲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在残酷的政治运动对于生命活力的蚕食与压抑，在社会迅疾发展时伴随而来的阶层固化与官僚主义。《风景》远不只是一个作家对底层社会细致客观地“新写实”，它折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忧虑、对国家发展的承担。

认知暴力

暴力是《风景》中的关键词之一。作品中所叙述的暴力事件，如孩子间的打架斗殴、夫妻间的语言谩骂数不胜数，方方更是在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父亲，这个暴力人物典型。而父亲之所以最终成为暴力的代名词，正是源于他对暴力的错误认知。父亲的父亲因为充当了暴力事件中的牺牲品，死于一场毫无价值的械斗。可父亲并没有就此反思，不但不以为然，反而引以为傲地接过武力的扁担，成为放射暴力的机器。在父亲看来，暴力不应当被禁止，相反，他将暴力作为他艰难生活中的调剂品和他向别人炫耀光辉战绩的工具，他把生活的剩余精力全都消耗在一场又一场的械斗中，打骂孩子、家暴妻子，对于他来说，暴力给他带来的快感是欢乐的。他经常大肆宣扬他战斗的光辉历史，甚至对于二哥想要学习知识的欲望与反对暴力的想法大加鞭挞，他希望他的孩子也能像他一样地接过他在码头打下的天下，他在暴力中迷失了自我，也在生活中堕落了一生。

亡婴视角

《风景》以一个亡婴“我”的眼睛来看他家庭的变迁和家庭成员的生活情况，其实，死去的小婴儿本来是没有正常人的意识和感受的，作者却给他赋予了无所不知的能力和敏锐客观的观察眼光，让他在岁月中同兄长们一起成长。这种独特的亡灵视角被赋予了全知全能式的通晓全篇的叙述能力，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话语权威性，他仿佛高高在上，俯瞰一切事物。作者让亡灵站在作品的上空，用神灵似的力量在观察着人生风景，其实是在告诉人们，在面对生活时，内心就是观察这个世界的俯瞰式力量，突破了心的束缚，也就做到了冷静地面对人生境遇。

题目隐喻

方方首先在小说的命名上使用了隐喻手法，“风景”二字涵盖了作者深切的用意。通揽全篇，这里的“风景”当然不同于自然风景，而是寄寓了两层深意——生存图景和人性风景。它既是小八子看到的风景，更是作者眼里的风景。题记引用了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的话：“……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意指人生世界充满了厄运和挫折。也就是说，方方试图在文本中展示汉口河南棚子最底层人民的庸碌、委顿的生活场景，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人内心深处奇异复杂的灵魂风景。但需要注意的是，波德莱尔以黑暗风景本身为家园，在“最苦涩的酒”中品出了“甘甜”，在“恶”中发现了“恶之花”。方方作为一位有着深刻批判精神的作家，认为七哥等人的活法幼稚而且浅薄，可见她对黑暗风景抱有深深的悲悯之心，期望这种黑暗早日终结。

人物形象隐喻

七哥是小说着墨最多的人物，体现了多层隐喻意义。七哥的家庭有着显在的权力结构，其中打码头的父亲是力量的象征，于是全家人都崇拜父亲。母亲需要挨打后父亲的温情，两个姐姐为讨父亲欢心而搬弄是非，折磨弱小的七哥，这种恃强凌弱的做法体现了底层人们对武力的崇尚。联系这样的家庭环境，不难理解七哥身上携带的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作品开篇连用三个以“七哥说”引起的段落，并且在结尾叙述者“我”又想起了七哥的话，这说明七哥现在拥有了话语权。然而在七哥眼里，“教授这玩艺儿毫不值钱”。可见他虽然大学毕业，却缺乏知识分子认同。也就是说，他非但没有形成知识分子理应具备的自由、平等意识，反而固守自小学会的功利哲学——“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这就隐含了作者的批判立场，底层者翻身成为权力者之后，骨子里的权力信奉意识随之带入上层，民间和权力合谋并没有那么美好。

在七哥的生命历程中，大学同学苏北佬不择手段赢得了社会地位，无疑对他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撞击。联想他之前百般受虐的生活，自然强化了改变底层身份的强烈渴望。最后他选择和一个比自己大八岁、不能生育的女性结婚，只是因为看上了这个女子父亲的高官地位。婚姻只是交易，符合七哥改变命运的生存哲学。于是，他从备受家人欺负的小七子，成为省团委干部，从而完成了命运的扭转。正如作品所说：“而提拔的结果是有社会地位有权力。而有权力的结果是工资高加房子分到手福利优厚以及来自四方的尊敬。如此，一个人的命运才能得到最为彻底的改变。七哥觉得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命运。”这段话实际上隐含了作者的写作理念，即底层人在获得权力的同时也获得了金钱，有了炫耀的资本，这与服务于人民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方方借此尖锐地批判了官僚体制。

1987年《风景》发表后，方方一举成名，该作品被文艺评论界认为拉开了“新写实主义”的序幕，《风景》也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方方也成为中国“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

1989年9月，《风景》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同年，《风景》又获《小说选刊》觉沈努西杯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

2018年9月27日，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青岛市作家协会承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在青岛揭晓。《风景》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在不长的篇幅中，将人性的善恶之融合刻画得如此深刻，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评）

方方的《风景》作为“新写实”小说的扛鼎之作，充分发挥了中篇小说在文体上的特殊优势，以死亡视角和全知视角的交叉叙述，呈现了一个底层家庭缭乱、粗粝、暴烈、无望的日常生活。在那里，所有的血缘亲情被粗野的人性所践踏，所有的世俗伦理被本能式的生存所剥夺，生命的野蛮生长成为人生最无奈的风景。失序时代的种子，最终成长为社会边缘地带的野草，虽然找不到生命应有的尊严，却透射出强劲的生命力。（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洪治纲评）

《风景》出现在1987年，现在看来是非常难得的。对于方方自己来说也是难以逾越的高峰。《风景》展现的生活场景我们后来称为“底层叙事”，但方方的境界远远高于“底层叙事”的境界。她是用悲悯的人道的情怀来打量这个世界。她选择的亡婴这样独特叙事人，就是寻求某种“零度”的可能性。《风景》对苦难叙事那样一种距离感，是浑然天成、妙手偶得，几乎是难以复制的。在叙事形态上，《风景》是现代的，又是写实主义的，所以成为“新写实”标志性的作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授奖辞）

《风景》首次发表于《当代作家》1987年第5期，后收录至方方的小说集中。

方方，本名汪芳，生于南京市，祖籍江西彭泽，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当编辑。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76年始发诗歌，大学期间转写小说。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景》，成为“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软埋》《是无等等》，中篇小说《桃花灿烂》《中北路空无一人》《万箭穿心》《琴断口》《刀锋上的蚂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散文随笔《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等。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上海政府奖、湖北屈原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重要奖项。已出版各类作品集一百多部，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意、葡、韩、泰、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