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死的过程中，何汉晴始终是充满矛盾的。她舍不得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刘最强，她忘不掉和丈夫谈恋爱时的美好时光，她留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她也留恋着她几十年生活在那里的里弄邻里的温情。她死了，里弄的躺在床上不能动的陆妈将等不到人和她说话。她死了，高龄的朱婆婆的耳朵谁来掏？她死了，文三花遇到烦恼时向谁去倾诉、又找谁帮她看孩子呢？所有这些都成为揪扯着何汉晴的一股力量，拖拽着她寻死的步伐。

小说的结尾，丈夫刘建桥在江边找到何汉晴，斥责她根本没有寻死的资格：“老头老娘一两天都没吃好。我做的菜又不对他们胃口。老头子的哮喘又犯了，他吃的药方子放在哪，你交待清楚再走唦？我又不晓得买么事药，今天咳得更狠了；美美的裙子让姆妈用洗衣机搅坏了，她白天黑夜跟我吵，吵得我烦心；姆妈早上自己去买早点，钱包也被别个偷去了，回来气得半天动不得；你看一下，我切菜手都割破了，今天灌了脓，搞不好手指头都保不住；刘最强半夜里跑了回来，一分钟没歇就出去找你，找得现在见不到他的人。美美担心他，又去找他。屋里现在乱了摊子，一个个都成了无头苍蝇，一大堆的事情等你去做，你以为你死得？”丈夫的话让何汉晴意识到“她的确是没资格去死的。她在这个世上的活还远没有做完。她要死，也得做完了这一切才能死。”此时，心地善良的何汉晴陷入了两难境地：活着，就要回到刘家继续受罪，活得不舒服；死了，刘家的人没人照顾，他们也要受罪，他们也不舒服。最终何汉晴选择了“回到刘家继续受罪”，因为何汉晴感觉到丈夫“抓着她的那只手不光在发抖，而且惊人地烫。那股烫气一直从何汉晴的手上冲到她心里。”“何汉晴心里一下子就舒服了。她晓得，这世上，刘建桥是最在乎她的人。没得她，他刘建桥难得活下去。”何汉晴感觉到了丈夫的轻松之中所隐藏的紧张，这紧张就是丈夫对她的爱。而这一点是何汉晴最在乎的，她出门寻死，实则不是寻找“死”，而是寻找“爱”，寻找丈夫和亲人对她的关心、在意。现在她从丈夫的这个举动中找到了。她在流浪48小时后重新回归到自己的位置上，尽管回家之后的状况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何汉晴的心里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她认同了热干面铺女主人的话。何汉晴想，可能人就是得把他这一生该受的累受完，才能去死。或许只有那时候的死，心里才会踏实，才不会像我今天这样左右为难。这样想过，何汉晴心里就通畅了。

方方曾表示，有一天她去菜场买菜，听到两个卖菜妇女在相互发牢骚。方方去时，她们刚好讲到这里。一个妇女说：“死有么事难，可是你说死哪里死得成？”前一个妇女说：“我么样死不成？我活不成未必还死不成？”后一个妇女又说：“你死了你的伢么办？你公公婆婆么办？你娘屋里一屋人么办？我还不是一样？我要死了，我那个瘫子男将么办？都跟到去死？说白了，毛主席讲妇女撑半边天，我看硬是撑了整个天，你一死我一死，我俩个屋里的天就都塌了。”这个妇女说着笑了起来，前一个说想死的妇女也大笑起来。

她们俩人的心态和状态都让方方十分惊异。听着她们的笑声，再看着她们粗糙的双手和满是皱纹的脸，方方又有着十分的感动。方方知道武汉的好多女人就是这个样子。矛盾、辛苦但却自寻快乐地活着。这份快乐中只有自己知道其间有着多少的辛酸。这便是这篇小说最初的契机。

何汉晴

何汉晴没有接受过什么高等教育，所以她是有点粗鲁和泼辣的。但她非常热心善良：她替文三花照料孩子，在文三花意图寻死的时候将其救下；她替朱婆婆掏耳朵，看见小流氓调戏女学生也会挺身而出。这样一来，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形象就跃然纸上：她没那么完美，却有血有肉。同时她又是令人惋惜的：何汉晴曾有进大学的机会，却被她一个解不出的大溲耽误了。从此何汉晴不得不去操心各种琐碎的日常生活：为了省钱，她早餐只吃一毛钱的稀饭；在儿子提出想买电脑时，她只能靠卖血去筹钱。

何汉晴就是一个处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无力反抗的下岗中年主妇。她成天围绕着全家老小的吃穿用度打转，像一个从容的管家把一大家子的生活安排得服服帖帖。她是那么的能干，除了把自家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还热心快肠的帮忙街坊邻居，把左邻右舍的心都捂热了。然而她又是那么的无措，在家人编织的精神牢笼里郁郁寡欢，默默承受她们在酒足饭饱之后的消遣，曲解。

当冷漠的日子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家人的冷嘲热讽终于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发现自己的生活除了他人，空无一物。生活的气球就这么被戳破了，何汉晴觉得自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她要以死来获得生的尊重。这场斗气式的出门寻死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滑稽结尾。一心求死的何汉晴被一连串的麻烦拖住了脚步，虽然计划大乱，却意外的成了英雄。出门来创造人生中唯一一次壮举的她求死不能，愈发想念家人和原本的生活。所幸，她终于在丈夫刘建桥的陪伴下回到了那个“一地鸡毛”的家。公公的药，婆婆的心情，小姑子的衣服，老公的身体，儿子的功课，每一样都变得重要无比。而自己，感受着寻常巷陌的灯火人气，感受着被需要的幸福，觉着生生死死远不如生活的本身来得重要。

社会问题

《出门寻死》人物生活的描写，不是无意义的，虽然他们身处底层，但他们是这个社会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很大一部分，对他们的生活的揭示体现了作者人道主义关怀，提醒人们关注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隐性问题。同时，文章的更深的意义在于它着重展示了城市底层家庭妇女的生活困境以及精神苦闷，其中引发的现代社会底层妇女生活存在的问题，以及最后女主人公的归宿是值得全社会深思的，体现了作者对环境决定论以及女性生存困境的进一步思考，作家深入挖掘出女性内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意识。

宿命色彩

与作品前半段主人公的爆发不同，作品的结尾具有明显的宿命色彩。最终，何汉晴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家庭，放不下丈夫孩子公婆小姑甚至是街坊邻居，想通了：“可能人就是得把他这一生该受的累受完，才能去死。或许只有那时候的死，心里就会踏实，就不会像我今天这样左右为难。”生存的“为难”实际上是愿望与现实的分离，主观与客观的悖逆：何汉晴一直被便秘的毛病纠缠不已，却因经济紧缺而舍不得喝蜂蜜；寻死的过程本该悲悲切切，却因何汉晴不断的救助别人而显得轰轰烈烈。在这些反复的“为难”中，何汉晴在对她琐屑庸常的生活提出怀疑的同时，以荒诞的方式阐释了生存的本质：“一个人的生生死死，真是由不得自己。”而寻死的经历已让何汉晴穷极人生的无奈，心甘情愿地回到生活的原点，拾起了“一地芝麻”。“一方面，人看到了这毫无意义、杂乱无章的非人的世界，它是希望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自身中又深含着对幸福的理性的希望。”至此，苦难成为不可挣脱而又极尽逾越的宿命特征，不可摆脱，无从抗拒，却也得始终微笑面对。

底层生活

《出门寻死》描写一个武汉底层家庭妇女何汉晴因生活的“累”和“烦”难以排解而“出门寻死”，最后被丈夫寻回家又走回原生活轨道的故事，同时展现了武汉底层市民的原生态的生活。作品取材于城市底层平民的现实生活，不乏生活中常见却不登大雅之堂事情的描写，将生活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是城市底层平民，尤其是家庭妇女。他们无权无势无财，每天为物质生活奔波，每天为家庭琐事困扰；又因小说中武汉方言的大量运用以及口语化的语言更使得作品充满了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小说展现的就是这些小人物的“无名”的生活状态，琐碎平凡甚至重复啰嗦。但这就是真正的小生活，每天机械式的重复，每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扰。

方方的最新作品《出门寻死》，虽然写的是一个下岗女工，其实写的是“小人物系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邵燕君评）

方方的《出门寻死》表明，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平凡乃至平庸的，他们更真实的生存状况就是绕着琐屑的芝麻蒜皮，并不是大起大落的悲壮绚丽。何汉晴就是这样的代表。她为了小事想去寻死，却在寻死的过程中救下另一个要寻死的人，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带有讽刺性的戏剧效果，而她最后又回家的原因却是家里的琐事离不开她。（当代作家雷达评）

《出门寻死》沿续了作家一贯的写家庭生活的风格，把普通市民何汉晴的心理描写得极细致，让读者感受到生活无处不在。（《文艺报》评）

《出门寻死》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2004年第12期，《小说选刊》2005年第2期转载，后收录至方方出版的小说集中。

方方，本名汪芳，生于南京市，祖籍江西彭泽，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当编辑。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76年始发诗歌，大学期间转写小说。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景》，成为“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软埋》《是无等等》，中篇小说《桃花灿烂》《中北路空无一人》《万箭穿心》《琴断口》《刀锋上的蚂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散文随笔《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等。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上海政府奖、湖北屈原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重要奖项。已出版各类作品集一百多部，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意、葡、韩、泰、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