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航道东起墨西哥西岸的阿卡普尔科，西至菲律宾的马尼拉，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大帆船是西班牙人雇佣中国的工匠在马尼拉建造的，载重都在300吨左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大帆船贸易自1565年开始，1815年结束，每两年往返一次。这种贸易实际上就是用美洲的金银换取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产品。大帆船载着亚洲的商品到墨西哥去，再从阿卡普尔科把这些亚洲特产用大轮车运往其他地方，部分货物甚至转运到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和阿根廷。在回程中，这些大帆船运回墨西哥产的银元、银锭、可可子、羊毛等土特产。由于亚洲产品价廉物美，在美洲曾一度排挤了西班牙产品。国王菲利浦二世为了保护西班牙商务，于1593年下令限制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规定到墨西哥的大帆船每年不得超过2艘，每艘载重不得超过300吨。由此，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进入了持续两个世纪的商业限制时期，18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经济凋敝，被迫开放马尼拉港，大帆船贸易日趋衰落。1813年10月，西班牙王室下令废止大帆船贸易。历时250余年的大帆船贸易促进了太平洋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贸易，美洲的玉蜀黍、烟草、花生、西红柿等作物传入中国和亚洲。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工艺美术对美洲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经济上看，马尼拉是17世纪下述两大重要经济活动的交汇点：一个是西属美洲银矿出产的白银大量流入，另一个是华人们的门类齐全的制造业的商业企业。无论是哪一年，都会有一两艘西班牙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穿越太平洋，把“新世界”出产的白银运到马尼拉，以购买中国丝绸、中国和印度的棉织品，以及“新世界”需求量甚大的其他精美消费品。西班牙人轻蔑土著，却拿头脑灵光的华人没有办法。基于经济上的考量，他们不得不利用华人擅于经商的长处，为他们提供日常用品，也牟取庞大的利益。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从明朝运去的棉布很快就成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591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发现，当地土著居民因为使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使用中国衣料(丝绸、棉布)。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大明国商人收购菲律宾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同样，至迟在1680年代，中国丝绸就已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绸多于穿棉布。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明朝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基本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明朝丝绸的巨大市场，明朝丝绸在秘鲁的价格只有西班牙制品价格的三分之一。明朝丝绸不仅泛滥于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马尼拉大帆船”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大明帝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明朝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

“马尼拉大帆船”的货源来自福建沿海的自由贸易港——月港（以后升格为海澄县），由于它的繁荣，一直有“小苏杭”的美誉。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马尼拉，专门从事贸易中介业以及其他工商业。因此史家评论说，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美国历史学家苏尔兹（WilliamLytleSchurz）在《马尼拉大帆船》（TheManilaGalleon）中指出：“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论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无论是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澳门—长崎航线，还是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当时大明帝国出口的商品都是以生丝、丝绸、棉布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的香料之类，葡萄牙、西班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之中，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顺差之中。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对方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白银货币。因此这种贸易被外国学者称为“丝—银对流”或“丝—银贸易”。这种状况也延续到了后来的清朝，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美洲的白银与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化贸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16、7、8世纪间，每年由大帆船自美洲运往菲律宾的银子，有时多达四百万西元，有时只有一百万西元，但以二三百万西元的时候为居多……到了1765年2月10日马尼拉最高法院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上奏说：“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二万万西元。”其后，依照德科民(DeComyn)的计算，在由1571年至1821年的二百五十年中，自西属美洲运抵马尼拉的银子，共为四万万西元。这四万万西元(即比索)当中，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国。

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明朝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影响。从事对外贸易的大明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加有效地参加与日本列岛的丝绸和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大明帝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明朝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南洋群岛每个角落。

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全汉升不无感慨地说：“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课题。这几年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以及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令人耳目一新。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至少并不比欧洲落后。

由于马尼拉大帆船的货物主要来源于中国，以风靡全球的中国生丝与丝绸为主，因此墨西哥人直接把马尼拉大帆船叫做“中国船”(China Ship)。这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马尼拉大帆船装运的货色，大多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平底帆船运来的。例如，1685年有17艘来自中国的平底帆船到达马尼拉，1686年有27艘，1687年有15艘。这些平底帆船运来的货色，装上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销往美洲各地。

西班牙在征服了美洲殖民地之后，又在亚洲的菲律宾建立起殖民地，把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国的丝绸等商品，从马尼拉运往阿卡普尔科，开辟了一条“太平洋丝绸之路”，谱写了绵延两个半世纪的中国与美洲贸易的辉煌篇章。

一位名叫W.L.Schurz的美国学者1939年出版的题为《马尼拉大帆船》的著作这样写道：“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的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就马尼拉方面来说，每年航经中国沿海的商船，就是它的繁荣基础。”

大约在1530年以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已有丝织业。自从马尼拉大帆船运来了质量精美、价格低廉的中国生丝和绸缎，当地的丝织业就此趋于衰落。1600年，西班牙当局对当地的养蚕户加以限制，断绝了本地蚕丝的供应，由源源不断输入的中国生丝为墨西哥工厂提供原料。1637年，墨西哥一处一家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厂的工人达到14000人，中国生丝销售数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是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不可同日而语的，马尼拉大帆船的运输量，是那种穿越沙漠地带的骆驼商队无法比拟的。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把马尼拉大帆船作为近代意义的跨越洲际的远程贸易，纳入全球经济的视野来考察。他说，16世纪，各种因素协力促成的运动，是从中国前往美洲，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这是一种资本巨大的远程贸易，形成了跨越太平洋的“丝-银”对流。

于是乎，巨额白银货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货币，每年都在100万比索至300万比索之间，有的学者估计，这一时期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在57500～86250千克之间。数量之大，令人惊讶。

这种现象，以前中国历史学家很少关注，一般人更是闻所未闻。1969年，全汉升在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发表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开始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湮没已久的辉煌时代。全汉升利用大量原始资料，对此进行精深的分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结论：

——从1565年到1815年的两个半世纪中，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当局每年都派遣1至4艘大帆船，来往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每年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在100万比索至400万比索，用来购买中国的生丝、绸缎等商品。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货币共计4亿比索，其中1/2流入了中国。

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的说法：“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便是援引全汉升的结论。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结构性顺差之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优势。前几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学者弗兰克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研究1500～1800年间的全球经济，把欧洲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存在的结构性贸易逆差，戏称为“商业上的‘纳贡’”。他写道：“‘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弗兰克由此得出结论：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此言一出，引起西方学者极大的争议。当时的经济中心究竟在哪里，可以讨论。但是中国经济曾经有过的辉煌，却是不争的事实。个中缘由，全汉升在《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说得很明白了：“在近代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