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讲，闲来烦恼，无事生非。如果这些闲人只是个普通人，有法律管着，闹也闹不出什么大事来。可闲得闹心的偏偏是身上流着皇家血的黄带子，这麻烦可就大了。

那个时期，北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无所事事的黄带子。他们或手托鸟笼、或肩膀头上卧着一只阴鸷的秃鹰，身后跟着一帮如狼似虎的家丁，在街上吆五喝六、横冲直撞。二人转有句说口:“告诉你，躲着点啊，好几天没杀人了！”据说就是当年黄带子常说的话。清廷规定，黄带子杀人是不偿命的，犯了法也只能交由皇家大内的衙门——宗人府处理。

几万个无法无天的黄带子，再加上不少趁火打劫的假黄带子，亦真亦假，亦妖亦魔，把个北京城搅闹得乌烟瘴气、鬼哭狼嚎。

黄带子是沈阳历史的匆匆过客，惊鸿一瞥，昙花一现，没有留下多少史料记载。那座威仪凛凛的宗室营也在多年的战乱和风雨的摧残下消失了踪影。上世纪六十年代挖防空洞时，附近的居民在当年宗室营的所在挖出了很多条石和大块青砖，想象着这里应该住过达官贵人。却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这个地方曾经叫宗室营，这里曾经住过七十户从京城迁来的黄带子。

不过，黄带子也留下了可以流传千古的东西。当年黄带子在北京无所事事的时候，有人票起了戏班子，为唱戏的唱曲的写了不少优美的唱词，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乾隆年间，黄带子所写的唱词被结集出版，取名《子弟书》。七十户黄带子被发配盛京，《子弟书》也被带到了东北。现在火遍大江南北的东北二人转，很多传统唱段的唱词都是改编自黄带子留下的《子弟书》。

嘉庆十三年春，北京城发生了著名的“敏学事件”，把“黄带子”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嘉庆皇帝面前。

嘉庆十三年阴历五月初七，有一个叫敏学的黄带子，喝了点儿小酒，剃完头从理发店出来，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街边有一个卖烤地瓜的。他抬头看了看火热的太阳，心里生发了疑问，这么热的天，怎么还有卖烤地瓜的？十有八九是假的，这是京城地面，这事得管！

于是，敏学走到地瓜炉前，问:“你这地瓜是真的假的？”烤地瓜的抬头看了看，没好气地说:“地瓜哪有假的？”敏学说:“我看你这地瓜就是假的，你拿一个，我看看。”烤地瓜的横了敏学一眼，递了一个烤熟的地瓜过来。敏学接过地瓜咬了一口，还真是地瓜，把地瓜往地上一扔，说：“真的也不是什么好货！一股子腌萝卜味，难吃死了。”说完，转身欲走。卖烤地瓜的不干了，一把抓住敏学的胳膊，说:“你没事挑刺儿，你赔我的地瓜！”敏学素来是横行霸道惯了的，出来剪头只带了一个家丁，敏学叫了一声:“给我打！”主仆二人揪住卖烤地瓜的就是一阵狠打，直打得卖烤地瓜的满头满脸都是血，跪在地上连连告饶。敏学还不解气，把烤地瓜的炉子也砸了。

敏学刚开始动手，有人就去报了官。步兵统领衙门的兵士赶来，制住了敏学，给他带上了铐子。敏学盛怒之下，加上又喝了酒，忘了自己没系那条黄带子，还以为是步兵统领衙门故意要自己难看，遂破口大骂。

敏学被连推带搡地押到了堆拨房(相当于今天的公安派出所)，家丁见事不妙，便跑回府中叫人。不长时间，十几个家丁携刀带棒就来到了拘押敏学的堆拨房。敏学一见来了人，一纵身跳了起来，指挥家丁把堆拨房的兵士一顿狠打，还把堆拨房的窗户也砸了，兵器架也推倒了。然后，指着堆拨房长官说:“你记住了，我叫敏学，黄带子，你可以去告我，我在家等着！”说完，领着家丁扬长而去。

此事发生在闹市区，围观的人很多。步兵统领衙门受了窝囊气，觉得很没脸面，便一张状纸把敏学直接告到了嘉庆皇帝那儿。

嘉庆皇帝接状后，龙颜大怒。从打他继位以来，就不断接到黄带子聚众闹事、杀人伤人、无法无天的报告。嘉庆皇帝决定拿敏学开刀，刹一刹这股已经影响到国体的歪风邪气。

嘉庆皇帝把敏学案交给自己的哥哥、时任宗人府宗令的永璇和刑部尚书秦承恩审处。

接手案子后，永璇借口避嫌，把案子交由秦承恩全权处理。秦承恩接过案卷，宛如接到手一包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炸药，愁得几乎一夜白了头。皇上有旨，要重重处罚，可朝有律令，黄带子不归刑部管。思来想去，秦承恩拿定了主意。别看皇上盛怒之下发了狠话，等气头一过，肯定不忍心重罚自己的族人。所以，此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拿出个避重就轻的处理意见，对双方都有个交代也就是了。于是，秦承恩把一个经过反复斟酌的处理报告上呈给嘉庆皇帝。报告上说，一，敏学动手打堆拨房的官兵，是因为不知道对方身份，以为是卖烤地瓜一伙的，属不知者不怪；二，所谓砸窗户和兵器架也事出有因，敏学到了堆拨房后，大声喊人，无人理睬，敏学便趴到窗前手扶着窗户往外看，正在此时，有人在后边拉他，窗户就被带了下来，为了躲避掉下来的窗户，敏学猛一躲闪，碰倒了兵器架；三，据查，敏学过去奉公守法，素无异端，属于初犯。故判杖25，拘禁九个月，罚俸一年。

后颁下严旨，将敏学开除出宗室，宫门外重打40大板，发配盛京，严加管束，永远不许回京。刑部尚书秦承恩捏造事实，为敏学开脱，着令革去刑部尚书之职。

随后，嘉庆皇帝又命宗人府上报有不端行为的黄带子，算上敏学，共七十户，一同发配千里之外的盛京。

七十户人家一千余口人踏上了当年还很荒凉的大御道。

大御道是从北京出山海关去往盛京的一条通道。当年，清兵入关，走的就是这条道，后来满清皇帝东巡祭祖，走的也是这条道。

敏学躺在马车中，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两条大腿钻心般的疼痛。迷迷糊糊中，高一声低一声地骂着。随行的人不知道他在骂谁，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关于妈妈奶奶的话肯定不会是骂嘉庆皇帝，因为嘉庆的妈妈奶奶也是敏学的先人，骂了就等于骂自己。

同行的黄带子们情绪低落，低着头，袖着手，一个个像霜打过的茄子。心情不好，走的就极其艰难，长长的车队吱扭吱扭了几个月，才到了盛京城。

盛京的官员早已接到了圣旨，听说有七十户黄带子让他们妥善安排，并且严加管束，不由得齐齐叫了一声“苦也”。

盛京是清王朝的陪都，设有一套完整的政府衙门。盛京城本来就不大，各衙各署占去了很多地方，再加上八个铁帽子王的王府，到哪里安排这七十户地位高、脾气大的龙子龙孙住下呢？跟老百姓住在一起，肯定不行，且不说黄带子们会不会生事，就是安全问题也没有保障，万一哪个黄带子出了事，谁担待得起啊！

幸亏黄带子们在路上走得慢，使得盛京的官员们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为他们准备了一个较为理想的住处。

小东门外立起了一座新城，这座新城就建在天龙家园小区的西北角，过去是小东卫生院的所在。城四面修有高高的围墙，四角建有角楼。城内共有七十个四合院，每家一个独门独院。房子宽敞明亮，正房一铺万字炕，西墙处供着祖宗板，院子里立着索伦杆。为了讨黄带子们的欢喜，官员们给新城起了一个很贴切、也很能显示尊贵的名字——宗室营。

宗室营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此处在盛京城的东面，东面是满人的祖地，当年的王气就是从东边逶迤而来。而且，离宗室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三陵衙门。这座老房子还在，房顶上长满了高草。三陵衙门是清庭专门为保护关外三陵设立的机构。黄带子回盛京，名义上不是发配，而是回来佑护祖陵，靠近三陵衙门，佑护起来倒有许多方便。

宗室指皇帝的宗族、族人。清朝宗室是满洲贵族的核心。清朝的宗室是指太祖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塔克世生有5子：努尔哈赤、舒尔哈赤、穆尔哈赤、雅尔哈赤与巴雅喇。这5子的子孙都属宗室。努尔哈赤的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叫觉罗。前者俗称黄带子，因系黄带子得名；后者俗称红带子，因系红带子得名。觉罗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方面都不如宗室优厚。宗室和觉罗的区分是皇太极时期开始的。天聪九年（1635）正月，皇太极说：“宗室者，天湟（皇族、宗室称天湟）之戚，不加表异，无以昭国体，甚或两相诋毁，詈及祖父，已令系红带以表异之。又或称谓之间尊卑颠倒，今复分别名号：遇太祖庶子，俱称‘阿格’；六祖子孙，俱称‘觉罗’。”“六祖”指努尔哈赤的祖父景祖觉昌安兄弟六人：除觉昌安外，还有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包朗阿与宝实。

端郡王载漪宗室的子女、继嗣、婚嫁、封爵、授职、升降及死亡须俱报宗人府，登入黄册，觉罗登入红册。宗室包括皇室成员犯罪，交宗人府处置。康熙帝处置次子允礽，雍正帝处置其兄弟允禟、允禩都是交宗人府。晚清慈禧太后专权，对待不听她话的皇室成员如皇后皇妃动辄用家法惩治。

黄带子初到盛京，生活得很是惬意。拿着皇家的丰厚俸禄，不愁吃不愁喝。地方官员对他们恭敬有加，百般呵护。那时候盛京城的鹰市、鸟市、茶楼、酒肆，随处可见黄带子的身影。黄带子不喝醉时，一般也不闹事，就是喝醉了，也闹不起大事。因为地方官员早就告诫过百姓人等，黄带子骂你，你不要还口，黄带子打了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送过去。谁要是敢逞一时之强，惹恼了黄带子，出了事自己负责，黄带子可是杀人不偿命的。所以，盛京人对黄带子多是敬而远之，见了黄带子，知趣地往旁边一让，再说几句虽肉麻却让黄带子很感受用的话，黄带子也就无从发火。可以说，黄带子来到盛京，虽然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却并没有把盛京搅得鸡犬不宁。

就像永陵后的启运山那十二个高高低低的山峰，神奇切合着满清十二帝在位时间的长短和国运的兴衰一样，黄带子的命运也随着大清的国运而大起大落。按清代宗室的规定，黄带子继承爵位，除开国元勋受皇帝特批的外，其他的一律随年代降等袭爵。就是说，第一代接袭的如果是亲王，那下一代只能承袭郡王，如此类推，越袭越小，接到最后也就没有爵位了。满清末年，盛京城里的黄带子大都已没有爵位，而且，随着国势式微，能得到的俸禄也越来越少，大多数黄带子家已经入不敷出，只能靠典当变卖过日子。曾经出入鹰市、鸟市、酒肆茶楼的黄带子成了旧物市场和典当行的常客。再后来，实在没有东西卖了，有人便卖了宗室营的房子，搬到外边买下便宜的房子住，省下一笔钱养家糊口。

宣统三年，赵尔巽调回盛京，出任总督。感于东北教育落后，赵尔巽报请朝廷批准，用皇饷银建了一批学校。见赵尔巽竟敢用皇家的钱来建学校，身陷困境、对皇饷银盯得很紧的黄带子群情激愤。但此时的黄带子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霸气，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在赵尔巽的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尔小生，生疮长病；下联是:巽下断，断子绝孙。联是藏头的，上下联头一个字连起来正是赵尔巽的名字。赵尔巽看了对联后，知道是黄带子所为，提笔把对联改了几个字，变成:尔小生，生生造化；巽下断，断事公平。随后，又在府门前自拟一副上联:三年三月赵三哥复来东三省。光绪三十一年，赵尔巽曾任盛京将军，受过黄带子不少窝囊气，后调往南方任职。如今再次回来，今非昔比，黄带子已是黄花。赵尔巽此联看似平淡无奇，内里却暗藏锋机，明明白白告诉黄带子，我赵三哥又回来了，你们接招吧！但这种具有挑战意味的上联贴出去很久，也没有人前来应对，黄带子此时的处境与心境可想而知了。

努尔哈赤之时，其子侄只封贝勒、台吉之号，皇太极时，崇德元年（1636）宗室封爵定为九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和奉国将军。爵号有“入八分”与“不入八分”之别：前4等爵都“入八分”，辅国公与镇国公则有“入八分”与“不入八分”之别。都冠宝石顶，以补服翎眼为差次。奉国将军比较武职正三品。顺治六年（1649）增为十二等。这十二等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和奉恩将军。乾隆十三年定为十四等：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和奉恩将军。

爵位等级用不同的章服（以图文为等级标准的礼服）和冠顶相区别：辅国公以上的都冠宝石顶，再以补服（朝服。用金线和彩色丝线绣成图案，缝于胸前和背后）和帽上的孔雀翎眼区别其等级。不入八分公以下的冠珊瑚顶。区分等级的目的一是与百姓区别，二是为了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促其自爱。

封爵等级不同年俸区别大，一等和硕亲王年俸银1万两，禄米5千石；三等的多罗郡王俸银5千两，禄米2500百石，六等的固山贝子年俸银1300两，禄米650石。

一等和硕亲王年俸比文职一品官年俸高50多倍。

皇子15岁封爵，由宗人府提出意见，皇帝批准。亲王子20岁，由宗人府奏请皇帝考试授封。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一子袭爵，其余儿子要考试骑射和满语，分别等级封爵。

王室成员封爵，根据军功大小和嫡庶亲疏决定。没有爵位的称闲散宗室。

勋劳卓著者，其爵位子孙可以世袭罔替，例如睿亲王、礼、郑、豫、肃、庄这六大亲王及克勤、顺承两郡王，其爵位就可世袭罔替，他们称为铁帽子王。其他人子孙袭爵，或保持爵位，或降一等，到十二世才断。高宗长子永璜于乾隆十五年去世，追封定亲王。死后，他的长子绵德袭定亲王，后降为郡王。四十一年因事革爵，四十二年封镇国公，四十九年晋升贝子，五十一年去世。其子奕纯袭贝子爵，道光元年去世。奕纯子载锡袭贝子爵，道光元年去世，载锡子溥喜袭镇国公。

入关后任官实行考选制度，朝廷有意为宗室入仕搭桥铺路，开方便之门。顺治十年（1653）令八旗各设宗学，没有封爵的宗室子弟，10岁以上都入学，选择满、汉官员讲授经史，乾隆后满语和骑射也列为教学范围。康熙三十六年（1697）举行宗室会试，但三十九年怕讲八股，习诗赋，会沾染汉人习俗，于是停止此类考试。雍正时令宗人府设笔帖式考试，让他们从笔帖式开始逐步升级。另外是于雍正二年（1724），在金鱼胡同和帘子胡同设左右翼宗学，专门教授宗室子弟。乾隆九年（1744）每5年一次合试宗室学生，由皇帝决定名次。醇亲王奕与其家人合影会试之年赐以进士。嘉庆四年，又恢复了宗室乡试和会试。只考八股文1篇，五言八韵诗1首，一天考完。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说：“觉罗旗人乡、会试，与满洲相同，但宗室考试，不与满、汉同试，另于大场后一、二日，以一文一诗试之。亦在贡院，只一日毕事。十人取中一人，如有奇零，数不及五人则不取，过五人又取中一人。故乡试中七、八名，会试中二名，后增至三名。”

四代同堂的满族大家庭入关后，王朝还专门规定宗室缺。宗人府规定府丞1人、堂主事2人为汉缺外，其他都是宗室缺。此外在六部、理藩院等机构中也用一些宗室缺。康熙时，为解决无路入仕的宗室成员官职问题，钦定侍卫90人，规定在宗室中挑选。雍正时，裁撤宗人府满洲司员笔帖式的一半人，让宗室人员补充。乾隆时设宗室御史4员，作为司员晋升之阶。嘉庆朝，除特设宗室翻译乡会试外，又在六部、理藩院增设宗室司员，扩大宗室入仕之途。

在司法方面宗室有特权。宗室在关外时期是用宗族内部的家法管的。入关后，宗室由宗人府管。宗人府是顺治九年（1652）沿袭明制建立的。它位在内阁、六部之上。宗人府掌管皇族谱籍，按时修辑玉碟（王族谱系），确定宗室爵禄，告诫宗室成员，赏有功，罚有过，祭祀先帝。宗人府制定了《宗人府则例》。律例一共有26条规定：例如王到一般官员免责打，宗室、觉罗罪犯可以折罚，犯笞杖罪，可以折罚钱粮；犯枷罪，可以折为圈禁空房；初次犯徒三年或二年半罪的，折圈禁一年。乾隆四十七年（1782），奉恩将军伊冲额，打死雇工，圈禁80天便了事。但是最高统治者如果将宗室成员视为死敌，那处置也是残酷的，例如慈禧太后处置肃顺、载垣、端华就够残酷的。

轻微罪不革去宗室籍。除了这些优待外也有一些限制和禁止，例如不准抗传不到，王等不许擅传等。王公及闲散宗室不许离开京城40里，不许任外官，不许经商。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使他们显“贵”。

经济方面，关外时期宗室没有多少特权，没有官职的一律不免徭役。入关后，王朝照顾宗室，可谓无微不至。除了分封的一部分土地给他们外，每年给宗室数百万两的补贴。婚嫁有专门的补贴：娶妻、嫁女补助100两，续娶则给50两。生育有物质鼓励，子女到10岁就有粮米和银两补助，每月有2两赡银，一直补到20岁。依赖王朝分封的土地和补助，宗室人员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寄生集团。一部分不会营生，多妻多子，王朝补助不足以挥霍，他们把田地都卖了。乾隆年间，乾隆帝“笃念宗室贫乏，以致失产无以自活，因命宗人府堂官详为抚恤。”按照贫乏等第，其最贫者，赏银三百两，其次者，半之，命其赎回田产，以资生理。此外婚丧嫁娶无不补助。此外，朝廷时常宴请宗室。“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等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私宴）于乾清宫及奉三无私殿。皆用高椅盛馔，每二人一席，赋诗饮酒，行家人礼焉。”类似宴会在乾隆九年、四十七年和嘉庆九年都举行过。其中乾隆四十七年的宴会宴请的宗室成员人数达3000人。

由于王朝宠着他们，加上市井小人对他们大献其媚，宗室很多人养成了傲慢态度。他们不但不与汉人士大夫亲近，就连地位比自己高的满洲亲戚也不甘居其下。一些宗室成员还为非作歹。《啸亭杂录·权贵之淫虐》说的一件事就是一例：“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椅，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坐其椅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动也。”

宗室也出过一些文人。《啸亭杂录》作者昭梿（1776－1829）就很著名。他是努尔哈赤二子代善之后，嘉庆七年授散秩大臣，十年袭礼亲王爵。他著《啸亭杂录》保存了大量有关道光初年以前清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典章制度资料，是研究清代的重要资料。可是他在嘉庆二十年被人控告凌辱大臣，拷打自己的庄头，圈禁了3年，革去封爵，其他还有诗人文昭，饶余亲王曾孙，号紫幢居士，著有《紫幢诗钞》。敦诚（1734－1791）、敦敏（1728－1796）两兄弟都是诗人。前者有《四松堂集》、《鹪鹩庵笔麈》，后者有《懋斋诗钞》。他们诗宗晚唐，颇多逸趣。康熙十四子允禵（tí）嫡孙永忠，“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

宗室中还有东晋陶渊明那样性格的人。书诚，袭封辅国将军，不为世俗所婴，40岁就辞官为农。官邸有隙地，他手持泥箕、锄头，种植蔬果。晚年学习养生术，每天少吃多餐，吃到甜的就吐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宗室中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清初出的武将尤多。《清史列传》的“宗室王公传一”、“宗室王公传二”就记载了49名宗室成员，在数十年建国期间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而成为王公。这49名宗室王公，除代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济尔哈朗、莽古尔泰、尼堪、博格、阿巴泰、岳托、阿敏、勒克德浑、褚英、杜度、巴布泰、德格类这些人们比较熟悉的以外，还有硕塞、萨哈璘、雅尔哈齐、瓦克达、穆尔哈齐、巴雅喇、芬古、察尼、喀尔楚浑、巴思哈、务达海、博和托、固尔玛浑、傅喇塔、穆尔祜、萨弼、苏布涂、温齐、阿拜、巴尔泰、汉岱、恭阿、屯齐、塔拜、赖慕布、玛瞻、巴穆布尔善、巴尔堪、扎喀纳、拜因涂、硕托与延信。多尔衮以摄政王主持朝政长达8年之久。在清王朝尔后的200多年中，出自宗室的文臣武将人数远不及清初，《清史列传》中所载只有21人：中等阶层的四口之家雍正到乾隆任职的莽古赉，乾隆到嘉庆任职的兴肇、恒瑞，嘉庆到咸丰任职的耆英、敬徵、禧恩，道光到咸丰任职的戴龄、灵桂、恩华、祥厚、绵洵、肃顺、耆英、奕经、常清，道光到同治任职的奕纪，道光到光绪任职的奕山，咸丰到光绪任职的奎润、福锟、麟书、绵宜。在这21人中，奕经、奕山与耆英，因其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臭名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