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历史范畴。教育出现于人类社会之初，起源于社会劳动，为适应传授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经验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将与人类社会长期并存，永无消亡之日。

第二，教育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反映，受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同社会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同时，它又反过来给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以影响和作用。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长河中，它首先是生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同时又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教育除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之外，还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

第三，教育还受对象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作为教育的对象人来说，有其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规律。在教育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教育与人的关系。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在同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教育的主导作用是相对遗传和环境而言的。因此，不能超越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对教育的制约性而去孤立地谈教育的作用，遗传，环境跟教育的关系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辩证的统一。教育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由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活动。在教育中，要重视启发性，要注意调动儿童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着眼于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使教育的作用与儿童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根据不同的标准，教育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教育按场所可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形式。

根据形式，内容，时间，对象和主管等不同，教育还可以分为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业余教育、华侨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以及国立教育、集体教育和私立教育等。

按照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可分为原始社会的教育，奴隶社会的教育和封建社会的教育（以上统称为古代教育）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等。

中国古代教育，下限断到1904年清朝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先由外国教会，后为洋务派，再经改良派。直到1902年清廷才公布学部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称为“壬寅学制”，未予实施。1903年清廷命张百熙、荣禄、张之洞等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次年（1904）公布推行，为转型的标志。

二、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是指中央朝廷以按地方行政区划的地方官府所直接创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

中央官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是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

虽有西周“学在官府”之说，但由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制度完备，发展到顶峰。南宋以后官学逐渐走下坡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渐衰败，实际上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末，中国古代官学完全被西方的学堂和学校教育所取代。

中央官学教育可分为下列几在类型：

太学和国子监

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名国子监，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太学和国子监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儒学、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立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都属于特殊的专门学校。

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朝的弘文馆，宋朝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朝的旗学、宗学等等，都属于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的贵族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系统中，有少数学校，既不是高等学府，又不属于专科学校，更不是贵族学校，而是君王或执政大臣暂时开设时间短促无制度系统的学校，故称为短期学校。如宋代的外学（又名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都属这类短期学校。

另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于中央官学的范围之内。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开始。汉武帝对文翁设学宫甚为赞许，并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从此以后，有些郡开设学宫，至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学制度。按制度规定，郡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东汉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学衰废，“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其前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自天宝安史之乱后，即告衰废。地方官学除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有直属太医署的“医学”，直辖中央礼部下的祠部的府州“崇玄学”府州县学的学生一般系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所以内容虽以《九经》（三礼三传易书诗）为主，但要求较低，只要达到通一经或“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即可毕业，长入中央官学之四门学。宋辽金时期，除辽金亦设有地方学校之外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经管方面有如下特点：首先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第二，实行三舍制度（上舍、内舍、外舍）；第三，划拨学田，保障经费；第四，教学内容以“经术衍义训导诸生，掌其课式之事，而纠正不为规者，”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各路府州县内，均有相应学校，但是事实上有名无实，并未普遍设立。明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边防区卫学，乡村设立社学。最盛时期，全国共计有学校1700余所。清代基本上沿习明代学校的规模。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私学是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主生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教育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私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由于士这一阶层中的人为谁服务就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 ，且他们 的学说会传承体系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了各种学派林立与诸子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学派。在学术上各家互有长短，相辅相成。春秋孔丘在曲阜杏坛讲学，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稷下之学等到，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创立儒家学派的孔丘虽在政治上持守旧态度，但在整理文化遗产和创办私学方面却是功垂千秋的。孔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门生，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孔丘为代表的儒家重视教育，以六经为教科书；诗——文学课，书——政治课，易——数学课，礼——道德伦理课，乐——音乐艺术美学课，春秋——历史课。 孔子不愿讲怪力神乱很少谈宗教内容。以孔丘为首的儒家私学不重视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研究与传授，实为儒家教育不足之处，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孔丘教学态度认真，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创造了一套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如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诱导，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习与行动相结合等等。所以，从办私学教育时间之长久，从事私学活动精力之集中、私学教育经验之丰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来说，是其他任何学派的私学所不及的。与他同时还有墨家，代表农业手工业者的利益，注重科学技术教育。墨儒并称，成为春秋时代的显学。

秦朝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的作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实为秦二世而速亡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于是古文经学面为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汉代尤其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丘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计千人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萧梁周兴嗣编辑了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颜推之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五经》《论语》《千字文》等教材还传入日本。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如颜师古、孔颖达在任官之前，均是私学教师，“以教授为业”、“以教授为务”，一代名儒刘焯、国子学博士尹知章，不仕尹知章，不仕归田后均在家乡教授生徒；另一方面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杂字》等到。明清，学塾有坐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等三种形式。清代一钧（1783~1854）撰《教童子法》是一部专门论述启蒙教育著作，对蒙学教授方法作全面论述，并对蒙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授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唐开元年间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虽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但它却是“书院”名称之始。继此之后，唐代出现的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只是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其中有几所如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已有讲学活动的记载，标志着以收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唐五代的书院跟后来出现的书院往往有直接联系。所以，可以说唐代是中国书院的萌芽时期。

两宋中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共有书院397所，几乎达到了能够补充或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北宋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还有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华林书院等。南宋书院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基重要标志是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到理宗时新建的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全部书院的2/3以上。理宗本人颁书赐额的达20所之多。书院制度成熟和完善表现为：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难论辩等书院制度也完全形成；尤其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书院独特教育宗旨自觉地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才的场所。但是，由于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也带来了一些官学化影响。

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共有书院227所，历来就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之说。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奖励政策；二是书院作为一种私学组织。仍然依赖于民间力量，元统一后很多儒家不愿到朝廷任官职而退居山林，建立收院，自由讲学，使私办书院增多。为了达到控制书院的目的，元朝政府采取委派山长或给山长授予官衔的方式，以掌握书院的领导权，书院的教授、学正、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也都由政府批准。不仅控制书院教师，也控制书院的学生凡在书院疑业的学生，需经地方官吏荐举，经监察机关考核。元代上述政策，不仅使得大量官办书院成为官学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亦使得大量私办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

明代虽然重视文化教育，但却将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明初书院处于沉寂状态。但是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而“士风日陋”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所以在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武夷、石鼓）等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学思潮兴起后，不仅建立了大批书院，更重要的是他们恢复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使书院成为最重要的学术基地。自由讲学的风气盛行不衰，这必然会遭到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到了明朝中后期，统治者越来越感到要加强思想控制，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即明世宗嘉靖十六年正式下令禁毁各地书院；嘉靖十七年“申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执政时下令禁毁书院；天启五年下令禁毁东林书院，并波及其他书院），反映了自由讲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和冲突。但明代书院数量仍远远超过宋、元现两朝，共有书院1239所。且以嘉靖万历年间为最多。从空间上看，明代书院遍及19个省，但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尤其以江西、福建、浙江、湖南为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学术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满族入关后，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崇儒重教的政策，但是对书院则持严厉的抑制态度，阻碍了书院的发展。康熙雍正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私人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地方官的崇教之举。康熙提倡程朱理学，并赐颁御书“学达性天”匾额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赐额“学道还淳”匾额给苏州紫阳书院。康熙此举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书院的作用。雍正改限制的消极防范的政策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发上谕肯定书院的社会作用，并在经济上提供了保障，对清代书院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乾隆不仅经济上资助书院建设，尤其重视师长的任命、奖励、提升和书院学生的录取考核。雍正、乾隆的政策给清代书院带来了两大特征：第一，书院建设规模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书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第二，书院官学化问题更为严重和突出。清代的书院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有1900所，并且完全流为科举和附庸。

清代末年书院改制。书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因此书院改制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从唐中叶至清末，书院历经一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学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完善。书院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灿烂明珠。

书院的职事和组织系统由山长（或称院长、洞主、教授，是书院教学管理的主持人）、堂长（或书院主持人山长的别称，或在山长下协助山长管理和教学工作，或从生徒中选任责督课堂记录搜集诸生疑难问题）、学长（或相当于某门学科的教职，或主管书院教务行政的负责人，或书院主要管理学生学业和行止等的生徒首领）、会长（从诸生中选出学行老成成绩优异者充任，负责协助山长评阅考课试卷）、斋长（由山长在诸生优异者中选出，协助山长从事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讲书（主要负责书院经书讲解）、经长（由山长从生徒中精选取熟悉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文）、监院（一种地位次于山长的书院职事，主要职责是负责书院的行政、财务，以及稽察学生品行等工作）、首先（一种管理书院的职事）掌祠（书院内掌祭祀活动的职事）、掌书（书院内管理图书的职事，负责图书的保管和借阅）以及书办（掌管书院各种卷宗、档案的职事）等组成。

书院三大功能是讲学、藏书、祭祀。书院有分科制度、分斋教学制度、课程规定、考课制度等一套教学管理制度；书院藏书来源于皇帝赐书、私人捐赠、书院购置、书院自己刊刻书籍，藏收特色为主要与教学和学术研究有关，并制定一整套收藏、借阅制度；书院定期祭祀先圣孔子、与本书院有关的先儒贤以及主宰功名的文昌帝和奎星等。

第一， 教学特色：自由讲学，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结合，注重自学、问难论疑以及读书指导；

第二， 书院的学术研究形式：著述，学术讨论，建立学派；

第三， 书院的学风特色：强调德育目标，反对为科举而学；提倡学术创见，反对死守章句陈说；开门办学，兼收各家之长；尊师爱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综上所述，书院是中国传统私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封建制度化的私学。

总之，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不可简单地判定优劣得失，而应细致地具体分析，从优中含劣、劣中含优，或得中有失、失必有得的辩证关系中去寻找对后人的启迪、借鉴价值。

在古代，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所以，一般书院是不收女学生的，只有家里有钱的人，才可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家中请先生，这种思想一直到清朝灭亡，才渐渐消除。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集中在论语中。

孔子从探讨人的本性入手，认为人的先天本性相差不大，个性差异主要是后天形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以他注重后天的教育，主张“有教无类”。

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

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表现启发性教学原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习和行动相结合，要求学以致用。

战国后期,《礼记》中《学记》是罕见的世界教育思想遗产。

①“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揭示了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②“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③提出了教学相长的辩证关系和“师严然后道尊”的教师观;

④“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主张启发式教学;

⑤“学不躐等”即主张循序渐进。

先秦时期以墨翟兼爱非攻知识的掌握 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使用技术的传习。 对于获得知识的理解，墨家认为，主要有“亲知”、“闻知”和“说之”三种途径，前两种都不够全面和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

一，因材施教 启发诱导

二，温故知新 学思并重

三，循序渐进 由博返约

四，长善救失 教学相长

五，言传身教 尊师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