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陶器和木结构建筑的出现，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家们马上就发现这些材料是绝好的作画之处，于是，缤纷的色彩和丰富的纹样出现在这些器物上。以质朴明快、绚丽多彩为特色的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案，是中国先民的杰出创造。此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仰韶类型的彩陶以在西安出土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最具特色，也最耐人寻味，关于这种图案具体的含意一直在猜测之中。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的图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绘制于陶缸上的《鹳鸟石斧图》，出土于河南临汝闫村。《鹳鸟石斧图》以写实手法所描绘的鸟、鱼及斧据说代表了鹳氏族兼并鱼氏族的历史事件。

在整个“先秦”时代中，春秋以前属于奴隶制社会，战国以后则进入了封建社会。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各种手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青铜文明”。统治阶级的需要带动了美术各门类的发展，绘画当然也不例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先秦绘画遗迹少之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被推测为大部分的绘画都绘制在了易于腐烂的木质或者布帛上面。在商代的多处墓葬中发现了残存的彩绘布帛，在商代王室的墓葬中更是发现了很多的木质品上的漆画残留。可见，用漆作为颜料绘制器物在当时已很广泛了，常用的黑、红两种基本色的并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据说，那时的漆绘制品经常是与铮亮的青铜器以及白色的陶器摆在一起的，极富观赏性。在殷墟也曾发现过建筑壁画的残块，以红、黑两色在白灰墙皮上绘出的卷曲对称的图案，颇有装饰趣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庙堂壁画创作的情况被记载下来，楚国屈原著名作品的《天问》就是在观看了楚先王庙堂的壁画后有感而作的。

秦汉时期是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使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宣扬功业，显示王权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在事实上促进了绘画的发展。西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可以为其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服务的绘画，在西汉的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绘画变成了褒奖功臣的有效方式，宫殿壁画建树非凡。东汉的皇帝们同样为了巩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祥瑞图像及标榜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成为画家的普遍创作题材。汉代厚葬习俗，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中见到当时绘画的遗迹。

秦汉时代的壁画以宫殿寺观壁画和墓室壁画为主。

秦汉时代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有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陆续消亡几乎丧失殆尽。本世纪70年代发现的秦都咸阳宫壁画遗迹第一次使我们领略到了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在秦宫遗址3号殿的长廊残存部分上，发现了一支有七辆马车组成的行进队列，每辆车由四匹奔马牵引；另一处残存的壁画则表现的是一位宫女。这些形象都是直接彩绘在墙上的，并没有事先勾画轮廓，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没骨”法的最早范例。西汉的壁画则主要是为了标榜吏治的“清明”而创作的。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记载了当时一个诸侯王所建宫殿里壁画的盛况。宣帝时更是在麒麟阁绘制了11位功臣的肖像壁画，开了后世绘制功臣图的先河。东汉明帝时，由于明帝本人的爱好，壁画创作之风更盛。在新建的白马寺绘制了《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这是中国佛教寺院壁画的肇始。

秦代的墓室壁画遗迹，迄今尚未发现。但是汉墓壁画的发现，则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传出洛阳八里台的那组空心砖壁画，是有关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重要发现。1931年，辽宁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清理，则揭开了东汉墓室壁画的面纱。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全国各地又发现了四十余座壁画墓，为探讨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已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壁画墓和墓室壁画有：属于西汉时期的河南洛阳的卜千秋墓壁画、洛阳烧沟61号墓、陕西西安的墓室壁画《天象图》，属于新莽时期的洛阳金谷园新莽墓壁画；属于东汉时期的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山水图》，河北安平汉墓壁画、河北望都1号墓壁画以及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壁画墓等。它们分别描绘了有关天、地、阴、阳的天象、五行、神仙鸟兽、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车马仪仗、建筑及墓主人的肖像等，含意复杂，但大多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以及对其死后升天行乐的美好祝愿，希望死者在艺人们营造的地下世界里享受富足的生活。在汉代北方，墓葬壁画依然流行。但是广阔的中原从汉末就变成战场，到此时大多已是废墟一片，昔日的文化繁盛已不可见。倒是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地处偏僻的区域发现了绘制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上叶的墓葬壁画。当时许多中原人为躲避战乱而移居到那里。在朝鲜安岳的3号墓中，其结构、装饰以及墓中的文字都表明墓主来自中国。虽然，这座墓中仍有盛大的出行图，但是儒家题材如劝善故事和祥瑞图像不见了，画家更偏重于对世俗生活和女性形象的描绘。在西北地区的墓葬中，儒家影响的减弱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大量墓葬壁画是表现这一边远地区的现实生活。在嘉峪关附近发现的一系列3世纪建造的砖室墓的装饰风格极为独特。墓中的砖上分别有用鲜艳的颜色和流畅的线条描绘的壁画，各个独立，连续起来看仿佛是连环画一样。甘肃酒泉发现的丁家闸5号墓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它的两个墓室为连续性的大型壁画所覆盖，后室中描绘墓葬中的各种摆设，而前室壁画则描绘有神仙世界和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图景和歌舞伎乐表演。这种与中原及东北墓葬壁画一脉相承的题材，其产生是由于古代酒泉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位置决定的。1979年，对位于山西太原的娄睿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界一起引起轰动的事件。墓葬中发现了71幅、共200多平方米壁画，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其艺术水平也超过了已发现的早期或同时期的墓葬壁画。这座墓的主人是北齐的东齐王，他的生活图象及出行、归来图，门卫仪仗，天象和十二辰图等被绘制在墓中的墙壁上。构图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刻划，直至鞍马、走兽的勾描，无不显示着北朝末年壁画艺术开创一个新阶段的惊人发展。难怪学者们将它的作者猜测为当时的大画家杨子华。

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场面宏大，色彩瑰丽。无论是人物造型、风格技巧，以及设色敷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壁画的创作中大量出现净土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如初唐220窟的各种经变壁画所呈现出的盛大歌舞场面，众多的人物、绘制精巧的建筑物等，使整个洞窟形成一个“净土世界”。除了经变画以外，还有说法图、佛教史迹图画、供养人像等。盛唐以后的经变内容逐渐增多，直接取材现实的供养人像身高日渐增加，占据了洞内、甬道的醒目地位。盛唐103窟的维摩变、中唐158窟的涅盘变、晚唐196窟的劳度叉斗圣变等是其中的精彩作品。晚唐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更是以特有的长幅形式表现了场面宏大的人马队列，堪称巨制。

近年来发现的年代可考、真实可靠的墓葬壁画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唐代绘画最重要的实物资料，为鉴别和确定传世作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些发现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为了解唐代绘画的发展以及在某些特定阶段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提供了大量实例。在西安地区发现的27处唐代高官及皇室成员的墓葬使我们可以看到了唐代绘画题材的变化。长乐公主和执失奉节的墓葬壁画证明了七世纪时各种绘画流派共存的局面；而懿德太子、章怀太子和永泰公主三处皇家墓葬中的壁画则为研究八世纪初期宫廷绘画的风格变化提供了最好的例证。章怀太子墓中绘有狩猎出行图和马球图，其绘画线条自由奔放，犹如书法中的行草。

佛教在宋代颇为盛行，因此，寺庙建筑上的壁画仍具有相当规模，但是保存至今保存完整的却不多了。保存较好，艺术水平较高的有山西朔县崇福寺弥勒殿内的说法图、山西繁峙岩山寺文殊殿四壁保存的佛传、鬼子母经变图等，其中，后者将种种的故事安排于青绿山水界画之中，描绘出大量的城乡社会场景，宛若一幅风俗画。

宋代之后，就全国而言，壁画开始走下坡路，但在部分地区，壁画仍有较大发展。山西芮城县永乐宫元代壁画场面宏大，笔意流畅，内容丰富，虽为道教内容，但是表现出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元代戏剧壁画演出场面的人物神态各异，极为传神。

元代的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利用保护的政策，喇嘛教受到高度尊崇，道教亦有显赫的地位，寺观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壁画仍显示出相当的规模。敦煌及山西一带尚有不少遗存。重要的有敦煌第3窟等元代窟，山西稷山兴化寺、青龙寺，赵城广胜寺以及原在永济，今迁芮城的永乐宫等。尤以永乐宫的壁画最为壮观，在三清殿壁上绘有《朝元图》，描绘了280多个神像，纯阳殿四壁则描绘有传说中的道教神仙吕洞宾的故事，其中汉钟离度吕洞宾一幅对心理状态的刻划尤为生动。

在继承唐宋和辽金壁画传统基础上亦有新的变化。从实物遗存和文献记载看，有佛教寺庙壁画、道教宫观壁画、墓室壁画、皇家宫殿和达官贵人府邸厅堂壁画。寺庙、宫观壁画的题材内容以佛道人物为主，殿堂壁画大都描画山水、竹石花鸟,墓室壁画主要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有人物，也有山水、竹石、花鸟等。参加创作的作者，大多数为民间画工。也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画家。寺、观、墓室壁画多出民间画工之手，宫殿及府邸壁画以文人士大夫画家为主。山水、竹石、花鸟等题材的增多，是元代壁画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与文人画的兴盛和当时艺术风尚及审美爱好有密切关系。

墓室壁画

元代墓室壁画,据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的有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壁画和北京密云县元代墓壁画,均绘制于元代初期。冯道真墓中的《论道图》、《观鱼图》、《道童图》和《疏林晚照图》等水墨画似乎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笔，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这位道教官员的生前生活、情趣和爱好。图中人物意态生动，景致优美，笔法流畅而苍劲，有南宋人遗规；其章法结构又颇受北宋和金代画法的影响，并且具有文人画的某些特色。北京密云县元墓壁画，人物衣纹勾描娴熟，花卉竹石线条洗练，尤其梅花、竹石作为单幅画面的出现，在前代壁画中极为罕见。上述两墓壁画的发现，对于研究元代早期山水、人物、花鸟竹石的画法和艺术风格的演变有重要价值。其他尚有山西长治市捉马村、辽宁凌源县富家屯、内蒙赤峰市三眼井元墓壁画等。

宫殿、厅堂壁画

元代皇家宫殿和贵族达官府邸,曾盛行用壁画进行装饰。据文献记载,元代宫中建嘉熙殿，一些著名画家如李□、商琦、唐棣等人曾应召为该殿画壁。道士画家张彦辅曾奉□画钦天殿壁。一些贵族、达官为附庸风雅，也请名画家在府邸厅堂内画一些山水、竹石、花鸟一类题材的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毁灭，这类壁画已不复存在。上述这些情况，在袁桷、范椁、赵孟頫等人的诗集中均有反映。 元代壁画的盛行，给一大批民间画工提供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从而使得唐宋以来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优秀壁画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在中国绘画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中国的壁画艺术发展到明代，虽与唐宋时期的盛况不能相比，但是明代统治阶级仍然重视利用宗教艺术维持其封建剥削制度，寺观的兴建，佛道经典的刻印仍屡见不鲜。山西地区留存的明代壁画，以数量众多，题材多样，艺术性强著称。北京市法海寺大雄宝殿中保留了具有重要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明代壁画。佛教.道教人物交相辉映，别有一番趣味。法海寺壁画在中国现存壁画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明代壁画的典范。

明清时期，与民间工匠美术家关系更为密切的壁画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状况。壁画由盛转衰，壁画的功用大多已为卷轴画所替代，所以壁画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 在明代，继承唐宋传统的寺庙壁画仍是壁画的主要表现形式，较之前代，明代的壁画显得更为规范化和世俗化，也显示出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之间的融合。这一时期的壁画遗存尚多，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地。其代表为完成于1444年的北京郊区的法海寺大雄宝殿中的壁画《帝释梵天图》，在性格描绘上颇具匠心，画法亦沿用唐宋遗法，沥粉贴金，风格精密富丽。这幅壁画的作者是工部营缮所的画士官宛福清、王恕及画士，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现了宫廷画风的特点。民间画工所作的壁画的代表作为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后殿壁画，内容为元代以来流行的“水陆画”，佛、道、儒三教混而为一。

至于清代，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壁画已趋衰落，从事壁画的民间画工的数量和艺术素质也空前低落。辛亥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宫殿、寺观和墓室建筑基本停止，使传统壁画失去了依存的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壁画开始受到重视，壁画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现代壁画的内容范围，比传统壁画更为丰富。除了表现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题材范围占着主要数量以外，又出现了民族风情、山河壮丽、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等新的题材。这四类题材在传统壁画中是没有的。壁画领域兼容并蓄的特色，足以使各种主义、观念、形式、手段自由出入。正统的、古典的、现代的、抽象的、工艺的、雕塑的、组装综合的、构成的都能找到实践和试验的机遇。这也是“壁画热”积极效应的表现。

清代寺庙壁画与宫廷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现实重大题材的描绘以及民间小说与文学名著的表现。西藏布达拉宫灵塔殿东的集会大殿内，画有《五世达赖见顺治图》，记载了五世达赖率领3000人的使团进京朝见顺治的史实，以连环画的手法成功处理了众多的人物和丰富的活动，堪称清代壁画的杰作。此外，山西定襄关帝庙壁画取材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北京故宫长春宫回廊上的《红楼梦》壁画则参以西洋画法描绘了这部千古名作里的部分情节。

纵观历史发展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的繁荣与壁画的发展渊源甚深，有了开放的社会文化，才有中国壁画，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

以绘制、雕塑或其他造型手段在天然或人工壁面上制作的画。作为建筑物的附属部分，它的装饰和美化功能使它成为环境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壁画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现存史前绘画多为洞窟和摩崖壁画，最早的距今已约2万年。中国陕西咸阳秦宫壁画残片，距今有2300年。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也很繁荣，20世纪以来出土者甚多。唐代形成壁画兴盛期，如敦煌壁画、克孜尔石窟等，为当时壁画艺术的高峰。宋代以后，壁画逐渐衰落。1949年后，壁画得到恢复与发展。1979年北京首都机场壁画群体完成。之后，不断在一些新建筑中增设壁画，许多作品在艺术表现力、制作技法以及继承传统、借鉴外国经验方面，都有所创新与发展。壁画以技法区分，有绘画型与绘画工艺型两类。

绘画型指以绘画手段尤其是手绘方法直接完成于壁面上。具体画法有：①干壁画，在粗泥、细泥、石灰浆处理后的干燥墙面上绘制；②湿壁画，基底半干时，以清石灰水调和颜料绘制，须一次完成，难度较大；③蛋彩画，以蛋黄或蛋清为主要调和剂的水溶颜料，在干壁上作画，不透明、易干、有坚硬感；④蜡画，蜡与颜料混合画在木板或石质上，再加热处理；⑤油画，画于亚麻布或木板上；⑥丙烯画，以丙烯酸为主要调和剂，快干，无光泽，现代壁画常用。以上画法有时混用，或与工艺制作、浮雕结合。

绘画工艺型是指以工艺制作手段来完成最后效果的壁画。由于手工工艺或现代工艺的制作，加上各种材料的质感、肌理性能，能达到其他绘画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特殊艺术效果，故被现代壁画广泛采用，分：①壁雕，介于雕刻和壁画之间，倾向平面化构图，不以体积造型为主，故仍接近壁画，有浅浮雕、深浮雕及阴刻线等手法，材料有石质、水泥、陶瓷、木雕、青铜等；②壁刻，用水泥掺和白垩土、石灰、石英砂，再调进颜料，做出壁面，未干时，剥刻出不同色层，做成壁画；③镶嵌壁画，主要以水泥调入粘合剂，用色石子、陶瓷片、色玻璃、贝壳、珐琅、宝石等颗粒拼嵌而成；④陶瓷壁画，便于制作，坚固耐久，有良好的视觉效果，为现代壁画广泛使用的手段。另外，还可利用各种工艺制作壁画，如磨漆、漆画、织毯、印染、人造树脂、合成纤维等。现代壁画涉及门类较多，已成为绘画、雕刻、工艺、建筑和现代工业技术等学科间的一种边缘艺术。

护乌桓校尉幕府图

壁画绘满全部墓壁及墓顶，共46组，总面积百余平方米，是已发现汉墓中壁画最多的。墓中还有墨书题榜240多条。壁画以出行图的形式，表现墓主从举孝廉到为郎而进入仕途，直至最后官至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画面连车列骑，冠盖相望，声势煊赫。其中宁城护乌桓校尉幕府图描绘了墓主接见乌桓首领的场面。此外，还有墓主日常生活、庄园财富、庖厨宴饮、乐舞百戏、农耕放牧等图画，以及云气、仙人、四神等图像。壁画对研究东汉晚期的社会生活、庄园经济、边疆地区生产等有重要意义。

辽阳汉壁画墓

中国东汉末和汉魏之际的石室壁画墓群。最晚的延续至西晋。集中分布在辽宁辽阳太子河两岸。20世纪初发现，50年代后发掘20多座。墓主多数是当时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的达官显贵。墓室用石板支筑，平面略成方形，为多室墓。一般大型墓边长7米左右，小型墓边长4～5米左右。壁画直接绘在石壁上，主要以墓主仕宦经历和日常生活为题材。有车骑出行、百戏乐舞、宴饮、庖厨、门阀、宅院和门卒、门犬等。墨彩平涂、色泽鲜艳，形象生动。

永乐宫壁画

永乐宫壁画是中国古代壁画，位于山西省芮城的永乐宫，其艺术价值高，它不仅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杰作，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巨制。永乐宫壁画是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整个壁画共有1000平方米，分别画在无极殿、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里。三清殿是座主殿，殿内壁画共计403.34平方米。画面高4.26米，全长94.68米。

朝元图

壁画《朝元图》，共画天神289身，是大型仪仗朝拜阵容。帝后主像高达2.85米，玉女的身高也在1.95米以上，超过了一般真人的高度。整个画面气势雄伟，众神男女老幼形态各异，衣冠服饰各不相同。人物的神情面貌极富变化，有须发巍立、横眉怒目的神王，也有持花微笑、凝眸欲语的玉女，有神态恭谨的仙侯，也有恂恂儒雅的学士。种种情态杂居一画，使人感到变幻而无穷。当真是生动逼真，富有韵味。

壁画《朝元图》复原图

在艺术上巧妙地利用了寓动于静的构图方法，组成宏阔的构图，形象之间顾盼有神，表现出传统线描艺术的高度成就。线条圆浑有力，豪放洒脱，各种质地的服饰器物，各种自然景观，都得到绝妙动人的表现。尤值一提的是壁画辉煌灿烂的色彩效果。在富丽堂皇的青绿色基调下，有层次地以少量红、紫、蓝等色，加强了画面的主次和素描的盥洗，构成了节奏的变化，使得画面更为活泼跳跃。其色方法以平填为主，色块并列，或深浅一动，除云彩晕染外，其它晕染很少。画中的石青、石绿，到近700年的今天依然艳丽夺目。

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泛指存在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敦煌壁画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别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 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著名的敦煌壁画有九色鹿救人、释迦牟尼传记、萨锤那舍身饲虎等著名的壁画故事。

现代著名壁画

我国现代新兴壁画运动始于1979年北京国际机场壁画群的落成，迄今，壁画在中国已完成了从衰落走向复兴的演变过程。创造了许多具有浓郁时代生活气息，鲜明民族艺术特色，独特个性风格的现代壁画。这些壁画的位置和幅面纳入了建筑物的整体设计规划之中。为适应陈设的环境气氛，着重强调作品的装饰性和视觉的愉悦感。使用的材料有聚丙烯颜料、陶瓷釉上彩绘、陶板等。张仃的《哪吒闹海》，袁运甫的《巴山蜀水》，祝大年的《森林之歌》，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袁运生的《生命的赞歌》等。之后，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者开始把壁画考虑在设计方案之中，壁画艺术的专业队伍也逐渐形成。在短短的几年中，各城市宾馆、饭店等公共建筑中至少有五百幅作品问世，其中有许多突破性的出色力作。他们在借鉴传统壁画，学习西方壁画，吸收民间美术，探求不同材料的特色和处理壁画与建筑的视觉谐调等方面各有不同建树。当今新一代壁画家力图使中国壁画有更深的精神内涵和更新的形式，使壁画艺术走向更广阔的公共场所。

景德镇

1700多年来，中国景德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窑火从未间断，为陶瓷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令景德镇登上了陶瓷艺术的圣殿，从古至今不断演绎着博大精深的艺术传奇。世界各地没有哪一区域象景德镇这样，具有丰厚的陶瓷艺术文化底蕴，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艺术氛围，娴熟而全面的工艺技术，丰富多样的陶瓷材料。陶瓷彩绘壁画、陶瓷色釉壁画、陶瓷刻雕、浮雕、捏雕、镂雕壁画以及综合装饰壁画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景德镇陶瓷壁画

至于世界瓷都——景德镇的陶瓷壁画，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著称。那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在康家钟等陶瓷艺术家的支持配合下，创制了以《井冈山》为题材的陶瓷浮雕加彩壁画，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西江月》的词意，用于装饰当地政府礼堂，这可算是世界瓷都——景德镇解放后最早问世的一幅大型陶瓷壁画，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幅陶瓷壁画；而用于装饰我国首都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的以《井冈之春》为题的陶瓷壁画，则为另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所创作，其绘制也是出自世界瓷都——景德镇陶瓷彩绘名人集体之手，都是以其隽永的艺术魅力，在壁画家族和陶瓷艺苑中独领风骚。从此，创制和复制陶瓷壁画在世界瓷都——景德镇形成一股热，并影响到全国各地陶瓷产区都来创制和复制陶瓷壁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座落在中国瓷都——景德镇的我国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大兴创制陶瓷壁画之风，一次展出大小陶瓷壁画竞达二十幅之多，使陶瓷壁画创制进入旺盛时期。被誉为“瓷国明珠”的景德镇市艺术瓷厂，是一家兼营创制和复制陶瓷壁画的企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祝大年制作的《森林之歌》就曾得到该厂一批陶瓷彩绘高手复制成陶瓷画，高3米3，宽21米，它是由景德镇24位工艺师费时3个月在3000片瓷板上用新彩精致的描绘，烧制而成。那宏大幽深的意境，贴近生活自然气息，以及清新雅致的艺术风格，写实中带装饰意味的艺术表现手法，均体现了设计者的艺术追求和创造能力，作者根据有名风景“小鸟天堂”，并集中漓江、澜沧江等名胜创作，很好地表现了亚热带雨林、万木丛生、百花争荣、百鸟喧哗、生意盎然的景象，奏响了一曲生命之歌，镶嵌在首都国际机场，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赏。王学仲设计的，也是该厂一批陶瓷彩绘高手复制成的，我国首次出口日本的《四季繁荣图》大型新彩陶瓷壁画，色彩柔和，清秀雅致，画面上呈现出中日人民在美丽的樱花盛开时，游览壮观的日本古典式上野村，欢快的大熊猫在大口地吃翠竹，象征吉祥的腾龙飞凤在富士山前舞荡。这幅壁画镶嵌在上野火车站的厅壁上，与环境非常和谐，显得气势格外雄伟，使人顿生“人在厅前立，身在画中游”之感。

壁画界的奇葩——余工陶瓷壁画

当前，要谈陶瓷壁画不得不谈余工陶瓷壁画，余工陶瓷壁画是一支集陶艺师、建筑师、景观师、室内设计师和工艺师、工程师为一体的环境陶艺团队，由余炳锋教授担任艺术总监，技术力量雄厚，陶瓷材质丰富、精良，设有业务部、设计部、制作一室、制作二室、工艺材料研究室及施工队，门下有陶瓷壁画有限公司、景观瓷厂等。

仅2011年重点工程有：由张婧婧教授设计、余炳锋教授担任艺术总监，为政府工程，集旅游购物为一体的陶瓷古街——景德镇红店街设计制作的世界上首幅106平方米的高温（1220摄氏度）快烧釉中彩陶瓷壁画《景德镇红店街》，已成为红店街最亮丽的景点；由余炳锋教授设计、担任艺术总监，为政府工程，景德镇一江两岸设计制作的高8米、长542米的4336平方米的高温（1320摄氏度）烧成巨幅釉下彩陶瓷壁画《景德镇瓷与茶》，以一幅长卷的形势倘佯在世界瓷都的昌江河畔，为家乡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由余炳锋教授设计、担任艺术总监，为政府工程，景德镇沿江西路设计制作的陶瓷景观《瓷源》镶嵌在昌江两岸十八渡的山体上，“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陶瓷壁画与实物相结合，古代工匠挖掘瓷矿石，釉果的劳动场景以壁画形式描绘，而山体上的瓷石、坯房、窑房、窑炉、窑材、匣钵、青花瓷均以实物再现了古代制瓷过程，受到陶艺界的一致赞赏；由余炳锋教授设计、担任艺术总监，为景鹰高速设计制作的世界上最大（高4.7米、肚径1.5米）的青花梅瓶（已申请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纪录证书）和最大（直径4.5米）的镂空青花八角瓷盘，成为高速上独特的景观；由余炳锋教授设计、担任艺术总监，为湖南科技学院美术楼设计制作的1377平方米的世界上最大的高温（1220摄氏度）快烧釉中彩陶瓷壁画《阳明山》（正在申请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纪录）。相信余工陶瓷壁画能创制和复制越来越多的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陶瓷壁画来；祝愿余工陶瓷壁画朝着洋溢时代精神，弘扬陶瓷文化，坚持艺术品味，拥有观念效应的目标，继续走下去，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