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而先秦儒学的理论重点在于思想生活化的落实（如孔子的《论语》）,与儒家社会哲学精神之提出，（如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及孟子的行仁政观点，以及荀子隆礼义知廉耻的说法等。）。另外，透过孔子与孟子的若干直捷明白的命题，与《中庸》　《易传》等整理后的文字，也提出了儒学理论中的形上学思想部份。

简言之，《论语》标出圣人境界的理想，《孟子》说出修养功夫哲学及性善主张的人性论观点，《中庸》明确化天道有德的德性本体论思想，《易传》即基于论孟庸的德性思想而建构儒学的宇宙论世界观。汉代的儒学发展走向，首先是解经之学的出现，在解经的过程中，汉儒加入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所提供的新的宇宙论的观点，主要是天人相感的天人关系之哲学，由于强调天人的互动性，使得汉儒发展出由天象以定人事的社会哲学，若就人文主体的开发而言，当然，此一观点在汉儒彼此之间亦有着极大的辩论。

汉儒的理论反而走了回头之路。汉代儒学的另一条发展脉络则是两汉经学的出现，经学即是藉由解经研究而制定礼法，礼法即做为国家政策的根本大法，这是儒学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落实，是儒学中有具体实效性的知识部分。汉以后儒学理论衰微，中国哲学思想的主要课题转向玄学和佛教哲学之中，直至宋以后才又恢复了理论创造的能力。

北宋五子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文明已能回到儒家本位中来的现象，更反映了儒家哲学体系能够从自己的典籍诠释中回应佛道思想挑战的形上学建构。至朱熹的集大成与王阳明活泼化生活化的开展，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照中国文明，更且对日、韩等国发散出它的影响力，使得两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两国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学发展至当代，有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哲学家为儒学在经历西方哲学挑战之后重建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中最具有创造力的一套哲学思想，影响所及，并成为港台及中国大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依据，颇有以儒学方法论垄罩佛道诠释之强势解释效力之势。

孔子透过对夏、商典籍的整理与对周文化的反省，开启了儒家哲学的广大思想内涵，其与弟子们的讨论，被整理成《论语》、《易传》等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人际关系的观念；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与应对，基本上是接受鬼神的存在，尊重天命的指示，但是全然以一理性化的意义认定天与鬼神的作用，天自身彰显的只能是道德理性，而鬼神亦只在提供资讯上对圣人有所帮助，而不能干涉圣人的德性事业。也摆脱掉时人以现世得失与情绪为主而有的对天的赞颂与咒怨的态度,而以理性的认知建立适当的天人关系，既重视其崇高性，更强调其道德性。

孟子及其弟子所编的《孟子》一书，是在《论语》性善论。因此为善为恶全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心之中，即求放心的主体性自觉功夫。这样的理论传统一直在后来的儒学思想家中不断地受到发挥与扩充，中华民族成仁取义的精神即由孟子建立，而性善论的传统则影响中国大乘佛学准确地建立众生皆有佛性的命题。

荀子作《荀子》一书，书中倡导化性起伪的思想，主张隆礼重法，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人必须经过圣王的教化与自身的学习，才能知道善恶。使行为合乎礼义。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荀子反对认识的片面性与主观性

董仲舒，西汉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后为武帝献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繁露》中，前者主张儒家的德治理念，提出各项关于政治的及社会的设计；后者在哲学思想的发挥中，强调天人相感的宇宙论及历史观。董仲舒的哲学建构，正是儒者反映时代心灵的特殊写照，因为汉帝国建立之后，君权的绝对性已经使得所有的儒学理想非透过君王的教化不足以落实，因此思考如何使君王行仁政的方法成为了儒家价值之得以落实的关键要点，董仲舒一方面绝对化君权为君王是天之子故称天子，另方面则立即藉由天对天子的制约权而约束天子，藉由天神对天子的赏罚谴告之说以恐吓君王不得行暴政，从而约束君权，可为苦心孤诣唯天可知。两汉经学，汉以军事行动取得政权，初期对于黄老思想颇有心得，亦以之为治国原则，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汉政权合法性诠释根基，并以儒家经典作为汉家政策制定的依据，从而展开基于经典诠释的政策理念的知识建构，此即两汉经学，经学即为由儒学价值转化而出的公共政策之学，此亦儒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儒学在两汉之后之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期间发展不彰，并非这一段期间中国文化中完全没有儒家的质素，而是这一段期间的儒学义理并没有重要的思想创造，中国知识份子的高级心灵的理论创造皆贯注在玄学及佛教理论中，儒学的复兴实意味着儒学理论建构的创新，这就要等到唐以后迄宋明时期的恢复了。

韩愈，唐朝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领导者。在唐朝一片大乘佛学的思潮及社会风气中，独自振起儒学大旗，排斥佛道思想，倡导恢复儒家思想的传统，开启宋明时代新儒学思想发展的大方向。代表他这种苦心孤诣的作品，在其〈原儒〉一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李翱，唐朝思想家及文学家，是韩愈的门人，也是侄婿，最重要的，他也是追随韩愈复兴儒学、反对佛道思想的一员大将，其哲学思想的造诣更有过于韩愈处。代表其思想的重要著作是〈复性性善情恶道德修养，消除情欲的干扰，便可恢复人的本然之性，便可成为圣人。李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对于《中庸》理论的提揭与发挥，对宋明儒学的理论方向之确立，有极大影响。

朱熹，南宋大儒，他独自完成了类似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的集大成之工作，对于北宋以来思想的发展及其内容，作了一番全面的整理与重构，在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政治哲学、甚至文学理论上等都有其一定的处理及发展。他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辑为《四书》，定为儒学纲领，其《四书集注》是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影响极大，对于日本、韩国思想界的影响亦不容忽视闽学朱子语类》、《朱子大全》、《朱文公文集》等。

王阳明，明朝大儒，风格与朱熹迥异，服膺陆九渊心即理四句教王文成公全书》。

王船山在明亡时投身救国军事行动中，失败后深山论学著书，其重新诠释周易哲学，一反易学史上所有注易之作，建构他自己特有的乾坤并建的解易史观，另亦遍注群经，可谓中国儒学史上注经最多的一位，其创作量能不下于朱熹，且多有新论。当代新儒家起源于民国以后学界对于儒学研究的重振，主要建构目的在回应西方哲学严密哲学理论体系的挑战，此一挑战的知识意义在于哲学价值观念的论证能力，儒学始终是价值哲学，价值哲学的成立理据必须以论证形式表述，此一建构论证系统的知识活动即是当代新儒家哲学建构的主要性格之一。其次，作为中国哲学的价值哲学的一支，儒学始终必须回应道佛两家价值观念的挑战，当代新儒家从熊十力至牟宗三皆以论说儒家形上学是一主张现实世界真实且永恒的理论体系以有别于道佛两家的价值系统的知识根据，此一论理工程在牟宗三先生的主张儒学乃为一据德福一致的圆善论架构下建构完成，此一建构一方面在回应西方哲学对于价值主张的论理格式之辩争史，而以康德哲学之价值只在主体实践的实践理性中建构而出，另方面就主体实践之学之主体之心性主张其即为天地万物的普遍原理的价值本体，从而由实践以开显价值真理以证成德性价值是为一普遍原理。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建构的时代意义在于其为当代中国哲学之唯一建构体系庞大的新哲学系统者，并基于其论理方法的诠释架构，从而亦旁及佛道两家真理观的诠释，大有侵略佛道义理诠释霸权之势。当代新儒家首先在港台发生巨大哲学解释影响力，然后在中国大陆中国哲学界形成重要研究领域，其影响力仍在增长之中。

儒家学派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学派，中华民族的文明，如果粗略地说，则可以儒家文化作代表，这指得是在中国文明体制的价值观念方面，也就是表现在中国政治哲学及家庭伦理观念上，以儒家价值观为基本立场，从而展开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人际伦理的规范，整体地是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