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绍圣元年章惇为相，复熙丰之制，斥司马光为奸党，贬逐出朝。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为宰相，尽复绍圣之法，并立碑于端礼门，书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状，后因星变而毁碑。其后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

九十三年之後，当年被列为元佑党人之一梁焘的曾孙梁律，根据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制了一块碑，它是现存的一块元佑党籍碑，对於研究宋代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明何景明《寄李郎中》诗：“海内竞传《高士传》，朝廷谁诉党人碑。”

柳亚子《感事呈冶公用进退格》诗：“千载炎凉廷尉客，一门生死党人碑。”参阅《宋史·徽宗纪》、 明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等。

元祐党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佑 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 谨书。

元祐奸党

曾任宰臣执政官

司马光 故 文彦博故 吕公著故 吕大防故 刘挚故 范纯仁故 韩忠彦故 曾布

梁 焘故 王岩叟故 苏 辙王 存故 郑 雍故 傅尧俞故 赵 瞻故 韩 维故

孙 固故 范百禄故 胡宗愈故 李清臣故 刘奉世 范纯礼 安 焘 陆 佃故

黄 履故 张商英 蒋之奇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

苏 轼故 刘安世范祖禹故 朱光庭故 姚 勔故 赵君锡故 马 默故 孔武仲故

孔文仲故 吴安持故 钱 勰故 李之纯故 孙 觉故 鲜于侁故 赵彦若故 赵 卨故

王钦臣故 孙 升故 李 周故 王 汾故 韩 川故 顾 临故 贾 易 吕希纯

曾 肇 王 觌 范纯粹 吕 陶 王 古 丰 稷 张舜民 张 问故

杨 畏 邹 浩 陈次升 谢文瓘 岑象求故 周 鼎 徐 绩 路衡昌故

董敦逸故 上官均 叶 涛故 郭知章 杨康国 龚 原 朱 绂 叶祖洽

朱师服

秦 观故 黄庭坚 晁补之 张 耒 吴安诗 欧阳棐 刘唐老 王 巩

吕希哲 杜 纯故 张保源 孔平仲 衡 钧 兖公适故 冯百药 周 谊

孙 琮 范柔中 邓考甫 王 察 赵 峋 封觉民故 胡端修 李 杰

李 贲 赵令畤 郭执中 石 芳 金 极 高公应 安信之 张 集

黄 策 吴安逊 周永徽 高 渐 张 夙故 鲜于绰 吕谅卿 王 贯

朱 纮 吴 朋故 梁安国 王 古 苏 迥 檀 固 何大受 王 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 纡 高士育 邓忠臣故 种师极 韩 治 都 贶

秦希甫 钱景祥 周 綍 何大正 吕彦祖 梁 宽 沈 千 曹兴宗

罗鼎臣 刘 勃 王 拯 黄安期 陈师锡 于 肇 黄 迁 莫佒正

许尧辅 杨 朏 胡 良 梅君俞 寇宗颜 张 居 李 修 逄纯熙

高遵恪 黄 才 曹 盥 侯顾道 周遵道 林 肤 葛 辉故 宋寿岳

王公彦 王 交 张 溥 许安修 刘吉甫 胡 潜 董 祥 扬瓌宝

倪直孺 蒋 津 王 守 邓允中 梁俊民 王 阳 张 裕 陆表民

叶世英 谢 潜 陈 唐 刘经国 汤 戫故 司马康故 宋保国故 黄 隐

毕仲游 常安民 汪 衍 余 爽 郑 侠 常 立 程 颐 唐义问故

余 卞 李格非 陈 瓘 任伯雨 张庭坚 马 涓 孙 谔故 陈 郛

朱光裔 苏 嘉 龚 夬 王 回故 吕希绩故 吴 俦故 欧阳中立故尹 材故

叶 伸故 李茂直 吴处厚故 李积中 商 倚故 陈 祜 虞 防 李 祉

李 深 李之仪 范正平 曹 盖 杨 綝 苏 ? 葛茂宗 刘 谓

柴 衮 洪 羽 赵天佐 李 新 扈 充故 张 恕 陈 并 洪 刍

周 锷 萧 ? 赵 越 滕 友 江 洵 方 适 许端卿 李昭玘

向 紃 陈 察 钟正甫 高茂华 杨彦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 醇

梁士能

张 巽 李 备故 王献可故 胡 田 马 谂 王 履故 赵希夷 任 濬

郭子旂 钱 盛 赵希德 王长民 李 永故 王庭臣 吉师雄 李 愚

吴休复故 崔昌符 潘 滋 高士权 李嘉亮 李 珫 刘延肇 姚 雄

李 基

梁惟简故 陈 衍故 张士良 梁知新故 李 倬故 谭 扆 窦 钺 赵 约

黄卿从 冯 说 曾 焘 苏舜民 杨 偁? 梁 弼 陈 恂 张茂则故

张 琳 裴彦臣 李 偁故 阎守懃 王 绂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 道 邓世昌 郑居简 张 祜 王化臣

为臣不忠曾任宰臣

章惇 王珪

纵观北宋神宗至南宋孝宗朝，历经兴衰，局势日损。有人说是因为昏君、奸臣，也有人分析说是因为北宋末的寒潮期到来，致使北方游牧民族无以为生，只能向南掠夺生存资本。在我看来，这些外因都只是起了推动作用，而不是主因。

宋朝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因为宋太祖赵匡胤订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势和传统，因此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体系的极大制约和牵制，甚至于在有些外部环境影响下，有时候皇帝的权势也要屈从于整个文官集团，来维持统治，这一点倒与当今的国势颇为相似。因此，皇帝昏庸与否，反作用很大，却不是宋朝衰败的根本，奸臣之论亦然。

至于北宋末的寒潮期到来，致使北方游牧民族无以为生，只能向南掠夺生存资本这一点，很重要，这就表明了塞北民族对宋朝的极大打击，最重要是对宋朝国力的巨大和长期损耗，但中国强则威八方，中国乱则受外辱，本是常例，也不是关键所在。

那么，宋代衰败的关键是什么呢？

还是党争！外敌不及家贼，这是公理!元祐之前，旧党和新党之争，从政见之争演变为动辄生死的党锢之祸，虚耗国力之剧，远超过常人想象！就王安石变法一例，变法富强乃是必然之道，王安石变法是对的，但当时他的变法理念和手段还未成熟，本身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尤其是像青苗钱等国家援助贷款，在当时而言，过于理想化了，经不起天灾等外祸。但正如改革开放政策一般，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并无旧例可循，弊端在所难免，当我们是一党专政，能够团结起来，合理改善，但是当时，老王一派行事激进了点，想要一口气改变现状，不明白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导致国策骤变，下面无所适从，被下面的官员所惑，又因党争初显，下面的官员把政策改得一团糟，又碰上了天灾，导致旧党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将政局演变为一场争夺政治主导权的党争，以致于变法失败。最后，灾民不知内情，被旧党利用，导致变法告终，老王下台。

无独有偶，或者说“吃一堑，不长智”，在南宋初年，党争从新旧党争演变为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党争。主战派亦如当初的新党，一度曾经大出风头，最后一记激进导致过失，最终被打倒在地。

帝王之术在于制衡之道，本身我不想多说什么，制衡本就是长久之策，并不错，但一党失控，就会演变为党争！

党人碑之祸众所周知，但根源还是党争。当时背景下，任何一条政策的颁布，不论对错，都是历经党争，在无数看不见的鲜血中颁布，然后在党争的绵延和下层官员牟利下走样。所以，若要变法，党争必除。

所以，就客观角度而言，排斥新党，我是赞成的，党人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奸党所用，但在这种背景下，元祐党碑，是好事。若只会党争，不理实事，所谓政党要它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