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登道夫断言，协约国要求之和议将与德拉古式条约无异。然而，德国人民并不相信他的理论，却深信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德国社民党在战前早已是德国的著名民主派，协约国承诺和议与在其后恢复德国主权，更赢得以上党派的一致赞同，大力支持停战。战争持续下去，德国的盟国也开始质疑打仗的理由。

1918年11月11日，世界大战终于结束，而鲁登道夫的预言就几乎马上实现。虽然战争完结了，但英国继续封锁欧陆长达一年，令德国物资短缺，民不聊生。魏玛共和国政府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更被认为是极度苛刻，完全不是德国人民在最初所期待的。

然而，凡尔赛条约出乎德国人意料之外：德国必须割让约一成的领土、让莱茵兰非军事化、让法国占领萨尔区和付出大量赔款（分七十年还债，直到1988年）。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战争罪责条约：德国必须承认对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

然而，在战后几年内，盟军愿意减少赔款，让德国能对抗苏联的扩张，德国最后只付出了赔款的八分之一（详见洛桑会议）。

德国投降后，盟军从没有占领德国领土，而当时西线的德军仍在法国北部。而且，当时列宁与德军议和，在3月俄罗斯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夺得大量俄国在东欧之领土与赔款。这代表德国打败了俄罗斯，也表示当时德国仍有胜利之机。于是，很多德国人都深信德军所向披靡，根本没可能会战败。换句话说，只要政府代表没有“卖国求荣”，而国家又没有因革命而崩溃，德军一定会取胜。对一些德国人而言，即使必须求和，他们也相信盟军会根据十四点和平原则宽待德国。

条约之所以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最主要还是它严重损害德国主权与民族尊严。

于是，德国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与前军事领导人就借此诿过于人。最著名的代罪羔羊就是魏玛共和国的领导层、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国际犹太人”，亦即被认为“为富不仁”的犹太人。以上人士统统被称为所谓的“十一月罪犯”，被指为所谓的“出卖民族的罪人”，包括批评德国民族主义、煽动叛乱、煽动军事工业之罢工与牟取暴利。最重要的是，被指控犯有所谓的“叛国”，与所谓民族大义相违背。

以上的论调，似乎有实据支持。在德国投降之时，德军仍然留在法国与比利时之领土；战争完全没有波及德国领土。

在1918年初，鲁登道夫曾发动春天攻势以突围而出，几乎能让德军取胜，却最后失败。部分不满现状的德国人，就指责军事工业的工人在战事的紧急之际发动罢工，引致德军军备不足，令其失败。他们声称罢工乃叛国行为，而犹太人则要负上最大责任。

这忽略了德国在战争上的位置，也忽视了个人的力量如何在前线被边缘化。随着战争经济的发展和总体战之出现，其实可能是全新的战争模式令德国战败。

无论如何，刀刺在背传说在战后广泛流传，后来并令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纳粹党能借之获得公众的支持。

1919年，德国革命仍然持续。共产党人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最后被右派的自由军团镇压并推翻。由于此苏维埃的领导成员大多是犹太人，故此反犹太主义者在进行宣传时，便为犹太人扣上“卖国的共产党人”的帽子。

在战争后期，德国实际上被一个军事独裁统治，亦即当时的最高陆军指挥。冯·法尔根汉因凡尔登战役而辞职，由兴登堡接任参谋总长。兴登堡则任命鲁登道夫为首席参谋长。二人负责协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有关战役之安排，掌管大权，亦即“第三最高陆军指挥”。德国在西线的最后攻势失败后，最高指挥决定改革政府。鲁登道夫表示：

“我已经向陛下请教过，现在就要让他们（文官）重新掌权。实在很感谢他们的贡献。所以，只要我们让他们当部长，他们就可以去（跟盟军）议和了。”

1918年11月11日，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派出文官代表，与盟军签署停火令，正式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政府承认了凡尔赛条约，并因此要割地赔款。

由于当时十一月革命爆发，威廉二世被迫退位，而军方又放弃了行政力量（鲁登道夫自己就在9月逃到瑞典），作为唯一仍然能运作的德国政府，威玛政府根本是“被迫”求和。面对盟军的军事压力，新政府只好答应签署凡尔赛条约。上述的军方高层在表面上鄙视条约，但其实是在找借口推卸责任。战争结束后，盟军没有占领德国，也没有进行任何战争罪行的审判。于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人就被推崇为“未被打败的战争英雄”。这些战时将领更可以悄悄准备推翻共和国—那个在他们努力下成立的共和国。

1919年，德国国防军就开始向阿道夫·希特勒灌输有关战争的起因与德国为何战败，让他深信刀刺在背之传说。后来，鲁登道夫更在1923年11月8日协助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发动啤酒馆政变。国防军更在纳粹党成立初期提供资助；1933年1月30日，当时已届八十五高龄的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首相。

传说在1919年中开始流传。当时鲁登道夫与一名英国将军尼尔·马尔科姆（Neil Malcolm）吃午餐。马尔科姆就问他对德国战败的看法。鲁登道夫用数个理由解释，例如国内生产问题拖累了德军。马氏就问：“那么，你们就好像被人从后插了一刀似的，对吗？”马氏的比喻，对正中鲁登道夫的下怀。鲁登道夫就把这个名词介绍给参谋部成员，指出“刀刺在背”就是传言的“正式”名字，并让传言在德国散播。

右派政治势力就利用这传说攻击共和政府，指出政府要为德国的失败负责。而且，右派还用上“十一月罪人”之名词，意指为负责签署凡尔赛条约的政府官员，也指共产党人和犹太人等（请见上文）。他们也指出，那些“不够爱国”或不支持军国主义的德国人也是罪犯。另外，参与德国革命、推翻帝国政府和建立威玛共和国的一干人士，也是罪犯。

右派对此理论的依据，大多是关于如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一般的人。根据艾斯纳所言，他是一个在柏林出生的犹太人，在慕尼黑生活。

由1916年开始，艾斯纳就撰写文章，谴责战争为不义之战。他又积极参与于慕尼黑的革命，更在1918年11月9日代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当选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宣称巴伐利亚为自由邦，废除了统治该州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艾斯纳于2月21日被一名右翼学生刺杀身亡。

而且，威玛政府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借助国防军与自由军团大力镇压工人起义。局势稳定后，威玛政府依然容忍右派势力，并未加以镇压。也许基于它的容忍，右派势力反而更张狂，每每针对政府，甚至刺杀如马蒂亚斯·艾茨贝格尔和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等人。在商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手下的右翼传媒就大肆将共和政府之官员和犹太人打成“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