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即位后，为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他先将雍正帝长期监禁的政敌允禵等释放出狱恢复爵位。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尖锐的矛盾，为保持统治阶级各阶层人员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年羹尧、隆科多两案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乾隆二年（1737年）他就释放了雍正末年因贻误军机而判死罪的岳钟琪、傅尔丹，赐予允禟等公爵。十一月，谕令大学士鄂尔泰等仍办理军机事务。

在缓解朝廷内部局势的同时，乾隆帝还坚持安定边疆的叛乱。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张广泗讨平贵州苗乱。十月，皇储永琏病殁，追谥“端慧皇太子”。乾隆四年（1739年）二月，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上表请求以阿尔泰山为界，为清准议和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七月，额驸策棱上奏率兵驻鄂尔海西拉乌苏，并分兵驻鄂尔坤河、齐齐尔里克、额尔德尼昭、塔密尔及乌里雅苏台，防范准噶尔叛乱。同年十月，爆发了庄亲王允禄、理亲王弘皙结党营私案，乾隆帝革除允禄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的职位，弘皙削爵圈禁，贝勒弘昌等革降、停俸。十二月，晋西藏贝勒颇罗鼐为郡王。乾隆五年（1740年）十二月，张广泗率军彻底平定广西、湖南的苗民叛乱。

乾隆帝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例如，由于崇信“祥瑞”，迷信炼丹长生之术。乾隆帝不信丹术，将宫中僧道驱逐出宫，下令严禁呈报“祥瑞”，“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针对耗羡归公和摊丁入地中的失误，乾隆帝也予以纠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规定，以后各地奏报垦荒田亩时，必详办查核，“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累”。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误政策，当然他也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时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经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清朝的统治全盛局面出现，是一个良好开端。

主词条：贵州苗疆之乱、瞻对之役

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乾隆帝首次举行木兰秋狝典礼。奉崇庆皇太后至避暑山庄，免除所经过地区额赋之十分之三，减行围所经过州县额赋，岁以为常。乾隆帝坚持行围木兰，并非为了狩猎取乐，其目的是为了遵循祖制，整饬风气日下的军队作风。乾隆帝在即位第六年恢复木兰秋狝，并非偶然，继平定贵州苗疆之乱，清朝与准噶尔部息兵议和，雍正帝留给乾隆帝的两项未竟之业都已经完成。更为重要的是，他虽即位伊始，着手调整政治经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盲目乐观。他曾多次就军队中贪图安逸、军备废弛的现象，申斥将领。因此乾隆六年的木兰秋狝有重要的开局意义。

乾隆帝“冀为成康”之治，除了通过木兰秋狝整顿军队之外，还通过解决经济上面临的最严重困扰，即粮价上涨、民食艰难问题。起初他以为造成粮价上涨的问题是浪费，特别是烧锅酿酒，因此颁布了“禁止烧锅令”，但以后变成了一纸空文。各地粮价飞涨、抢米风潮此起彼伏。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乾隆帝一方面重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继续鼓励垦荒、组织移民，并根据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倡农民种植高产作物。他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国钱粮，至于对各省因灾荒和其他原因而临时蠲免钱粮的就更多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内乱，达瓦齐夺得汗位。七月，乾隆帝开始派兵进剿四川瞻对地区的叛乱。九月，收复上瞻对，进剿下瞻对。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帝东巡，驻曲阜，谒孔林，并赴泰安登泰山。三月，皇后富察氏逝世，追谥为“孝贤”。

乾隆帝即位之初，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帮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对乾隆帝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十分不利。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张廷玉以原官致仕时，乾隆帝曾特颁谕旨，许其身后配享太庙，但很快因他未曾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还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又制造了“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两个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也撤出贤良祠。与此同时，他还有丝毫不假手于人，而且在遴选新任官吏时，也注意选拔与上层官僚关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一支官吏队伍，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主词条：清平阿睦尔撒纳之战、清平天山南路之战

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强盛，大金川土司头目莎罗奔兴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泽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什札、明正两土司。为了惩治大金川对邻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调动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然而，由于当地山势险峻、气候恶劣等许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清军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乾隆帝势同骑虎，又增兵增饷，特派大学士傅恒前往该地指挥作战。傅恒至军后，采取了岳钟琪选锐深入的作战方略。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军进逼莎罗奔老巢勒乌围，莎罗奔被迫乞降。

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发生了以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为首的地方贵族割据势力的武装叛乱。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广大僧俗和入藏清军联合作战，这次叛乱很快即被镇压下去。乾隆帝意识到让西藏个别贵族拥有过大的权势，很不利于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便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平叛斗争胜利后，立即废除了旧有的藏王制度，并成立了由四名噶隆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不久，又制定《西藏善后章程》，提高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

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讧。为了摆脱战争灾难，萨喇尔、三策凌等先后率部内迁归附。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发兵五万直捣伊犁，向达瓦齐发起进攻。达瓦齐猝不及防，兵败被俘。不久，归降清廷的阿睦尔撒纳，因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聚众叛乱。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月，清军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命西路、北路进征哈萨克。命大学士傅恒赴额林哈毕尔噶整饬军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乾隆帝遣军从巴里坤等地分路进击，叛军溃败，阿睦尔撒纳叛逃沙俄后病死。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分裂叛乱的战争，至此取得了胜利。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平定准噶尔大局已定，乾隆帝立即调派满汉官兵一万人南下，讨伐天山南路叛乱的大小和卓。九月，乾隆帝命驻防伊犁大臣兼理回部事务。和阗城伯克霍集斯等向清军投降，乌什城也归降。十月，兆惠军孤军陷叶尔羌，次年（1759年）二月，富德、阿里衮等与霍集占大战呼尔璊，大败之，解黑水营之围。六月，乾隆帝命兆惠进兵喀什噶尔，富德进兵叶而羌，并趁机收复之。七月，清军攻克喀什噶尔、叶尔羌，大、小和卓木逃至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的叛乱平定。

主词条：大小金川之役、清缅战争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乾隆帝因为沙俄驻兵和宁岭等四路，声言与清廷分界，于是谕阿桂、车布登扎布以兵逐之。十月，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出生。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杨应琚奏报缅甸各部头人内附。乾隆帝以杨应琚病，命杨廷璋赴永昌接办抵御缅军。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清军征缅失利，弘历谕杨廷璋回广东。二月，发生了底瓦江之战，清军征缅失利。因此，闰七月，乾隆帝赐杨应琚自尽。缅军趁机入寇中国云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弘历令大学士傅恒赴云南，经略征缅事宜。又于次年（1769年）正月，命阿桂、阿里衮协助傅恒剿缅。因为缅甸气候炎热、烟瘴丛生，清军损失大半。缅甸趁机乞降，乾隆帝命清军班师，缅甸国王孟驳向清朝称臣纳贡。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小金川土司与沃克什土司相勾结挑衅，乾隆帝命阿尔泰劝谕小金川。和亲王弘昼、大学士傅恒相继逝世。十一月，土尔扈特蒙古脱离俄国羁绊，返回祖国。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进入中国境内，乾隆帝命巴图济尔噶勒赴伊犁办理安置事宜。九月，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等于热河入觐，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封渥巴锡为汗，以下封亲王、郡王等爵。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诺木朋楚克、僧格桑分别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决定再度出兵。清军取各个击破之策，先尽全力攻打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清军转向进攻大金川。其后，指挥作战的温福腐朽无能，清军遭到严重失败。乾隆帝又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调集军队，重新组织进攻。是年冬，再克小金川，而后，又师出三路，进攻大金川。经过两年的战斗，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始将大金川最后平定。这时，乾隆帝决心彻底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小金川旧地设美诺厅（后改名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阿尔古厅，皆隶属于四川省，还分别在其险要地区设兵镇守，从此，这一地区最终结束了混乱相争的局面。

主词条：康乾盛世

乾隆中期，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乾隆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甚至七八石。乾隆时甘薯和玉米在我国南、北方较广泛的种植，一方面产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得以广泛推广种植的。其次是经济作物种植更加广泛。清代前期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棉花种植在明代已较为广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当时，全国较为集中的产棉区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很广泛。苏州府的吴江县吉贝（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的种植面积。直隶“种棉花之地，约居十之二三”。宁津县“种棉者几半县”。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较广泛的省份之一，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布而外，商贩大量地贩运到江南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乾隆帝十分重视文化，他决意对社会上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首先广泛征集图书，不断颁布求书谕旨。在这些谕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必须将求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同时，还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逾万种，从而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继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库全书荟要》首先告成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部《四库全书》亦先后抄写完毕，并陆续入贮各阁。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文化事业也很发达，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

主词条：甘肃冒赈案、浙江贪污案

乾隆帝在中年以后，逐渐好大喜功，不但大兴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国家人力物力，贪污腐化又开始盛行，整个清王朝亦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

同时，吏治败坏也成为乾隆后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导致和珅专权，贪赃枉法，严重破坏了吏治。和珅原是内务府銮仪卫中一个地位较低的拜唐阿，官位直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和授大学士，前后专权达二十四年之久。在他秉政期间，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聩，喜谀厌谏的思想，报喜不报忧。一方面积极经营，扩大权势，“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权势索取贿赂，“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从中搜刮到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而乾隆后期的政治亦因此而达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吏治的腐败还体现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的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甘肃出现捐监冒赈奇贪案，命刑部严审总督勒尔谨，逮捕王亶望，皆处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山东巡抚国泰、于易简亏空库帑案发，和珅等查办，革职逮问，旋皆处死。对于各案要犯，乾隆帝虽然皆处以极严厉的刑罚，但是贪风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贪风的恶性发展使得各级官吏严重不纯，为政素质普遍降低。吏治一坏，直接导致了乾隆后期统治走向下坡路。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更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外放，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这样，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因为“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

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

主词条：林爽文事件、安南之役、廓尔喀之役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林爽文攻占诸罗、凤山，进逼台湾府，所占县城随即失去，局势十分严重。五月，湖南凤凰厅的苗民起义，被清总兵尹德禧镇压。针对台湾的严峻形势，同年七八月，乾隆帝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赴台进剿林爽文起义。十二月，福康安以镇压林爽文之功，晋公爵。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篡国对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农历八月末，乾隆帝即酝酿对越南用兵，并为赢得这场战争做着各个方面的准备。两路出击，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提督许世亨率兵一万出镇南关为正兵，担任主攻；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出白马关为偏师，配合作战，两路皆听孙士毅节制。九月，缅甸头目细哈觉控等觐见，乾隆帝下谕暹罗、缅甸二国已经内附中国，二国应该彼此修好，不得与之前一样再兴战争。十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奉命带兵出镇南关，正式用兵安南。十二月，孙士毅一路势如破竹，乾隆帝命孙士毅班师。但次年正月初，清军在黎城被击败，兵败而归，最终阮惠主动向清朝请和，乾隆帝同意讲和并承认了阮惠为安南的新君主。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七月，素尔巴尔达布率廓尔喀兵三千人，侵略中国西藏济咙、聂拉木等地，命成德与穆克登阿围剿。次年初，藏廓签定协议，由西藏噶布伦每年向廓尔喀交纳元宝300锭，作为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三地的赎金，廓尔喀退兵。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廓尔喀再犯后藏。十一月，令福康安率军赴藏，征廓尔喀。次年（1792年）六月，福康安败廓尔喀军，出境作战。廓尔喀战败乞降，福康安班师。九月，乾隆帝令福康安、孙士毅等定西藏善后事宜，定金奔巴瓶抽签制度。恢复廓尔喀王公爵位，定五年进贡一次。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乾隆帝通谕设金奔巴瓶于北京雍和宫，饬理藩院堂官、掌印札萨克喇嘛等共同掣出蒙古所出之呼毕勒罕。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英使马戛尔尼来华。七月，乾隆帝在承德御临避暑山庄万树园大幄，接见英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人。

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湘黔苗民起义爆发，至嘉庆二年（1797年）平定。九月三日，乾隆帝御勤政殿，宣示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定明年归政，改为嘉庆元年。十月，颁嘉庆元年时宪书。普免明年地丁钱粮。

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日（1796年2月9日），乾隆帝举行传位大典，自为太上皇帝。授玺后，礼部鸿胪寺官员诣天安门城楼，恭宣嘉庆帝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帝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告诉他们：“朕虽然归政于皇帝，大事还是我办。”举千叟宴以太上皇莅之。白莲教起义爆发，数月间遍及川、陕、楚、豫、甘五省，至嘉庆七年（1802年）平定。

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逝世，和珅为首席军机大臣。十月，乾清宫、交泰殿失火，谕急修复。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弘历得知农民起义领袖王三槐被擒，侈谈“武功十全之外”，又“成此巨功”。

嘉庆四年正月壬戌日（1799年2月7日），乾隆帝于养心殿逝世，终年八十九岁，嘉庆帝亲政。逮和珅于刑部狱，旋赐死。以十一皇子成亲王永瑆为军机大臣。三月，大赦乾隆间文字狱各案涉及人员。四月，上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九月，葬乾隆帝于裕陵。

乾隆帝即位后首先缓和雍正时期造成的政治紧张气氛。乾隆初年，为了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调节矛盾，改善各方面的关系，还对雍正的政策做了较大的改变和调整。

乾隆初年，弘历不讳言自己“赋性宽缓”，但又说不能宽大无边，要济之以严。有时候，他公开说“政尚宽大”，宽比严好。乾隆帝晚年的诗句中也说“政实宜宽弗宜猛”，但在绝大多数场合，总是宽严并提，把两者看做因时而异，相辅相成的，“宽以济猛，严以济宽，政是以和”，这是乾隆认定进行统治的不二法门。

乾隆帝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除此之外，乾隆帝还对雍正朝以来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缙绅之间颇为紧张的关系进行了调整。

乾隆帝在位时，重建并完善了军机处的建制和职权，极大地加强其权力。军机处重建之后，乾隆帝扩大了军机大臣人数，任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由原来的十人扩充至十六人，满汉各半。在对人员编制不断充实的同时，军机处处理事务也日益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各项制度也不断趋于健全。

乾隆帝善于驾驭群臣。乾隆初年，朝廷中以鄂尔泰与张廷玉为代表的满汉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互相拆台。弘历不是打一派拉一派，而是对他们都进行严厉警告，并采取抑制手段，不让一派打压另一派，始终让他们保持平衡，避免了大分裂。

同时，乾隆帝还重视对宦官的约束。即位后就发表上谕，告诫太监不得越轨。“若太监略有放纵，许内务府总管先斩后奏。”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弘历将泄露朱批的太监高云从处以磔刑。

乾隆初中期，重视吏治。首先他重视官吏的选拔，他强调官吏应该年富力强，五十五岁以上的官吏要详细甄别，六十五岁以上的官员要带领引见，能否继任他要亲自定夺。他将不称职的官吏分成八类：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力、不谨、贪、酷，并给予不同的处理。

在乾隆一朝，因考绩不合格受到降级或处分的官吏达六万多人。第二，禁止向皇帝进献，在初中期他禁止各省大员向皇帝进献方物、土产。第三，注重考绩，为了整顿吏治，弘历严格运用“京察”、“大计”考核官吏，过去那些不用考核的藩臬（布政史与按察司），也要考绩。他要京官以密折报告属吏是否贤良。第四，注意解决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费问题，给京官加薪，给外官发放养廉银，使官员安心职守。第五，处置贪官。这是指初中期的情形。

乾隆帝把雍正年间因贪赃被革职的官吏一齐复职，对贪污案不予追究，放松对官吏的考绩，结果吏治又坏，贪风再起。乾隆帝觉察后，从乾隆三年（1738年）起他开始严肃处理侵贪案件，将性质严重、核实无误的贪污犯即行正法。乾隆六年（1741年），弘历处死了纳贿银千两的兵部尚书兼九门提督鄂善。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到四十年代，还处死了十余名职位很高的巨贪，如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布政使钱度、山东巡抚国泰、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亶望都被赐死、正法。

八旗生计问题到乾隆时非常严重，为此，乾隆帝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增加兵额，添加“养育兵”；政府拨款给八旗子弟还债；资助部分在北京的八旗子弟迁居东北开荒等，然而效果都不理想。这个问题困扰了此后历代清帝，直到清帝国灭亡。

高宗认为战争对于国家是十分必要的，“非师旅征伐，则梗我王化者无以伏惩创，不敢抗干”。强调战争要合于王道，对内戡乱伐暴，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对边远地区和外国，“怵之以威”，即以武力威慑或必要时的出兵征讨，抵御外侮，绥靖边圉，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他一再声明，其“十全武功“并非穷兵黩武之举，非此不能确保父祖开创的江山社稷，巩固大一统的局面。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之后，针对当时武备渐致废弛，官兵习于晏安的现实，他在《十全记》中强调指出：“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

对边疆的经营是乾隆帝最大的功绩。清朝的疆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努力而最后形成：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葱岭，北到恰克图（贝加尔湖以南，色愣格河以北），南到南沙群岛。

乾隆帝继承康熙、雍正两朝的政策，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他相信“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务本足国，首重农桑”，他要求北方向南方学习耕种技术。以前贵州遍地桑树，但不养蚕纺织，他责成贵州地方官向外省招募养蚕纺织能手传授技术。他令地方官注意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乾隆帝鼓励开荒，扩大种植面积。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可耕面积683万余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扩大到741万余顷。乌鲁木齐地广人稀，他资助甘肃贫民前去垦种。

乾隆帝重视发展商业并给予宽松政策。他也采取了一些恤商政策。规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销售粮食，可以免关榷米税，允许百姓贩运少量食盐。金融机构（经营汇兑和存款、信贷的票号）在乾隆朝也开始出现。由于生产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从乾隆二十八年开始逐年提高。原来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四千万两，二十八年就达到47063610两，四十二年达到最高点81824044两。后来降低一些，但也达到六七千万两。

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功绩当以乾隆帝为最。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达100余种，完成了顺治朝开始编撰的《明史》和康熙下令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他又令臣下编成《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除了这些历史、制度方面的著作外，其他类别的著作，著名的有文字音韵《清文鉴》、文学《唐宋诗醇》、地理《大清一统志》、农家《授时统考》、医学《医宗金鉴》、天文历法《历象考成后编》等重要文献。此外还命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

图书编撰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乾隆帝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但同时，与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相伴的，是一场禁毁图书的浩劫。凡被清朝统治者认为违悖伦理纲常、不合义理名教、讥贬满族先世、危及皇朝统治地位的，均在禁毁之列。20年间，这些“违碍”之书或被全毁，或被抽毁，被毁书籍近3000种，达10万部以上。

乾隆元年（1736年），御史吴元安上疏称：“荐举博学鸿词，原期得湛深经术、敦崇实学之儒，诗赋虽取兼长，经史尤为根柢。若徒骈缀俪偶，推敲声律，纵有文藻可观，终觉名实未称。”经吏部商议，定考试分为两场，于赋、诗外再增试论、策。乾隆元年九月荐举的176人在保和殿进行了考试，首场试赋、诗、论各一，二场试制策二结果取中一等5人：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俊，授予编修之职；二等10人：陈兆仑、刘藻、夏之蓉、周长发、程恂等授予检讨之职，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锽、陈士璠、齐召南等授予庶吉士之职。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帝又举行一次补试取一等1名：万松龄，授予检讨；二等：张汉授予检讨，朱荃、洪世泽授予庶吉士。乾隆元年这次再举博学鸿词特科，“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右文之盛，前古罕闻”。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乾隆帝又下诏：“今海字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重遴访，务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勿滥。”这道谕旨发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延访，共得40多人，再经过一番考察、复核，得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等4人，授吴鼎、梁锡国子监司业，召对勤政殿，陈祖范和顾栋高因年老不能供职，俱授予司业之衔。这一举动，亦被称为乾隆朝特科之盛事。

此外，乾隆帝巡幸所到之处，也不断召试儒士。六幸江苏、浙江，得王昶等85人；三幸山东，得黄道熙等17人；四幸天津，得姚文田等16人；巡幸五台山，得龙汝言等9人。又开阳城马周科，以待士之不得志而隐栖岩穴或伏入门下者。各级教育广泛发展、再举博学鸿词科及保荐经学等科种种措施，对于乾隆朝文化的大发展，直接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胡中藻案开始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文字狱案件不下五十起。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六十年归政前，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期。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乾隆帝深感满族的骑射、服制和语言有丧失的可能，因此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温了《太宗实录》，传谕诸王贝勒和群臣，强调太宗皇帝崇德元年口谕的重要性，要求王公大臣及大小官员“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并命将圣谕刻石立碑，分别立于紫禁城箭亭、西苑紫光阁、侍卫教场和八旗教场，是为“训守冠服骑射碑”。乾隆帝尤其重视满语的保护，为此出台一系列举措，使满语得到长足发展，形成“新清语”，但终究无法挽回满语文的颓势。

在建筑艺术方面，弘历在北京及京畿保护、扩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无不体现着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除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外，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乾隆帝重视社会的稳定，关心受灾百姓，执政期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据统计乾隆时期蠲免了正额赋银两亿两，加上历年“灾蠲”等的一亿多两，共计三亿两以上。

荒政制度是清代救荒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乾隆五年（1740年）有鉴各省赈济粮米数目参差，无有成规，应定章法。乾隆初实施审户制度，放赈又与贫户等次相挂连。抚恤灾民，也有实行以工代赈的。如乾隆二年（1737年）在直隶、山东，三年在皖北，七年在江西，十三年修山东沂河堤工，二十二年在河南，二十五年在直隶，四十二年在甘肃都实行过以工代赈。

经康、雍两朝的建设及积累，乾隆朝的粥赈继续作为赈饥的重要措施被采用。此期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就是据各地灾荒的具体情况，对粥赈期限做出相应调整及完善，进一步增加了粥厂，并对赈厂数量及厂址的选择、粥赈人员的挑选与奖惩，以及领粥、食粥的顺序及方法等影响粥赈效果的重要因素都作了详细规定，突显了济灾活民的赈济宗旨，把该制度推进到中国粥赈制度史上的顶峰，最大程度达到了赈饥养民的目的。这一时期还规定了粥赈米粮、柴薪的数额。

乾隆帝关心水利建设。下令完成的水利工程，较大的有：河南至商丘黄河河堤新筑170余里，清口及江南运河疏浚，江南淮阳运河挑浚，清河千里堤岸培筑。此外，在他关心下，修了江苏宝山至金山242里长的块石篓塘和浙江金山至杭县500里海塘。这些水利工程起了防洪、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

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后，清朝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噶厦制度”，并不断完善驻藏大臣制度。驻藏大臣制度发端于拉藏汗代行管理西藏期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圣祖派侍郎赫寿到西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雍正六年（1728年），在任命颇罗鼐总理西藏政务的同时，又向西藏派遣两名驻藏大臣，并建立驻藏大臣衙门，协助颇罗鼐处理政务。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西藏实行噶厦制度以后，驻藏大臣已不是协助西藏地方政府处理政务，而是与达赖喇嘛一起共同领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布《钦定西藏章程》以后，驻藏大臣制度更加完善。章程明确规定：驻藏大臣是督办西藏政务，其地位与达赖、班禅同等；达赖、班禅“转世”时，必须在驻藏大臣监督下实行“金瓶掣签”；西藏各级僧俗官任命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请，升黜、赏罚由驻藏大臣全权主持；西藏的涉外事务统由驻藏大臣负责；西藏的财政由驻藏大臣稽察总核；等等。清廷通过驻藏大臣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管理。

其次在西藏推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前，西藏是政教分治，政治上实行“以蒙治藏”或“以藏治藏”。乾隆十五年（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发动了叛乱，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诱杀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但傅清、拉布敦也被叛党杀死，七世达赖下令平息叛乱，清廷亦派兵入藏。叛乱平息后，乾隆十六年（1751年）对西藏管理体制进行了重要改革，改行政教合一的噶厦制，废除原来的郡王总理政务制度。噶厦（发布命令的机关）由四名噶伦（一名僧官三名俗官）组成，在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共同领导下，处理西藏政务。达赖喇嘛之下还设有详仓（秘书处），掌管噶厦下达的政令，公文必须盖有达赖的印章才生效。西藏各级僧、俗官员的任命，必须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请。此时的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界的领袖，也是西藏地方政权的首脑。

在宗教上，清朝推行尊崇喇嘛教。在藏族地区，特别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之后，具有加强思想统治与政治统治的双重意义。正是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藏族地区的喇嘛教有了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康、雍、乾三朝时期达赖喇嘛所辖的寺庙有3050座，有喇嘛302500余人；班禅所辖寺庙有327座，有喇嘛13700余人。即藏族的寺庙共有3377座，共有藏族喇嘛316200人，平均每座喇嘛寺庙有94人。藏族寺庙约占全部喇嘛寺庙5677座（3377+2300）的59.49%，即近60%，可见喇嘛教在藏族地区发展之快，规模之大。

乾隆时期对天山南路回族的管理，实行伯克制的行政管理体制。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霍集占的叛乱后，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聚居区，沿用其族原有的伯克制并加以改造。即在维吾尔族各城设置阿奇木伯克（总管）、伊沙噶伯克（协理）、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钱粮）、商伯克（征输粮赋）、哈子伯克（管诉讼）等来管理“回务”，同时废除原有各级伯克的世袭制，各城的伯克皆听命于清廷派驻本城的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同时规定，各城伯克均由皇帝指派，还要定期轮班到京师觐见皇帝。还决定回部不派驻八旗兵、绿营兵，但各城要有番戍兵，“拣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

其次是尊从回民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实行“以回治回”的政策。清朝对某些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总的政策是尊从其信仰。到乾隆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伊斯兰教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乾隆帝则根他们对清朝的态度，采取支持一派，限制、打击另一派，即“以回制回”的策。17世纪时天山南路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分裂为白山（白帽）派与黑山（黑帽）派两派斗争激烈。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白山派的大小和卓叛清以后，清廷对两派的态度十分明朗，即支持黑山派，打击白山派。乾隆中期甘肃回民的伊斯兰教徒分为两派，派称格底木派（老教），另一派称伊合瓦尼派（新教）。清廷支持老镇压起来反的新教苏四十三与田五、马四圭。

三是实行回民屯田与“普尔制”货币体制。乾隆年间统一天山南北路之后，清朝便在天山北路大兴屯田，既有兵屯，又有民屯。维吾居住的天山南路、人口众多，农业较发达，可垦之地已不多。自乾隆中期起，清廷鼓励支持维吾尔族到天山北路伊犁附近建城屯田，称之为“回屯”，共有9屯，建宁远城以居之，选维吾尔族人为阿奇木伯克，管理回屯事务，“自宁远城以东三百里皆回民屯”。普尔钱是维吾尔族居住区使用的一种铜钱。清统一天山南北后，出于尊重维吾尔族的习惯和便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决定在维吾尔族地区使用新的普尔钱。这种铜钱“轮廓方孔，如制钱式”，面铸“乾隆通宝”汉文，幕铸地名为满文及回文，1枚普尔钱可换制钱5枚。这种普尔钱只在天山南路各城通用。

清政府在获得东归消息后，就筹划接纳与安置事宜，派遣官员侍卫专门前往办理。乾隆帝曾指示，东归之人可以归并安置在伊犁厄鲁特等处，乌梁海人则送回原游牧处安置，若舍楞、劳章扎布、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来投，则将其部众安置于额尔齐斯等处，罗布桑希努（罗布藏舒努）之子，则仿照杜尔伯特之例暂行安置于一处。尔后又下谕：“朕以为，将彼等安置于塔尔巴哈台迤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斋尔等处地方为好。”这些区域为土尔扈特部西迁前与准噶尔部的早期驻牧区，水草丰美、宜于游牧。清政府针对他们归来时的贫困情况给予了大量的物资接济，据乾隆帝记：“甘肃边内外，暨回部诸城，购羊裘五万一千余袭、布六万一千余匹、棉五万九千余斤、毡庐四百余具，而给库贮之毡棉衣什布幅不与焉。”

对待土尔扈特的上层人物，清政府依据各头目部众多寡、东归中的作用、部落中的威望等因素进行册封。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初八日，渥巴锡等人在木兰围场觐见了高宗。九月十九日，高宗在避暑山庄又接见了渥巴锡等，将渥巴锡封为汗王，策伯克多尔济封为亲王。使他们互不相连，从地域上实现了“众建以分其势”，此为最终的编旗设盟提供了基础。随着各部落驻扎完毕，特别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渥巴锡所属游牧移居珠勒都斯，各王公所属分居天山南北，互不相连，此为编旗设盟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在渥巴锡去世前清朝再次酝酿编旗设盟之事。重新对土尔扈特部进行了安置。渥巴锡所部称旧土尔扈特部，舍楞所率部众为新土尔扈特部。旧土尔扈特部分南、北、东、西四盟，共十旗，分别置于喀喇沙尔、布克赛里、精河县、库尔喀乌苏；新土尔扈特部设二旗，置于科布多、阿勒泰地区。随来的和硕特恭格部设四旗，置于博斯腾湖一带。

乾隆时期清朝的藩属国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即越南）、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西南喜马拉雅山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乾竺特与拉达克等国。

乾隆年间修撰《钦定大清通礼》时，将朝贡礼仪纳入其中的《宾礼》，由“外国朝贡礼”和“册封藩国礼”两部分构成。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遣使臣德保、顾汝修册封安南国王，再次发生礼仪之争。

乾隆年间，中俄围绕准噶尔问题再起冲突。清军大败准噶尔后，阿睦尔撒纳窜入俄境，寻求保护。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希望西伯利亚总督遣返阿睦尔撒纳，但枢密院以准噶尔不受清朝管辖为由，拒绝遣返，使中俄关系变得紧张。随着清朝彻底平定准噶尔，中俄边界的问题又浮上台面，再加上恰克图征收关税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让乾隆皇帝决定惩戒俄国，遂关闭恰克图边市，改驻军队，撤回所有中国商人，中俄形同绝交。但恰克图贸易的关闭，让中俄双方在经济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必须赶紧谈判，解决闭市问题，恢复互市关系。

为了重开恰克图贸易，俄国不得不再派克罗波托夫（И．И．Кропотов，1763年曾赴北京谈判）赴恰克图谈判，并主动向清政府示好，移走中俄边界的木栏，还同意清政府提出惩戒卡伦首领等要求。对俄国的让步，乾隆皇帝感到满意，遂允许库伦办事大臣展开谈判，并命令库伦办事大臣不得对俄国退让，尤其是不能更改对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哈屯汗”的称号。事实上，出于北疆安全的考虑，乾隆皇帝不愿破坏中俄谈判，仍想保持与俄国的互市关系。因此，乾隆皇帝的议和底线仍保留某种程度的斡旋空间，并不像清政府官方文书宣称的那样强硬。事实上，只要能解决准噶尔逃人与俄国女皇称号两项问题，乾隆皇帝就能得到台阶，同意开放恰克图贸易。是故，如何称呼俄国女皇的称号问题，便成为《恰克图条约附款》讨论的重点之一。

乾隆朝对俄政策的灵活度体现于《恰克图条约附款》议定的过程，尤其是中俄双方如何妥协中俄草约上的用词和格式。为了俄方、中方代表谁置于前，及“中国”一词没有抬头顶格等名分问题，中方代表瑚图灵阿、庆桂要求俄方改正，否则就离席回京，放弃谈判。克罗波托夫不愿谈判破裂，赶紧修改草约，修改处有三：一是对中国皇帝的称呼，由“圣上”改为“皇帝陛下”，抬头顶格；二是对俄国女皇的称呼，由“女皇”改为“女皇陛下”，抬头顶格；三是将“中国”、“俄罗斯”皆抬头顶格。可以说，克罗波托夫修改之处，正是乾隆皇帝最为在意的问题症结，宁可谈判破裂，也不愿退让。克罗波托夫拟订的草约，俄、满文两种版本却有不同的写法。在俄文草约里，中俄双方在意的国名、君主称谓，皆称陛下，也将“中国”、“俄国”二词皆抬头顶格。对俄文草约的写法，瑚图灵阿等人没有意见，似乎默许克罗波托夫的修改。但在瑚图灵阿交给俄方的满文草约里，“中国”、“皇帝陛下”、“侍郎”及“乾清门”等词皆抬头顶格，但“俄罗斯”和“女帝”等词却未抬头顶格，克罗波托夫同样默许满文草约的写法，也没有向瑚图灵阿等人提出抗议。最后，比照俄、满两种版本的草约，可知清朝不管俄文草约的写法，只要满文草约能按照属藩的表文格式，便同意签署《恰克图条约附款》。

乾隆朝的对俄政策，虽有务实的一面，不与俄国交恶，重开恰克图边市，但也有形式的一面，乾隆皇帝强调名分问题，坚持中国尊于俄国，不再允许俄国的正式使团赴京谈判，并销毁了雍正朝两次遣使、赴俄报聘的官方纪录，欲掩盖康熙、雍正朝视俄国为“敌体之国”、优待俄国使团的事实。由此可知，准噶尔问题解决后，乾隆皇帝没必要再拉拢俄国，所以否定俄国曾为“敌体之国”的事实，对俄政策又重回“朝贡礼”，并禁止俄国使团赴京谈判，让中俄双方不必再为觐见礼问题争执。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缅甸与暹罗的战争中，缅军攻入暹罗都城，国王波隆摩罗阇五世失踪，华侨郑信（1734—1782年）领导暹罗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消灭入侵的缅军主力，建立了吞武里王朝。清朝同郑信吞武里王朝的关系，其中多有波折。由于郑信采取措施使清朝了解情况，主动表示友善，乾隆帝对他的态度开始转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郑信再次派使节访华，在广东星交公文两广总督巴延三上奏。乾隆帝接报后认为：“外国输诚献纳，自应允其朝贡，以示怀柔。俟该国贡使赍到贡物、表文时，巴延三等派委妥员送来京。呈进后，再降谕旨。”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暹罗使者在两广总督委派的官员陪同下，带着大量的贡品来到京师。经礼部准奏，按乾隆三十一年例赏赐回赠物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暹罗使者入宫“表贡方物”，受到友好接待。由于郑信所派出的使团没有正式提出册封的要求，清代史籍中只是称郑信为“暹罗国长郑昭”。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郑信宣布退位。披耶都克将军赶回京城，处死郑信，自立为国王，号称拉玛一世（1782—1809），创立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即位后，立即派人到清朝请求按旧例派使来华“朝贡”，乾隆帝予以允许。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拉玛一世遣使来华，请求封号，并带来大量贡品。乾隆帝正式封郑华为暹罗国王，命礼部铸镀金驼纽银印，交来使赍回。乾隆帝又于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六日正式发出册封文告。此后，暹罗曼谷王朝同清朝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仅拉玛一世在位28年，派遣访华使节就多达15次。

乾隆以后，清朝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开放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对出口货物的种类也多有限制。

乾隆帝留存诗作四万三千多首，见其在皇子时期时作的《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四至卷二二，即位后的《御制诗初集》四十四卷、《御制诗二集》九十卷、《御制诗三集》一百卷、《御制诗四集》一百卷、《御制诗五集》一百卷，退位后的《御制诗余集》十六卷。

一、从诗歌内容上来看，凡“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其诗歌内容包罗之广是当时大多文士无法企及的。二、从诗歌的艺术特色上来看，可以概括为“古诗大气”、“律诗工整”、“绝句清灵”。虽然他写诗有很多率性而吟或不饰雕琢之处，但不少诗作也是颇为讲究，尤其是绝句颇有妙趣。是以即便御制诗再不济事，什取其一，或者仅取零头，亦有数千首诗；又或者以百分之一计，亦有近五百首水平艺术较高之作。三、从其师法上来看，亦可概括为“情钟老杜”、“步法韩愈”、“追摹东坡”。乾隆帝曾选择地学习不少唐宋名家，如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李贺、李商隐、韩愈、皮日休、苏轼等，既而上溯魏晋六朝、《楚辞》《诗经》，下探明人高启、清人王士禛及当时诗坛名家沈德潜、钱陈群等人。但主要瓣香杜甫、韩愈、苏轼三家。可以由兹考察唐宋名家的接受史及当时的诗风问题。

此外，从影响上来看，乾隆帝颇好叠韵、和韵，尤其是崇尚“十全”的他作有不少“十叠韵”诗，曾被人批曰“一体君臣，岂所谓上有好而下必甚耶”，这恰从反面揭示了御制诗对当时的影响所在。乾、嘉人诗集中存在大量的叠韵、和韵诗作，尹继善、钱陈群、蒋士铨等人诗集中都有“十叠韵”诗作；就连看不惯叠韵、和韵的袁枚，亦曾与人以叠韵相较。是以这种天子稽古右文而倡导风雅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乾隆帝有七本御制诗集，他对历史上的很多诗人和诗作都有过评论，从中可以知晓他的诗学观。其一，乾隆帝重视《诗经》的风雅传统，强调“诗言志”。他认为《诗经》开创的“风雅颂、赋比兴”的诗歌传统是非常宝贵的，比如杜甫那些情思忠恳、高度纪实、灏气磅礴的诗歌，就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乾隆一方面肯定《诗经》纪实、教化、比兴的优良传统，称道杜甫、白居易的诗，另一方面则反对诗歌仅用来描写月露风云。他认同《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古训，他反对以禅论诗，反对混淆儒释。对于诗与禅，他最多只能接受“偶渉禅趣”，如果像苏轼和张照那样托禅意达十之七八，他认为已失诗之本旨。第二，乾隆帝评论诗人特别看重人品和气节。所以在所有的诗人中，他最推崇杜甫，因为杜甫的诗歌可继《三百篇》，而杜甫的忠恳忧国之心也是日月可鉴。乾隆对陶渊明和韩愈，也比较肯定，没有指责过他们的人品。除此之外其他被他品评过的诗人，如宋之问、王维、李白、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皮日休、钱谦益等，乾隆帝虽然看到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各自不同的特色或成就，但对他们的人品气节都有过或轻或重的批评。他这种评价诗人的角度，应该说，是他作为一个君王的身份所决定的，在他看来，所有的臣民都应该忠君爱国，包括诗人。第三，乾隆帝同时也能认识到，游艺闲情之作，也是大雅所不废的。就乾隆来说，写诗本来就是日理万机之余的一种爱好、一种放松，所以生性幽默的他不仅不反对，而且很喜欢学习和模拟这样的游艺闲情之作，这是乾隆努力向古代诗人们学习写诗技法的一种途径，在内容上他也尽量严肃一些、有新意一些，因而和纯粹的描摹月露风云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第四，风格上认同气盛言宜之说。乾隆帝很认同韩愈“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的论文观点，以为移之论诗同样合适。乾隆帝认为韩愈的诗和文都做到了“气盛无不宜”，在这一点上，李白、杜甫都要退让一步，孟郊、贾岛就更不用说了。

乾隆帝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汉文化传统素养的帝王，他毕生致力于文物的收藏。这种收藏又与他对文物的鉴赏、整理、弘传及自己的艺术创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彰显他儒雅的生活情趣。乾隆帝收藏地点有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盛京皇宫等处。乾隆帝不仅重视收藏，还吩咐对宫中藏品进行了整理、登记，例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就是两部大型书画著录，《秘殿珠林》专记宫藏宗教题材的书画，《石渠宝笈》则专记宫藏一般题材的书画及其他；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书画作品1万多件。包括《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在内的《西清三编》，收录了清宫所藏的数千件古代铜器；《四库全书》则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97亿字。乾隆年间，于昭仁殿庋藏宋元明之精善藏书，编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嘉庆二年（1797年）昭仁殿失火，前编书尽毁，乾隆又令再辑宫中珍藏《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天禄琳琅书目》为中国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沿袭汉代以来书目解题传统，在版本著录体例方面多有创见，如记载收藏家印记即为其中一大创举；这与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之风影响深远。

乾隆帝不仅致力于收藏，而且重视文物的鉴赏，常在文学侍从、内廷画家陪侍下阅赏品鉴，以此作为政务之暇的消遣。阅赏钤印是乾隆帝的喜好，故宫珍藏的很多传世书画精品都钤有乾隆的玺印。乾隆一生拥有过的玺印远远超过他曾钤用过的玺印，据统计，乾隆一生共治玺印1800余方，钤用过的也有1000余方。乾隆时期篆刻印章有1000方左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鉴赏印，如“乾隆宸翰”、“比德”、“朗润”、“半榻琴书”、“古稀天子”、“太上皇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犹日孜孜”。乾隆时期器物多有款识，种类较多。如“大清乾隆年制”、“大清乾隆仿古”、“乾隆年制”、“乾隆御用”、“乾隆御制”、“乾隆御玩”、“乾隆精玩”等，楷、隶、篆书均有。

乾隆帝对古玉的鉴别水平很高，对玉器的沁色和俏色很有研究，这是他在实践中学习获得的。他写有《御制玉杯记》，其中记载了玉工姚宗仁祖制玉杯的经过及做旧方法。这种方法给乾隆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由此积累了好多经验，因而能够准确鉴别古玉的真赝。

赵翼：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享年至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禅后，极尊养之，诚无一日不亲承色笑。视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数焉。然则两宫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

道光帝：西陲僻处要荒，三代以前，阻于声教，汉唐而后，史乘传记间及其疆圉、风俗，然皆以羁縻为事，未有隶入版图者。洪惟我皇祖高宗纯皇帝化覃九有功蒇十全，一再平定准噶尔，继复平定回部。而窜徙异域之土尔扈特，旋亦向阙输诚归命恐后。于是，二万馀里之新疆自古顽梗弗率者，莫不在我户闼，列诸编氓，祎矣盛矣，诚开辟以来所未有也。

梁启超：清高宗席祖父之业，承平殷阜，以右文之主自命，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纂《续三通》《皇朝三通》，修《会典》，修《通礼》，日不暇给，其事皆有待于学者。

陈康祺：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

孟森：

蔡东藩：却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多福多寿多男子，把人生荣华富贵的际遇，没一事不做到，没一件不享到。

吕思勉：清朝的衰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时六次南巡，耗费无艺。中岁后又任用和珅，贪渎为古今所无。官吏都不得不剥民以奉之，上司诛求于下属，下属虐取于人民，于是吏治大坏。

萧一山：在位六十年，武功文治，堪称极盛，于时海宇清宴，民物雍熙。在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中，固属绝无仅有之时代，即在我国历史上，亦可以媲美汉唐，光延史册。

郑天挺：乾隆帝是一个颇有政治抱负、很有作为的人。他处处以乃祖康熙帝为榜样，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大半生勤于政事……这种勤于政事的精神，同前明许多皇帝的高拱深居、万事不理，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戴逸：

韦庆远：乾隆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不同于既往的封建社会了，社会经济结构重大的变化，正在此一时期内加紧酝酿和萌发。

赵秉忠：乾隆帝继承历代君主的统治经验，强调用礼义教化黎庶，处理好百姓与皇帝、朝廷的关系。这就是以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教化人民，使他们自觉地乐于听天由命、安分守己、尊君亲上。

冯尔康：

周远廉：

白新良：乾隆帝制造文字狱，不但使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典籍遭到了一场浩劫，而且，由于这一时期文字狱数量多、持续时间长和处理极为严厉，也对生活在这一时期中的两三代人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广大士人为求避祸，除了盲目颂扬天子圣明之外，就是钻在少得可怜的几部经史书籍中讨生活，搞考证，文化生活极为贫乏，思想也十分闭塞，大大落后于当时的世界潮流。两三代人的思想长期遭到禁锢对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被动挨打局面的形成。对此，乾隆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姜守鹏等：在顺治、康熙、雍正朝艰难创业、奋力开拓的基础上，乾隆朝继统，再接再厉，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极限，展现出盛世的雄姿。

钱宗范：乾隆在其六十多年的治政中所遵循的一些思想和原则，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是有积极意义的，乾隆一生的活动，是对我国当时的历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杰出君主，在我国历史上占有应得的地位。但是，乾隆也有若干失政之处。例如，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文网的严密，对一部分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迫害；在国库富裕，长期安定的条件下，乾隆后期奢侈浪费之风的滋长；乾隆晚期重用贪官和珅以及吏治日渐败坏等等。如和康熙治政时一贯俭朴的风气比较，乾隆晚年的治政是有所逊色的，乾隆的治政不是完善无缺的。但是，这些失政之处是历代封建皇帝中都很难避免的。它和乾隆一生的成就比较起来，毕竟只占很次要的地位。乾隆治理下的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评价乾隆的最主要的方面。所以，对乾隆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给予全面的评价，肯定他的历史地位。

彭陟焱：清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土司战乱后，乾隆帝在大、小金川地区推行了一系列的改土归流措施。其中，在经济上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屯田制度，对清朝政府在嘉绒藏区的统治、祖国的统一、西南边疆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

弘历语言能力超群，据他七十岁时回顾，除了自己的母语满语以外，自己六岁开始学习汉文；乾隆八年（1733年），开始学习蒙古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为契机，开始学习维吾尔语；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以平定大小金川为契机，学习嘉绒语；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六世班禅来朝为契机，学习藏语，因此他自诩“象译由来通六音”，即通晓六种语言。不过他对于嘉绒语和藏语只能做到“解名物、器数”，听说能力并未完全具备。

弘历不仅有文才，还善射。每年夏天弘历接见武官后就在宫门外比试射箭。赛三次，每次射三箭。弘历九箭一般中六七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月，他在大西门射九箭，箭箭中的。

乾隆帝总是卯时起床。夏天这时天已亮；冬天五更才尽。在军机值班的十多人，每晚留一人值班。恐怕第二天一早有事，非一人对付得了，便每日轮一人早上班相助，于是也在五更上班。平时大家不知弘历何时起床。但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弘历从他寝室出来，每过一门，必响鞭炮一声，凭此就知道乾隆圣驾已到乾清宫了。这个时候，要燃一寸长的蜡烛天才亮。军机处的十多人，过五六天才轮上一个早班，已觉辛苦，但弘历则是天天这么早就上朝了。

平时无事时弘历也是如此。当西北用兵征准噶尔部和回疆之时，军事情报到达，即使是半夜，弘历也一定要起来亲自过目，如有要事立即召集军机大臣指示机宜，说很多话。赵翼作记录，有时从起草到恭楷誊正，得要一两个时辰，这时弘历还披着衣服等他。

弘历在位六十年，曾六次南下巡视。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

乾隆下江南是仿其皇祖父康熙，目的之一是为了探访民情；其二是为了加强清政权与江南地主士绅的联系；其三是为了河工，康熙时期主要是治理黄河；乾隆下江南除了视察黄河大坝，还视察浙江海塘等水力工程。弘历自己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然而，和康熙相比，乾隆下江南游乐的目的大大增加。弘历则是前呼后拥，大批后妃、王公亲贵、文武官员相随。沿途修行宫，搭彩棚，舳舻相接，旌旗蔽空。为搬运帐篷、衣物、器具，动用马六千匹，骡马车四百辆，骆驼八百只，征调夫役近万人。不仅沿途地方官要进献山珍海味，还要从全国各地运来许多食品，连饮水都是从北京、济南、镇江等地远道运去的著名泉水。

弘历即位初年效法汉人立“嫡长子”的做法，在乾隆元年（1736年），密立嫡出的永琏为皇太子。然而乾隆三年（1738年）永琏就死了，还不到十岁。后又想立皇后生的二儿子永琮为皇太子，不久永琮也死了，才两岁。一年后皇后富察氏死在东巡途中，弘历十分伤心，遂迁怒于庶出的皇长子，皇长子不久忧惧而死，让弘历伤透了心，他命令大臣不准再提立储之事。

1773年，六十三岁的弘历已经没有理由回避立太子的问题了，这时还活着的皇子有七人。弘历觉得谁都不是理想的人选，1773年冬，弘历下定决心，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

和珅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比弘历小近四十岁。和珅是弘历从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一手提拔起来的，确有不少长处如相貌出众，语言才华超群，书法艺术有造诣等：通满、藏、蒙古、汉语。和珅被重用初期，做过几件好事，比如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受贿案，在弘历心中留下了清正廉洁的印象。皇帝交代的事他都能办得井井有条。于是和珅平步青云、恩宠无比。

弘历晚年十分孤独，多亏和珅上下沟通，既让国家机器保持运转，又使皇帝不至于寂寞。和珅还能帮皇帝办很多别人办不成的事，帮皇帝背黑锅，为老年弘历的奢侈挥霍提供财源，所以弘历离不开和珅。于是和珅逐渐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影响皇帝，被人们私下称作“二皇帝”。和珅十分贪婪，不仅大肆受贿，还公开索贿。地方督抚为了息事宁人，每当给皇帝进贡都着给他带一份。久而久之，和珅积累起了巨额的家产。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王以补祝弘历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为首800多人的使团访问清帝国，并于次年到达。按清朝规定，外国使臣朝见清朝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而马戛尔尼认为这样有损大英帝国的尊严，主张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弘历得知后非常生气。经过磋商双方达成妥协：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六万树园欢迎宴会上行英式礼节；八月十三日，正式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行三跪九叩礼。

马戛尔尼离开英国时，英王乔治三世让他把一封信转交乾隆。提出如下请求：开放珠山、宁波、天津等口岸通商；允许英国商人仿俄罗斯例在北京设一个货栈买卖货物；取消澳门和广州之间的转口税，或照1782年的税率减免；禁止向英国商人在海关关税之外另行勒索；在珠山附近划一个设有城寨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囤货；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允许英商居住，并自由往返澳门；允许英国人自由传教等等。

乾隆皇帝的书法具有一定水平。他学王羲之、赵孟俯、黄庭坚等名家的书法，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圆润道丽、温妍儒雅的书法风格。他说他最喜欢黄庭坚的笔意，创作《书法中最喜黄庭坚笔意因而有作》以抒怀对黄庭坚的敬意。乾隆十六年（1761年）镌刻乾隆御书《敬胜斋法帖》（现存故宫外东路乐寿堂东西廊下），此帖长达四十册，前二十册书写的是乾隆帝自己诗文和古人的经书、诗文等，后二十册则是他临写的历代书家名迹。

乾隆皇帝亦喜爱绘画。有《仿元人十八公图》以及临摹赵孟頫的《红衣罗汉》等御笔画作传世。《石渠宝笈》亦收录了部分乾隆御笔的缂丝画。

主词条：清裕陵

位于孝陵西侧的胜水峪，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二月初十日丑时，完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耗用白银178万多两。1928年，发生了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裕陵地宫被盗掘。1975年对地宫进行过清理，1977年对裕陵建筑进行了全面修缮，1978年裕陵及地宫对外开放。

相传乾隆帝不是雍正的亲生儿子，而是海宁陈阁老陈世倌之子。在雍亲王（雍正）福晋分娩的那一天，恰好陈阁老的夫人也生下了一个孩子，只是前者是女孩，后者则是个男孩。此时的雍正听说后，密令家人将陈阁老请来，并强调一定要带着小孩。然后借口福晋要看孩子，将小孩带入内室，将自己的女孩换给陈家。陈家后来发现不对，但不敢声张。后来因为乳母多嘴让弘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才六下江南时，暗去海宁省亲。

从逻辑上说，弘历不是雍正的长子。也就是说，雍正并不担心无人继承皇位。而且，“九子夺嫡”的皇位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雍正怎么敢与他人交换孩子，而给政敌留下话柄。血统历来为儒家人伦所重视，在封建社会由是，以堂堂皇家之尊，不可能与普通臣民交换儿子，以致乱了皇家血统，因此，弘历身世之谜可以确切地说子虚乌有。

有学者认为，雍正的继位很大程度原因是因为弘历的关系，是康熙看好弘历，才给雍正做皇帝。康熙大帝有97个皇孙，能养育宫中亲自教导的少之又少，弘历即是其中之一，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的时候，就感觉很亲切，非常宠爱他，后来弘历在御制诗集中多次写诗怀念祖孙二人相处时的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