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谐世界”论述，其主旨是创造“普遍发展、共同繁荣与持久和平的”世界，这与《联合国宪章》等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宗旨完全一致。中国当前正在国内建设伟大的“和谐社会”，而在国际层面上的“和谐社会”就是“和谐世界”。这是对联合国精神和原则的丰富和贡献。“和谐世界”论述实际上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指出了如何面对全球化挑战、管理全球化的思路。它们包括：第一，和平、公平、有效和民主的多边主义。中国理解的多边主义不是空洞的，而是内容充实的。中国加强了“共同安全”的概念，坚持把联合国当做全球安全机制的核心。第二，通过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共同发展。第三，文明、文化、制度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第四，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联合国不可替代，是应对全球挑战的主体。改革后的联合国一定会有力、有效地对付全球威胁。第五，“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

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手段和平地解决国际冲突。如果外交失败，中国不主张诉诸武力。在“和谐世界”的论述中，中国“反对强行干涉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这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下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新理解。中国不是抽象地反对一切国际干涉，而是反对不具有合法性的强行干涉，反对非法地任意使用武力。“和谐世界”论述再次定义、更加明确了中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国际责任，那就是，作为世界的中国，“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世界上某些力量继续坚持错误的“中国威胁论”，把中国的发展和变革与世界和平和繁荣对立起来。其实，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和谐化的重要因素，而“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将更积极地协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谐世界”是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是在世界变化新现实和趋势下的中国世界观。

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

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要致力于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推动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世界普遍繁荣；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促进，倡导世界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致力于同各国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

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正在酝酿大调整、大变革。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

一是新兴力量发展迅速，世界多极化有新的发展。俄罗斯经济恢复，国力回升。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发展中大国发展势头迅猛。它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迅速增长，在全球政治、安全事务和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明显上升，成为牵动世界格局变化，推动多极化趋势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是调整与变革成为各国重要政策取向。为应对全球化挑战，各大国纷纷调整内外政策，进行体制机制变革。美国提出并实施变革外交，与多边机制和大国合作增多。欧盟积极推动多边主义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俄罗斯提出大国“集体领导”。各大国都力求在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先机。

三是全球性问题备受各方关注。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依然严峻，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停滞不前，能源安全问题持续升温，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各国纷纷推出各种倡议和主张。全球性问题推动全球性合作，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孕育调整，各种新的合作机制加快形成。

四是亚洲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孕育深刻变动。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性增大。东北亚地区局势相对缓和，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建设问题提上议程。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南盟等深化务实合作。亚洲区域合作进一步增强。

五是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高。今年以来，原油和主要矿产品价格继续攀升，农产品价格则不断上涨，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价格高位波动，原油价格在100美元以上震荡。美国次贷危机与国际原油及商品价格连创新高不期而遇。受供求关系趋紧、美元贬值推动、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地缘政治事件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上能源、资源和食品价格高企短期内难以改变，通胀压力上升。美经济减速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全球生产、消费和投资活动受到抑制，世界经济不确定和风险因素明显增多。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的战略选择。这是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决定的，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是由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关系日益密切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应该走和平发展道路。

互利共赢，是指导中国在新形势下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原则。当今世界，追求“一家独大”、“一枝独秀”已经行不通。互利共赢的精神不仅适用于对外经济合作，也应该成为国际关系中一项普遍适用的准则。只有秉承这一准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才能顺利发展。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从解决人类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高度提出的重大外交思想。和谐不是同一，而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不同”是客观现实。建设和谐世界的关键，是在承认世界多元性、利益差异性、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协调利益，化解矛盾，追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就是不断解决矛盾、增加和谐因素的进程。

上述外交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与促进世界稳定繁荣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

中国丰富的外交活动实践着上述外交理念。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及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为推动和平解决朝核、伊朗核、苏丹达尔富尔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1、“和谐世界”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学术界对“和谐世界”进行的寻根主要集中在文化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是“和谐世界”的历史文化来源。大部分学者认为“和谐”与“和合”等义，“和合”的概念既有和谐、团结的意思，又有向内聚拢的意思，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体现“和合”思想最丰富的古书是《易传》；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和谐”是儒家基本思想之一，包括“天人合一”和“人我合一”。根基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作为宇宙的组成部分，应与自然达到天人相通、相交、同体、一气、一理、一心的和谐境界。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等等，“和”是天下普遍通行的法则。“和而不同”才能催生新事物、世界才能发展。人们只有用和谐思维方式，做到“天和”、“地和”、“人和”的统一才能创造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在《尚书·尧典》中讲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的最高境界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实际上，“和谐“的理念不仅被古代思想家作为哲学的抽象范畴加以研究和阐释，而且这一理念也被君主帝王运用到治国的方略中。千百年来渗透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为贵”、“合则两利”、“和而不同”的传统政治思想使中国始终保持着与他国睦邻友好的关系。自秦汉以来，统治者按照礼治原则建立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体系，即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天下太平”、“四海升平”，这个体系的实质和灵魂是天下观。费孝通曾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天下体系就像在水里投人一块石头所产生的状态：水波由中心向四方无限伸展、开放。在这种状态中，就淡化了除中央王朝之外的“自我”的绝对主体性，进而从本体上取消了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在缺乏主体对立的体系中，无政府性是不存在或很微弱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堪称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少见的淡于宗教、远于宗教、非宗教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大脑里始终装着“上帝的选民”之类的概念，更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任何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天文，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天知的民族。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与哲学是无与伦比的，但却很少人认为这需要强迫整个世界都来追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追求一种和谐共生精神，“中国并不谋求把它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

2、“和谐世界”思想与西方文化传统。在西方，“和谐世界”的相关理论，最早出现于著名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全世界和谐》一文中，他将其“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是文明制度经过保障制度与协作制度的过渡后达到的。”[4]到了近代，“和谐世界”的思想在康德那里被诠释为“世界和平论”。欧洲在中世纪乃至近代历史，都曾是战争频频发生的地区。人们在对封建时代频发战争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思考中，从理性上提出在国家关系中也应实行“和平、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康德在《永久和平论》(1795)中设想，“每个国家的社会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国家公民的约束。康德认为，共和制政体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是否应该进行战争，需要国家公民表示同意。由于各国作为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专门的论述，但是其国际关系的思想仍然是相当丰富的。“其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强调国际关系充满着冲突与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源于具体的国际生产活动。(2)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冲突与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造成的。(3)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矛盾的最终方案。(4)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强调暴力革命是解决冲突与矛盾的唯一方式，有些理论则认为妥协与合作或其他形式的革命也可以促使国际矛盾与冲突得到解决。

其中的核心原则就是国际主义，即反对民族压迫，鼓励国家平等，维持国际和平，参与国际交往。马克思认为各民族国家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念、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必须是与时俱进的，是结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活的应用，绝不是教条的套用甚至歪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脱离了时代，脱离了时代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活的马克思主义。

郭树勇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形态期：经典形态、发展形态和当代形态。判定经典形态的标准是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开始转换，关注点是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自身不能获得解放，主要的国际组织是第一、二、四国际。在发展形态下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关注点是世界革命，国际组织是第三国际。到了当代形态，争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关注点是民族独立、国家强调世界交往的重要性，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是上海合作组织。时代格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形态转换的一把钥匙，一战前后、二战前后以及冷战结束前后的时代变迁，意味着国际关系实践体系的变迁，时代主题变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也必须随之发展变化。

当代国际社会，协调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共赢、合作成为各国谋和平、促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以主权平等、和平共处、尊重多样性和反对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进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的发展，无疑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现实支撑。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时代性质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力求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化，充分展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并以此来实现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以及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综上所述，中国在当代提出了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外交战略，互利共赢的行为理念，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政策方针，以及“和谐世界”等以人类终极目标为基准的理想信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柱和方法论基础的，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相结合的产物。

一、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针对当前不和谐的世界发出的真诚而正当的呼声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大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和更大空间。但是，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仍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有表现，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恐怖主义活动、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环境污染、严重传染性疾病和重大自然灾害等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威胁。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贸易纠纷和摩擦上升，资源能源问题突出。全球安全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天下仍不太平，世界并不和谐。面对机遇和挑战，世界各国应顺应历史潮流，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胡锦涛主席在在联合国讲坛上发出的倡议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真诚而正当的政治呼声，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二、构建和谐世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国际上的延伸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适应了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这既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提出和谐世界也是为中国国内创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为全球化所产生的相互依存使得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和谐，能否实现长治久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和谐。国家和地区和谐是国际社会和谐的基础；国际社会的和谐反过来又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和谐。如果把一国的和谐建立在国际社会的动荡之上，这样的和谐是不可能持久的。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坚持国家和谐与世界和谐、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需要，在国际上提倡建立和谐世界，也是出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需要的考虑。构建和谐世界，昭示了中国领导层不仅在本国社会强化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而且在国际社会倡导以人为本的时代潮流。

三、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合”思想基础上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

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是紧密相连,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即“和合”思想之上。作为中华民族独创的精神财富，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合”指的是汇合、结合、联合、融合等。“和合”，就是认可世界的和谐本质,以和平与合作的手段谋得利益,达到一种和睦而至大同的境界。“和合”文化体现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和”为主，“和为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反对以强凌弱，干预他国内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崇“柔远怀德”和“厚往薄来”，强调大国与小国相互信任的取得在于大国对小国的谦下和小国对大国的尊重，“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倡导“兼相爱，交相利”的“非攻”思想，应“视人之国若其国”，“以义名立于天下”。殷周时期《尚书·尧典》中提出的“协和万邦”的观念，即是祖先所向往的和谐世界。在殷周时期邦国林立的情况下,《尧典》以道德教化为本，以“亲九族”、“平章百姓”的本邦治理为前提，然后去感化他国，使各国团结起来，达致“协和万邦”，体现了一种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和理想。这个原则和理想就是“和合”。正是在“和合”思想深厚的积淀中蕴藏着“平天下”而致大同的最终核心条目。这一贯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魂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构建和谐世界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实现了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

四、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国际主义的再一次宣示中国发展道路如何，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战略猜疑很重。“中国威胁论”的叫嚣困扰着当前中国的发展。面对诋毁，如何与国际社会建立战略互信，就成了中国大战略的重中之重。“和平崛起”的提出，不仅要在实践上，而且要在理论上向世界证明，中国不是一个现有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中国将以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方式，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向国际社会兑现和平崛起的承诺。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这是中国政府对和平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阐述，并早已切身付诸实践。

五、构建和谐世界是对“新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仅仅靠军事力量来维护国家安全是远远不够的。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断引发外来危机加剧国内问题，同时国内问题又常常“溢出”国界。国内事务国际化与国际事务国内化使得一国“孤单而又封闭的安全”成为神话。事实证明,单极世界谋取的“霸权稳定”也是不可能的。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安全离不开国际视野和集体观念。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适应时代的要求，提出了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提出多维的安全内容，强调国家安全的平等原则，主张建立共同合作安全模式，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联盟集团安全，才能跳出国家安全的困境，实现世界的太平与和谐。在此基础之上，胡锦涛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体现了各国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共生、共存的新观念，是对符合这一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国际安全观的继承，是维护全球持久和平和战略稳定的基点。他指出：“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此，各国应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加强联合国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切实遵循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切实维护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权威；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强行干涉一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加强反恐合作，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积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六、构建和谐世界是崛起的中国重塑国际新秩序的世界责任当前世界不和谐，最突出的表现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有表现；世界发展很不平衡；多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构建和谐世界新理念是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与合作，重塑国际新秩序的世界责任。

建设和谐世界，就必须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一贯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致力于创造安全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一贯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致力于建立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和谐合作、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国际局面；积极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尽管中国本身还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国家，但中国却是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推动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本着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胡主席在出席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对其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减免债务，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以及帮助他们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等。这充分表明，中国愿意在发展的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将不断加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中国还将向世界提供资本、市场和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将从推动国际体制、国际组织、政策、观念和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协调协作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加快发展。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各种文明只有在对话和交流当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丰富与完善。胡锦涛指出：“要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胡主席说，应当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以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当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总之，只有坚持包容精神，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才能实现和谐社会。也正是在“和而不同”的包容思想指导下，中国通过参与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10+1”、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经济和政治组织，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合作”、“双赢”中大大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总之，“和谐世界”是一种充满民主精神和大局意识的国际安全观,它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期待。它向世界昭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首次以一种全球的视野，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所做的价值思考和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的倡导和理念必将在求和平、谋发展的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回应，必将在树立中国国际新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建立世界新秩序方面起到观念建构与实际影响的重大作用。“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但又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和谐世界”新理念的目标──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宗旨的继承和升华。它主张：在和谐世界中，各国内部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将自己的安全与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之上……

首先，从中国自身的走向而言，报告强调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的前提是各个国家、尤其是各个大国都能坚持和平发展，否则和谐世界实现不了。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承诺和平发展，既是中国对外宣示要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兴衰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将成为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基础。对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他大国而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宣示显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中国对自身发展与世界和平之间相互关系的表述为，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几十年来的丰富实践已经证明了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其次，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报告强调要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必然途径，也是和谐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必然形态。西方有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诠释。这里所说的永恒利益，显然是指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且很有可能是建立在损害别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一己之利。这句话也描绘了迄今为止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常态。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通过执政党的政治报告公开地向世界承诺愿意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中国不仅这么说了，而且也这么做了。改革开放就是实施互利共赢战略的开端，也为实施互利共赢提供了基本条件。在新时期的发展，就是从开放国门和吸引外资开始的，所以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接受并逐步适应互利共赢的理念。开放式的发展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种模式同时使中国获得了加速度的发展，减少了复兴进程中的阻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资格来谈互利共赢的国家。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也就是说，互利共赢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利益共享，还应该照顾和支持那些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就将互利共赢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互利共赢思想在具体实践中确已超出了经济范畴，体现在各个领域、各方面交往当中。十六大以来，中国在外交上不断强调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要使中国的政策主张与世界发展的潮流、历史前进的方向一致起来。这些都体现了互利共赢的思想。回过头看，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实现与世界共同发展，与各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强的原因所在，并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许有人会问，互利共赢是不是会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答案是否定的。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证明这一点。恰恰是一开始就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才使中国能够更根本、更长久、更辩证、从而更可持续地维护和拓展了国家利益。

第三，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可以从周边地区做起。周边地区是与中国的利益交融最深入的地区，也是中国可以更多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地区。和谐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国所在亚洲地区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充满多样性，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大小强弱都不一样。所以在周边构建一个和谐地区，首先要追求一个“和”，就是这个地区的国家共同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尊重本地区各国的“不同”，形成“和而不同”，最终构成一幅在尊重多样性前提下，各国共同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和谐图景。

应该看到，和谐世界目前更多体现为人类社会的美好理念。实现这个理念，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应该看到和谐世界理念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可以举起这面旗帜，更加有信心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有说服力地宣传解释中国的发展道路，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国的外交活动。这个理念为中国确立了一个奋斗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标，要逐步把握和发掘其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外交工作当中不断地加以实践，不断地加以完善，不断地加以发展，从而使中国不断地接近这个崇高目标。

自2005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重要讲话以来，和谐世界已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名片。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就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外交更加成熟、务实。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舞台，无论是扩大合作，还是解决冲突，都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和谐的大国关系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关键，中国与大国之间良性互动不断加深。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共同肩负全球责任已成为共识。中美高层会晤频繁，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定期举行，军事交流不断。中俄两国长达4300公里边界线走向已全部确定。两国签署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互办“国家年”。目前，两国已在制定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9年至2012年的实施纲要。中日关系历经5年僵局终于缓和。双方在发展战略互惠关系上达成一致。尽管近期日本政坛发生变化，但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不会改变。中欧关系全面深入。自2003年双方确定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在政治对话和经贸、科技、能源、防扩散、环保等各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2006年9月，双方一致同意启动中欧伙伴合作协定谈判。

中国主张开放的地区主义，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桥梁，积极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在平等协商和互谅互让的原则下，中国已经与其14个邻邦中的12个签订了边界协定或条约，22000公里的陆地边界已有90%得到划界。在海洋能源问题争端中，中国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已经同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一些邻邦在共同开发矿产能源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积极推动在打击跨国犯罪、防治禽流感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地区合作，几乎参加了亚洲所有的地区安全机制。在中国倡导下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以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和新型国家关系，为地区安全和繁荣作出了贡献。中国还推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进入全面运作阶段，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中国对泰国的水果、蔬菜等产品实行零关税政策，单方面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扩大特惠关税产品范围。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轻松买到榴莲的同时，泰国人民也吃到了山东的苹果。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足迹踏遍几十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非洲、太平洋岛国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建立合作论坛，与安第斯共同体建立了磋商与合作机制。自2002年以来，仅中国援建发展中国家超过亿元人民币的会议中心、办公楼、剧院等标志性工程，就有29个。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布8项援非政策措施，赢得48国非洲领导人的高度赞誉。随着非盟会议中心在亚的斯亚贝巴奠基、由国家开发银行出资并承办的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在北京开业、首个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揭牌等，8项援非政策措施正在逐一得到落实。

面对地区冲突，中国坚持和平谈判、外交磋商。中国倡导和积极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派出维和部队深入苏丹达尔富尔、利比里亚等热点地区，主张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面对受灾国，中国尽己所能提供援助。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政府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救援行动；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中国认真履行各项承诺，为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亚洲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中国还在全球气候变暖、公共卫生等领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对于普通中国公民，外交不再是一个“高深”的领域，在一个个公众开放日中，中国外交掀起了神秘的面纱；日益增强的领事保护工作也使更多的海外中国人在危难之时备感祖国的温暖。5年时间，中国更加融入世界，世界也更加依赖中国。和谐理念，这一中国古代哲学在现代外交上的运用，将引导中国实现稳定和繁荣，并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积极作用。

“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四代领导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下提出的开拓性的外交理念。这一理念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和谐世界”思想的文化土壤；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品格成就了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外交理念；中国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拓展从而构成“和谐世界”的母体。“和谐世界”的理念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为消除中国威胁论以及国际安全和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首先，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的外交基本理念一脉相承。中国外交的根基是独立自主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的提法来源于这一根基，同时又在此根基上有所发展。和谐世界要求各个国家、各种制度和各种文明之间不仅仅是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井水不犯河水，还进一步发展为和谐共存，增添了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等一些新的内涵。换句话说，增加了各类国家和各种力量之间积极互动的新要素。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存，体现了中国外交理念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

第二，和谐世界理念是迄今中国提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延伸。建国以来，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根据不同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维护中国根本利益的需要，相继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课题、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思想。和谐世界理念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这一理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涵盖了更多的普世价值，体现了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这就使和谐世界理念能够获得外界更多的共识和共鸣，也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第三，和谐世界理念传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厚底蕴。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明的精髓之一，就是重视和提倡“和”这个概念。和谐世界发出的第一个强烈信息，就是“和”。所以说，以“和”为核心的理念，以及今后可能由此而逐渐发展完善的一个理论体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理论数百年来的权威学说。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使东方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了现代化意义，也将为中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开辟道路。

第四，和谐世界理念初步勾画了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界观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五个方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基本要素，从而使和谐世界的理念实际上涵盖了中国迄今陆续提出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以及新环境观，尽管还只是一个框架，但是否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界观。

第五，和谐世界理念全面启动了中国建设软实力的进程。任何一个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不仅仅需要硬实力，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软实力。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要下气力进一步增强软实力的新阶段，或者说到了一个下力气来发掘自身软实力巨大潜力的新阶段。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之后，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理解和接受，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在不断扩展。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由宏观到微观，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由微观到宏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不b同的科学体系、文化体系和历史形态。现代科学体系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西方由微观到宏观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它们带有由小到大的思维方式的种种局限，如发展的盲目性、竞争的无序性、过度强调个人利益等。这些局限发展到今天，已经给地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严重的影响到人类的长远发展。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由大到小，整体意识较强，强调的是秩序、和谐。这恰好是当今世界所迫切需要的。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创建和谐世界理论是在本质上对西方主导的以利己主义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种修正。这种修正将有利于各地区人民的和谐共存，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继2004年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构想之后，胡锦涛主席又在2006年11月16日的东盟峰会上正式表达了创建和谐世界的构想。这种具有中国特色构想的提出，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及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在沉默了500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是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中华民族用自己的智慧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做出的又一次伟大贡献。

和谐世界的理论的提出具有现实意义，它是对现行世界奉行的以利己主义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一种修正。对西方体制主导下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顽疾（如：环境问题，种族问题，文明冲突，武器扩善等）给出了一个最终的解决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一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是集中全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这要求中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必须正确认识及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只有把这些工作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做好了，党才能不断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一定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脚踏实地做好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中国崛起是这一时代最伟大事件之一，也是全球体系中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后的伟大的事件之一。“中国已经在两级外交与多边外交中成为主动者，并在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高级商谈等新的地区机制中积极作出有助于发展的努力。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主导性角色，使得曾经一直是这一地区安全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调整了自身在这一地区中的定位，承认了中国在接洽朝韩之间的有效性和在东北亚谈到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尽管“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妨碍其他国家，但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步增长而面临的外部压力增长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可能会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而逐步增大，中国面临“崛起困境”。这一困境是大国在实力迅速上升阶段面临的对外决策困境，其核心含义是一方面随着实力的增长崛起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必然逐步扩展,另一方面扩展影响力必然会遭遇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体系主导国家、周边强国的牵制。一旦把握不好外部压力可能打破大国的崛起进程，于是崛起国家在对外决策中会面临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以2007年1月中国反卫星导弹试验引起的对华国际喧哗为最突出事件，“中国(未来)军事威胁论”再见高扬，并可预见引发美国公众的尚属模糊的“中国（未来）军事威胁”意象，因为它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另外，中国面临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在这个无政府社会中并非没有秩序。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流行三种秩序观：霸权秩序观、法制秩序观和和谐世界秩序观。并认为在现代各国和地区中，美国的外交理念是霸权秩序观的代表；法制秩序观主要是在欧洲地区盛行，如欧共体；而中国的和平外交正是和谐秩序世界观的集大成者。而这三种秩序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霸权秩序观，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让世界各国接受其大国的强权政治理论。美国支配下的“中心和轮辐”体系的存在，使得以和谐世界秩序观为外交理念的中国很难进入世界各国的视野。

面对艰难的国际环境，中国领导人在着力改变调整外交战略和策略，积极关注外部世界，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向世界表明中国愿意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承担责任，这样既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有利于加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从而影响和改变世界。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外交理念由于合理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迈克尔·科弗认为，由于美国支配下的“中心和轮辐”体系的存在，表明东方特别是中国在冷战后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秩序“缺席”，是一种“共享的缺席”。此外，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美国的霸权政策也越来越不适用于当代社会。用一位杰出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20多年前一本名著的标题来说，就是“贸易国的兴起”，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总的来说已大为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军事表现重要，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

和谐世界理念根据对现实机遇与挑战的辩证分析以及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阐明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秩序的看法。它“首先是坚持多边主义，以集体安全机制来防止冲突和战争。其次是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各参与国皆赢的局面，着眼于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而不是死守着已分得的一块蛋糕，畏惧他国来分享。其三是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第四是推动联合国改革。”由此可以看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必将对世界安全和经济发展有着不同于霸权秩序观和法制秩序观下的新的发展。倡导构建实现共同安全、经济上共同繁荣、文明上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无疑会对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必将推动世界走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之路。

词：

古宇苍空，月皎增辉，日出迸芳；

望七洲四洋，千秋祥泰，生机永盎，独灿星罡；

万国江山，英姿飒爽，龙腾巍巍百代昌；

登峰极，喜乾坤锦绣，浩瀚春光。

溯追混沌初荒，

传圣祖开天泽漭泱；

后生息繁衍，聚邦图强；

武功文治，达政通商。

长河今夕，鲲飞鹏翔，海阔天高共举襄；

涛声扬，和盛兴世界，人民安康。

译文：

古老永恒的宇宙苍穹，皎洁的月光在银河闪耀，太阳迸发出灿烂的光芒。看看拥有七大洲四大洋的地球啊！永远是那么吉祥、充满生机，在无数星球中显得绚丽多彩。

世界各国的江河山川，英气蓬勃，如巨龙奔腾，巍峨豪迈，世世代代都保持着繁茂昌盛。当你登上最高峰，你会欣喜天地的美丽，无边无际的春光景致。追溯洪荒远古，传说我们的祖先开启天地恩泽四方，不断繁衍，子子孙孙渐渐聚集成国家，发奋图强；通过统一及治理，最后在政治、商贸等方面都繁荣起来。

历史的长河中，当今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广阔自由的空间让地球人携手互助，成就伟业。此刻，悦耳的涛声传来，响应这个兴旺和谐的世界，祝愿地球上的人民共同创造平安健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