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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号尧斋、雷轩、天池钓叟,生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1507年9月16日),朱厚熜出生于湖广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的兴王府。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第四子,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祐杬次子。兴王朱祐杬于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487年7月30日)受封兴王。朱厚熜的母亲蒋氏是北京中兵马指挥使(追封玉田伯)蒋斅的女儿。弘治五年(1492年),孝宗朱祐樘将蒋氏御赐给兴王朱祐杬当王妃,并为他主持了大婚。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1494年10月16日),兴王朱祐杬夫妇就藩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弘治十三年(1500年),朱祐杬长子朱厚熙出生,但五日后即殇。
朱厚熜幼时就聪敏过人,他父亲教他读诗几次后就能准确背诵。稍大以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籍,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不仅如此,他父亲还让他参加王府的祭祀和典礼,因此他很小的时候便熟悉了各种礼仪和规范。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1519年7月13日),朱祐杬薨,享年四十四岁,得谥“献”,称兴献王,以亲王规制葬于钟祥市东北的松林山(嘉靖十年敕封为纯德山)。年仅十二岁的朱厚熜在长史袁宗皋的辅佐下,以兴王世子的身份接管王府。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在其弥留之际,首辅杨廷和预料到之后的继承人问题,他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在武宗驾崩后当天,杨廷和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六(1521年4月22日),朝廷遣太监谷大用、韦彬、张锦、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奉内阁拟定的明武宗遗诏前往安陆兴王邸迎朱厚熜。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京师。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礼臣建议朱厚熜尊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援引北宋程颐议濮王礼的先例向朱厚熜进言,朱厚熜不允。根据朝廷礼官建议,请朱厚熜以皇太子的礼仪继承皇位。但朱厚熜并不接受,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大学士杨廷和等请求朱厚熜听从礼臣所出具的礼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朱厚熜不同意。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明世宗入京后,初拟定年号为“绍治”,世宗未用,拟定年号为“嘉靖”。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明世宗继位不久,即命礼臣一起商议兴献王的封号。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明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礼仪之争,史称“大礼议”。七月,进士张璁进言,请求明世宗“继统不继嗣”,请求尊崇生父,立兴献王庙于京师,明世宗命廷臣集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明世宗都不允许。明世宗不顾朝臣反对,于十月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母妃慈孝献皇后为兴献后。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明世宗命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此事一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以明世宗的胜利最终结束。
明世宗继位,就厘清明武宗在位时期的一系列弊政,政治上出现了清明的态势。重新录用正德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获罪不用的诸臣,将明年的田租减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未交的赋税尽数豁免。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罢大理银矿。于同月诛杀钱宁,六月诛杀江彬。释放内苑的珍禽异兽,令之后不得进献。
政治上,明世宗继位后勤于政务,整顿朝纲,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他吸取了前朝宦官当权乱政的教训,对宦官严加管束,中央集权得到复兴和加强,使朝政为之一新。明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明世宗表示:“如果有才识优异堪当重任的,应当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如果遇到空缺,也应当酌情简用,不许避嫌推托。”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方献夫奏称:“明仁宗洪熙以来,开始封赐外戚,其后外戚一门出现很多权贵,他们的爵位大多世袭相传。”故而有大臣建议明世宗开始实行: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娘家及其妻陈皇后的娘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经济上,明世宗严惩贪赃枉法,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田于民。明朝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朝野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年),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明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鞭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文化上,明世宗即位后马上整肃科举制度,来确保选举的良性发展;倡行三途并用,激励士气;整顿学政,来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明世宗执政前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史称“天下翕然称治”。但是及至明世宗中年,边防费用日益增加,加上世宗大兴土木、迷信祷祀,导致皇帑日益削减。各个行业凋敝衰落,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可见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明世宗执政中期,朝政日渐腐化,由于国家承平日久,明世宗逐步丧失进取精神,日益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议大礼的成功,使世宗获得在宗法上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他还要借助道教来神化自己。而且明世宗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方士、道士们利用明世宗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屡行诈骗之术,愚弄明世宗,使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
明世宗一改诸帝佛、道兼崇的习惯,而专奉道教,压制佛教。他对道教的崇信主要是迷信其斋醮方术,同时为了神化自己,他还为自己和父母加封道号。随着杨廷和的去职和大礼议的升级,明世宗的崇道活动也随之升温。斋醮的内容自祈雨雪、禳旱涝、祛病除灾以至求嗣延年,抗倭御虏几乎无所不有。他还赐给入直大臣道教冠服,百官斋醮时,派御史纠仪,派亲信察其不虔者。世宗对道教方术十分迷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皆以祈禳祓除获幸,宠遇不衰。段朝用以烧炼术进,胡大顺以吕祖“三元大丹”进,其他以丹法秘书进者不可胜数,往往以此瞬息宝贵。明世宗还仿效宋徽宗故事,为自己和父母加封道号,直接神化自己。其父为“三天金阕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母为”三天金阕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太上大罗天仙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又自号“雷轩”,“天池钓叟”。
嘉靖十九年(1540年),太仆卿杨最以谏监国议且直言求仙之荒谬,“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在明世宗的高压下,直谏之风渐息,一时“谄风滔天”。史称“古今献诗颂圣者……惟世宗朝最为繁夥”。可见明世宗对得宠的道士多赐以高官厚爵,百官的荣辱进退也往往取决于是否虔心奉道;对于直言批评朝政得失的官员,则残酷打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十几个宫女以杨金英为首,决心要害死明世宗,后失败,史称“壬寅宫变”。事后,明世宗便搬到西苑的万寿宫,不敢住在紫禁城的寝宫里。宫婢之变后,明世宗把转危为安归功于事玄之效,更加热衷于斋醮祈祷。他躬服道教衣冠,“以为祈天永命之事”;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咒,无间昼夜寒暑”。
嘉靖晚期,边事废弛,吞没军饷,倭患渐起。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朝的祸患。各地也爆发多起民变。此时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而海禁依然厉行,沿海民众和王直集团与朝廷的斗争非常引人注目。嘉靖二年(1523年)爆发了“争贡之役”,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嘉靖倭乱”。
嘉靖三年(1524年),以后爆发多起大同兵变,嘉靖十四年(1535年)爆发辽东兵变,又发生广宁兵乱。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明王朝的腐败军队根本抵挡不住蒙古的骑兵。嘉靖十九年(1540年)正月,吉囊袭扰大同,杀明朝指挥周岐。六月,瓦剌部袭扰边塞。七月,吉囊入寇万全右卫,总兵官白爵在宣平迎击,将其击败。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春,俺答多次入塞袭扰。八月,俺答汗进犯延绥。十月,朵颜入寇,杀守备陈舜。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并求通贡,明世宗屡次拒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为武力逼迫明世宗答应互市,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宣大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八月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京师戒严。明世宗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史称“庚戌之变”。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以塞责。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世宗答应开市,但北部边境蓟辽地区的滋扰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方消停。
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取得入居澳门的特权。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来自日本的仅有53人的倭寇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芜湖、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横行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爆发振武营兵变。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嘉靖中后期,明世宗宠信奸臣严嵩,造成了很大的恶劣影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提拔年过六十的严嵩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后改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诬害夏言,明世宗准其再任内阁首辅,因而严嵩专擅国政近十五年之久。明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来说,严嵩为了媚上,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单是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当时明王朝的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对此,严嵩实难辞其咎。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明世宗安排裕王朱载坖(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
嘉靖四十年(1561年),明世宗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明世宗暂时住到了玉熙殿,但是这里地方太小,于是明世宗想营建新宫殿。他问严嵩的意见,严嵩请求他到南宫居住,因南宫为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住的处所,所以明世宗很不乐意。然后问徐阶,徐阶请求重修永寿宫。后来由他主持建造成万寿宫,明世宗搬了进去。徐阶因此加封少师,兼支尚书俸,而严嵩渐渐被皇帝冷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邹应龙告发严嵩父子,明世宗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徐阶则取代严嵩为首辅。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被杀。
随着明世宗年龄增大加之长期服用有砒霜,水银,雄黄,朱砂的丹药,明世宗的身体每况愈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方士王金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制长生妙药献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严厉批评明世宗妄想长生,无父子、君臣、夫妇之情,称“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又称如皇帝“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明世宗大怒,命左右“趣执之,无使得遁”,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在旁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明世宗默然,留中不发数月,海瑞下锦衣卫狱。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明世宗去世于乾清宫,年60岁。明世宗去世后,遗诏裕王朱载坖继位,改元隆庆。奉先帝世宗皇帝遗诏,“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葬北京昌平永陵。
对于文官集团,明世宗通过大礼仪之争为其父母争名,加强皇权,打击文官势力,迅速摆脱了杨廷和的控制。重新建立了嘉靖初期政坛新的人事格局。整顿翰林院各项积弊,为了提高内阁大学士的行政能力,让内阁有了密奏专权,看似是权力提升,但几任内阁大臣都被他牢牢的捏在手里。
明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明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明世宗表示:“如果有才识优异堪当重任的,应当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如果遇到空缺,也应当酌情简用,不许避嫌推托。”多年以后,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选贤用人以尧舜和太祖做的最好,像严嵩这样的官员是朕亲自简拔的,竟然没有才能到如此地步。”应当说,明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明世宗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时,他又说了“近来屡次下旨禁肃朝仪,廷臣有许多故意失态的”。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明世宗和张璁、方献夫在革除外戚世封的问题上也达到了共识,下令永远废除此制。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方献夫奏称:“明仁宗洪熙以来,开始封赐外戚,其后外戚一门出现很多权贵,他们的爵位大多世袭相传。”故而有大臣建议明世宗开始实行: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娘家及陈皇后的娘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明通鉴》编纂者说:“安昌伯钱维圻卒,其庶兄维垣请嗣爵,下吏部议。尚书方献夫等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历引汉、唐、宋事以证。璁以为然,力主之。上善其言,诏:”自今外戚封爵者,但终其身,毋得请袭。’自是,外戚遂永绝世封。”
明世宗继位后,张璁认为科举考试在当时存在着两大弊端,即应试文体不正和主考官不得其人,并认为这是改革科举制度的突破口。为此,张璁提出了两大对策,一是考试文体务必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进行说理,一定要极尽事物的原理;议论事务,必须要通晓经济天下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必然不可用。二是各省乡试主考官应访查举荐翰林、科道、部属等有学识有人品的人,另外派遣二人为考官;在两京进行乡试的除了命题的主考官外,增添京官两三人作为分考,以及时弥补主考之所不及。一定要严敕各御史一同参加考试选拔,以保证选取的都是有真才实学之人,遏制私自举荐的风气”。对此改革主张,明世宗予以全力支持。他要求礼部按照张璁的提议,选择学行兼优的京官或进士,每省派出二人,前去监察考试,但不得参与内部决定;两京乡试除了主考外,五经房仍然各加科、部官一员。派遣京官主考各省乡试,以维护考试的严肃性,这在明代历史上尚属首次。
嘉靖七年(1528年),明朝正式推行这一重大举措,如工科给事中陆粲、兵部郎中华钥前往浙江,礼部郎中丘其仁、国子监博士王庭前往山西,吏部主事王激、大理寺评事余前往广东,户部主事王嘉宾、行人李仁前往陕西。主考顺天府乡试的春坊右庶子韩邦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一改革措施予以积极的肯定。他说:“当今圣上关注科考之事,对科场把握非常严格。”此次乡试因按张璁所定新制举行,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次年(1529年),张璁在阅完会试试卷后,对从各地乡试选拔的三千七百多人的考卷文风的崭新变化深表满意,并大加赞赏。张璁认为:“如今文人有如此大的成绩,都是因为当今圣上的决策正确。”在明世宗亲自批完廷试考卷之后而排列名次时,世宗并不以己意而定,而是要求张璁等人从公论定。
明朝宗室世代承袭,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却无所事事,成为由朝廷供养的一群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人数不断扩大,朝廷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面对严重的“宗藩”问题,明世宗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予以解决。其中收效较为显著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略为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嘉靖初年,明世宗在四郊新建了地坛、日坛、月坛。他将敬万神的天坛改为只敬天神,并兴建地坛、日坛、月坛,整个北京城被放置于一幅八卦图之中:南侧为天属乾卦,北侧为地属坤卦,东侧为日属离卦,西侧为月属坎卦。痴迷于道教的嘉靖还在皇城内大规模营造道教宫观,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宫观没有保存到今天,如位于今天中海以西的国务院机关办公地,就曾经是明世宗兴建的一组称为“大光明殿”的道教建筑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又决定利用元大都土城遗址,四面环绕修筑京城外郭城。最初规划的外城长七十里,东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设城门十一座、敌台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门外和通惠河设置水闸两处,其他低洼地带设置水关八处。由于工期浩大,在严嵩的建议下改为先修筑南面,将正阳门外的大片繁华市区包入,得到明世宗的许可。后因用兵频繁,再加上1557年紫禁城大火灾后将财力物力集中于宫殿的重建,因此外城一直没有再筑。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筑外城各城门的瓮城。
嘉靖中期以后,东南沿海海贼,倭寇活动更加猖獗,卫所海防体制无法应对严重的局势,军事改革势在必行,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招募,编练新军,在沿海建立水寨,打击倭寇。随着浙、闽等剿倭的军事胜利,自嘉靖中后直至万历初年,倭寇自闽突入潮、揭,与当地海寇吴平,许栋海盗等勾结,进攻潮州、揭阳、蓬州、新安、广海、双鱼、雷州等南海沿岸卫所,盘踞海岛,流毒海滨,南海地区成为海患发生的重点区域。在平定海患过程中,总督等广东官员逐渐认识到,如果朝廷集中兵力围剿,倭寇,海盗可以平定,但这种依靠临时征集省内外大军的征剿用兵方略,是权宜之计,难以保证沿海长治久安。
嘉靖十五年(1536年),总督钱如京根据海防形势奏请,将原设在广州的巡视海道副使(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复设于南头,巡视全省海防。吴桂芳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任两广总督,即设总兵府衙门于潮州,调动狼土劲兵四万五千名,福兵一万五千名,以伸威营总兵俞大猷为帅,与倭寇相持两月,大破敌军。
在东南沿海,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明世宗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涌现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成功捍卫了帝国海疆安定,有力打击和扑灭了倭寇侵扰和海盗疯狂掠夺行为。
明世宗时期,俺答几次要求通贡、互市。遭致世宗拒绝,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需求致使明蒙关系不断恶化,明朝边患问题不断。嘉靖年间,蒙古族在其首领俺答的率领下频繁入掠,给明王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进而酿成明代北边危机的第二次高潮——庚戌之变,并且终嘉靖一朝,北部边防一直处于刀光剑影的战争状态。
明世宗在位45年中,减免赋税、赈济灾荒100余次。明世宗曾亲自到南郊耕田励农,皇后亲自到北郊养蚕,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嫔妃、宫女们都参加了。
在嘉靖年间,贸易市场发展了,税务在国计民生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服匠役的劳动力可以用银两抵换,这是低级形态的劳动市场。
嘉靖时期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的变革,旨在追崇其父兴献王,塑造帝系正统,为自己藩王入主大统“伦序当立”的合法性作礼义上的论证。祭礼改制伴随着大批郊、庙等祭祀之所的建设,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同时,祭礼改制也激起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嘉靖祭礼改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礼议”的过程中,出现了《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大礼要略》《大礼全书》《明伦大典》等紧扣议礼而进行的系列礼书编纂活动,从个人倡导到国家行为,最终《明伦大典》以国家政典的形式刊行,为“大礼议”进行了一次官方理论总结,成为打击反对派、传播“大礼”定论的工具,显现出了朝内政争与官方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
明世宗继位以来,将《永乐大典》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明世宗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明世宗在历史上以崇信道教而著名,是继宋徽宗与此同时,他禁绝佛教,对明代佛教、社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世宗好标新立异,较少保守思想,强化君权、树立“英主”形象,嘉靖九年开始进行以清理封建祭祀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正祀典活动。改天地合祀粼天地分祀,去掉孔子王号,恢复“至圣先师”称号等一系列清理和改定的举措陆续实施。虽然这些与政治、经济改革关系极小,但却是嘉靖皇帝敢于变更祖制的结果。
明世宗在改正祀典中,将朱元璋制定的关于天地合祀,孔子祀典等多项规定改动了。这无疑动摇了祖制不得变动的陈腐观念,一定程度上为改革活动的开始清除了思想障碍。
张廷玉等《明史》: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李乐: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色,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
张居正:
李维桢:世宗享国长久,本朝无两,礼乐文章,灿焉兴革。斋居数十年,图回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其英主哉!如终则新都(杨廷和)、永嘉(张璁)、华亭(徐阶)功大矣。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方之汉武,功不胜过焉。
朱国桢:宋元以来,风俗诡幻奢靡,大圣人出而更化一主于刚,太祖尚已,文皇遵之,先后五十余年,风行草偃,国势甚强,阅百年至正德而渐已极矣。乃有世宗一振起之,孝为之本,礼为之维,其作用全以刚德胜。刚必激,激必亢,于是柔奸稍稍得入,而要之体常健,其威常不测。能知人,能安民,奸亦卒无所容,中正之士乐为之用。腹心得人,元气自固,虽有夷虏盗贼,皆归扫刷涤荡中,而天下晏然有四维之固。至盖愆成美之诏,天下传诵,莫不咨嗟流涕,既凛凛于秋肃之威,更眷眷于春温之泽,真可谓善继祖武者矣。
谈迁:世庙起正德之衰,厘革积习,诚雄主也。因议礼自裁,好稽古右文之事,诸臣迎附,祗诤于仪节,反实政略焉。方士蚀其心,倭虏撼其末,饥盗岁见,而皇威四讫,驾御得人,则股肱之力为多。至政地寄腹,往往非其任,靡文塞责,先朝淳厚节俭之遗,荡然靡余。狡伪成风,吏民相沿,不以为非,亦一代升降之关也。好长生术,果享永祚。古人如汉武、唐玄、宋仁各有称,今治不及开元、庆历,而亦无天汉、天宝之失,庶几哉优于汉唐矣!
谷应泰:
雍正帝:明代自嘉靖以来,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
乾隆帝:嘉靖、万历、天启之昏庸逸乐,阿柄下移,以致权臣奸宦,相继而擅威福,乱政害良。此数君惟知蒙业而安,于国事懵然罔觉,虽未及身而丧,不数传而驯至灭亡。使有能奋然振兴,追念洪武之旧图,励精求治,未必不可挽回于未造,而晏安酖毒,终于不可救药。
昭梿:世宗虽委信权奸,任意施为,然用人之柄,不至下移。恶杨升庵终身,介溪不能包庇。立斥赵文华,诛丁汝夔,皆出己意,非若宋理、度诸君,委靡不振。故严嵩惟知迎合上意,以盗国政,与刘放、朱异相似,终非秦桧、贾似道之可比也。
张佩纶:嘉靖之喜独断,刑法偏颇已甚,尤莫奇于复套之狱。曾襄愍(曾铣)建复套之议,所陈八事……自是筹边伟略。帝既令夏言拟旨,优奖铣。铣意出师鸠兵缮塞,初无败衅之事,乃主眷潜移,忽然诟责,既不复套,言、铣罢职足矣,无故逮之杀之,诚不可解。……襄愍才足办此,既以庙算同心,即可坐收成效,特因严嵩、仇鸾浸润之潜,无故而加刃劳臣,纵敌长寇,以世宗之果于有为,而颠到[倒]是非如此,然则其色厉内荏,于军国大计茫然不辨而已。夫张经辈,虽杀之过当,犹曰倭患已深也。铣特以开边故,致并夏言就戮,则凡筹边计者孰不以因循粉饰为事,无怪乎明自嘉靖而益弱矣。
孟森:
毛泽东: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
王家范:
毛佩琦: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明世宗嘉靖皇帝在整个明朝17个皇帝中,他是应该有作为的皇帝,他上朝不久就发动了一个大礼仪。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政治运动吧,这个大礼仪把朝廷上下的官员全部牵扯进去了。
卜键:
当年明月:他是明代有史以来最为聪明的皇帝,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间,如果要按智商水平排序,他至少在第三名,他的聪明,丝毫不比朱元璋差,而且非常狡猾,也善于控制大局;嘉靖白天是在潜心修道,晚上他在改奏章,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关键。晚上改奏章直到凌晨五点,他才躺下睡一会儿,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控制群臣的机会。自古以来做皇帝的是有蠢人,但明代没有蠢皇帝,嘉靖修道是为了多活两年,因为他掌握了做皇帝的规律,没有人能动摇他,这是修道的根本。
明世宗信奉道教,他不仅本人信道,还要全体臣僚都要尊道。明世宗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一身兼少师、少傅、少保数职,这在明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明世宗迷信丹药方术,他派人到处采集灵芝,并经常吞服道士们炼制的丹药。为满足自己修道,明世宗数次遴选民女入宫,每次数百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命宫女们清晨采集甘露兑服参汁以期延年,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宫女们忍无可忍,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差点将明世宗勒死,这就是历史上罕见的宫女弑君的“壬寅宫变”。特别是经“壬寅宫变”幸得未死,从此移居西苑,设醺炼丹,迷信道士邪说,养生修道,二十余年不回大内,法纪逐渐松弛。另在宫内外兴建大量宫殿庙宇,加重百姓的负担,使得国家财政危机愈益深重。
明世宗任用道士,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然后让道士烧掉,企图让神仙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一个叫蓝道行的道士,平生最恨严嵩,借助这个机会向明世宗传达了“奸臣如严嵩,忠臣如徐阶”的字样,最终使权臣严嵩落马。
明世宗在一次经筵上,讲官徐瑨讲《论语》中“曾子有疾”章,故意回避其中“人之将死”这句,明世宗说:“死生常理,有何嫌疑?”命令补上。但后来逐渐忌讳“死”及其谐音字。
明世宗对他人用语极为敏感,忌讳也很多。刚即位时,有一次穿的龙袍很长,明世宗老是要挽起来,很不高兴。内阁首辅杨廷和说:“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明世宗马上转怒为喜。
晚年,太医院使徐伟为明世宗诊脉,明世宗龙袍拖在地上,徐伟不敢接近,明世宗问原因,徐伟说:“皇上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明世宗便收其龙袍,让他诊脉,完毕后,明世宗写了一道手诏给内阁大臣,内容是:“伟顷呼地上,具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看到后恍然大悟,庆幸自己捡回一条命。
此外,嘉靖年间,蒙古连年入侵,明世宗也厌恶“夷狄”这两个字,每写到“夷狄”这两字,都会写得很小,以示贬低之意。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高拱出的会试题目有“绥之斯来”、“其死也哀”两句,又有两个“夷”字,明世宗看了后龙颜大怒,要从重惩处高拱,在徐阶的辩护下才作罢。
嘉靖年间,宫中养了一只叫“霜眉”的卷毛猫,呈微青色,但双眉却是洁白的,非常善解人意,明世宗出行时,此猫充当前导,又经常伺候明世宗睡觉,明世宗爱如珍宝。后来,霜眉死了,明世宗非常伤心,命令大臣们写祭文,但大臣们都没写过动物祭文,难以发挥,只有一个叫袁炜的礼侍学士在祭文中写了“化狮成龙”四字,令明世宗十分满意,提拔他做礼部尚书,补入内阁。明世宗下令将霜眉埋在万岁山北麓,题碑“虬龙冢”。
嘉靖六年(1527年),皇室为永淳公主招选驸马。通过太监、女官的极力推荐,皇室选定了一个叫陈钊的男子,并和陈家定下了婚期,永淳公主即将“下嫁”。谁知,有人向皇家告发说,陈钊家族世代患有恶疾,而且生母是再婚,且做了别人的小妾。堂堂的大明公主嫁给一个小妾的儿子,实在是有辱皇室的尊严。于是明世宗马上悔亲。可眼看婚期将近,为了挽回皇室的面子,明世宗赶紧命人在全国海选,另招驸马。经过千挑万选,终于挑中了一个叫谢昭的男子。这次,明世宗亲眼审查驸马人选,于是,他接见了谢昭。谁知亲眼一见,明世宗狂怒不已,原来这个谢昭奇丑无比,这与之前下面官员描述的“高大俊朗”有着天壤之别,皇帝很生气,然而婚期不等人,明世宗只好自吞苦果,在明知被骗了的情况下,准许妹妹永淳公主下嫁给谢昭。
皇子
公主
十一月二十四日,离冬至大祀之典只有两天了。明世宗“偶有小疾”,就写信给礼部官员,说明情况,礼部很知趣,随即上疏请求遣官代行。这一时期遣官代祭虽屡有发生,但明世宗亲祀之事毕竟还较经常,只是壬寅之变发生后,才基本不参加祭祀大典,几乎完全由官员代行了。不视朝,不举经筵,不出席典礼,明世宗把自己禁闭在西苑的小圈子里,一意玄修,幻想长生不老。
明世宗的长期怠政,导致出现了严嵩专权的局面。“壬寅宫变”后,世宗躲进西苑,日祈长生,朝讲尽废。他虽然仍通过批阅章奏,掌握着军政大权,但朝廷日常事务却无法亲自处理。同时,整日忙于斋醮祈祷,和朝臣们极少会面,君臣隔阂亦愈益严重。严嵩极善迎合,嘉靖七年(1528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后,步步高升。嘉靖十五年任礼部尚书。他在改正祀典中,处处附合明世宗,赢得欢心。宫婢之变后,明世宗移居西苑,与外界接触极少,除方士外,朝臣中只有严嵩能够见到他的面。于是严嵩便利用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挤其他阁臣。明世宗下的谕旨,他都尽可能不让别的阁臣知晓。这样,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朝政。对于内阁最重要的票拟之事,严嵩更是抓住不放,不允许别的阁臣参与其间。严嵩此人机敏,善于揣摸明世宗的意向。他入阁时已六十多岁了,年纪毕竟大了,反应也渐渐迟钝。但他仍不准其他阁臣插手,而是让其子严世藩代行。内阁而外,严嵩对各府院部衙门也加紧控制。他遍引私人居要地,形成严密的亲信势力网,以掌握大权。严嵩父子窃取朝中大权后,贪赃枉法,疯狂地攫取财富。内外官员升迁任免,多以贿赂多寡而定。这就造成政以贿成,吏治极为腐败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嘉靖朝政日益下滑,社会矛盾和危机也就日益尖锐和严重了。
明世宗入继大统之后,专以道教为尊,毁佛寺,逐僧人。嘉靖二年(1523年),世宗用太监崔文言,于宫中建醮。明世宗对劝谏皆不理会,频设斋醮,事无大小皆请于神,不验则请之再三,有验则行大醮以谢神佑。笃信方术,必然恩宠道士。明代自洪武年间即有很多受礼遇的道士,如张中、周颠仙、丘玄清、冷谦等。嘉靖朝在各地广度道士,仅嘉靖二十六年就度道士二万四千余人。世宗朝受恩宠的道士最多,恩典也最滥。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胡大顺、蓝田玉、顾可学、盛端明、王金等道人方士皆受宠幸。嘉靖朝的奏章亦分“前朝”,“后朝”,诸司百官所奏者为前朝;道士方伎所奏者为后朝,前朝官员不得与闻。
祭神修仙,所费无限。修建寺观、牒度僧道、举行斋醮、访求仙药等,皆需巨额资财,明代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荒废殆尽。世宗为了供奉神祗,大兴土木,建宫设坛,岁废数百万。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仅川、贵、湖广采木费用即达三百三十九万两。举行供斋醮神仪式,皆需赤金数千两,屑为金泥,用于书写门匾对联等。另外,祭神修仙又需要大量珠宝玉器、沉香、白蜡以及蔬食之费等,所废无以计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命景德镇烧制内殿醮坛瓷器就达三万件。当明世宗无限制地设醮修仙、荒政误国之时,亦有一批忠直诤臣敢于抗争,力挽时局,他们纷纷谏止奉道修玄,并因此得罪失官,甚至丧命。嘉靖十九年(1540年)世宗受道士段朝用唆使要退养深宫,朝政交给年仅5岁的太子。圣谕传下,举朝惊骇,但皆不敢言。太仆寺卿杨最冒死直谏,世宗大怒,命重杖杨最一百,然杖打五十即死,明世宗仍令杖满一百始罢。满朝百官,跪伏震惧。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举国奉道,国之要事皆祷神佑,朝臣之务皆以道事为重,百官侧目,言官讳言,致使明代政治偏离主道而日渐昏暗,释与儒皆不敢各立门户,道教之玄理方术对明朝中后期社会影响至深,令人深思。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去世,有人认为明世宗迷恋道教,吞噬炼丹,认为他就死在慢性中毒上。也有人认为他是得病而死。
明世宗死后葬于永陵。明永陵位于阳翠岭南麓,永陵宝城直径为81丈,裬恩殿为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其规制仅次于长陵,而超过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其裬恩门面阔五间则与长陵相等,其后仅定陵与之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