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省文管会（办公室）以成立以来历次文物调查成果为基础，完成四川省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同年底，省文管会（办公室）田野组交由省博领导，并更名为“文物工作队”，负责考古工作。省文管会（办公室）调查组继续进行地面文物调查保护工作。

1958年，为精简机构、紧缩开支，省文管会（办公室）与省博合署办公。对外两个牌子、两个印鉴，对内一套人马进行工作。

1968年7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省博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颁发印章时，未明确省文管会（办公室）是否需要保留，致使省文管会（办公室）的牌子与印鉴未再行使用。

1974年7月，在省博内部设立省文管会（办公室），省文管会（办公室）印章重新启用，省文管会（办公室）职能得到部分恢复。

1977年，徐中舒任省博馆长。

1981年3月10日，经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准，省文管会正式恢复，主任委员为张秀熟，副主任委员为吴汉家、徐仲舒。1982年，为进一步加强对我省文物工作的领导，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管理，防止对文物的破坏，密切有关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兼任省文管会委员，名单如下：马识途、尤超、邓少琴、邓学安、冯天爵、冯兴玉、冯秉昭、孙自强、叶兆麒、龙经纬、李彪、李树根、朱秉璋、许琦之、张文沛、张光伦、张惠明、陈正交、苏成纪、何惠林、屈义骅、罗永光、金铠、周永彤、赵欲樵、贺惠君、段可情、高文、高扑实、徐南洲、聂秀香、郭景璞、黄惠周、彭长登、焦成斌、谢雁翔，朱秉璋任省文管会（办公室）负责人。省文管会（办公室）为省文化厅直属事业单位，与省博分开办公，单独建制，主要负责全省文物的调查、发掘、保护、研究和宣传等工作。

1983年11月，朱秉璋、赵殿增任省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朱秉璋主持工作。同年，四川省文化厅核定省文管会（办公室）编制77人。省文管会（办公室）下设业务机构：田野考古工作队， 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为主，同时每年进行一两项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地面文物工作队，对地面文物（包括革命遗址和遗迹）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和宣传，推进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工作队，以石刻和石窟寺为重点，兼顾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及出土文物的修复和保养；《四川文物》编辑部，除主办该刊外，还负责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文物考古方面的丛刊和普及读物。

1985年2月，经四川省编制委员会批准，省文管会（办公室）增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省考古所”）牌子，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同年，单位筹建的新办公大楼竣工并投入使用，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5号。

1986年3月，赵殿增任省文管会（办公室）主任、省考古所副所长，郭长荣任省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支部副书记，肖宗弟任省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同年，四川省编制委员会核定省考古所事业编制90人。省考古所下设田野考古工作队、地面文物工作队、文物保护技术工作队、《四川文物》编辑部、秘书科等部门。

1987年12月，肖宗弟任省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省考古所副所长并主持工作，赵殿增、胡昌钰任省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省考古所副所长，黄小平任省文管会（办公室）、省考古所党支部副书记。

1988年7月，肖宗弟任省文管会（办公室）主任。

1991年1月，胡昌钰任省文管会（办公室）主任、省考古所所长。

1994年5月，黄小平任省文管会（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同年9月，马家郁任省文管会（办公室）主任、省考古所所长，丁祖春任省考古所党支部副书记。

1995年3月，郭长荣任省考古所党支部书记。

1996年8月，袁金泉任省考古所副所长。

1998年3月，张肖马任省考古所党支部副书记，同年8月，李昭和任省考古所副所长。

2000年5月，省考古所党总支成立，省考古所所长马家郁兼任省考古所党总支书记，张肖马任省考古所党总支副书记。

2002年7月，高大伦任省文管会（办公室）主任、省考古所所长。同年11月，陈显丹任省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省考古所副所长。

2004年10月，经四川省编制委员会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更名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省考古院下设业务机构：考古研究所、古建石窟设计研究所、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四川文物》编辑部、基建考古勘探办公室、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保卫科、图书信息中心等。

2004年10月，高大伦任省考古院院长，李昭和、陈显丹任省考古院副院长，张肖马任省考古院党总支副书记。

2005年6月，闫西莉任省考古院党总支书记。

2008年1月，周科华、唐飞任省考古院副院长。

2013年，省考古院院长高大伦兼任省考古院党总支书记。

2017年4月，姚军任省考古院副院长。

2019年8月，唐飞任省考古院院长。

2020年1月，省考古院院长唐飞兼任省考古院党总支书记。

2020年6月，刘禄山任省考古院副院长。

2020年12月，陈卫东任省考古院党总支副书记。

2023年7月，谢振斌、刘志岩任省考古院副院长。

2019年、2021年，经中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增挂“三星堆研究院”“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两块牌子。2022年7月，经中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核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事业编制185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现为四川省文物局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下设党群办公室、行政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项目管理办公室、科研办公室、文物信息中心、革命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四川文物》编辑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文物保护修复研究中心、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新石器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所、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所、民族考古研究中心、科技考古中心、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石窟寺保护工程研究所）、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石窟寺考古研究所）等部室及皮洛遗址工作站、城坝遗址工作站、罗家坝遗址工作站、会理考古工作站、广元考古工作站、江口遗址工作站、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等派出机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于1951年9月，其前身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1954年川西行署与其它三个行署合并成四川省后变更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8年起与四川省博物馆合署办公。1981年与省博物馆分离，为四川省文化厅直属文物科研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全省范围内文物调查、保护、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对市、州、县文物工作进行业务辅导。1985年经四川省编制委员会批准，增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牌子，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定编88人,其中30人有大学本科(含)以上学历，大学专科生23人；研究馆员3人，副研究馆员15人，文博馆员20人。内设考古一队、考古二队、三星堆工作站、文物保护中心、古建石窟研究设计室、技术修复室、《四川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财务科、保卫科、图书信息中心。现有所领导班子成员4人、中层干部20人，平均年龄不到50岁。

所里建有5千平方米的办公大楼，其中有文物库房和图书资料库房1千平方米；用于文物保护研究及实验室约1200平方米；有文物考古资料整理房和专门的电脑及网络中心；全所有较完善的供水、供电、通风设施。目前该所正积极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成为国家文物保护重点实验室。

此外，所里有西南地区文博单位最多的图书资料和先进的办公局域网，文物考古图书有4万多册。

总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半个世纪的成长历程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从一棵幼苗成长到今天，她仍然需要各方面的关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门类最齐的文物科研单位，在田野考古、古建筑石窟保护、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等方面有着较强的实力，尤其在古代巴蜀文化的研究、古代壁画、古代青铜器和石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文物考古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50年来共查明省内一万五千处文物点，其中绝大多数填补了省内文物空白点；先后共出土文物几十万件，为省博物馆和各市县博物馆、文管所提供了大量馆藏文物。所内有较强的科研力量，人才辈出，先后有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古人类学家秦学圣先生、古文字权威于豪亮先生在所里工作.

所内现有的专业人员绝大多数有大学本科(含)以上学历，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现有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两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两名、省学术带头人一名、省候补学术带头人一名，他们在国内同行中都享有较高知名度，还在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殷商史学会、中国秦汉史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汉画学会、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钱币学会担任常务理事、理事、副理事长，有的被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考古发掘是该所工作的重点。50年来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先后进行了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都羊子山、涪陵小田溪、孟知祥墓、广元宝轮院、巫山大溪、成都明蜀王陵、三峡水库、二滩水库、紫坪铺水库、向家坝水库、官地水库、彭水水库、瀑布沟水库、九寨沟机场、宝成铁路复线、达成、内昆铁路四川段，成都十二桥，彭县竹瓦街，成绵、成南、成乐高速公路以及国道108线广元段等项目的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其中有闻名中外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及巫山大溪遗址、新都马家大墓、涪陵小田溪战国墓群、邛崃什邡堂遗址、忠县中坝遗址、绵阳木椁汉墓、华蓥安丙墓、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宣汉罗家坝、泸县宋墓群、郪江崖墓群等。

在建国初期，配合成渝铁路的建设，出土了著名的古人类化石“资阳人”，秦学圣先生是我国体质人类学家，他对“资阳人”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一致的肯定。随后，我们通过在巫山大溪镇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发掘，确定了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成都市北郊将军碑附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砖厂取土时发现了羊子山土台和一大批墓群，经过发掘，证实这里是古蜀先民的祭拜天地的重要遗迹。从1953年到1995年，该所先后在重庆巴县的冬笋坝、广元宝轮院、绵竹、什邡等地发掘了大批船棺葬，对巴蜀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此，该所始终把古代巴蜀文化的研究作为全所的科研主攻方向。

1959年、1980年又在彭县竹瓦街发现两处西周大型铜器窖藏，出土一大批青铜礼器。1980年，在新都马家大墓出土188件精美的战国青铜器。1977年至1986年，该所对荣经县严道古城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共发掘春秋末到秦汉的古墓30多座，发现大批与楚文化有关的文物。1979年—1987年，在青川县出土一批秦国文物，其中“更修田律”木牍和刻有“蜀东工”等20字的铜戈最有价值，反映了秦在商鞅变法后土地制度的变化和蜀地手工业的发达。近20年，我们还对分布在川西山区这一古代“民族走廊”的石棺葬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使西南地区民族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所的考古发掘工作以三星堆遗址、三峡地区忠县中坝遗址、华蓥安丙墓、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宣汉罗家坝墓群、泸县宋墓群、郪江崖墓群最具代表性，在国际国内都有较大的影响。以三星堆为例，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掘到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的建成，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我所来视察的有张爱萍、李铁映；到三星堆参观的有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李岚清等。我所专业人员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使古蜀文明历史上推了两千年。三星堆已成为四川旅游品牌，近年的游客每年增长幅度达两成，仅门票的年收入就上千万元，带动的相关产业收入应该大大超过门票收入。忠县中坝遗址有着厚度达十几米的文化堆积层，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是三峡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是我国第一个经考古发掘的酒坊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全兴集团以此为契机，适时推出了高档白酒“水井坊”，在国内同行业中独树一帜，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近年来长江三峡水库的逐步建成和投产，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修建这样的超大型水库是我国前所未有的，而保护淹没区的文物同样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重庆在1997年未直辖前，川东地区及长江流域四川段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均由我所承担。从1959年起，我们开始与“长办”合作，开展峡江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1985年—1997年，我们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水库淹没区四川段进行了大规模路的文物调查，动员了上百人的专业队伍，集中了全省文物考古的精英，对沿江十几个县市进行拉网式调查，最后形成了《三峡水库淹没区（四川段）文物保护大纲》，该方案经国家文物局、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审定通过，成为日后三峡地区文物保护的纲领性文件。

文物保护同样是该所的工作重点.早在1964年，我们就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从当时的成都大学化学系引进一批大学本科生，筹建文物保护队伍，并于上世纪70年代末陆续建立文物保护化学实验室、青铜器修复室；80年代建立文物保护技术队，90年代正式建立文物保护中心。同时所里还设有古建石窟研究设计室和文物技术修复室，与文物保护中心共同承担文物保护任务。多年来在国家文物局和省内各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关心下，该所文物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硕果累累。

在青铜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方面，该所专业技术人员经过长期的研究试验，在继承传统技术的基础上，采用新的工艺、工具和材料，根据其年代、种类、质地、破损和腐蚀程度的不同，分别采用相应的保护修复方法。如三星堆出土的大批青铜大面具、大立人、神树，以及汉代摇钱树等20余项，恢复了原貌，得以长期保存和向世人展示。在石质文物保护研究方面，先后承担主持完成100余项全国重点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乐山大佛、雅安高颐阙、绵阳平阳府君阙、成都王建墓等石质文物的地质勘探、方案设计和保护工程。

该所的青铜器文物保护专家在继承青铜文物传统工艺修复技术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本地域青铜质地文物保护修复方法，先后在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神坛、大面具、大立人，彭山出土汉代摇钱树等修复工作中广泛应用，其精湛的工艺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在青铜器文物保护研究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先后在巴蜀青铜器成分分析、巴蜀青铜器铸造工艺、锈蚀机理、封护加固材料、保护工艺等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科研水平在西南地区首屈一指，在国内外也具一定影响力。

石质类文物保护方面，该所专业技术人员在调查勘探、保护技术、材料研究、工程设计施工以及效果检测诸多领域内，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四川气候特点，经过较长时期的研究和多次试验，选用了以有机硅树脂和防水剂3号为主剂，以钛酸丁酯和三乙稀四胺为助剂组成的MSG-8石质文物防风化材料，在大足宝顶石窟和北山石窟、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安岳卧佛院藏经洞、巴中南龛石窟、新都桂湖龙藏寺碑等多处石质文物封护加固工程中应用，效果较好。《MSG-8古代风化岩石雕刻品封护加固材料》的研究获文化部1985-1986年度文化科技成果三等奖。以糠醛-丙酮作稀释剂，采用潜伏性固化剂-酮亚胺，再添加其它助剂的改性环氧树脂浆液，在饱水状态下石窟裂隙的灌浆补强和堵水中起到了良好作用，在重庆大足北山136窟防渗加固保护工程中得到了应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该成果《潮湿环境下石窟、围岩裂隙灌浆补强材料的研究》获文化部1983-1984年度文化科技成果二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闻名于世的乐山大佛，由于千百年的自然风化和人为损坏，已经是病害累累，如何综合治理已成为文物保护界和社会各界十分关心的大问题。由我所主持完成的《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成果，为乐山大佛的科学保护提供了全面、准确的基础资料，该成果亦获1992年度国家文物局科技二等奖。

在50年来古建筑维修保护工作中，先后承担了成都王建墓、武侯祠、通江文庙、巴中南龛、犍为文庙、渠县文庙、富顺文庙、江油窦团山、峨眉山飞来殿、泸县龙脑桥、荣县大佛、广元千佛崖、理县筹边楼、泸定县泸定桥、三台郪江崖墓、广安邓小平故居维修方案的设计和施工。这些项目的完成，既保护了文物，又为国内外游客提供了很好的游览场所，最有名的包括成都武侯祠、乐山大佛，每年它们的门票收入均在千万元以上，带动了当地一大批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该所在邓小平故居的维修设计工作中，调集了精兵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奋战两年，顺利完成维修设计任务，并指导施工，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肯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

《四川文物》是该所的业务部门之一，担负着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核心期刊（双月刊）的编辑和发行工作。自1984年创刊以来，已出版112期，刊载各类文章2800多篇、1400万字。全国著名学者夏鼐、张秀熟、徐中舒、苏秉琦等都曾为刊物撰写文章。同时，该刊为所内及全省文博专业人员提供了一个展示科研成果的窗口。20年来，我们在经费少，人手紧张的情况下把它办成了西南地区最具特色的文物学术刊物。

该所专业人员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三星堆遗址、三峡库区云阳淹没区、忠县中坝遗址、华蓥安丙墓、水井街酒坊遗址分别被国家文物局评为“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1994年、1996年、1997年和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古城古国古文化》展览获1997年全国十大精品陈列奖，《巴蜀寻根——四川考古事业50年成就展》获1999年全国十大精品陈列奖。《中国青铜器全集》（巴蜀卷）、《三星堆奥秘》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年）。《尹湾汉墓木族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9年）。《四川文物揽胜》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0年）。《三星堆祭祀坑》、《四川省志 文物志》获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还有多处考古工地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2021年10月，被表彰为“第六届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

2021年10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乐石文物修复中心有限公司共同开展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部分出水金银器保护修复”项目被评为“2021年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同月，入选“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2022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所入选2021-2022年度四川省青年文明号拟推荐集体名单。

2022年7月1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入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拟表彰对象名单。

2023年6月6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申报的“多学科研究与保护 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入选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十佳案例。（详见词条：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

50年来出版、发表了大量的考古发掘简报和学术论文，其中专著有《王建墓》、《三星堆祭祀坑》考古报告和《中国青铜器》（巴蜀卷）、《四川考古论文集》、《四川考古报告集》、《丝路上的文明古国》、《古蜀金沙》、《金沙遗址》《三星堆》、《三星堆奥秘》、《古蜀的辉煌》、《天门》。《华蓥安丙墓》考古发掘报告业已提交文物出版社，《泸县宋墓》考古发掘报告也已完稿，初步完成《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卷）的编写工作。

自改革开放以来该所应邀和派出百余人次到英美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学术交流，举办学术讲座.同时采用请进来的办法,全方位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近年来先后请日本学者到所里举办学术讲座，开展中日南方丝绸之路文物调查和绵阳汉墓出土漆器的保护研究项目。

该所目前正开展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勘探；中坝遗址、烟堆子遗址、罗家坝墓葬等考古工地的资料整理；瀑布沟水电站淹没区和西攀高速公路沿线考古发掘工作；继续开展自2002年来与日本有关方面开展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文物调查；继续完成与日本有关单位联合开展绵阳木椁汉墓出土漆木器的保护工作；继续开展国家文物局科研课题《四川道教石窟及摩崖造像研究》《四川古建筑中传统工具的应用》。

2022年1月31日，参加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进行三星堆文物现场发布仪式，由张国立、冉宏林担任讲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