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30 15:18
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1925年3月25日——1964年8月3日），美国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家和评论家，美国文学的重要代言人。
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于1925年3月25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是家中的独苗，父亲爱德华（Edward）是房地产开发商，母亲是瑞加娜（Regina）。美国南方以新教徒居多，而住在圣约翰教堂附近的拉菲特广场的奥康纳是在少数爱尔兰天主教社区中长大的。她在圣文森特语法学校的修道院受到严格的教育。奥康纳自小就擅长写作和绘画，她的第一部“作品”“My Relitives”是由他慈爱的父亲装订起来的一些尖刻讽刺的绘画和图片说明。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了父亲在联邦房建管理局的工作，奥康纳一家搬到亚特兰大。不久之后，父亲患上红斑狼疮并于1941年初去世，奥康纳受尽百般呵护的童年也随之结束。
奥康纳的母亲随后带奥康纳来到克莱因宅第（Cline family home），和亲戚住在一起。克莱因宅第是一所由联邦政府于1838年建造的房屋，装饰有圆柱和楔形板，在米利奇维尔成为战后佐治亚州的首府时，它曾临时作为州长的住所。奥康纳与她的母亲瑞加娜和三位姨妈——玛丽（Mary）、凯特（Katie）和格蒂（Gertie）住在一起，在一种强烈的母权环境中度过了她的青少年。奥康纳在皮博迪中学（Peabody High School）和当地的佐治亚州女子学院就读时，就作为校内漫画家而引人注目。她花了大量功夫创作麻胶版画，那些都是讽刺校园生活的“单格讽刺漫画”。奥康纳敬仰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为《纽约客》杂志供稿的小说家和漫画家），也跟着把自己的漫画作品投给《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但回应她的是“许多鼓励性的回绝信”。
奥康纳于1945年秋季入读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新闻研究生院，她一开始计划当一名职业政治漫画家。在爱荷华市的前几周，奥康纳发现了由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组织的作家工作室，那是美国首个提供艺术硕士学位的研究项目，她因此转了专业。在发现自己要当一名作家后，奥康纳把“玛丽”从她的名字中剔除；在《音调》（The Accent）杂志上发表第一个故事《天竺葵》（The Geranium）；获得了莱因哈特（Rinehart）奖学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1948年，她来到艺术家社区亚多（Yaddo），花了九个月的时间继续创作她的小说，并且在那里认识了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1949年，奥康纳在曼哈顿住了六个月，遇见了出版商罗伯特·基卢克斯（Robert Giroux）；随后移居到康涅狄格州的莱丁市（Redding），寄居在诗人兼翻译家的罗伯特·菲茨杰拉德（Robert Fitzgerald）家里，与其妻子萨利（Sally）和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创作小说《智血》。
奥康纳的唯一一次出国之旅是在1958年4月和她的母亲前往卢尔德（Lourdes）。在她后来一篇描写此次疗养之旅的文章中，奥康纳写道，“在那，我为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祈祷，而不是为我的骨头，我没那么关心自己的骨头。”她所祈祷的小说最终发表了，小说名为《暴力夺魁》（Farrar, Straus and Cudahy，1960）。次年她为《玛丽·安回忆录》（A Memoir of Mary Ann）作序，该书讲述的是一个脸上长肿瘤且相貌受损的小孩获得亚特兰大的癌症救援所传道修女们的照顾的故事。尽管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创作短篇小说上，奥康纳还于1962年开始写作她的第三部未竟小说，书名暂定为《异教徒为何发怒》（Why Do the Heathen Rage）；此外，她常常拄着拐杖前往美国各所学院和大学，共发表并主持了60多场演讲和读书会，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圣母院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洛约拉大学和乔治城大学。她向一个朋友透露她自己“些许像拙劣的表演者”。
1964年，在做完纤维瘤切除手术后，奥康纳的红斑狼疮再次复发。她在米利奇维尔的鲍德温县医院和亚特兰大的皮埃德蒙特医院就医。狼疮再次复发时，奥康纳正好在为她已计划好的第二部小说集进行创作。她继续写作《审判日》（Judgment Day）和《帕克的后背》（Paker’s Back）。《审判日》是对她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天竺葵》的重写。奥康纳把书稿藏在医院的枕头下，这样医生就不会阻止她写作。她六月份回到家里，在7月7日接受了临终涂油礼，不久便获悉她的小说《启示》（Revelation）荣获得了欧亨利文学奖第一名。8月3日，奥康纳肾衰竭去世。8月4日在圣心教堂举行弥撒，在低沉的安魂弥撒曲结束后，她被埋葬在米利奇维尔的梅默里希尔公墓上，和她的父亲相邻。她的第二部小说集《上升的必将汇合》在她去世一年后发表，获得了高度的称赞和一致的好评。查尔斯·波尔（Charles Poore）在《时代周刊》（Times）上评论道“她履行了...诺言”；《新闻周刊》的评论家称之为“大师之作”。这本白色封面的小说集背面印着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所写的唯一墓志铭：“阅读弗兰纳里·奥康纳时，我想到的不是海明威（Hemingway）、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或萨特（Sartre），我想到的是像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这样的人。”
奥康纳终身未嫁，大部分时间和她的母亲呆在农庄里。奥康纳在那时本以为自己这样的生活和工作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她肯定没人会为她立传，因为“围绕房子和鸡圈转动的生活不会成就令人兴奋的作品”。然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认为奥康纳小说集《上升的必将汇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中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说是“英语中有关写作形式的极少数经典之作”。该小说集在她去世八个月后出版发行。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全集》（Complete Stories）则在她去世之后于1972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她是二战后首位列入权威的“美国文库”的美国女作家。
长篇小说《智血》（Wise Blood）
长篇小说《暴力夺取》(The Violent Bear It Away)
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1955 ）
短篇小说集《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1965）
书信集《生存的习惯》（The Habit Of Being）
奥康纳在作品中描绘了美国南方的风物。《好人难寻》中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南部的乡下，其中至少有四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对生活在农场上的母女（丧偶、守旧的老妇人和她性格孤僻的女儿），这些人物身上大概有奥康纳和她母亲的影子。奥康纳笔下人物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南方特色，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如果有机会阅读英文版，读者可能会从很多对话中读出美国南方口音，比如《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圣经推销员说：“You ain't said you loved me none.”（“你还没说你爱我呢。”）、“I just want to know if you love me or don'tcher?”（“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爱我。”）
奥康纳的小说常被归类于“南方哥特式小说”（Southern Gothic）。这一流派是哥特小说在美国的分支，开山鼻祖包括十九世纪的爱伦·坡、霍桑和安布鲁斯·毕尔斯等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威廉·福克纳对此风格加以创新，使之重新流行，之后更有田纳西·威廉姆斯、杜鲁门·卡波特、考麦克·麦卡锡、卡森·麦卡勒斯和奥康纳等人被评论家一并归入这一流派之列。和传统的哥特小说相似，“南方哥特式小说”常常弥漫着恐怖、荒凉、神秘、腐朽的气息，情节中也不乏暴力、邪恶、阴暗、离奇的成分。然而，从福克纳开始，这些作家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他们借用这种小说形式来反映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贫困、愚昧、暴力等社会问题。
“南方哥特式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怪诞”：出场的人物往往外形古怪、性格反常、行为乖张；故事的发生地往往破落、封闭、充满不祥之兆；故事情节往往荒诞、离奇，甚至充满暴力。这些特点在小说集《好人难寻》中都有所表现。这本书中经常出现躯体或身心有残缺的“畸人”：《救人就是救自己》的主人公是只有半截胳膊的流浪汉，他的妻子是天生智障；《圣灵所宿之处》中出现了一个阴阳人；《善良的乡下人》的女主人公安着一条木制假腿。暴力和不幸事件在书中反复出现：残杀、溺水、大火、猝死、抢劫、车祸，等等。《好人难寻》一书收有十篇小说，全书共有十人死亡，平均每篇小说死掉一个。
对于这些夸张的写法，奥康纳解释说：“对于耳背的人，你得大声喊叫他才能听见；对于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画得大而惊人他才能看清。”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注意到，奥康纳本人是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的小说似乎与宗教有关。奥康纳去世后，她的一本随笔集和一本书信集相继出版，在这两本书收录的文字中，奥康纳不但清楚无误地表明了她本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在她作品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对她自己的一些小说做了详细的解读。于是，读者和评论家们发现：几乎奥康纳的每部作品都有宗教含义，而自己长久以来对她的那些小说的理解几乎可以说是“误读”。
奥康纳出生、成长于天主教家庭，她一生都坚定地信仰天主教，似乎没有经历过任何信仰危机。她说：“我是站在基督教正统教派的立场上看世界的。这意味着，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集中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世间万物在我的眼里无不与此有关。”
一般人会认为，宗教小说家写的小说肯定充满宗教色彩，要么是为了证明作者的信仰，要么是为了呼唤读者对这种信仰的热情；即使不那么直露，至少也会通过小说让读者对其信仰产生一些好感。可是，读奥康纳的小说，我们不但很少发现这方面的尝试，而且读后的效果往往恰恰相反。小说集《好人难寻》中多次出现牧师、圣经、修道院、洗礼等和宗教有关的事物，可是它们常常以负面形象出现，甚至往往导致厄运。例如：面对歹徒，小说《好人难寻》中的老妇人最后试图借助宗教的力量来感化对方，结果却遭了三枪一命呜呼；《河》中那位牧师充满隐喻的布道恰恰是导致小主人公最后溺死的原因……难道奥康纳指望人们读了这些故事之后受到感化进而皈依天主教吗？
事实上，奥康纳的小说在早期甚至遭到过来自宗教媒体的批评，一篇刊登在天主教杂志上的评论指责她的小说是“对《圣经》的粗暴否定”。然而，在奥康纳看来，小说绝不应该是宗教的宣传品。受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影响，她坚持认为：严肃的天主教小说家并不需要承担在作品中宣扬宗教的义务。她说，小说家“不应该为了迎合抽象的真理而去改变或扭曲现实”，“如果作品在完成后让人感觉作者采用欺诈的手段篡改、忽略或扼杀了相关的情节，那么不论作者的初衷如何，结果只会事与愿违”。
在美国南部，大部分基督徒信奉的是新教，而非奥康纳信仰的天主教。在她眼中，南方的宗教是一种缺乏正统教义指导、时常盲目地自作主张、让人感觉“既痛苦又感动，还有些狰狞滑稽”的宗教。所以，从奥康纳的小说里可以读出作者对南方新教徒的某些讥讽。
她告诉我们：“我的小说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现在魔鬼操纵的领地。”又说：“每一篇出色的小说里都有这样一个瞬间：你可以感觉到，天惠就在眼前，它在等待被人接受或者遭到拒绝。”
在这里，奥康纳向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她的小说的钥匙，这把钥匙上刻着“天惠时刻”（Moment of Grace）这几个字。在她的小说里，尽管大部分时间故事里的人物都被堕落、自私、愚昧、自负、欺骗或冷漠所掌控，但是，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往往在接近小说结尾处），奥康纳会安排上帝的恩惠（或曰天惠）降临到他们身上。在这圣灵显现的一瞬间，这些人物突然受到某种精神上的启迪，进而达到某种“顿悟”，他们也许会接受这一天惠，也许会拒绝它，但不管怎样，这一灵光闪现的“天惠时刻”会使他们的内心发生改变。
这一时刻又是如何到来的呢？面对这个问题，奥康纳又将另一把钥匙递到我们手中，这一把钥匙上刻着的字是“暴力”。她说：“我发现，暴力具有一种奇异的功效，它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并为他们接受天惠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
据说弗兰纳里·奥康纳五岁时，便教会她所喜爱的矮种鸡倒退行走。这绝活吸引了百代电影公司（Pathe）的注意，一名来自北方的摄像师还被派到奥康纳位于佐治亚州萨凡纳市的家后院拍摄记录这一绝技。尽管该滑稽短片于1932年在美国众多电影院上映，但奥康纳从没看过。在多年后一篇发表在《假日》（Holiday）杂志上的文章中，她说这不太像真实的事件“给我留下终身的创伤”。
到她1961年写下《鸟禽之王》（The King of the Birds）时，奥康纳已是拥有狂热追随者的文艺界名人了。她发表了两部小说：《智血》（Wise Blood）和《暴力夺取》（The Violent Bear It Away），以及一部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这些作品使她闻名于世。《新闻周刊》（Newsweek）上刊登了一幅奥康纳二战前位于佐治亚州米利奇维尔（Milledgeville）的房屋的照片；《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则刊登一幅可谓魅力四射的奥康纳肖像；此外，《时尚》（Vogue）杂志摘录了她的作品。奥康纳以这奇特的小鸡为掩饰，思考了她与名誉以及流行文化之间那种令其不安的关系，并称这一切对她的关注，让她感觉自己像“罗伊·罗杰的明星马和1955年夺冠的西瓜小姐”（罗杰的马被称作是影视界最聪明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