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丙吉将刘病已送到其外家——祖母史良娣家里，把他交给史良娣的兄长史恭抚养。史恭的母亲贞君年岁已老，看到这孩子孤苦零仃，心里非常难过，就亲自照看刘病已。

后来丙吉升为大将军长史，霍光十分看重他，丙吉入朝做了光禄大夫给事中。

后元二年二月丁卯日（前87年3月26日），武帝崩，临终前留下两道遗诏，一道为霍光、上官桀、金日磾封侯；另一道将刘病已收养于掖庭，并令宗正将刘病已录入皇家宗谱。

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霍光等遵遗诏受封为侯。刘病已亦从史家搬出，被养育于掖庭，其宗室地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此时掖庭令张贺因曾是刘据的家吏，怀念刘据的旧恩，同情刘病已，就对刘病已体贴入微， 用私人的钱供给刘病已读书。待刘病已年长，张贺多次向其弟张安世称赞曾孙材美，并想把孙女嫁给刘病已。当时是元凤四年，昭帝刚刚加冠；张安世任右将军，与霍光共同辅佐汉昭帝；张安世的小儿子张彭祖又与刘病已同席研读经书，二人关系很好。张安世认为少主（汉昭帝）在位，不应称赞刘病已，怒斥张贺，张贺于是作罢。

而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许平君，年十四五岁，本应是内者令欧侯氏的儿媳，该出嫁时欧侯氏的儿子却死了。她的母亲为她求人占卜，说她将会大贵，张贺听闻，便以自己家财为聘礼，为刘病已操办婚礼，娶许平君为妻。二人生子刘奭。刘病已依靠许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

刘病已少时向东海人澓中翁学习《诗经》，他高材好学，但也喜欢游侠，斗鸡走马，广为交结。他虽养于掖庭，却常常出行宫外。他屡次在长安诸陵、三辅之间游历，常流连于莲勺县的盐池一带，尤其喜欢跑到其祖父刘据博望苑以南的杜县、鄠县一带地方，去光顾杜、鄠两县之间的下杜城。他从这些市井的游嬉当中深切体会了民间疾苦，也因此学会辨别闾里奸邪，探查吏治得失。

元平元年四月癸未日（前74年6月2日），汉昭帝无嗣驾崩。大将军霍光遣邴吉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刘贺“荒淫无行，失帝王礼宜，乱汉制度”，即位仅十余日时，霍光已与张安世谋划废之；最后刘贺只做了二十七天皇帝，于六月癸已日，被以霍光为首的大臣废黜。

由霍光属吏升任为太仆的杜延年，他的儿子杜佗素与刘病已相友善，杜延年知刘病已德美，劝霍光、张安世立其为帝。邴吉奏记霍光说，“我私下里访听老百姓的议论，辨察他们说的事情，了解到当时为官的那些宗室诸侯，在民间都没有什么名声。而遵奉武帝遗诏所供养的名叫病已的武帝的曾孙，正居住在宫庭外的外家中，我以前让他居住在郡官邸时见到他还很年少，如今他已十八九岁，精通经术，有很高的才能，行止安闲而气节操守平和，希望将军仔细认真地商议此事，并参考占卜的结果，如不便一下使他显贵，可以先让他入宫服侍皇太后(上官太后)，使天下人明白地知晓他的好处，然后再决定重大决策，天下人将很幸运感激。”

秋七月，霍光奏议说：“礼制，人重视血统关系所以尊重自己的祖先，尊重祖先就会敬奉祖宗的事业。昭帝无嗣，应选择支子孙贤德的为继承人。武帝曾孙名病已，有诏令由掖庭进行照管。至今已十八岁。从师学习《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而爱人，可以作昭帝的继承人，奉承祖宗大业，统驭天下臣民。”上官太后表示同意。派宗正刘德到曾孙尚冠里住处，浣洗、赐御府衣冠，太仆用軨猎车奉迎曾孙，先到宗正府斋戒行礼。

七月庚申日（前74年9月8日），刘病已进入未央宫，朝见皇太后，先封为阳武侯，随即群臣奉上玺、绶，刘病已即皇帝位，谒高庙，是为汉宣帝。九月，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日（前74年12月28日），立许平君为皇后，赐吏民金钱。上官太后由未央宫搬至长乐宫。

本始元年（前73年）正月，招募郡国吏民资产在一百万以上的迁移到昭帝墓地平陵。大将军霍光向宣帝叩请还政于君，宣帝谦让再三，仍委霍光以大任，并对群臣论功行赏。五月，凤凰聚集于胶东郡、千乘郡，赦天下。六月，为其曾祖母卫子夫、祖父刘据、祖母史良娣、父亲刘进、母亲王翁须议谥号，设置墓地园邑。

本始二年（前72年）春天，宣帝以水衡钱修建平陵，迁移百姓到此起住宅。六月，为汉武帝立庙。秋，发兵助乌孙军队击匈奴。

本始三年正月癸亥日（前71年3月1日），皇后许平君去世。五月收兵，校尉常惠率领乌孙军队大胜匈奴。

本始四年（前70年）正月，下诏减少宫廷馔膳、屠工和乐工，使其参加农业，官员都要上报捐助谷物数字，输入长安仓，以帮助朝廷赈贷贫民。三月乙卯日（前70年4月17日），立霍成君为皇后，赦天下。

地节二年三月庚午（前68年4月21日），霍光病逝，宣帝与上官太后亲自临丧，并按皇帝规格的温明厚葬霍光。四月，宣帝开始亲政，因思念霍光的功德，就委任霍光侄孙乐平侯霍山领尚书事总揽朝政，而令群臣还要常向皇帝报告工作，以便皇帝掌握下情。宣帝五天一听事，从丞相以下各署奉职奏事，以敷陈其情况与措施，考试其政绩与能力，朝廷机构由此完备周密，人员配置得当。上下同心同德，没有苟且偷安之意。

地节三年四月戊申（前67年5月24日），立皇子刘奭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

地节四年（前66年）七月，平定霍氏谋反，对被霍氏所蒙蔽裹胁而没有具体犯罪事实的一般参与者一律赦免。八月已酉日（前66年9月17日），废黜霍皇后。九月，宣帝问民疾苦，降低盐价。

元康元年（前65年）春天，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五月，为父亲刘进立皇考庙，增加其寝园奉明园户口为奉明县。免除汉高帝功臣绛侯周勃等一百三十六家的嫡长子孙的赋役，让他们以此来供奉家庙祭祀， 世世不得间断。

元康二年二月乙丑日（前64年3月26日），立婕妤王氏为皇后（邛成太后）。五月，为让百姓避讳更容易，改名刘询，之前因触讳而犯罪的人全部赦免。

元康三年（前63年），因凤凰多次栖集于泰山，赐天下以金、爵、牛、酒、帛。三月，封故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后封皇子刘钦为淮阳王。

元康四年（前62年）正月，派遣太中大夫强等人巡行于天下，慰问鳏寡，览观风俗民情，察看吏治得失，发现与举荐品学兼优的人。三月，诏赐天下吏民以爵、牛、酒、帛。连年丰收，每石谷五钱。

神爵元年（前61年）三月，再赐天下吏民以爵、牛、酒、帛，振贷的钱物免收，宣帝所经之地不出田租。西羌反叛，宣帝征集兵马，四月，派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攻打西羌。

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西羌降服，置金城安置归顺的羌人。同年于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控制西域各国。秋季，匈奴日逐王先贤掸领人众万余来降。冬季，匈奴单于派遣名王来汉朝献，祝贺正月。

神爵三年（前59年）春，建乐游苑。

神爵四年（前58年）五月，匈奴单于派遣他的弟弟呼留若王胜之到长安朝见刘询。

五凤元年（前57年），皇太子刘奭行冠礼，上官太后赐群臣及其夫人以帛，赐列侯嗣子以爵。

五凤二年（前56年）八月，取消禁止百姓婚姻礼宴的政令。十二月，匈奴呼遬累单于率众来降于汉，朝廷封之为列侯。

五凤四年（前54年）正月，广陵王刘胥有罪自杀。匈奴单于称臣，遣弟谷蠡王入侍朝廷。由于边塞不受侵扰，减少戍卒百分之二十。设常平仓供应军需并平衡粮价，减少漕转。

甘露元年（前53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朝廷。四月，黄龙出现于新丰。冬，匈奴单于派遣其弟左贤王来朝贺。

甘露二年（前52年）正月，封皇子刘嚣为定陶王；九月，封皇子刘宇为东平王。冬十二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叩求于五原塞，愿奉国宝朝贺甘露三年正月。

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朝拜时称藩臣而不报名。郅支单于孤立而远遁，匈奴从此安定。宣帝赐百姓爵二级，并免除当年田租。三月，诏令各儒出讲《五经》的同异，设立《易》、《尚书》、谷梁《春秋》博士。冬季，乌孙公主刘解忧归国。

黄龙元年（前49年）春正月，宣帝驾临甘泉宫，郊祭泰畤。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二月，宣帝下诏整饬基层吏治，要求三公与御史重视并仔细核查计簿，以安百姓。

宣帝逐渐改变了即位初年鼓励直言谏议的做法，堵塞言路的结果直接扼杀正义的呼声。他不再像原先那样节俭，贪图起奢侈逸乐，史载其“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王吉劝谏宣帝“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示)天下以俭。”并奏言外戚不宜居位，“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又请明选求贤，免除不利于吏治清明的任子之令。宣帝认为其言迂阔，不予采纳。

忠直忧国的盖宽饶指刺宣帝崇尚刑法、信用宦官，指出了宣帝朝的弊端所在。难容骨鲠敢谏之士的宣帝下令逮捕宽饶 ，“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的盖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人莫不哀怜他的慷慨悲壮之举。

黄龙元年（前49年）冬，宣帝得病，十二月病重，诏命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共同辅佐太子。

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10日），刘询崩于未央宫。在位25年，享年43岁，谥号孝宣皇帝。

十二月癸巳日（前48年1月29日），太子刘奭即位，即元帝，于初元元年正月辛丑日（前48年2月6日），葬宣帝于杜陵。

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宣帝被追上庙号“中宗”。

东汉建武十九年正月庚子日（43年2月13日），刘秀再次追尊孝宣皇帝庙号为“中宗”。

汉宣帝时，为了对武帝时严酷的司法制度拨乱反正，对刑狱之事较为谨慎，导致郡级与中央司法机构复查案件的工作任务沉重，汉宣帝不得不对廷尉的机构设置做出调整：“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

“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汉书·刑法志》）廷尉原来只有廷史负责与郡复查疑难案件，由于复查案件的增多导致廷尉人手不够，不得不设置廷平。汉宣帝亲自处理疑狱，也为自己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因此，时任涿郡太守的郑昌认为，增加廷平治标不治本，是“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

本始二年（前72年）五月，即位两年的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颂扬他的曾祖父武帝的诏书，其中强调了孝武皇帝自己躬行仁义，而又威武迅猛，北上征讨匈奴，单于远逃；南下平定氐羌、昆明、瓯骆两越；向东平定菱、貉、朝鲜，开拓大汉疆土、设立了郡县，各蛮夷之国也都臣服，通好的使臣不请自至，珍贵的贡物陈列在宗庙中的功绩。

宣帝要求公卿、博士讨论武帝的“尊号”和“庙乐”，群臣莫不赞成。而对于宣帝讨伐匈奴的潜在意图，长信少府夏侯胜发表了惊人的反对意见：“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带头声讨夏侯胜“非议招书，毁先帝”的罪行，定性为“大逆不道”；又揭发丞相长史黄霸事先知道夏侯胜的观点而没有举报，犯有包庇怂恿之罪；两人都被捕入狱，直到本始四年，夏侯胜被赦而担任谏大夫、给事中，黄霸担任扬州剌史。

此后大臣们很快拟定方案：六月庚午日，尊汉武帝的庙号为世宗庙，在庙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武帝生前巡行过的四十九个郡国都建立世宗庙，像太祖庙和太宗庙一样。宣帝立即批准，下令在全国实行。为庆祝这一重大决定，特地给全国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级爵位，并赏赐酒肉。

从这起事件中，深究一番可以知道，为汉武帝立庙一事确实是宣帝初即位时的一招好棋。根据中国古代传统，立庙是“正统”（嫡系子孙）的责任，而主丧、主祭亦是宗子才能行使的权利。所以古代皇帝驾崩后，一定要太子在灵柩前即位，然后才能主丧，为大行皇帝发丧。宣帝即位时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他不可能为先帝主丧。但由于汉昭帝未出临武帝葬礼、又未能为武帝立庙，因此宣帝以为武帝立庙的方式来宣示自己才是汉武帝的嫡系遗脉（卫太子刘据是武帝的宗子——嫡长子），用来与以庶出少子身份即位的昭帝区别开来，显示自己才是继承汉武帝事业和遗志的正统，自己的继位是天经地义并且完全合法，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并借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同时在以孝治天下的西汉，宣帝此举也示为武帝尽孝。

而《汉书·郊祀志下》也因此记载：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

当出现夏侯胜反对的局面后，宣帝顺势将其下狱，震慑朝臣，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个人权威；进而肯定汉武帝征伐四夷的举措，得以在随后三个月兴兵征讨匈奴，扬汉国威。宣帝此举既表达了对先帝的孝心，又标榜了自己的正统嫡系的身份，初步确立了在朝堂上的威信从而征伐匈奴，真是一举而三得。

而由此可见西汉晚期刘向说宣帝“聪明远识，制持万机”在文帝之上，绝非虚言。

宣帝即位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与上官太后亲临丧礼，以皇帝规格的温明厚葬霍光，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的官职领尚书事。与此同时，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亲理朝政。他重用御史大夫魏相，让魏相以给事中的身份参与朝中的机密决策，后来又提拔魏相为丞相。继而任命邴吉为御史大夫，又委以他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以重任，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宣帝深知，霍光虽已去世，但霍家的亲属和亲信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尤其是兵权还掌握在他们手中，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真相也开始慢慢泄露出去。为此，宣帝首先采取行动，削夺霍家把持的权力。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长乐宫）、西宫（未央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禁卫军兵权。又把霍光的外甥女婿和孙女婿调离中郎将和骑都尉的位置并收回官印，让自己的亲信的许、史两家子弟担任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最终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还对上书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群臣百官进见皇上可以独自往来，把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起来。通过这一系列步骤，霍家掌握的实权被剥夺殆尽，权力逐渐集中在宣帝的手中。

面对宣帝全面夺权的行动，霍家集团内部先是不满，后来惶恐不安。霍家人知晓了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真相后，开始有了邪谋。霍云之舅李竟的好友张赦见霍云家族岌岌可危，建议李竟通过霍显告诉上官太后，先杀死当权的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进而罢黜皇帝。长安男子张章告发了这件事，宣帝就把此事交给廷尉处理。执金吾拘捕了张赦、石夏等人，宣帝看重上官太后的面子，下诏制止，不准拘捕，未予深究。霍山等人更加恐慌，害怕时间久了被追查问罪，决定先动手。秋七月，霍氏欲图借上官太后之手杀死宣帝亲信、罢除天子而立霍禹为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霍氏相约定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宣帝就任命霍云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霍山又因为抄写宫禁秘书犯法，霍显为此上书表示愿献出城西宅第和一千匹马来赎霍山的罪。宣帝在奏书上只批复知道了。就在这时，他们密谋的事被发觉，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捉到，霍禹被腰斩，显及她的几个女儿兄弟都被处死。与霍氏相连的数千户人家被诛灭。宣帝随即下诏公开此事，所有被霍氏所连累的人，如果事情发生在丙申日以前，还没有发觉报官在押的，一律赦免。八月已酉日，废霍皇后。在西汉朝廷中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

宣帝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可以大刀阔斧地施政了。

宣帝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宣帝时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

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对于郡太守，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如胶东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宣帝兴于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平陵，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丞相议奏为“不道”罪。宣帝此时要求用自己的私钱——水衡钱来为昭帝修建平陵。几天后，使者来召田延年到廷尉处听罪。田延年自杀。

宣帝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地节三年（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地节四年（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五凤四年（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多次下令，大赦天下。

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宣帝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自马邑之谋（前133年）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袭破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终至漠北之战（前119年）击败匈奴，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前71年）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三千骑击匈，捕得几千匈奴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元康二年（前64年），匈奴与西汉争夺车师之地，刘询采纳魏相的建议，把车师故地割让给了匈奴。

神爵二年（前60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

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赞谒称臣做北藩，“匈奴款塞、单于来朝”成为宣帝朝的一大盛事。

单于朝礼完毕之后，汉朝派使者引导单于先行，住在长平。宣帝从甘泉宫到了池阳宫，登上长平山坡，诏令单于不要来拜谒，而左、右当户那些大臣都被允许列队参见，还有各蛮夷部落的首领王侯有几万人，都在渭桥下夹道排列，迎接宣帝。宣帝登上渭桥，人们都山呼万岁。

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僮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大宛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傅介子计斩楼兰王，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天山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

汉昭帝末期，匈奴派使者到乌孙国，想得到远嫁乌孙的解忧公主，又攻打乌孙国，攻取了车延、恶师等地。公主上书汉天子求救，汉朝把这事下交给公卿大臣们商议，没能决定怎么办。这时，汉昭帝驾崩，宣帝继位，乌孙国首领昆弥又上书汉天子，说：“我们接连被匈奴侵伐削弱，我愿意把国中一半的精兵共有五万人马都拿出来，尽全力反击匈奴，希望汉天子派兵，救救公主。”

七月，宣帝动员与选派关东轻车锐卒，挑选各郡国位在三百石的强健而谙于骑射的吏员，都从军西征。命田广明、赵充国、田顺、范明友、韩增为五将军，发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符节指挥乌孙兵，出击匈奴。最后俘获了单于的父辈及嫂辈、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将军以下三万九千多人，抢得马、牛、羊、驴、骡、骆驼共七十多万头，匈奴部队连死带伤而减去的人数以及因远途迁徙而死亡的牲畜不可胜数，匈奴因此衰败损耗。

本始二年（前73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因龟兹（西域一大国）曾杀汉屯田校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

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宣帝亲政的第一年（地节二年，前68年），即遣屯田渠犁的郑吉，发附近西域诸国兵1万余及屯田1500汉兵，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匈奴派兵来战，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后来，郑吉派遣300汉兵屯驻车师。

然而到了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刘询将西域的车师领土割让给了匈奴。当时匈奴大臣皆认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由是多次派兵攻打西汉在车师的屯田。西域都护郑吉率领七千渠犁驻兵营救车师，结果被匈奴围困。郑吉上书劝谏刘询说：“渠犁的汉兵较少，势不能相救，希望朝廷派兵增援。”刘询与群臣商议，后将军赵充国提议应趁此时匈奴衰弱，出兵攻打匈奴右地，使他们无法复扰西域。而魏相却提议，“近年来匈奴对汉朝有友善之意，把俘虏的汉民都归还汉朝了，没有侵犯汉朝边境。然而现在我们却与匈奴争夺西域车师之地，显得不够诚意，而且师出无名。”最终，刘询采纳了魏相的建议，派长罗侯常惠率领常惠率领张掖、酒泉两郡的骑兵，前往车师之地，将郑吉及其兵众接回渠犁，并把车师国民都迁到渠犁，于是把车师故地全数割让给了匈奴。

不久，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征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15000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乌垒城，距阳关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

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是汉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自张骞之后，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奴日逐王归降之际，随着西域都护的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派赵充国率军10281人，月用粮食19.96余万斛，盐1693斛，草25万余石,攻打西羌。不足1年，作战花费已达40亿钱，汉宣帝不得不动用帝室资财给以补充。后采取先打击先零部、招抚其他诸部方略，并实行屯田困敌的后勤策略，西羌诸部才于次年归汉。

在赵充国的讨伐下，羌乱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

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没有超过老臣的人了。”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估计羌虏会怎么样，应当使用多少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军事情况难以遥测，臣希望赶到金城，制定出作战方案后上奏。然而羌戎只是弱小的夷族，违反天意背叛国家，不久就会灭亡，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给老臣，不要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

于是，赵充国以古稀之龄督兵西陲。他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罕、开羌，瓦解羌人各部落联合抗汉的计划，欲等羌人困顿之时再攻击。此时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请击罕、开羌，赵充国表示反对。百官商讨后都认同辛武贤，宣帝遂下书责备赵充国。赵充国再次上书详陈利害，建议先诛先零，被宣帝采纳。先零羌逃走，死亡被俘者众，罕羌前来归顺。

神爵元年（前61年）秋，宣帝赐书赵充国于十二月攻打先零羌。赵充国坚持上屯田奏疏，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赵充国的奏书每次上报，都要被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刚开始赞同赵充国计策的人有十分之三，中期十分之五，最后达到十分之八。宣帝下诏质问先前说赵充国计策不好的人，他们都磕头认错。最终宣帝同时采纳了赵充国屯田与辛武贤、许延寿出击的建议。

神爵元年（前61年）冬，宣帝诏令强弩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中郎将赵印出击西羌，斩首并降敌共八千余人；赵充国俘虏五千余。宣帝诏令撤军，只留下赵充国屯田。

神爵二年（前60年）夏五月，赵充国奏疏被许可，整顿军队而返回。同年秋天，羌人若零、离留、且种、皃库一同杀了先零羌的首领犹非、杨玉，同其他首领弟泽、阳雕、良皃、靡忘一起，率领煎巩、黄羝部落的四千多人投降了汉朝。汉朝遂设置金城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西羌遂定。

汉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认真总结了汉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

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豪强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假民公田）。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

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地节三年（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五凤三年（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甘露二年（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

甘露三年（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五凤四年（前54年）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入、价高时则降价粜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宣帝帝继昭帝时期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

汉武帝时，尊崇《公羊》，诏令太子刘据学《公羊春秋》，从此《公羊》兴盛。而刘据通晓后，又喜欢《谷梁传》而私下学习它。宣帝即位，听说祖父喜欢《谷梁春秋》，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乐陵侯史高，都是鲁人，说谷梁子本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应当兴学《谷梁》。

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公羊》多不被赞同。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用经义核对，多赞同《谷梁》。宣帝亲自进行审定，于是设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从此《谷梁》学大为兴盛。

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太史公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渐渐流传开来。杨敞与司马氏育有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最先看外祖父写的《太史公记》，对《春秋》也很熟悉，因为有才能得到人们的称赞。杨恽喜欢结交英俊杰出的儒生，名显朝廷，被提拔为左曹。霍氏谋反，杨恽先听说了，通过侍中金安上禀告皇帝，于是皇帝召见杨恽，让他禀报霍氏谋反的事。霍氏家族服罪被杀，杨恽等五人因为举告有功赐封爵位，杨恽被封为为平通侯，迁升中郎将。

杨恽看到此时朝政清明，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史记》得以公开传布。

丙吉：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霍光：操行节俭，慈仁爱人。

刘向：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班固：①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②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③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燀耀威灵。龙荒朔漠，莫不来庭。不承祖烈。尚于有成。

崔寔：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

刘渊：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

唐代某“公子”（可能是唐太宗）问：“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俦欤？”虞世南回答：“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荩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

司马光：①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②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③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

王益之《西汉年纪》：“汉业至宣帝而衰，安得‘功光祖宗’？”

吕祖谦：“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论其罪则为基祸之主。”

张栻：①“宣帝则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②“文、景养民之意，至是而尽消靡矣。”

钱时：宣帝亲政而以太守吏民之本，可谓知所务矣。夫太守数易，岂止下不安而已乎。是故，欲致治，非久任不可。欲久任，非择贤不可。数迁数易，如寄传舍，政何由成，化何由洽也。至有治理效则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此意尤善。伯禹后稷以至康叔苏忿生之徒，皆由诸侯而入为公卿，此古制也。宣帝致中兴之治，其有以哉。惜乎！所谓良吏止汉世人物，而治亦止于汉耳。

陈普：不将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数国囚。莫道汉家杂王霸，十分商鞅半分周。（《咏史上·宣帝（其一）》）

胡寅：①孝宣之世，诚安且治矣，然方之尧、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无乃尚远有不及乎？……然则世虽安治，亦多舛逆，不得称太平决矣。凤凰，表太平之瑞也，何为而至哉？宣帝继武帝之后，抚养百姓，不兴兵革，亲致康阜，其心自喜。必有窥见微意者，故争言祥瑞以侈耀之。虽然，所谓凤者非也，何以明之？丞相霸以鹖为神爵，而神爵年号，非有他异焉，乃为凤凰而名之。然则其时公以鹖为神爵，神爵为凤凰，则凤凰群集，非鹖而何？虽名治安，而未及古，正使有凤，尚不足贵，况非凤耶？此可破千载之疑而发一笑，为后世自欺者之戒也。②武帝不监胡亥、赵高之事，燕私后庭，置中书宦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于是恭、显根据，牢不可拔。既明习文法，又久典枢机，即是与闻大政之臣，而执进退人材之柄，贤能共朝，终必疏斥，驯致祸乱，其势然矣。

赵秉忠：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

王夫之：盖宣帝之为君也，恃才而喜自用，乐闻人过以示察者也，故于望之有臭味之合焉。以私好而托家国之大，其不倾者鲜矣。

爱新觉罗·弘历：①霍光功德固未如周公。成王之赐，伯禽之受，论史者且非之，宣帝可谓昧于经术矣。②宣帝课吏，可谓周详。然王成首以伪増户口赐爵，则知综核名实，本不如王道之易行也。③宣帝亟亟修恩报德，乃至郡邸狱复作皆受官禄、田宅，细人感其私，君子讥其鄙，非君道也。④宣帝此语，失之甚矣。周非用德教而乱，政以不善用德教而乱耳。杂霸之言，岂所以训子孙？至既知元帝柔懦，不胜神器，而复优游寡断，所谓为天下得人难之义安在？且淮阳王亦未必即贤，与兄与弟，惟父所命，乃更以让爵之。元[玄]成为淮阳中尉，欲以感喻淮阳王，是不益启其觊觎之心乎？盖大本既乖，措施必无一是者。

卢弼：汉宣帝即位，年方十八，以久在民间，习知霍氏专恣。然当霍光稽首归政，犹谦让委任，迨光殁后，始亲政事。禹、云谋逆，咸服其辜，诚不愧为中兴令主。

吕思勉：①宣帝是个旧劳于外的人，颇知道民生疾苦，极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时，用法都极严。宣帝却留意于平恕，也算西汉一个贤君。②历代帝王，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之情伪，一物不知，焉得智？故凡开创之君，兴于草泽；嗣世之主，爰暨小人者；其政事必较清平，事理固然，无足怪也。纪称宣帝“好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此其所以能勤于察吏、宽以驭民与？然帝虽有阅历，而无学问，故能理当时之务，而不能创远大之规。王吉劝其述旧礼、明王制，则见为迂阔；郑昌劝其删定律令，以开后嗣，则不暇修正。又其天资近于刻薄，故喜柔媚之人，而不能容骨鲠之士。其所任者，若魏相、丙吉，实皆规模狭隘、谨饬自守之人；黄霸伤于巧伪；陈万年则奸佞；忠直之臣，如杨恽、盖宽饶等，则多不得其死。宫室卑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信任中尚书宦官。弘恭、石显乱政虽在元帝时，任用实自帝始也。先汉之衰乱，不得不归咎于帝之贻谋不臧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况不能善乎？

杨树达：然则元帝之信任（弘）恭、（石）显；成、哀时外戚之贵盛，其源皆自宣帝启之。当汉极盛之时，已伏家国覆亡之渐，此亦读史者所宜知也。

陈其泰在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中认为宣帝亲政后，励精图治，保持了西汉的盛世，“号为‘中兴’君主”，但其重用外戚和宦官，“成为西汉末期政治混乱局面的根源”。

掖庭令张贺为刘病已和许平君操办婚事，二人婚后一年生子刘奭。又过了几个月，刘病已被立为皇帝，封许平君为婕妤。这时，大将军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没有出嫁，又和上官太后是亲戚。大臣们提议册立皇后，都倾向于霍光的女儿，因此没有人请立许氏。宣帝就下诏说要寻求自己贫贱时的一口旧宝剑，大臣们明白了宣帝的心思，就奏请册立许婕妤为皇后。册立皇后之后，依照汉家旧例，皇后的父亲或兄弟应封侯。霍光认为许平君的父亲许广汉是受过宫刑的人，不适合封侯管理侯国，过了一年多才封他为昌成君。

故剑情深的浪漫典故从此开始流传，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最浪漫的诏书，一道皇帝对发妻的许诺。

而霍光的妻子霍显一心想让女儿霍成君作皇后却又想不出办法。本始三年（前71年），许皇后再度怀孕，临产时生了病。霍显命女医淳于衍（掖廷护卫淳于赏的妻子）在滋补汤药中投进毒药，让许平君生产后服用。许皇后服用后不久毒发逝世。后来有人上书，控告那些医生给皇后治病时无用，都应该收系诏狱，并弹劾他们不道之罪。霍显害怕事情败露，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霍光，并且说：“既然已经错办了这事，你就想法子别让官吏逼问淳于衍了。”霍光听后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去奏请皇上，不要再追究淳于衍的责任了。宣帝不知内情，非常悲痛，为许皇后起谥曰“恭哀皇后”，葬于杜陵南园（也称少陵）。

霍显于是为霍成君做出嫁的衣服，准备进宫的用具，劝霍光把女儿送进宫去，果然霍成君被册立为皇后。她挥金如土，与许平君提倡的节俭完全违背。宣帝很宠爱她，霍皇后独擅房宠，没有为宣帝生下子嗣。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葬礼。

地节三年（前67年），宣帝立许平君子刘奭为皇太子。霍显恼怒异常，指使霍成君毒害太子。霍皇后屡次召见太子赐给他食物，但保姆总是先去品尝，皇后暗藏毒药却无法使用。后来谋害许皇后的事逐渐泄露出去。地节四年（前66年）七月，霍家设谋叫上官太后为宣帝外祖母博平君设置酒席，把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以下的官员召来，让范明友、邓广汉奉太后的制令将这些人拉出去斩首，乘机罢除天子而立霍禹为帝。此计尚未实施便被发觉，霍氏尽诛。八月，宣帝废黜霍成君，令其迁往上林苑的昭台宫。十二年后的五凤四年（前54年）令其迁往云林馆，霍成君自杀，葬于蓝田县昆吾亭东。许氏之仇得报。

《汉书·宣帝纪》里说他身有“异相”，遍身上下甚至脚底都长着长毛。刘病已婚后住在未央、长乐两宫之间的尚冠里时，卧过之处不时有光明散发出来。他每次到卖饼的店铺里去买饼，被他光顾的店铺立刻生意火爆，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民间有人把他描绘成能带来好运的财神爷。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匈奴大臣认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由是多次派兵攻打西汉在车师的屯田。西域都护郑吉率领七千渠犁驻兵营救车师，结果被匈奴围困。郑吉上书劝谏刘询说：“渠犁的汉兵较少，势不能相救，希望朝廷派兵增援。”刘询与群臣商议，后将军赵充国提议应趁此时匈奴衰弱，出兵攻打匈奴右地，使他们无法复扰西域。而魏相却提议，“近年来匈奴对汉朝有友善之意，把俘虏的汉民都归还汉朝了，没有侵犯汉朝边境。然而现在我们却与匈奴争夺西域车师之地，显得不够诚意，而且师出无名。”最终，刘询采纳了魏相的建议，派长罗侯常惠率领常惠率领张掖、酒泉两郡的骑兵，前往车师之地，将郑吉及其兵众接回渠犁，并把车师国民都迁到渠犁，于是把车师故地全数割让给了匈奴。

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汉王朝发生了两件神异事件：

一、泰山、莱芜山之南发出了像是有几千人在一起的喧闹声。百姓去看，只见有块大石自己竖了起来，此石有一丈五尺高，四十八人合围那么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块石头作为大石的脚。大石竖起后，有几千只白色的乌鸦飞下来聚集在它旁边。

二、昌邑社庙中已经枯死倒地的树活了过来。无独有偶，上林苑管理园林的官员发现，一株枯了许多年的柳树复起，更为奇特的是，这树上的虫儿，居然能把树叶吞食出文字形状，且读之成句：“公孙病已立”。

符节令眭弘因曾经师从董仲舒，颇学了些经术，有弟子百余人。他推衍《春秋》大意，认为：“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物，象征着处在下层的老百姓，而泰山是群山之首，是改朝换代以后皇帝祭天以报功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它们并非人力所为，这就说明要有普通老百姓成为天子了。社庙中已死的树木复生，这就表示以前被废的公孙氏一族要复兴了。”

眭弘也不知道这公孙氏所在何处，就说：“我的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使有即皇帝位并且遵守文德的君主，也不会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能的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顺从天命。”眭弘请他的担任内官长的朋友赐替他奏上此书。

当时，汉昭帝还很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管理朝政，霍光很讨厌此事，就把眭弘的奏书交给廷尉。霍光上奏赐和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两人都判处死刑。

《西京杂记》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宣帝幼时被收系在郡邸狱时，胳臂上还佩戴着祖母史良娣编织的彩色图案的宛转丝绳，上面系着来自身毒国的宝镜一枚，宝镜像八株钱那么大。传说这枚宝镜能照见妖魔鬼怪，能够佩戴它的人会得到天神的祝福，因此宣帝从危难中得到了解救。

宣帝即位后，每每拿起这枚宝镜长时间地感叹呜咽。他曾用琥珀装饰的竹筐装宝镜，用戚里出产的织成锦（又名斜文锦）包裹。宣帝驾崩后，宝镜不知哪里去了。

万里之遥的印度宝镜出现在西汉并非无稽之谈。张骞出使西域时曾身处大夏。并从大夏商人那看见了身毒国的商品。此镜或是得于彼时。张骞还朝后或将宝镜赠与太子刘据，刘据希望长孙病已能逢凶化吉，便让史良娣编织丝绳，系起宝镜。

潘岳在《西征赋》中写道：“宗孝宣于乐游，绍衰绪以中兴。不获事于敬养，尽加隆于园陵。”宣帝乃武帝曾孙，本该四世同堂享骨肉天伦之爱，却逢巫蛊之祸，襁褓中失怙失恃，全家皆亡，成为刘氏孤儿。而终身登大宝，中兴汉室，却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面对长辈遗物，却物是人非无从尽孝，只能兴建园陵以寄哀思，令人无限唏嘘。

皇后

妃嫔

刘询在位时期，重用外戚、宦官，并未为后继者创立能制约外戚势力发展的朝廷重臣掌控政局的制度。后期的他刻薄寡恩、拒谏饰非、堵塞言路，并用巧伪奸佞之徒，贪图起奢侈逸乐，造成邪恶势力上升，正直人才受到排挤迫害的恶劣后果。这些因素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西汉末期政治混乱局面的根源。

刘询在位时期，“中书宦官用事”，宦官弘恭、石显二人长久掌管中央政权的机要部门，又与外戚车骑将军史高表里勾结，以至于汉元帝即位后，政事无论大小都委任宦官石显决断，以至于权倾朝野，百官都恭敬奉事石显。当时，盖宽饶上书反对刘询任用中书官（宦官），指出了朝廷弊端所在。而刘询不但不听，反而下令逮捕盖宽饶 ，“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的盖宽饶挥刀自杀，众人莫不哀怜他的慷慨悲壮之举。

史学家吕思勉指出，刘询信任宦官，弘恭、石显乱政的现象虽然是在汉元帝时出现的，但任用他们的实则是从自刘询在位时开始，西汉的衰乱，不得不归咎于其贻谋不成。

刘询在位期间，外戚许、史、王氏相继得到贵宠，以至于汉成帝、汉哀帝时出现外戚贵盛状况，其源头皆由汉宣帝开启。因此在西汉极盛之时，就已经埋下了国家覆亡的苗头。

刘询在位期间，一些重要官职尽量选派许、史、王等外戚担任。例如，霍光去世后，宣帝封许广汉为 “平恩 侯，位特进”，并参与军国重事。此后，又任命许延寿为 “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 “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在清除霍氏集团过程中，“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

同时又对外戚大行封赏：许广汉封平恩侯，食邑5600户，其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户一万一千为汤沐邑；其舅王无故为平昌侯、王武为乐昌侯，食邑各6千户。其祖母兄子史高封乐陵侯，食邑2300户。又封皇后父王奉光为邛成侯，食邑2750户; 又封其祖母兄子史曾为将陵侯，食邑2200 户；其祖母兄子史玄平台侯，食邑2900户; 封许广汉之弟长乐卫尉许舜博望侯、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乐成侯，食邑各1500户。

由于宣帝提携，外戚很快发展成为朝中强大的政治势力。当时，王吉曾劝谏宣帝，奏言外戚不宜居位，“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宣帝认为其言迂阔，不予采纳。

《中国古代史》的作者夏曾佑指出：“汉自宣帝起微贱，履至尊，即位之初，即蒙霍氏之难，于外家许、史之外，不敢轻任，于是外戚执政之习再盛。”刘询任用外戚许氏、史氏的子弟代替霍氏势力。许氏（许皇后的外家）一家三人封侯；史氏（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外家）四人封侯；还有王氏（宣帝母王夫人的外家）二人封侯。他们的子弟许延寿、史高、王接都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可以说， 宣帝借昭雪一事极力扶植亲己势力、拔擢外戚集团的做法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从此，外戚势力扶摇直上， 终成尾大不掉之势。

赵广汉、韩延寿、盖宽饶、杨恽之死是宣帝中兴盛世不光彩的一大败笔，四人耿直刚烈的品性根本就不容于忌刻少恩的宣帝。司马光说：“以孝宣之明……赵、韩、盖、杨之死皆不厌众心，惜哉，其为善政之累大矣！”

后期的宣帝一改为政初期鼓励直言谏议的作风，对敢触“龙鳞”者极为刻薄寡恩：

其一，赵广汉做事雷厉风行，摧辱霍氏及贵戚无所回避，老人们认为自汉兴以来京兆尹官员没有能比得上的。丞相司直萧望之忌才妒能，弹劾赵广汉摧辱大臣，宣帝厌恶广汉，处以腰斩酷刑。“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

其二，韩延寿以推广教化为己任、政绩显著、深得民心，却成了忌刻少恩的宣帝的牺牲品。御史大夫萧望之嫉贤妒能，劾奏韩延寿僭越逾制。宣帝听信萧望之的谗言，判韩延寿狡猾不道罪，弃市(死刑)。吏民数千人到刑场送行，老人、小孩扶着囚车，争着敬献酒肉，百姓莫不流涕。

其三，光禄勋平通侯杨恽，以材能称，好交英俊，名显朝廷，廉洁无私。曾写了《报孙会宗书》，有人告发杨恽招致天将降祸的日食。廷尉调查，得到这封书信，“宣帝见而恶之”，尤其忌惮信中这首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宣帝理解为杨恽讥讽朝廷政治荒乱，百官皆谄谀之徒，竟兴起文字狱，用惨绝人寰的腰斩酷刑处死杨恽。

宣帝肯定霍光的功德，称霍光“功如萧相国”。然而霍光死后不足三年，霍家却遭灭族之祸，同时“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认为：“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

唐·李白《杜陵绝句》

唐·李商隐《鄠杜马上念汉书》

唐·豆卢回《登乐游原怀古》（缅惟汉宣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