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宋仪望被任命为吴县知县，于是带着母亲一同前往。到达吴县后，他首先调查了百姓的隐情和疾苦，发现权势之家得以免除差役，而普通百姓却饱受劳役之苦，其中尤以运输的差役最为沉重。于是，宋仪望效仿古代周公的井田制度，设立了专门的役田，根据劳役的轻重程度，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补助，使得百姓不再因沉重的差役而陷入困境。

当鞑靼敌军逼近京城时，朝廷商议派遣专官来吴县征收拖欠的税款，导致百姓人心惶惶，几乎要逃亡。宋仪望立即向知府报告，并提前采取措施，张贴告示安抚民心，使百姓情绪得以稳定。此外，他还倡导建立了义冢，禁止民间再进行火葬，这一举措使吴地的风俗为之一变。宋仪望还创建了子游祠，创立文学书院，吸引了许多学子前来求学。他亲自为学生们讲授知识，经过他指点的学生，往往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甚至官至高位。除此之外，宋仪望还致力于消除奢侈浪费、剔除弊政，为百姓带来了诸多便利与安宁，他的政绩为当地带来了长远的利益。因此，在考核他的治理成效时，百姓们纷纷为他树立了生祠，以表达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正月，宋仪望被提拔为河南道监察御史。不久，宋仪望上书明世宗论及大将军仇鸾手握重兵，身处朝廷要害之地，却依仗外敌（指蒙古等外族势力）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完全不顾及作为臣子应有的礼节。当时仇鸾仗着明世宗的宠信而骄横跋扈，听到宋仪望这番话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明世宗虽然内心偏向仇鸾，但也没有因此改变对宋仪望的看法（即没有处罚他），只是将他的奏章搁置不处理。不久之后，仇鸾死去，他的罪行被揭露，不仅自己被戮尸，还连累到妻子儿女也遭受刑罚。 不久，宋仪望上陈关于时政的十二点对策。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宋仪望奉命巡视河东盐政，严格禁止了藩王宗室通过借贷牟利的弊端，并上奏请求考核群僚的贤能与否，其风纪严明，令人敬畏。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宋仪望请求开通桑干河直达宣府、大同的运饷之道，说：“河流发源于金龙池下瓮桥驿古定桥，会合众水，东流一千余里，进入卢沟桥。其间只有大同卜村有聚集的石头，宣府黑龙湾石崖稍险，然而没有超过五十里，水浅的地方仅二、三尺，上疏认为开凿非常容易。往日大同巡抚侯钺曾经乘着小船到怀来，经过卜村、黑龙湾，安全行驶没有什么担心的，又从怀来逆行，运载大米三十石到达古定河，足见便利漕运可以启用。”当时正在风行开挖运河，大概三十石可致一石。宋仪望奏章到，明世宗叫廷臣议论。兵部尚书聂豹（《明实录》作“都御史赵锦”）说：“河成后可便利漕运，同时可以制服敌人的骑兵。”工部尚书欧阳必进说：“道路太偏远徭役太繁重了。”于是下令不实行。这些事务处理完毕后，他因病请求辞官归乡，建造了象城山房，用来奉养他的母亲居住。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冬，宋仪望在病愈之后前往京城赴任，他掌管河南道并同时管理七道印鉴，与觐见明世宗并接受考察的官员关系融洽，其中多数人都因他的庇护而得以保全。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八月，朝廷下诏修复三大宫殿及午门，宋仪望奉命监督这项工程。他管理得十分严格，杜绝了浮夸浪费，严格把关钱财的收支，总共为朝廷节省了数万银两。有一个富商携带五千金来贿赂严世蕃，请求能参与这项工程，在严世蕃授意下，工部尚书欧阳必进竟然答应了富商的请求。然而，宋仪望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于是，严世蕃和欧阳必进对宋仪望心生怨恨。工程竣工后，按照惯例，官员们应该互相馈赠以表谢意，但宋仪望却独自不遵循这一惯例，这使得严世蕃对他的怨恨更加刻骨。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宋仪望上疏列举了边疆事务的六个弊端和两个难题，并在言谈中涉及到了东南地区的情况，指出总督胡宗宪奢侈荒淫，误国害民；福建巡抚阮鹗贪婪无度，恶行昭著，请求明世宗严加督责并罢免他们的职务。于是阮鹗被逮捕。这两个人都是严嵩的私党，严嵩由是大为不满。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宋仪望升为大理寺右寺丞。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宋仪望请求回乡养病，随即又遭遇母亲去世的丧事，他按照礼制在家守孝。此时，言官借着风霾等天象异变请求朝廷考察应对之策，严世蕃与欧阳必进商议要贬黜宋仪望。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欧阳必进迁官吏部，宋仪望于是以轻浮急躁之罪名，贬为夷陵判官。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宋仪望升为霸州兵备佥事。在此之前，西宁侯宋天驯的船只在霸州停泊时，突然遭遇贼寇袭击，宋天驯惊慌失措之下跳入水中溺亡。宋仪望到任后，开始追捕贼寇，并彻底清除了他们的同党。此外，他还主持修建了涿州的城墙，阻断了贼寇的退路，使得他们在宋仪望任职期间，即便是白日也不敢轻易作恶，危害百姓。宋仪望还上疏请求豁免洪武年间遗留下来的养马逋税（即未按时缴纳的养马税），这一举措深得民心，人们更加感激和喜悦。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宋仪望转任大名兵备副使，在任仅六个月的时间里，就积累了八千两金子的军饷储备，足以应对军事需求。当时福建一带的倭寇日益猖獗，朝廷调任宋仪望为福建监军副使。宋仪望到任后，立即整顿军备，训练士兵，严格加强海防，提前做好防备工作。等到倭寇入侵时，他与总兵戚继光并肩作战，合力击败了倭寇，福建因此得以大安。每年科举考试，宋仪望都负责监考，他选拔的士子都很有才能，被誉为“得士”。宋仪望列出完善海防的事宜，明世宗下诏同意他的请求。

起初，宋仪望在河东巡察时，发现一名武将横行霸道，因强娶民女和私贩食盐等罪行被宋仪望依法严惩。隆庆二年（1568年），这名武将向杨博诬陷宋仪望。杨博听信谗言，在选拔官员的会议上提议罢免宋仪望的官职。但考功郎刘一儒却极力为宋仪望辩护，他说：“如果今天一定要罢免宋副使的官职，那么我宁愿先被罢免，否则我如何向公众舆论交代？”杨博无奈，只好将宋仪望的职务改为“不调”，即不调动其职位，也不晋升也不降职。消息传来后，宋仪望主动放弃了监军的职务，转而游览武夷山，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后来他回到南村，整修茅屋，灌溉园地，种植树木，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不久，宋仪望被杨博降了二级，贬为四川佥事。

隆庆五年（1571年）八月，宋仪望升为福建按察司副使，但还未上任，在十一月又转任福建提学副使。宋仪望认为国家颁布的法令广泛激励学官，主要目的是崇尚正学、引导正道。然而当时提学官们却一切以自己的意愿制定教条，只追求虚文，对实际没有益处。因此，他始终按照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的卧碑（即规范生员言行的碑文）上记载的内容，逐条分析其意义，并颁布给众学生，他每到一处，对学生的评价都精准恰当，并且时刻以闽东地区的理学著作来辅助教育，士子们对他心悦诚服。妻子郭氏突然去世，宋仪望也生了病，于是立即解下官印回乡。

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宋仪望升为福建右参政。

万历元年（1571年）三月，宋仪望因在道路上护送朝廷贡物有功，被提升为太仆寺少卿。九月，到达京城，又晋升为大理寺右少卿。

万历二年（1574年）二月，张居正主持朝政，平素了解宋仪望的才干，提拔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府。原本的巡抚衙门设在姑苏，但宋仪望考虑到姑苏与该地区东西相距甚远，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信息传递不便，难以及时应对。因此，他请求将巡抚衙门改建在句容。这样一来，平时可以居中调度，一旦有事则可以相机行事，进行防御。朝廷认为这个计划很合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从始至终，宋仪望都亲自记录下了这些经过。

宋仪望以前在吴县任职时，对民间的疾苦、吏治的弊端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有深入的了解。到任后，他一切事务都力求宽大处理，但对于云间、金坛、溧阳等地那些隐匿赋税、将沉重负担转嫁给贫苦百姓的豪贵之人，却绝不姑息纵容。各郡县遭遇水灾时，他上书首先为吴县的百姓平均分配赋税和徭役，使得那些豪门大户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利用权势和诡计来逃避差役，百姓们仿佛获得了新生。当时江阴的盗匪猖獗，宋仪望便设立了保甲制度，整顿军队，约束海船活动，修缮武器，更换并安排合适的将领，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当芜湖发生盗匪抢劫官库的事件时，他迅速制定计划，成功消灭了这些盗贼团伙。

当时海疆局势紧张，但官吏和士兵们都忌讳谈论战事，唯独宋仪望与兵备使者王叔杲商议，加强士兵的训练和装备，整顿军备，严格赏罚制度。宋仪望又提议修筑城墙以防备未来的祸患，并沿着长江在铜陵、望江、青浦等县都修建了城墙。当倭寇的官吏突然来犯时，宋仪望传授了作战方略，各将领率领战船顺流而下，在黑水洋歼灭了这些敌人，俘获的首级和武器装备数不胜数。万历三年（1575年）十二月，捷报传到朝廷，明神宗赐予他白银和文绮作为奖赏，并晋升他为右副都御史，但巡抚的职务保持不变。

起初，明神宗有诏为建文帝诸臣昭雪，宋仪望亲手书写诏书时感叹道：“建立良好风气的首要之事，应当从京城及其周边地区开始。而转变人心、维护政治教化之事，又有哪一项比这更为重要的呢！”于是，他在南京建立了表忠祠，用来祭祀那些为国捐躯的忠诚臣子，并命令有关部门春秋两季进行祭祀，不得中断。宋朝忠臣杨邦乂，是宋仪望的同乡，葬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因年代久远，墓地渐渐湮废，宋仪望为其整修墓地，装饰其祠庙以祀典他。前太常寺卿袁洪愈、国子祭酒姜宝都不为张居正所喜欢，宋仪望却大力推荐他们，逐渐失去了张居正的信任。

万历四年（1576年）四月，宋仪望升为南京大理寺卿。

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宋仪望改任大理寺卿。在此之前，有个姓伊的郎中（吴县人）曾去拜访宋仪望，但被看门人辱骂，便拒绝通报，伊郎中因此对宋仪望怀恨在心，到处散布诽谤之言。那些不愿宋仪望监督赋税征收的人，也纷纷附和。都察院没有详加调查，便牵连到了宋仪望。十二月，明神宗下令让宋仪望改任南京，宋仪望于是决定不再出仕，全国上下都为他感到惋惜。

宋仪望致仕后，闭门隐居在南村，专心读书，有终老于此的意愿。过了几个月，他生病了。病中，他与友人谈到生死之际时说：“人死就死了，难道还要像小儿女那样哭哭啼啼的吗！”

万历六年十月初一（1578年10月30日），宋仪望因病在家中去世，终年六十五岁。临终前，他与亲朋好友程珩交谈，只遗憾自己没有完全报效国家以及所学未能完全实现，其他话都没有提及。官府将此事上报后，明神宗下诏令礼部官员为他举行祭祀，并命令工部按照旧例为他准备墓葬。

宋仪望历仕三十年，其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具体如下：

宋仪望少年时代师从聂豹，是王守仁的私淑弟子，又跟随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交游。王守仁能被从祀于孔庙，宋仪望出了大力。 宋仪望认为，王守仁的学说继承了孔子的正统思想。

关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宋仪望认为：“这是先生悟道后的言论。《大学》中已经谈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中庸》则专门论述了慎独。慎独，即是所谓的独知。程子说：‘有了天德就可以谈论王道，其关键在于慎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孔子门下的学问，专门讨论如何求仁，但当时的学者各有侧重，只有颜回在孔门中努力探求本心，直接领悟了仁道的全体，所以《易经》中的《复卦》说：‘有不善的言行自己未曾不知，知道了就不会再去做，颜回大概接近这样的境界了吧。’先生所说的‘致良知’，正是孔子门下传授心法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呢？因为良知是我们判断是非的本心，致良知，就是使我们的本心能够明辨是非，这样善与恶的真伪，就如同辨别黑白一样清晰，想要达到圣人的境界，除此别无他路。孔子说：‘道只有两种，仁与不仁。’不是这边就是那边。《大学》中所说的诚意，《中庸》中所说的慎独，都不外乎这个致良知。这是先生反复强调的学问，他自认为这是入圣的关键，确实如此。我们应当深思这些话。”

胡直：①计公所自处者，必洒然矣。或谓望之有高气，值此必不复出。某谓望之笃志问学，其行止必不任气。以彼其才，尚望其俯从抑屈，发舒其所负，此当世之幸。若欲退托山林，与吾郡诸老长相戮力，以发明此学，则随所欲耳。固不当以高气不能屈抑者自主也。某居此，惟日事奔走，一岁在车马之间者十之七八。即有禹、稷之心，亦无日力以行，而况未尽禹、稷之心者乎？今所能者，惟无积案停狱，与属吏不敢为墨耳。闾阎之下，颇亦倾信。若谓仁意蔼然行于其间，则尚未也。精神亦似稍长。又幸杨朋石、邹继甫来此，得数会相切，亦奇遇也。（《与宋望之》）②若吾友阳山宋公，其可以末世之小局小知班乎？其又可令斯世遽夺斯人乎？惟吉盛时，贤萃道茂。蔚有我公，挺生其后。神颖出于天陶，贞槩植乎性就。承亲则寿母乐志，友悌则让逮群幼。弱龄鶱翮，佥属冠英。壮成甲第，岿为老成。制锦吴甸，惠训独殷。役田之设，其济也宏。寻登兰台，奋身许国。出案鹾政，罄洗黩墨。方斯时也，荫臣诡持邦衡，颐指中外。外镇淫刘以逞，寇攘益以榛塞。公惟峻节乔立，俨若松柏。掊击雄奸，摧抑巨慝。（《祭大理卿宋阳山文》）

张居正：公以大智大勇，诚心任事，当英主综覈之始，不于此时剔刷宿弊，为国家建经久之策，更待何人？诸凡谤议，皆所不恤。即仆近日举措，亦有议其操切者，然仆筹之审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

王世贞：公于学能识其大，其为人气豪，不帖帖细琐，然内行特纯笃。（《大理卿宋公仪望传》）

曾同亨：然其伟度劲节敏识长才，人亦莫得而间也。善乎！胡公之罕譬也，曰：九万之翼莺斯所望重溟之渊，非满浍所拟；言公之高大，不可以小局小知追也。又曰：铜雀腾都越国，而不可以捕鼠龙渊，断蛟制虎，而难以羞臛；言公之高大，所以不得以小局小知者也。此足以概公矣。（《明故嘉议大夫大理寺卿华阳宋公墓志铭》）

有一天，宋仪望在阅读《宋史》时，读到秦桧杀害岳飞的事情，不禁怅然若失，长叹不已。他的父亲见状感到奇怪，便询问他。他回答说：“如果让我生在那个时代，一定会让岳飞饮血以报秦桧之仇。”他的父亲听后很高兴。另一天，他又在读《新唐书》时流下了眼泪，父亲再次询问他，他回答：“我读到裴度的表章中说：‘消灭贼寇则我们朝见天子就有希望，贼寇未除则我们归朝无日。’这是多么强烈的义气啊，因此我感动得流泪了。”他的父亲听后更加高兴，对钟氏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够效忠国家，为朝廷尽力，成为国家的耳目股肱之臣，可惜我老了，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

有一次，宋仪望去省城参加武试，同行的一位友人因仓促间躲避盗寇而不幸溺水身亡。宋仪望独自设法借贷，为友人办理了丧事，并亲自扶柩送葬。

宋仪望著有《华阳馆文集》十七卷、《华阳馆续集》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