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班师时，部队驻扎在跸献县之单桥，户部尚书陈山迎驾，并进言应当乘胜移师向彰德，袭击赵王朱高燧。宣宗召见杨荣并跟他说了陈山的建议，杨荣称赞其是大计。之后召蹇义、夏原吉，两人不敢持异议。杨荣请求先发送敕令给赵王，指责其与朱高煦同谋的罪过，而大军即刻赶到自然可擒拿了，宣宗听从。

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之后，政局趋于稳定。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明宣宗立皇长子朱祁镇为皇太子。三月，明宣宗废后胡氏，立贵妃孙氏（孝恭皇后）为皇后。八月，明宣宗亲自率军巡视北边。九月到达右门驿，适逢兀良哈侵掠会州，明宣宗亲自率领精骑三千人前往。出喜峰口，于宽河大破兀良哈部。明宣宗亲自射其前锋，射死三人，两翼军并发，大破兀良哈。兀良哈望见黄龙旂，下马请降，明军斩杀其首领。之后明宣宗班师。

宣德四年（1429年），明宣宗制《猗兰操》赐给廷臣，谕以荐贤为国之道。明宣宗在成祖、仁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政治机构，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明宣宗保留了明仁宗时期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明宣宗即位后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广开言路、纳谏的风尚。他对大臣说：“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明宣宗即位后，不仅继续轻刑措，而且注意教化。

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为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停止工部采木。颁发宽恤之令，省灾伤，宽马政，免除各类积欠。招抚流民，免除赋税和徭役一年，停罢朝廷的采买，减官田旧科十分之三等，又戒谕法司减少刑狱。六月，明宣宗修预备仓，出官钱收入粮食以备荒年。六月，遣官到近畿地区扑杀蝗虫，并下谕户部，往年捕蝗的使臣对农民的残害不低于蝗虫，户部应该知晓这个弊端，因此作《捕蝗诗》示之。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庚申，明宣宗下诏行宽恤之政。并于同月下谕礼部，认为官田赋重，应该十减其三。并戒谕各部贯彻施行。六月，停罢中官入西北边境卖马的政策。同月，明宣宗作《官箴》三十五篇，以约束警示示百官。秋天，明宣宗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宣德八年（1433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

对外方面，宣德五年（1431年），明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宣宗朝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不能视朝，命群臣在文华殿拜谒皇太子朱祁镇。同月崩于乾清宫。遗诏国家重务都由皇太后张氏处置。当时外廷传言，张太后欲立襄王为新帝。张太后立即在乾清宫召见阁臣杨士奇、杨荣等，宣布太子朱祁镇为新皇帝。杨士奇等人都呼万岁，张太后立襄王的言论才得以平息。十一日作宣德帝陵。二十五日上宣德帝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

朱瞻基登基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成祖时期削藩不彻底的遗留问题。明宣宗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汉王朱高煦经过精心的准备后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准备就绪的明宣宗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汉王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群臣都劝明宣宗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网开一面，没有杀他，而是将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朱瞻基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高燧惧，奏请交还常山中护卫。此后，楚庄王孟烷、蜀靖王友堉、肃康王瞻焰相继交还一至二护卫。诸王护卫军被削，此后不再增设。藩王失去军力，难以再谋反乱。宣宗进而颁布禁令，对诸王权力多方限制。

如：藩王不得如前干预地方行政，王府官员不得兼任地方官职。藩王不得与朝内勋戚贵族联姻，嫁娶要选自民间，以防干预朝政。藩王不得自行来京朝觐奏事。藩王及其宗亲族人如私自来京或越关奏事，要受到严厉惩治，直至废为庶人。诸藩王之间不得会见。藩王在封地驻守，不得随意出城。清明祭祖须奏报朝廷允准。子女婚嫁也须奏经朝廷。

分封宗室是太祖定制，势难变改。诸王经多方控制，失去军政权力，或寄情诗文，优游自处，或广置田产，货殖经商。诸王子孙繁衍，多成豪富。明王朝每年还要给与宗禄和赏赐，也是朝廷财政的极大负担。

朱瞻基即位后，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讨论紧急国家大事。遵循明仁宗的先例，朱瞻基即位后他们直接呈递密封的奏议以及时确定适当的施政方针。此外，明宣宗采用了条旨或票拟等正规的办事程序，规定大学士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朱瞻基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门施行；朱瞻基并不再召内阁大臣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这样，内阁就成了朱瞻基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阁臣的职责，仁、宣两朝尚无明确规定，在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之外，已从多方面参预军国重事。史籍所载以下事例，足以说明阁臣地位日益隆重。

以上一些事例表明，阁臣事实上已经通过不同形式参与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至对外事务等军国重事。由原来的侍读学士逐渐成为皇帝的辅佐。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于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特命停辍政务，仍原职禄，专备咨议。朱瞻基诏谕蹇、夏与杨士奇、杨荣：“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共宁邦家”。蹇义、夏原吉与杨士奇等阁臣由是组成为皇帝左右最高的决策核心。

在朱瞻基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杨荣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朱瞻基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但是，宣宗为了满足自己的娱乐需要，不惜破坏用人制度。《万历野获编》中云：“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捕蟋蟀与军中取首级为同等功，可以取得“世职”，竟成为升官发财之道。对藏僧的滥封现象就更为严重了，不仅有大国师、国师等封号，而且还有品级。如前文所述，宣宗论征曲先、安定功，大国师为秩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此后又封授“锁南星吉为灌顶国师，俱赐二品镀金银印。领占端竹、桑结巴高竹斡升国师，赐五品银印及诰命。领占班竹儿、端竹监藏袭国师，赐诰命。坚敦监藏、锁南失赖、领着领占、扎思巴、锁巴列升禅师，赐敕命，皆赐六品银印”。滥封藏僧，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官员选任和晋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明代政治黑暗。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指定翰林学士教导宦官们读书。后设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虽然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主要的原因是明宣宗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每当明宣宗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的决定，宦官的关键性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各部一般不能与明宣宗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明宣宗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此措施导致明朝的宦官取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就明宣宗而言，似乎能够控制宦官势力的扩张。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规教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明宣宗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当后来的某个皇帝宁愿怠忽职守或不问政事时，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变得最为严重。

明宣宗继位时都察院贪污成风，明宣宗制定改革措施，并为都察院规定了新的职能。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明宣宗任命顾佐为都御史。并罢免了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不胜任的官员，接替者都要经过严格考查。明宣宗对都察院的办事程序和组织都加以规定，都察院的职责也被扩大。新增的两个主要职能：重建兵员名册和视察边境各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专门规定了一些御史监察的任务，并在以后加以制度化。它们包括视察军屯、建设项目和京营的情况，以及监督南直隶的征税和通过大运河至北京的漕运。

监察工作渗透到明朝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以及外廷和内廷的所有领域；它的活动遍及民事、军事、财政和司法几个方面。它在监督行政工作的运转和向皇帝进行政策进谏方面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御史们使240名以上的官员降职，并使其他一些官员任职、复职或得到提升。他们还呈上247份弹劾奏折，至少揭发659名官员和其他17人，同时还呈上251份其他内容的奏议，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劝谏。

经过宣德三年（1428年）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明朝御史的情况大为改观，在批评时更加直言无忌。他们还提出直率的忠告，不过在触及皇帝私人行为时，他们也会迟疑不决，因为担心会带来相应的处罚。虽然明宣宗对他们表示尊敬，但他对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御史也是严厉的。这些人被降职、关押或流放；对他们不处死刑。

在地方行政中，明宣宗在位时期最重要的制度发展是地方治理开始向正式的体制过渡。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藩王分驻要地，各省设三司使，不相统属，以削地方之权。成祖遣御史巡行天下。渐成定制，但只司监察，不理政事。永乐十九年（1421年），派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十三人巡行各地，称为“巡抚”，义为巡视地方，安抚军民。官无定员，事毕回朝。仁宗时，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浙江。宣宗即位，周干还奏浙江土豪肆虐。洪熙元年（1425年）八月，宣宗命广西按察使胡概（原姓熊，《明史》作熊概）为大理寺卿，与四川参政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郡。次年，胡概捕送地方府县不能制驭的松江土豪、无赖、奸吏等至京，由都察院审理。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因各地税粮隐漏，弊病甚多，命大臣举荐一批官员擢升侍郎衔，分别巡抚各地，总督税粮。吏部右侍郎赵新去江西，户部右侍郎赵伦去浙江，礼部右侍郎吴政去湖广，兵部右侍郎于谦去河南、山西，刑部右侍郎曹弘去北直隶及山东，工部右侍郎周忱去南直隶苏、松诸府。宣宗颁给敕谕，说：“敢有阻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巡抚有权处理诉讼，审问奸猾，成为皇帝特命的专职重臣。

明初，统治者虽然对佛教控制非常严格，但鉴于佛教的政治功能，又积极扶持、利用佛教为朱明王朝服务。加之太祖、成祖、仁宗各位皇帝对佛教极感兴趣，给予佛教以强有力的扶持。他们尊崇佛教，但多勤于政事，比较有节制。至宣宗时，渐开明代皇帝过度崇奉藏传佛教之门。宣宗执政时期，继承了永乐时期推崇佛教的政策，对藏僧“礼之益厚”，大量封授、供养佛教僧人。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论征曲先、安定功，加国师论征曲先、安定功，加国师宛卜格剌思巴监藏为净慈普应大国师，仑奔宛卜查失监藏为弘慈广智大国师，吒思巴领占为普觉净修大国师，失迦思端宛卜为慧［慈］真修大国师，达巴儿监参为妙慈通慧大国师，……剌麻着星为普善禅师，雁儿吉为普济禅师，江东巴为善悟禅师，楚儿加为玄悟禅师，锁南扎为善智禅师，朵只里监藏为清净禅师，”对藏僧大规模加封，共5位大国师、6位禅师。此后，“（二年）赐西吉簇番阿弘济大国师吒思巴监藏四品银印及诰命”。九年，对已封为“大慈法王”的释迦也失，又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各种封号可谓五花八门，“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刚（纲）、曰剌麻”。同时，宣宗朝在京城供养大批藏僧，而且越来越多。至“宣宗末年，入居京师各寺者最盛”。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上台后，礼部议减留京各寺藏僧691人；正统元年（1436年），礼部议再减450人。即位不久便裁减了1100余人，而这尚非全部数额。

宣德时期，宣宗不断为崇信藏僧修建寺院。据何孝荣教授考证，朱瞻基及后妃在京城总共修建佛教寺院达九所，其中新建一所，重建六所，重修三所。并认为宣德年间开启了明代中期帝王、后妃在北京大量修建佛教寺院的风气。此外，在其他地方宣宗也支持一些寺院的兴建。宣德元年，敕令在岷州兴建大崇教寺，并特赐寺名。据清代《岷州志》云：“大崇教寺，在城东北四十里，宣德元年敕建，钦赐珠伞、宗桥、金巧等物，犹存。”宣德二年（1427年），又在青海乐都境内修建完成瞿昙寺，这是明代湟水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目前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组明代建筑群。宣宗因为信奉印僧食哩沙哩卜得啰，又以其舍利在五台山兴建了大圆照寺。

朱瞻基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朱瞻基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宣德七年，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宣德八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

朱瞻基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朱瞻基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狱。他还多次蠲免税额、积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丁力者的匠籍。

明宣宗在登基后，多次与臣下分析探讨前代帝王为政的得失，以此为镜鉴，反复告诫朝臣及沿边守将：“天下虽安，不可忘武”，“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今国家无事，边塞无警，可以安逸。然居安虑危，乃保邦之道”。他把整治武备与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自昔圣帝明王御天下，所以治乱御侮，安内攘外，为久安之计者，必在严饬武备，修明军政。”只有常保戒虞之心，武备不弛，才不会招致祸患，国家与社会的安宁才能得到长久保障。在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颁布的《御制帝训》中，明宣宗对修武与安邦的关系作了系统阐述，表达了自己的国防观念与思想。他明确指出：善于统治天下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因为祸乱常常起于不测，不戒不虞，就无法应对危机从而维护好政权。故而自古“圣人致严于武备，为之城郭，为之关防，严甲兵以守其国，规画精密，训练有方，强御以遏，兆民以宁”，由此才能达到“天下久安”，这是“长治之道”。如果沉迷于太平盛世，不修武备，一旦祸乱猝兴，必将政权不保。

明宣宗主张必须做到以下三个要点：一是储将，即所谓“简拔勇智，优加禄秩”，也就是要选拔智勇兼备的优秀将领，给予丰厚的待遇；二是养士，即所谓“休息保爱，以时训练”，也就是要爱护抚恤将士，定期按时进行训练；三是广储蓄，即所谓“重农节用”，也就是要重视农业生产，节约开支，多多积蓄财货物资。三者具备，便足以“安内而攘外”。明宣宗一方面强调加强武备对保邦安国的至关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反对无缘无故兴兵，滥用武力。他曾对汉武帝因好大喜功以致“海内虚耗”和唐太宗“恃其英武而勤远略”造成丧师甚众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在明宣宗看来，“兵以御侮”，“穷兵黩武，亦非帝王盛德事”。

为防御蒙古各部的侵掠，实现保境安民的目的，明宣宗十分注重加强军队建设，提出了“训练有方，统驭有法”的总体治军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勤习武艺、爱恤士卒、严明军纪、公正赏罚等。这些内容基本上是对明太祖、成祖治军思想的沿袭承继，但也有根据形势变化需要而补充增加之处。为督促勋臣子孙勤习武事，提高军事素养，明宣宗首先从精神上勉励他们以“武事既精、忠孝兼备”的古代名将赵充国、郭子仪、岳飞等人为榜样，谋求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其次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明确规定：各卫应袭军职之武官子弟平日要赴教场操练，弓马技艺务使精熟；当袭职之时，必须遵照先朝定制“严加比试”，比试不合格者不得袭职。已经袭职者亦须比试武艺，初试不中“且定限令回习熟”，如果再试不中，则予以治罪。除了着力纠治勋臣子弟疏于武技的问题，明宣宗也很注意抓紧对军队的训练。他认为当今“国家无事，正须训兵练将”，只有平时精练武艺，战时才不致进退失措，因此多次下令选调各地卫所军队赴京校阅操练，以保持和提高战斗力。

爱恤士卒是明宣宗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大特点。明王朝到明宣宗统治的宣德年间，军户世袭和军屯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军官苛虐士卒、侵占屯田，军士生活困苦、被迫逃亡，开始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严重影响和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面对这种状况，明宣宗不得不格外加以重视，由此提出了爱护存恤军士的思想主张。他认为：兵士除了训练有方，还要抚养得宜，“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为将帅者要建树功业，仅凭自己的智勇还不够，必须依靠士卒，方能成功。军士乃将帅求取“富贵之本”。因为只有平常善待军士，深得其心，临敌之际才能得其拼死效力，成就功业。“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驭之，缓急未必得用。”他斥责了各处统兵将领不恤军士，“诛求刻剥，甚于豺虎”，“虐用其力，减克其粮”，以致军士不堪忍受、相率逃亡的种种劣行，告诫他们要以恩抚士卒为念，“矜其寒馁，同其甘苦”“仁如父兄，爱其子弟”。并屡次颁布诏谕，严禁将领压迫虐害军士，包括私役其劳作、占夺其屯田、贪吞其饷粮等等，违者一经奏劾查实，即予逮治。

明宣宗分别在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九日至二十五日、从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三日进行了三次边境巡逻。其中宽河之战中，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蒙古兀良哈部知道是皇帝亲征，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由于“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明宣宗巡边希望罢边主和，瓦剌部的脱欢首领抓住机会，于宣德五年（1430年）密遣麦克零部落迎脱脱不花，宣德八年（1433年）被脱欢立为大汗。脱欢以脱脱不花汗的名义统一安乐王、贤义王及和宁王所部，并联姻忠顺王，逐渐侵蚀明朝边界。朵儿只伯、阿端只、猛哥卜花，乘间伺隙，为明边境患。

明成祖时期，建立旧港宣慰司、满剌加外府、苏门答腊官厂、察地港抽分所、古里官厂等贸易文化交流中心。”由于“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宣德朝文化交流的海帆不再远航，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海禁政策也带来了很多遗憾。如果没有海禁政策及中国人航海事业的衰退，那么中国人和欧洲殖民者的初步接触很可能是在印度洋，而非东南亚。如果是这样，那么远东和西欧文化圈的初步交融可能是另一番面貌。如果中国人接触欧洲殖民者的前哨远在印度洋，那么中国人无疑更加从容。

朱瞻基登基后不久，明朝周边的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数十国前来朝贡明朝，几乎是每年都来。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宦官洪保从古里前往麦加，王景弘在郑和本人带领舰队主力回国后于九年（1434年）带了一部分舰队驶往苏门答剌和爪洼。宣德八年（1433年）出现了海外使团前往北京的另一个高潮，其中15个使团来自南洋、波斯湾和东北非洲。

安南黎利反叛，屡次打败明军。宣德元年（1426年）总兵陈智与黎利作战兵败，朱瞻基改命成山侯王通为总兵官进讨安南。朱瞻基因安南连年用兵，与群臣议，拟复封安南，如太祖时自为一国，岁奉常贡。蹇义、夏原吉等以为二十年之功，不应弃于一旦；杨士奇、杨荣等支持朱瞻基的政策。宣德元年（1426年）冬，黎利拥兵数十万攻交趾，陈冶战死，王通败走。工部尚书黄福再掌交趾二司事。次年正月，宣宗再召杨士奇、杨荣议交趾事，说蹇义、夏原吉拘牵常见，欲为安南陈氏立后复国，使中国之人皆安于无事。杨士奇、杨荣盛赞宣宗“兴灭继绝”，说“三代之圣，不过如此”。朱瞻基命黄福访求陈氏后人。逃居老挝的陈暠，自称安南国王陈日煃之后，上表请封。十一月，朱瞻基遣使去安南，宣诏赦黎利，封陈暠为安南国王，命王通军及三司官全部撤退还朝。诏命未至，王通已败走广西。次年，黎利遣使入明，奉表称谢，但陈暠已死，请立黎氏，朱瞻基命再访陈氏后裔。宣德三年（1428年），黎氏仍称陈氏无后，奏请封立。次年，又遣使来明贡纳金银器，请摄国政。宣德五年（1430年），朱瞻基遣礼部右侍郎章敞持敕印，往封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建年号顺天，建东都交州，西都清华府，全国分为十三道，各设布政司统治。朱瞻基结束了明朝对安南的长期战事，安南重新立国，向明朝进贡。

朱瞻基在位期间，明廷设法改善与日本关系。朱瞻基恢复了与日本正式关系，由于日本将军足利义持的敌意，这种关系在朱棣时已经处于冰点。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单方面取消了关于纳贡使团在永乐二年（1404年）的协定，以改善关系。他增加了准许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但足利义持继续阻碍任何协定的达成。不过，他的继承者足利义教（统治期1429年—1432年）则对恢复关系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明宣宗派宦官柴山携带一份给足利义教的诏书去琉球，建议恢复关系和增加批准的贸易量。诏书是通过琉球王的斡旋而转到日本的。足利义教对所提的内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国血统的僧人龙室道渊带领一个使团于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达北京，同时随带马匹、甲胄、刀剑和其他土产等贡品。七月，中国皇帝回派一个使团护送日本使团回国，明朝使团在日本受到热烈的接待。

这些互相往来的活动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其间关系虽然偶尔发生破裂，但是一直维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双方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军及其继承者愿意合作，是因为日本人热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进行贸易，并且获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镇压倭寇方面取得将军的帮助。明廷认为，他们未能达到目的是因为对方对他们慷慨大方的反应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但实际上将军对海盗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朱瞻基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朱棣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明宣宗在位时期的北方边境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暂时平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阿鲁台对鞑靼的领导已被明成祖的五次征讨所破坏。结果，部落领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到朱棣去世时，阿鲁台已经江河日下，因为重新振兴的瓦剌在脱欢（死于1439年或1440年）的领导下屡次侵入他的领地，迫使他东移。这样，蒙古联盟一分为二：阿鲁台领导鞑靼，脱欢领导西面的瓦剌诸部落，双方战争不断。阿鲁台的领导权还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卫的蒙古人的挑战。在明宣宗统治时期，阿鲁台每年派遣纳贡使团去北京，明朝则以珍贵的丝绸、缎子和其他的礼品回赠。明廷希望瓦剌万一进攻时能够从其处得到帮助，但阿鲁台十分虚弱，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盟友。由于阿鲁台的无能，兀良哈受到鼓舞，不时威胁明朝的边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当兀良哈袭击明朝北境时，恰好明宣宗率领3千骑兵视察边境，亲自击退了兀良哈的军队。

后来明宣宗对边防作了一些变动，在战略要地开平卫之南，明朝军队在薛禄的率领下在一些城市构筑防御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后，薛禄建议把边境防务集中在此，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它把几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时又限制了明朝军队，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守势。

同时在西面，瓦剌已经强大，并在宣德六年（1431年）击败阿鲁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没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脱欢领导下的瓦剌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无可争辩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这次胜利后，脱欢保持着与明廷的友好关系。

明初洪武控制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主要的据点有亦集乃旧城

哈密卫作为明朝的情报中心，地位非常重要。宣德二年（1427年）十月二十二日，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土鞑官军，摆摆罗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归，令怕哈木来奏：“愿赴京师效力”。明宣宗遣内官李信、林春齎勑谕，哈密忠顺王卜荅失里、忠义王弟脱欢帖木儿，“俾悉遣来”。宣德五年（1430年）四月二十六日忠义王为侄儿忠顺王卜答失里奏求与弩温答失里结姻的婚娶礼币，同一天瓦剌顺宁王脱欢亦奏求弓刀等物，命悉与之。当时明宣宗无意出兵，故而也听之任之。

宣德三年（1428年）闰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侵夺南甸、腾冲等处地方。沐晟上奏请发云南、贵州、四川官军五万人及各处土兵讨之。又奏老挝宣慰司刀线歹及宁远州土官刀吉罕协助交阯，罪不可容。明宣宗认为：麓川之事，与西南等高层计议怎么抚谕。虽麓川作过必当威服，但念数年来征交阯，讨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甦，所以这次还是立即同云南三司廵按、监察御史再遣人招抚，如能顺服不必用兵，果执迷不悛，止调云南官军土军及木邦宣慰司等处夷兵勦之。老挝、宁远，亦不必深究。致使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麓川亦大肆扩张，故有英宗征麓川之役。

朱瞻基对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旱涝和蝗虫灾害的报告的反应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皇帝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历史学家一般都盛赞宣德帝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的福利。

朱瞻基不仅是一位皇家宫廷诗人，也是个高产作家，现存在《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四十四卷，十四卷以后完全是各类诗词，有七言诗、六言诗、五言诗，还有一些歌行体诗及一部分词令，保守地统计，至少在千首以上。写诗在瞻基的艺术活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也是他日常宫廷生活的一部分。

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于画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等。书画作品当作图书赠重臣，上书年月及受赐者姓名，钤“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印章。宣宗作品呈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有：其一，画面趋向粗放的写意性。无论是两宋、元及明初的宫廷花鸟画都是以工笔双钩为主。但宣宗的作品却有一定的写意倾向，宣宗用笔不是柔婉的，是劲爽的像《花下耄耋图》中的假山石，《万年松图》中斩钉截铁般的松针，《鼠石图》中飘逸的藤蔓，《武侯高卧图》中人物的衣纹，《松下读书图》中右下角棱的石块。即便是在董源、黄公望下舒缓柔和的披麻皴在宣宗的《戏猿图》中也成了一种爽利刚劲的味道。

其二，没骨法的应用。像《鼠石图》中的瓜叶，《莲浦松荫图》中的荷叶以及多幅画中的芦苇、野草等。没骨法是不用墨线勾勒其形直接以色或墨造型然后勾筋等。这种技法使用起来简括水墨自然渗化渐变自然生动活泼。没骨法不同于叠色、渍染法的层层染色它“一染而就”所关注的是一笔成型和其浓淡干湿等的变化。没骨手法的运用能使画面清新明快奇逸生动有意到笔不到的韵味。没骨头法需要对形象和笔器有熟练灵活的堂握。在明代宫廷中，宣宗是很少能熟练运用这一技法人之一。

其三，对各种构图的熟练把握。宣宗的画作构图扼要简洁，宾主分明。在绘画主题与背景处理方面基本上多以一物来搭配背景（竹林、树石、花草）。如《瓜鼠图》《一笑图》。画面处理采用南宋马远、夏圭之边角构图。以描写近景为主主体安排于画面中央中、远景一概省略不画，或留白多。营造了空间的纵深感形成鲜明的虚实对比。体现了画家精到纯熟的绘画功力和注重天趣的创作理念。

宣宗使画院的管理机制相对完善。宣宗与院画家的和洽关系。宣宗雅尚绘画，礼遇画家。他和谢环等具有文人之间的心理契合，以友朋待之，即便像边文进因罪被贬后仍起用，甚是宽厚，广为流传的戴进见逐似乎给人留下宣宗信谗不惜才的印象。其实按照陈传席先生的观点，古人对衣服的颜色有着严格的规定戴进没被杀头已是皇帝的宽容了。对倪端、李在、石锐也宠爱有加。可见宣宗普遍对画家加以重视。鉴于此不仅永乐年间进入宫廷的大批画家在宣德年间发挥了大的作用当朝的画家如李在、商喜、倪端、石锐等也创作了不少精品，且影响到了日本。

图书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年）他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0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又建造“通集库”、“皇史晟”以藏古籍、档案。内阁藏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农，赈荒惩贪。文事则经史在御，武备则车驾待边。又且却驺虞之祥，禁白乌之瑞。《豳图织妇》，训诰同风。《招隐猗兰》，四诗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弃交趾于荒外，废胡后于长门，系陈祚于犴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终之规，百里九十耶？此则宣宗之失也。虽然，创业固难，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尝考仁宗一祀不永，而继以宣之济美，则久道化成。宣宗十载未多，而溯于仁之监国，则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则仁危于宣，席其已安，则宣光于仁。刘绪缵于元嘉，宋治盛于庆历。王道无旦夕之效，礼乐必百年而兴。呜呼！此其时哉。

南炳文、汤纲：

赵中男：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瞻基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社会制度，几乎无力阻止这一惨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边疆、武备、阉祸）的总爆发，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剧，也是瞻基个人的悲剧。

王天有：

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明宣宗出行在道旁看见耕种的农民，下马问农民农事，并取来农民的农具尝试耕作，耕作几下后环顾侍臣说：“朕三推已经不能忍受其苦，更何况农民们终年进行劳作。”于是命赐给所经过地区的农民钱钞，之后回宫。

宣德年间，君臣关系相当的融洽。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明宣宗曾经访大学士杨士奇的家。夜间漏下十二刻，明宣宗带领四骑到了杨士奇的宅邸。杨士奇仓皇出迎，顿首说：“陛下为何降低身份来到臣下之所？”明宣宗回答“朕想要和你商量一件事，所以来到这里。”皇帝有话想与大臣说，完全可以将其诏进宫中，而他却跑到人家家里去了，并且在深更半夜。如果二者没有较为亲密的关系，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明人焦竑在论及此事时更富有情味：宣德中，驾幸杨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警起，朝服而迎。但见仪从塞屋，香气氤氲，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阑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赐已充庭矣。一句“士奇，朕在此”，彰显出君臣的和谐之处。

朱瞻基经常带着朝臣一起游览皇家禁苑，例如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的一天，朱瞻基召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18位大臣同游万岁山。他有意模仿唐太宗与18学士君臣同乐的佳话，欲再谱君臣同乐的华章。还特地允许诸臣乘马，并可带侍从二人。进入万岁山园区后，在北门乘马以行，到乾宁门时下马，步行过桥，由宦官引导登上万岁山巅，放眼四望，北京景色尽收眼底。然后朱瞻基令蹇义等人登上御舟，泛舟太液池，在船上摆上御赐的茶及珍馐十余品，由宦官荡桨划船。众文臣兴起，相互唱和。不一会儿，抵达新建的圆殿，该殿地势奇胜，金碧辉煌，恍若身在蓬莱宫阙。这时，宣德皇帝乘马到来，慰劳甚周。大臣们皆叩头称“万岁”。皇帝大喜，在殿内徘徊观览了很长时间。皇帝特召杨士奇和杨荣说道：“尽管天下无事，也不可流于安逸。今天于政务之暇，命卿等至此以开豁心目，这也算是古人所说的‘游豫之乐，不在拘束’吧。”杨士奇和杨荣叩头称谢而退。朱瞻基传谕群臣，令他们凭槛观看宦官驾舟网鱼的表演。然后赐给御酿玉醅酒一坛。饮毕，复命大臣乘马游览小山。刚走一里多，皇上乘马跟至，群臣急忙要下马迎接，特旨勿下。并令宦官陪大臣们到小山饮馔，一定要他们尽醉而归。皇上这才与大臣们告别，乘轿回宫。未行半里，忽遇池中水鸟群飞，皇上亲射一箭，正中一鸟，坠于马前。这时诸大臣刚入小山门，忽然遥见宦官持鸟至，传皇帝命，赐给蹇义等作为烧烤。最后大家皆醉饱而归。

同年七月的一天，朱瞻基登上万岁山，坐广寒殿中，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览都畿山川形势。朱瞻基深有感触地说：“这山这殿，都是元顺帝每日宴游的地方，岂不可感！”侍臣叩头说道：“商纣王的昏庸事迹，是周文王的一面镜子。”宣宗深表赞同地说：“正是这样！”表明宣宗时刻以逸游为戒，游必有度。

黄佐在《翰林记》卷六“侍游禁苑”中，记载了明代皇帝与大臣偕乐同游的事迹。宣宗为了拉拢大臣，而“当时儒臣，每得侍上游观禁苑，而亭台楼阁，靡不登眺，相与笑谈，一如家人父子。凡以通上下之情，而成天地之交也”。

朱瞻基品行上的瑕疵通常在野史里和一些文学作品中有记录。比如，他喜好促织，有“太平天子，促织皇帝”之名。促织者，蟋蟀也，民间叫蛐蛐。称“太平天子”尚好，呼“促织皇帝”好像就不太中听了吧。而且他“好促织”的有点过了头，明人吕毖《明朝小史》里载：“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中有一句：“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说宫中尚此戏，其实就是在说皇帝的个人嗜好。君王可以有点爱好，但因为个人爱好，致劳民伤才，并且搞的小民家破人亡，显然就不是有德之君的所为了。

朱瞻基既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皇帝，又是一个喜欢射猎、斗促织和喜爱戏游的皇帝。他经常徘徊、徜徉和流连在禁苑中，乐而忘返。从《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中宣宗写的诗来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抛洒在禁苑的山水林草之间，或登临万岁山，或漫步东西苑，或穿行芭蕉园，或荡舟太液池。故宫博物院收藏着朱瞻基的亲笔绘画和反映他射猎、戏游活动的绘画，如《武侯高卧图》《三阳开泰图》《瓜鼠图》《射猎图》（后人定名为《明宣宗射猎图》）、《行乐图》（后人定名为《明宣宗行乐图》）等。

明宣宗擅长长歌短章，下笔成文。每次遇到会试，明宣宗会自己起草程式文，说：“我不会会元及第耶！”其绘画亦入神品。

明宣宗还是皇太孙时，端午节，明成祖驾幸东苑观看击球射柳，让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围观。自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皇太孙连发皆中，明成祖大喜。皇太孙射完后，明成祖嘉奖犒劳他，说：“今日华夷毕集，朕有一联，尔当思对之。曰‘万方玉帛风云会’。”皇太孙马上叩头对答说：“一统山河日月明。”明宣宗时年十五岁。明成祖大喜，赐名马、锦绮，命儒臣赋诗，尽欢而罢。

朱瞻基有《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四十四卷。前后无序跋，首为帝训二卷，次为序、记、论、说、赋、颂、箴、铭、杂著十卷，再次为古今体诗三十一卷，最后为散套小令一卷。又别出诗集六卷、乐府一卷，似诗集乐府尚有单行刊本，是集中则合诗文、乐府为一集。为明内阁藏嘉靖中精写本。

朱瞻基有大约两千首诗传世。

朱瞻基喜欢绘画，“山水人物、花竹草虫，随意所至，皆极精妙”。

关于朱瞻基的出生年，《明宣宗实录》有两种矛盾的说法：

清修《明史》采取第二种说法。目前尚无法确定两者中何者正确。

明朝与东汉、唐被视为“宦官之祸最烈”的三个朝代。黄宗羲甚至认为明代最为严重，他说：“奄宦之祸，未有若明之烈也。”清初统治者更是认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宦官”。其实朱元璋统治期间，对宦官控制很严。洪武初，在宫中树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严禁宦官干政。明成祖后宦官才渐受重用，“当成祖时，宦官稍稍用事，宣宗浸以亲幸。”到宣宗时，采取措施提高宦官地位，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气焰日益嚣张。

宣宗即位伊始，便大力扶持宦官势力。首先是赋予宦官“读书权”。为加强对宦官的培训，正式设立了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在宣宗的大力扶持下，宦官势力迅速崛起，并成为制衡内阁的重要力量。除了在制度上大力扶持宦官势力，宣宗还重用宦官参与政事。朱瞻基还派宦官出使邻国，他们飞扬跋扈，导致邻国国王指出“不明之君在上，宦官用事，则虽中朝之臣尚且畏缩，况在海外之国，岂可守正而不事之哉！”宣宗对太监的宠信已经殃及友邦了。宦官所到之处，则大肆搜刮，鱼肉百姓，导致民怨四起。甚至欺压百官，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憎恨，以致出现官吏殴打宦官的现象。宣德七年（1432年），宣宗派太监刘宁到各郡清查宦官贪赃受贿，路过故城时，“县丞陈铭闻有内官至，不问从来，辄奋前ㄏ宁，手击之”。有学者认为，宦官在宣宗朝深受重用，其气焰较前代更为猖狂，已成为天下的“公害”。所以清人说“宦寺之盛，自宣宗始”，绝非子虚乌有。

有学者认为，宣宗的宫廷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奢靡腐化”“巡游娱乐，甚至放荡”。明代官修正史中对此事是讳莫如深，而在野史、朝鲜史料中所载则俯拾即得。据查继佐称，宣宗“斗鸡走马，园情鹢首，往往涉略。友爱促织，亦豢驯鸽，万姓颇为风俗，稍渐华靡”。他的贪玩，远在朝鲜的史官也颇为知悉，“帝好游戏，一旬不谒太后。且后宫争姤，宫人所出，潜相杀之”。上之所好，下必效焉。在宣宗的示范下，斗鸡走马成为一时风尚。

朱瞻基对斗蟋蟀情有独钟，痴迷不已。即位之后曾经密令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皇帝居然令地方官吏协助采办一千只蟋蟀，颇为荒唐可笑。又据吕毖《明朝小史》记，“宣宗酷爱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复伤其妻，亦自经焉”。斗蟋蟀在皇帝的影响下风靡海内，而普通百姓却因此鸡犬不宁，甚至家破人亡。

朱瞻基还喜欢射猎游玩，据《明宣宗实录》云：“朕此行岂为田猎？……朕为民故，特因田猎阅武，遂饬边备耳。”“田猎”是一种皇家围猎活动，具有狩猎和阅兵的双重性质。实际上是宣宗借巡边狩猎，以满足自己的游猎兴趣。由于宣宗经常外出游猎，怠于朝政，引起了皇后胡氏的不满，劝谏了几句，便被废掉：“（皇后）尝规上游猎，见忤坐废，贬号静慈仙师。”

宣宗沉迷于娱乐玩好，同时也引起了大臣们的忧虑，于是上疏进谏。朱瞻基却置若罔闻，甚至对劝谏者加以惩处。《明史》记载御史陈祚上疏：“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玩好。祚驰疏劝勤圣学……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而邪佞之以奇巧荡圣心者自见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朱瞻基见疏大怒，非杀他不可。下令将陈祚及其家人十余人逮捕入狱，其父竟死于狱中。严惩谏官，这与朱瞻基的英明形象格格不入。

朱瞻基葬于北京十三陵的景陵中。

在朱瞻基的父亲明仁宗修建陵墓的时候，朱瞻基遵循他父亲的遗嘱，厉行节俭，亲自规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竣工了。献陵的规模和耗资均比成祖的长陵少得多，为以后的几代帝王陵墓做出了榜样。

《明史·本纪第九·宣宗》

《明宣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