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与友人创办《光明》杂志。1927年，参加“工农艺术家联盟”，成为小樽支部干事。1927年之前，受叶山嘉树、志贺直哉、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作品影响，创作了短篇小说《小点心铺》《腊月》《杀人的狗》等，表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悲剧命运。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结构比较简单，但已表现出小林多喜二爱憎鲜明，语言简洁和情感深沉的特色。

1927年底开始创作的中篇小说《防雪林》，是标志着小林多喜二思想创作上发生重大变化的过渡性作品。这部小说取材北海道“垦殖”农民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斗争，描写一个青年农民源吉在沉重的生活压迫下不断觉醒，奋起反抗，最后，他把地主宅院付之一炬。这部作品克服了早期作品反映生活悲苦的郁愤情调，突出了农民的反抗精神。主人公源吉形象鲜明，性格坚定顽强、爱憎分明，而且富有反抗精神。但作品并没有明确指出斗争的真正道路，源吉的反抗也是孤军奋战，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1928－1929年，小林多喜二积极参加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运动，思想上产生了飞跃，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防雪林》（1928）、报告文学《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中篇小说《蟹工船》（1929）和《在外地主》（1929）等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共产党员渡的形象控诉和揭露了反动政府的罪行。《蟹工船》则描写了非人环境下渔工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作品之一。这一时期其作品很有气势和激情。

1928年是小林多喜二新的起点。这年开头他就写下：“在思想上坚决走向马克思主义。”（1928年1月1日日记）当时的反动政府为绞杀革命，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火焰，便制造了血腥的“三·一五”大逮捕事件。全国许多革命者、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和迫害。在小樽许多和小林多喜二接近的革命者连连遭到逮捕和刑讯，他们在军警特务的严刑拷打下，表现了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三·一五”事件强烈地激起了小林多喜二的革命义愤，他通过这一事件，进一步认识到当时政府的反动腐朽，看到了献身于工农解放事业的革命志士的高贵品德。

在这次事件发生后的三个月，小林多喜二就创作了以这次事件为篇名的中篇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他用耳闻目睹和调查来的材料，冲破法西斯的新闻封锁，大胆地揭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严厉地控诉了法西斯军警的暴行，热情洋溢地描写了工人运动的先锋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面对敌人野蛮暴行而威武不屈的革命气概。作品里工会书记籐是一个久经风霜的老战士，他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表现了革命者高尚的气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工会委员渡是一位乐观顽强的战士，在敌人面前从不后退，敌人的酷刑拷打不仅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反在他心中增添“新的阶级仇恨”；革命知识分子龙吉有着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严格自我改造精神，在关键时刻能够经受考验，在火的锻炼中成长。作品也揭露了佐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平时缺乏刻苦改造自己的精神，经受不了严酷斗争的考验，在重要时刻成了动摇分子。作品突出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把它置于描写重心，用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压倒敌人酷刑迫害的反动气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共产党员渡的形象控诉和揭露了反动政府的罪行，是小林多喜二第一部成功之作，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1928年4月参加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纳普”），次年被选为作家同盟中央委员，负责小樽分会工作。

1928年4月16日，日本反动政府在全国又进行一次镇压革命的大逮捕。小林多喜二的革命文学活动也受到军警特务严密监视，就在这时，又发表了《在外地主》。其取材于矶野佃农抗租的斗争，深刻描写了那些地主兼工商资本家“在外地主”对贫苦农民进行的欺骗性剥削以及他们与政府、军队、银行勾结一起对农民进行层层的盘剥。同时也表现了农民奋起抗租、在农会有组织的领导下，得到城镇工人的大力支援所取得的胜利。作品突出描写斗争胜利的关键是工农联合的革命力量。小林多喜二在《致雨宫庸藏的信》中也说：“这部作品基本特点是描写了‘农民’和‘工人’的联合。”

这在当时，就世界范围而言，反映工农联盟的革命思想的作品还是少有的。《在外地主》与《防雪林》同样取材于农民抗租斗争的故事，但仅事隔一年有余，却发生本质的变化。《在外地主》明确指出斗争的道路，说明了小林多喜二在创作实践和思想认识上有了飞跃发展。

《在外地主》的发表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恐慌。1929年末小林多喜二被银行革职。1930年3月到东京，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曾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说。此间曾遭反动军警诬告被捕入狱，监禁半年之久。在狱中，他表现出革命者坚贞不屈的品质，不为敌人的暴力所屈服。出狱不久，即在1931年5月出席作家同盟第三届大会，7月被选为该同盟的书记长，担任领导职务。10月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这时期，他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继续创作，写出了《工厂支部》《组织者》《安子》等中篇小说，两部未完成的长篇著作《沼尾村》（1932）和《转形期的人们》以及另一部代表作品《党生活者》（1933）。这些作品依然以工农革命斗争为主题，并且塑造了具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形象。《党生活者》以平白的语言和深沉的感情，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感人至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战士安治的光辉形象，集中表现了其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忘我斗争的献身精神，生动地表现出革命者艰苦的自我改造过程，同时也体现出小林多喜二自身的气质和革命意志。它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小林多喜二创作的最高点。

在进行革命作品创作的同时，小林多喜二还进行大量理论建树的工作。他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推动革命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力批驳了资产阶级文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无耻诬蔑，批判了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右倾失败主义和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明确阐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强调革命作家参加工农运动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培养工农作家、开展工农群众性的评论活动对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重大作用。这些宝贵意见，对推动30年代初日本无产阶级文艺发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1932年以后，党的组织和革命文艺团体连续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小林多喜二为此不得不转入地下，积极领导革命文艺工作。1933年2月20日，在一次秘密联系中，因叛徒告密，小林多喜二在东京街头被军警特务逮捕。在筑地警察署特务连续三小时的严刑拷打下，英勇不屈。终因伤势过重，当晚去世，时年不满30岁。

这一血腥的事件震怒了世界人民和进步作家，纷纷电唁哀悼，痛斥日本当局的暴行。鲁迅闻得噩耗，代表中国人民立即拍去唁电，表示深沉的悼念。唁电中指出：“然而无产阶级及其先驱者们，却正用血来冲刷着这界线。小林同志之死，便是其实证之一。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忘却。我们将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在创作上，小林多喜二以藏原惟人倡导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为指导，注重通过细节刻画人物。其作品文风质朴，语言简练，感情深沉。淡泊、含蓄，正是小林多喜二性格的表露。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小林多喜二第一部成功之作，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当时的反动政府为了绞杀革命，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火焰，制造了血腥的“三·一五”大逮捕事件。全国许多革命者、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和迫害。作品里工会书记籐是个久经风霜的老战士，工会委员渡是位乐观顽强的战士，在敌人面前从不后退，敌人的酷刑拷打不仅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反而在他心中增添“新的阶级仇恨”。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发表后，小林多喜二成为著名的革命作家，因而受到反动当局注意；然而他毫无畏惧，更加积极地投身革命运动。这时期他参加了重建小樽工会的活动，也为小樽海员工会编辑新闻小报。在长期与工人交往中，积累了不少现实斗争的素材。当海员罢工时，他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战斗，还深入现场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终于在1929年3月创作了一部激动人心的中篇小说《蟹工船》。

《蟹工船》的故事集中在渔船“博光号”的渔工与监工浅川的斗争上。当时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农村破产，大量失业的劳动者流落街头。他们为生活所迫，来到渔船作苦工。可在渔船上超经济的剥削使他们无法忍受，国内、国际的革命运动又予以他们积极的影响，使他们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终于进行了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斗争迫使监工浅川低头，取得了胜利。可是，在渔船回到港口之后，反动的监工浅川引来帝国军舰对这次罢工进行了镇压。作品最后写出血的教训使广大渔工提高了觉悟，为下一次罢工斗争准备了取得胜利的策略思想基础。

作品真实描写了渔工们由分散到团结、由落后到觉悟、由不满、反抗到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描写，充分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进行剥削的残酷性、野蛮性；也揭示了日本人民在深重的阶级压迫下，在革命思想影响下，必然觉醒、奋起斗争，取得胜利的现实趋势。这是一曲工人群众觉醒和斗争的赞歌。作品也成功地塑造了反动监工浅川的形象。他媚上压下，视财如命，对工人群众凶残横暴，是典型的资本家走狗；可在强大的工人罢工斗争面前，他又慌了手脚，乖乖低头认罪，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显露出虚弱的本质。浅川还充当日本帝国的特务，在海面上搜集、盗窃情报，并对工人大肆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作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反动监工浅川，通过他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对外野蛮侵略和扩张的反动本性。

《蟹工船》虽然生动地写出渔工的集体形象，却未塑造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工人形象，这在艺术上给作品带来一定的影响，使其不能更加完美、生动。小林多喜二总结了这一创作经验，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为塑造一个生动感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努力地进行探索。

《蟹工船》为小林多喜二赢得了世界荣誉。原作出版的第二年中国就译成中文，作者还特意为中译本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文，称赞中国的工农革命斗争、中日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以下即节选自该序：“这部作品小所描写的事实，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或许是陌生的，并不像它在日本那样。但是，假使用《蟹工船》中极端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和囚徒式的劳役，原封不动地来代替束缚于各国帝国主义而牛马不如地被强制奴役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难道不可以吗？是可以的！那么。这部贫乏的作品，尽管贫乏，也能成为一份力量。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差不多同时，俄文、法文、英文的译本相继出版，获得了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称颂。

《在外地主》取材于矶野佃农抗租的斗争，深刻描绘了那些地主兼工商资本家“在外地主”对贫苦农民进行的欺骗性剥削，以及他们与政府、军队、银行勾结一起对农民进行层层盘剥。同时，也表现了农民奋起抗租，在农会有组织领导下，得到城镇工人大力支援所取得的胜利。作品突出描写斗争胜利的关键是工农联合的革命力量。

《党生活者》是小林多喜二参加日本共产党之后的代表作。《党生活者》是小林多喜二以个人地下革命活动的经验为素材，以当时日本工人阶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革命斗争为背景写成的。作品于1932年8月脱稿，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直到他牺牲后，以《转换时代》为题于1934年刊登在杂志上。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篇自传体小说总结了小林多喜二一生的战斗生涯，是小林多喜二为创造共产主义战士典型形象进行长期探索的一个辉煌总结。它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普通革命者英雄形象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品写于1931年以后，这个时期正是日本法西斯开始猖獗，而革命遭到破坏，开始进入潜流的时期。由于1929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加深了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摆脱危机，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这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发生，使日本国内反动势力更为猖獗。反动统治当局为了把日本人民投入战场，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破坏革命组织和进步文化团体，搜捕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逮捕了一千四百多人。反动统治者还组织了名目繁多的法西斯组织，收买右翼机会主义团体，鼓吹战争，破坏工人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当时处在异常困难的时候，却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在“九·一八”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号召工农起来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转化为打倒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内战争。战争的灾害、统治集团的残酷压榨，使日本人民进一步赤贫化。工人罢工斗争、农民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仅在1932年全国就发生近六千次。

作品真实反映了这一激变、动荡的革命时代。它以自叙的方式开展全篇的情节，描写侵华战争爆发后，东京仓田工厂军火任务突然增加，厂方招收了比正式工人多三倍的临时工，地下党员“我”——佐佐木安治和须山、伊籐等用别人的履历打进了工厂，进行革命活动。军火任务将近完成，厂方为了顺利地解雇临时工，并且从中榨取更多的工人血汗，制造种种阴谋，欺骗工人。地下党员同志为了揭发厂方的阴谋，在工厂新闻、秘密传单上进行宣传，表达工人对厂方剥削的不满，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政府的侵华战争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他们扩大革命力量，组织工人群众，为罢工作准备。由于叛徒太田的出卖，“我”被迫离开工厂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工厂的斗争。在“我”的领导下，须山、伊籐打进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僚友会”，进行革命宣传，揭露天皇政府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实质，对“僚友会”的维护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活动作了有力的斗争。在他们不断努力下，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为了挫败厂方解雇临时工的阴谋，必须鼓动士气，组织一次反解雇的罢工。但是，厂方早有戒备，在准备罢工当天的清晨解雇了厂里所有的临时工，使罢工未得成功。在这意外的遭遇下，地下党员们并没有气馁，一方面在工厂组织了新的力量，一方面沉着地迎接“地区”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从革命宣传、酝酿、组织罢工，到遭到意外挫折，是作品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围绕这一线索，编进了许多“我”的个人生活片断、感想、议论，组成一幅完整的阶级斗争画面。“我”的生活一面是繁忙、劳累的党的工作和躲开敌人追捕的地下革命活动，一面是如何刻苦改造自己割断私情来往，使个人生活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突出地插入他和母亲的关系。

作者在《致中村惠的信》中说：“在这篇作品里，我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与我过去写的《蟹工船》《工厂支部》等作品的写法不同。”这不同之点，就是精心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的光辉形象。“我”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他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以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密切注视斗争形势的发展，拨正罢工斗争方向，把工人革命力量引向正确轨道。初到工厂，他只从经济利益启发工人进行斗争，忽略从政治方面教育群众、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没有把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结合起来。在上级领导的帮助下，他深刻意识到这是“群众的尾巴”，立即纠正工作中的右倾偏差，把工人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的方向。尤其后来，在他领导下，伊籐、须山率领先进工人与反动“僚友会”的沙文主义展开有力的斗争，突出表现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觉悟。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党“永远是有一条正确的鲜明而粗大的红线贯穿在当中”。他正是站在这条正确路线上披荆斩棘、奋勇战斗的。

“我”是一个坚定顽强的革命战士。他不怕反动军警的追捕，不怕复杂艰巨的革命工作，任何时候都站在斗争的前列，领导工厂的工人斗争和一个“地区”的革命工作。他每天为党进行繁忙、劳累的工作。工作繁忙、生活条件低下，使得他浮肿了，但是他仍然抱病坚持去到各处联络地点为革命工作。虽然最后工厂罢工斗争遭到厂方预谋的破坏而未成功，但他并不沮丧，反而从中吸取了教训：“敌人是敌人，不是木头。”他“用以比以前更大的精力，从事新的工作”，来迎接新的战斗到来。他坚信“最后的笑是属于战斗者的”，胜利是属于共产主义战士的。

“我”作为地下党员，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是天然成就的，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在革命的风浪里，经过思想、感情的艰苦磨练而成的。在作一个地下党员之初，他很不习惯，“曾经像小时跟同伴们比赛谁能把头伸进水里最久一样，感到窒息一般的痛苦，那种难受确实说不来的。”这种窒息般煎熬的痛苦，形象地反映了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所经历的艰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我”是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活动的，尤其被叛徒太田出卖之后，转入地下更为艰苦。在敌人密布罗网的条件下，为了革命工作，必须避开敌人一切追捕，他没有个人公开活动的自由，没有属于个人私情的生活。他的衣、食、住、行无不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一点点的个人生活也没有剩下了。甚至，春夏秋冬都成了党的生活一部分。连四季的花草、风景、天空、雨，这类东西都不是独立的东西。”紧张繁忙的革命活动，并没有使他忘记生活小节，面对生活小节更加敏感起来，使之适合自己的革命工作。作为一个地下党员，他觉得“就是要使自己至少能接近这样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成为阶级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地下党员的生活特点。

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中，突出表现了一个地下党员如何把个人私情的来往服从革命的需要。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共同渡过许多艰苦岁月。但是当他突然遭到追捕不得不离开母亲时，母亲担惊受怕，眷念自己的儿子；“我”也怀念孤单的老母。为了革命工作，不能母子相见，必须割断这种私情来往，而且要启发母亲的觉悟，让她相信自己为之斗争的事业是正义的，不能团聚一处是阶级敌人迫害所致，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把争取母亲的工作当作是争取群众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假如连自己的母亲都争取不过来，怎么能够把工厂里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人组织起来呢！”经过多次地帮助、启发，终于让母亲提高了觉悟，了解了实情。最后，母亲说：“与其这样提心吊胆见到你，还不如不见你——只要知道你精神很好地工作，我心里就好得多了。”“知道在我临死的时候你回来是很危险的，那么，临死的时候一定不让你知道。”这些充满阶级深情的语言，使他感到莫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安慰，使他更加专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与母亲分别后，他深沉地感慨道：“从此，我把过去残留下来的，个人生活的最后退路——和母亲血肉关系也切断了!”使母子之情也隶属于革命事业之中了。

“我”是坚强、质朴的革命家，代表了30年代英勇奋战的日本无产阶级战士。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日共马列主义革命路线，反映了日共在那个时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小林多喜二以全部热情，生动地塑造了这一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这在当时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起到了压倒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增强革命人们的信心、鼓舞斗志的战斗作用。

“我”的母亲的形象在《党生活者》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她出身在贫困农民家庭，一生在贫穷中度过。在儿子参加革命后，她为儿子生命危险感到忧郁。后来在儿子因斗争形势骤然转变而突然离开她转入地下活动时，她更加担心儿子的安全，迫切渴望和儿子见面。须山探得母亲这种心情后，给安排了一个时间让母子相见一面，从相见到告别的场面是非常感人的。母亲由沉湎于母子之情到关心为革命献身的儿子的人身安全，思想感情上起了重大的变化，反映了普通劳动妇女在日共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工农群众斗争影响下的新的觉醒。母亲的形象富有典型意义，她代表了当时日本千百万劳动妇女的成长。

《党生活者》在艺术上也是很出色的。它首先在人物描写上，除了“我”、母亲外，其他革命者须山、伊籐也都写得栩栩如生，形象感人。作品抓着人物的特征，通过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的简洁、质朴的描写，予以突出，虽然着墨不多，但生动鲜明。在“我”的身上，突出他严肃、沉着、坚定、质朴，一个地下革命者的特点；在须山身上着意刻画他勇敢、坚强、活泼乐观，富有革命朝气；在伊身上，则突出表现她刻苦改造、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时，作品还把人物置于多种关系之中，多方面揭示人物特点。在“我”与母亲关系的描写上，显示出作为一个地下党员，为了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特点；写伊与她的母亲的关系，则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百折不屈的傲骨。

其次在结构上作品采取以仓田工厂革命斗争为经线，以“我”的革命活动、生活为纬线交织的描写方式使作品主干和支干脉络清楚，既突出反映了日本工人阶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细致地描写了地下党员艰难困苦的革命工作和他们坚韧不拔的高贵品质。此外，在情节上作品运用了不可预测的陡然突变的手法，象叛徒太田的出卖使“我”处于逆境以及作品最后罢工斗争遭到意外，使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委婉，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这种情节突变的手法正是基于现实阶级斗争的复杂多变，它反映了在敌人残酷统治下，从事革命斗争的艰巨和复杂。

这部作品是小林多喜二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匆忙之中断断续续完成的，缺乏细致润色，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些地方叙述过多，另一些地方又有些粗略，交代不清，尤其在反映现实广度上更显得薄弱一些；而在“我”与笠原关系的描写上也有些不当，有损主人公“我”的形象完美。

《党生活者》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杰作，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宫本百合子在《小说读法》中指出，它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作家细致再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生活的最早的作品”。这部作品仍在人民之间传诵，激励着革命人民为自身的解放事业进行英勇斗争。

小林多喜二与中国进步文学界有较多交往，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一定影响。

早在1930年初，夏衍以笔名“若沁”在《拓荒者》第一期上发表《关于》一文，这可能是中国文学界对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最早评介。文章写道：“假使有人问：最近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回答：就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作者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文末还强调说：“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荐：《蟹工船》是一部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

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脱稿于1929年3月，起初在期刊《战旗》上连载，同年9月出版单行本。

1930年春，鲁迅主编的《文艺研究》创刊号（1930年2月15日出版）上就刊出了《蟹工船》的出版预告：“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迄今最大的收获，谁都承认是这部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描写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蟹工船》中，把渔夫缚死在船栏上，这一工船专为自身利益宁愿牺牲求救的别一工船的数百性命，这种凄惨的场面中，惊心动魄地显示出了两大阶级的对立。”

1930年4月，陈望道等主持的大江书铺出版了潘念之译的《蟹工船》，不久即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普罗文艺”的罪名密令查禁。

《蟹工船》的出版，在中国读书界产生了积极而热烈的影响。王任叔在《现代小说》三、四月会刊上发表了《小林多喜二底》，予以评介与推荐。《中国新书月报》等刊物上也刊载了评论文章。中国许多作家也热心译介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如郭沫若就翻译了《“替市民”》（刊《日本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3月初版）。

小林多喜二突然惨死的消息震动了日本工人阶级和文化界。全国各地工农组织不顾军警特务的阻拦和破坏，纷纷举行追悼和抗议集会。由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等团体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发表文告揭露日本反动政府杀害小林多喜二的实质是“为了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和狂热地准备反苏战争”。

世界人民闻讯后，也纷纷致电哀悼。鲁迅先生在唁电中说：

日本和中国的民众从来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用他们的血来画开一条界线，并且仍然在画着。

然而无产阶级及其先驱者们，却正用血来冲刷着这界线。

小林同志之死，便是其实证之一。

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忘却。

我们将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小林多喜二虽死犹生。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无愧于时代。他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永存；作为一个作家，他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手，为世界人民创造了一笔殷实的精神财富。他牺牲后，天皇政府将其作品列为禁书。战后，日本人民为他出版了《小林多喜二全集》，并在他的故乡和小樽市分别树起纪念碑。

小林多喜二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被敌人残害时还不满30岁，但他短短的一生是共产主义战士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旗手的战斗一生。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在创作上，也经历了在不断努力探求之下，形成刚健、质朴、奋发向上的革命战斗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过程。小林多喜二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密切联系自己思想实际，严格解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的实践；在创作上，不断探索，不断革新，紧紧抓住工农革命的重大题材，深入工农，与工农共命运，歌颂、描写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正像他自己在《片断谈》中所说：“我和‘现实’劳动着的工人在一起的……至少我是和工人一起成长的。”作为日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代表，他的成长和创作与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小林多喜二的无产阶级文学业绩和他的高贵品质，是日本人民一份珍贵的革命遗产。

在艺术上，虽然由于小林多喜二受到当时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文学只描写集体形象而不刻画个别人物的理论影响，在《蟹工船》中没有塑造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工人形象，造成了艺术上的欠缺。但瑕不掩瑜，《蟹工船》仍不失为日本文学史上的瑰宝。它一出版，立即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评论家们认为它不仅揭开了蟹工船的黑幕，而且触及了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赞誉作者是“日本的辛克莱”。

1927年，小林多喜二和田口泷子在日本生下小林志雄。一个月后，田口离开小林，忙于革命的小林将儿子交给好友田岛女士抚养。“田岛很慈祥，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她就是妈妈。”

1933年2月，小林多喜二因遭毒打牺牲在狱中，年仅29岁。同年7月，5岁的小林志雄被广东人张汉丞从日本秘密带到四川省富顺县教书先生邓廉家中并被改名为邓佑仁。后来，邓廉亲自把当年小林安排儿子到中国的信件及田岛女士的信件翻译成中文交给邓佑仁保管。然而，1959年，一场大火将所有信件烧毁。1949年，邓廉病逝，邓佑仁离开了邓家。1954年，邓佑仁进绵阳花纱布分公司工作直至退休。

在邓佑仁对儿时的模糊记忆中，父亲总是那样来去匆匆。

4岁的时候，我离开田岛女士，跟父亲来到了东京。

特殊身份使小林多喜二无暇照顾这个独子，就将邓佑仁送到了新宿区一家幼儿园寄看。

他只要一来看我，就会将我接到他租的小屋里陪我。晚上，他还会给我讲故事，给我唱歌。……他是个温和的人。

老人讲，父亲留给他的印象，除了生活辛劳外，就只剩下慈祥温和了。

至于母亲，记忆中几乎全是空白。

老人表示，他仅见过母亲两三次面。

“如果父亲在日本还有亲人，您想去找吗？”一听这话，老人差点哭出来：“怎么不想？可没凭没据又怎么找呢？”

记者随后联系上日本驻北京领事馆。一位负责人称，像老人这种情况，必须先到重庆市（该市有日本领事馆）公安局申报，经过调查确认后再上报公安部，之后再由中日双方政府派人进行核查，在证明其确系日本在华遗孤后再予以援助返国或是帮忙寻亲。

对日本文学有专攻的知名学者许金龙先生获悉此事后极度惊讶。许金龙表示，他曾专程去小林多喜二出生的北海道小渔村看过，也和日本的同行们探讨过，但却从未听说过小林先生有过爱人和儿子。“如果确有其事，那这件事意义重大。”

许金龙称，“小林多喜二的妹妹还在世。不过，邓先生的母亲不应该叫田口，应该随夫姓小林才对啊，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并没有和小林先生结婚。”许金龙认为，必须证实邓佑仁确系小林的后人，才能考虑为其牵线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