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口村临近港澳，村中很多人有港、澳关系。在开放改革初期，很多人去了香港、澳门做工，有部分去做生意、开工厂。强者离开村庄，独自创业，留在村庄的大部分人，都是弱势群体。这些没有优裕社会关系的农民，他们家底薄、学历低，又无技术，长期跟共产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已习惯了集体的的生产、生存、生活模式，一但把责任田和社会各种任务摊分到他们负担，让他们分散各自谋生，他们既承担不了这么重的社会任务，不知如何是好，歧路彷徨，确是一件难事。

我们是地方的党组织，不忍心把所有的责任田、各项任务强制分给他们，丢下他们不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一九七九年）提出了全方位开放，实行一村两制，让村民自由选择，可以走市场经济道路（实际是让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留下来，继续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这样，我们把留下在村庄中的弱势农民组织起来，继续搞集体生产，采取的办法是保护弱者，按劳分配。

我们继续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得到了各级党委的支持。当时，中山县委谢明仁书记说：中山不搞一刀切，村民喜欢这种办法，随其选择。南朗镇党委书记欧庆甫也表示支持崖口村这种模式。党支部带领这些留下村中的农民延续着这种体制。

我们为维系集体经济发展，能持之以恒，在经济上也用了两种办法，一种是集体经济，这本是低效率的，单靠集体经济，是不能维持持久发展。因而我们实施另一种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并轨实施，利用市场经济赚取财富，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补贴农民的农业收入，进行农田水利、道路建设，平整土地，引进农业机械，替代了传统农业的落后耕作模式，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完善各种农业基础设施，从植保、品种、耕作方法等各个方面，实行科学管理，

为处理两种体制利益分配关系，我们在二00二年完成了土地开垦工程后，将其中二万亩围垦土地，实行了股份制。凡是崖口村的农业户（在中国二元分治情况下，农民只能依靠土地生存），按农业人口，一次分给他们每人五亩五分，并为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崖口村民土地股份基金会。由这个组织统一经营、收取租金，每年分红到各股民名下。没有参加集体生产、自己创业的村民，也能从村庄经济中分到一份。在二00八年，大多数股民同意一次卖给中山市土地储备中心壹万壹仟柒佰多亩土地，卖得伍亿肆仟多万元，全村买了社保、医保后，每位股民还能分到壹拾肆万贰仟元。

二00六年，我们根据上级政府部署，实行了第二次股份制。这次搞股份制，我们只作了一次界定，不量化。它的功能是：一、维系村庄继续实施一级管理；二、安置农民就业；三、承担村庄各项建设；四、承担社会管理费用；五、承担社会福利；六、承担不可预测的重大自然灾害和其他开支。

实施两种股份制，其功能不同，我们的考虑是调和社会矛盾。崖口村建村有七佰年历史，在各个时期，村庄中年青人都喜欢离开村庄到海内外、国内外谋生创业。按中国传统理念，这些人到了晚年都会寻宗问祖，叶落归根，以安享晚年。

这些资源和土地，也有他们祖祖辈辈的创业积聚，如果被留在村庄中这代人吃掉了全部资源，外出谋生者没有份，不是很公平的。外出谋生者将来万一遇到战争，或者政治变故，连故土也没有了，就造成社会不安和不稳定，成了政治问题。而且，我们也不忍心提前夺取后代人的福来这代人享受了。因而我们第二次股份制，只一次界定，不量化到人。

我们以共同体的形式走了五十多年，特别是开放改革三十年，我们觉得有几方面是成功的：

一、崖口村没有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村庄中土地、资源、资产掌握在集体中，不会给村中所谓能人、强者掠取、占有，形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我们把留下在村中的农民组织起来继续走集体道路，用共同劳动、按劳取酬的办法，安置弱势农民就业，使农民能通过劳动致富，却也没有伤害强者的利益。

二、我们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出路问题。我们把过去的原始耕作，逐步过渡到全农业机械耕作，从分散经营过渡到集约经营，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发展。我们完善了水利、农网道路、围堤、水闸的建设，因地制宜调整植保，实行科学种田，最大程度地避免自然威胁，做到旱涝保收。

三、我们积累了很丰厚的财富和资源。三十年来，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农业基础设施，购置农业机械，整治村容村貌。我们还开垦了三万多亩土地，平均每年增加一仟多亩土地。

四、我们从七十年代就很注意保护生存环境。村庄成立一支近四十人的清洁队伍，保持村容整洁。我们对工业发展有所选择，凡是有污染工业，即使利润很高，我们也不接受。我们办工业很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已办有机械工业；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三年内引进了十间外资厂，进行来料加工，有二仟多工人。在经营工业过程中，我们发觉，资本、设备、技术都在外，商人利用我们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在这里搞生产，加工成品后运出国际市场，赚取财富也属于外商，我们除了偿还商人设备投资外，剩下的加工费已很微薄。更可怕的是，工业垃圾、工业废水、废气以及密集的生产工人生活垃圾严重污染村庄中环境，污染了地下水，造成当地某些原有物种渐渐消失，草木凋零，影响生活、生存环境。因此，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放弃了工业的发展，宁可损失部分利益，也要保护好资源和生活环境。

五、为了能够持续、良性发展，我们摸索到一套民主管理村庄的办法——实行代表议会制。根据每个村民小组人口，按比例选出村民代表，议政参政，重大决策交由代表文字审议。我们管理民主，财务、分配透明运作，使村民福利共享，得到制度保障。

但是，我们还有忧虑存在，我们经过数十年的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源和财富，内外势力都想占有和掠取，这就成了我们守业的艰难和风险。

近年来，崖口村吸引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是因为这里美丽的风景，而是村里坚守的大集体道路。正因为此，崖口村被外界称为是珠三角的“人民公社”。与珠三角其他的村庄相比，崖口村的独特之处在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该村的种粮土地一直没有实行分田到户、搞家庭承包，仍是由生产队负责耕作。此外，近几十年来，村里通过围海造田形成的土地和养殖场，绝大多数也是由村集体负责对外出租经营。

三千亩稻田生产队耕作

尽管外界一直以“人民公社”来观察崖口村，但崖口村却始终不认同外界的这种观察视角。村里提供给记者的《崖口村基本情况汇报》中，并没有自称是“人民公社”。

2002年7月，崖口村曾因一篇报道与广东一家媒体打起了嘴巴官司，在崖口村委托律师向该媒体发出律师函，其中“称崖口村的集体生产方式为‘人民公社’”是列在首位的打官司的理由。

在这份律师函中称，“人民公社制度已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解体，崖口村也不例外。崖口村从未宣称自己仍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这顶帽子是强加在崖口村头上的。人民公社制度对劳动者具有人身强制性，崖口村的现行体制是村民自愿选择的结果，村民参加集体劳动均属自愿，来去自由，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但尽管如此，外界对于崖口村“人民公社”的解读一直没有停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外界把“人民公社”这顶帽子加到了崖口村头上呢？

近日，记者来到村庄采访，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崖口村。

在外界的观察中，最能体现出崖口村“公社”色彩的是村里3000亩水稻田，在珠三角大量粮田消失，早已变身厂房的时候，崖口村却固执地将大片粮田坚守。“这些水稻田是村里原本就有的，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分田到户，还是由生产队集体负责耕作。参与劳作的村民计工分，按劳取酬。”谭顺宁说。

谭顺宁是一名崖口村人，他上过大学，如今成为崖口村的法律顾问。

“参加村里生产队粮食集体生产的有600多名社员。这些都是一些不愿意出去打工，或是出去后很难找到工作的村民。”谭顺宁说。

据崖口村委会2007年1月份对外提供的一份书面材料中称，崖口村有村民928户，共3131人。“一老一少不算劳动力，600多名社员几乎占到了村里劳动力的一半，除此之外的村劳动力多是在外打工或是做生意。”

4月2日下午，崖口村口的水稻田里一片忙碌，数名中年妇女踩在泥泞的稻田里抛洒着化肥。50多岁的老谭刚刚干完活，他扛着一把铁锹站在田边，注视着田间的一切。老谭仍称自己是崖口村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当天，他的生产任务是疏通田间的水渠、保障稻田的供水。

广东“人民公社”

陆汉满是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的党支部书记。清明节前的雨天，仍有些寒意，但69岁的陆汉满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光脚加一双拖鞋。

几十年来，陆汉满领导崖口村民固执地走大集体的道路，村里的粮田没有分田到户，仍是由生产队负责安排粮食生产，社员计工分、算报酬。崖口村也因此被称为是珠三角现存的“人民公社”。近日，随着湖北省十堰市李家岗村的“人民公社”由于土地被征而面临消亡的消息传出，不少人将目光再次聚集到了仍然运转良好的崖口村。人们期待知道，崖口村的“人民公社”还能坚持多久。

近日，记者深入崖口村调查发现，这个一再被外界称为“人民公社”的村庄其实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社了。在还原真实后的崖口村，村民虽然保留着“社员”的称号，但实质上都已成为村里的“股民”。村民既计工分算报酬，同时也享受着股份分红。而且在压力下，崖口村也开始卖地了。

在崖口村的“公社”外衣逐渐剥去的背后，是崖口村集体经济面对市场和资本诱惑下的现实选择。但无论如何，崖口村独特的发展模式仍带给了中国农村另一种思考。

2020年11月20日，入选“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

2021年9月，入选第二批广东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名单。

2022年11月，入选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