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计划》的创作背景——越南战争始于1961年。到1974年（也就是《幽暗之地》出版的年份）战争已基本结束，但是局部战争尚未停止，这一年依然充满血雨腥风。在地球的另一端，南非于1961年成立共和国，从此开始实施激进的种族隔离政策。这在当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也是在1974年，联合国终止了南非的投票权。可见1974年在库切眼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年宿命般地汇合在一起。种族隔离也好，越战也好，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是由两种文明的冲突而引起的种族矛盾。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雅各·库切对当地土人的屠杀，而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也可以看作是种族矛盾在20世纪的延续。

在《雅各·库切之讲述》中，尽管雅各·库切这位生活在18世纪上半叶非洲大陆的早期荷裔殖民者无法将人种分类这一“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白人中心论的堂皇理由，但是他引以为傲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早已赋予他种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将人类群体间的差异“塑造成属性”，把与我们不同的他者野蛮化、非人化。布尔人信奉的加尔文教的神学核心思想“命定论”给了他们“一种主子民族的意识倾向，相信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从雅各·库切的叙述中可以得知有些破败的布尔人无力维持定居的生活，过着和当地土著霍屯督人一样的游牧生活。但这并不妨碍坚信“我们是基督徒，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民族”的雅各·库切大肆评论霍屯督人的拙劣“本性”：霍屯督人天生不诚实、“狡猾和怯懦”，对主人虚伪地唯命是从。他相信他们的宗教信仰能够把他们这些上帝的选民和那些“野蛮人”从本质上区分开来；无论这两类人是否过着相同的生活，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由上帝早已安排好的。在雅各·库切带着几个霍屯督奴仆进行的去往纳马夸地区的探险之旅中，他虽然承认“我的霍屯督人和牛群一路上忠心耿耿。可是，这次远征的成功完全源自我本人的胆识和努力……没有我，他们就不能活下来”。显然，在雅各·库切看来，那些几乎可以和牛群划为同类的智力低下的土著们，如果不依赖白人及其智慧就无法生存，却忘了早在白人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久。

与雅各·库切不同，《越南计划》中的尤金·唐恩更习惯于用意识形态来区分自我与他者。唐恩纂写越南计划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正在蔓延。当他的妻子玛丽莲察觉出自从开始参与越南计划，他由于“痴迷于暴力和痴迷的幻想……人性中的恻隐之心已经荡然无存”时，唐恩却认为玛丽莲和她的那些朋友（或许都是对战争持反对态度的人）是心理反常的空虚者。在他看来，这些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战争、与美国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相左的人必定是失常的、不合时宜的人，“真正离经叛道的不是我，……而是……那帮美国梦已经幻灭的家伙。”

此外，唐恩这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自我/他者的二分法更明显地体现在他对于越南和越共的想象中。他自信十足地认定“越南，和其他事物一样，在我心中”，他回绝了一次去越南实地考察的机会，相反，他通过观看血腥的照片和影像资料来构筑他想要的越南。而且他相信自己必然可以通过想象来探究越共——那些“坏种……赤色分子”——的内心。在他的幻想之中，那个与美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相异的越南是“一个堕入深渊、无可救药的越南”，而那些为了国家民族而战斗的越南人不能算作是爱国主义者，而只是些走入歧途的越共分子。可见，无论殖民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都自恃优越的文明，为自己将异己他者化的“野蛮”行径披上“文明”的外衣，却不知“‘人类，野蛮人’的区分正是野蛮思想的遗产……真正的野蛮人是那些不相对审视自己所属群体的基本点，不离开中心看问题的人”。

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对自我与他者作出本质的划分，不怀好意地赋予他者落后、野蛮、堕落等性质，这样“西方就可以通过它的‘文明使命’思想/理念使人得以拯救和赎罪”。而“文明使命”、“慈善事业”的背后隐藏着不言自明的野心和阴谋：殖民南非的布尔人自命为“由上帝带进‘希望之乡’迦南并受委托来消灭异教徒的”。美国帝国主义意欲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越南，以便使之“成为受统治和管理的人”。所以，讽刺的是，西方残酷、伪善的文明并没有用文明的方式拯救、促使进化这些它所认定堕入罪恶深渊的“异类”或“野蛮人”，而是用文明的另一极端形式——武器和战争——使之屈服于自己的淫威，并用武器及战争带来的隐喻满足自己征服、嗜血、毁灭异己的阴暗欲望。

小说中，雅各·库切因为布须曼人偷走或残害布尔人农场羊只的行为，把布须曼人称为“迥异的生番，是充斥着野性的兽类”，并把这种当地土著对白人侵占其土地的无奈的报复举动当作白人对布须曼人进行“猎杀”的正当借口。而使用弓箭的布须曼人是无法与用枪支武装的布尔人抗衡的，因而“到19世纪初叶，开普殖民地的布须曼人实际上已经被灭绝了”。而神话学专家尤金·唐恩也坦言军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瓦解敌人斗志的行动”，他在编写的“越南计划”的引言部分中建议美军把越南的普通村庄谎称为“武装要塞”，从而将其“从地图上抹去”。他高度赞赏对越共实施各个击破的随机暗杀行动，因为它能有效地瓦解越共的集体凝聚力。他还不理解美军中断使用对人体和环境都有很大危害的落叶剂，抱怨没有在定居点之外更广大的越南土地上使用这种土壤毒剂，好让越南成为他想象之中的不毛之地。

武器与战争不仅是雅各·库切和尤金·唐恩征服他者的毁灭性工具，还成为他们维持自我“精神健全”的保证。在探险之旅中，雅各·库切生病了，纳马夸地区的霍屯督人收留了他并为他治病。此时，枪给了不得已身陷“野蛮人”之中的雅各·库切安慰与力量：“我伸手去摸枪，抓住了枪托，再次感受它的坚实可靠”，“枪代表了你自身以外的借以生存的希冀，枪是此次征程中孤立无援的终极防身之物……枪支所传递的信息是，外面的世界不过如此，没什么可惧怕的”。而参与旨在使越南战争升级的“新生活计划”的唐恩也感言：“我们随身携带着武器、枪炮及其隐喻，这是我们所知的在我们和我们的目标之间的唯一联结”。他期待着对越南进行全方位的空中轰炸：“会有一场军事意义上的空战……其目标是摧毁敌人精神维系的能力”，好让敌人“赤身裸体、孤立无援地站在死气沉沉的荒原上”。

然而，《幽暗之地》中的两位主人公在与野蛮他者的接触中也不无悔悟的时刻。雅各·库切由于咬掉了一个霍屯督小孩的耳朵，被霍屯督人赶出了营地。归途中，雅各·库切思考着霍屯督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并不理解那些“野蛮人”何以对自己如此宽容：“这些纳马夸的霍屯督人真的是野蛮人么？那他们为什么护理我？他们为什么放了我？他们为什么不杀了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思考野蛮的定义：“真正的野蛮是什么呢？野蛮是一种生活方式，蔑视人的生命的价值……我断定，纳马夸人并非真正的野蛮人”。因为他本人见过符合他定义的野蛮人，比如他的布尔人同胞，比如他自己。但雅各·库切并没有因为这次短暂的思索，也没有因为对“野蛮”的正确认知而停下杀戮的脚步，他已经为自己布置好了任务：有一天重返纳马夸，为自己所受的屈辱和损失的财产将这里的霍屯督人判处死刑。果然，不久之后，他组织了第二次远征，袭击了纳马夸地区霍屯督人的营地。他残忍地杀死了当初拒绝随同他离开的霍屯督奴仆，而整个营地的其他土著也都没能幸免于难。雅各·库切最终将他自己定义的“野蛮人”演绎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罪，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代表上帝对这些愚蠢的土著实施惩罚的：“上帝的判决就是正义，高深莫测，无可指责……我只是历史手中的工具。”

而故事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尤金·唐恩在讲述的过程中亦透露出他清楚美国难挽越南战场颓势。他说：“越南计划报告是我面向东方升起的旭日，怀着一份辛酸惆怅的心绪完成的。这是一种彻骨的痛苦，因为我扎根于西方的日落之处。”他用充满蓬勃朝气的旭日比拟位于远东的越南，而把美帝国说成将薄西山的落日，表明他明白美国“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以武力为基础、以谋求霸权为目标的恣意妄为的世界主义”已经走投无路了。唐恩在编写无视他人生命的战争计划中也有偶尔闪现的被战争和暴力的幻想所泯灭的人性与良知，他承认那些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美军残害的越共战俘是“他们时代的精英，无畏而博爱”，承认美国或许不能蛮横地将那些誓死保卫国家的越南爱国主义分子贴上共产党的标签，然后将其镇压、消灭。但与雅各·库切不同，唐恩仍沉迷于“美国神话”而不肯醒来。他排斥任何有关越战真实的报道，他讨厌收音机中有关越南战场的死亡人数的报道。他敌视包括妻子在内的相信美国梦已经破灭的国内反战分子。他也没有因为那些越南人保卫国家的爱国精神而动摇继续使越战升级的决心。相反，他仍认为这个战争计划是他“时不我待的历史使命”，能够“给那片动乱的地区带去秩序”。

作为荷兰殖民者的后代、南非白人中的一员，库切却是一位“拒绝当殖民者”、有着清醒良知和道德感的知识分子。在《幽暗之地》中，他将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语境与美国的帝国主义语境并置且给予无情的批判，而且重要的是，他还对“西方文明之上的文化理论……加以重新思考”，反思并谴责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根源。着眼现实，尽管南非白人构筑“白色南非”的神话已经破灭，但仅仅在政治、法律层面取消压迫、仇视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并不能消除由殖民主义产生的社会动荡、种族歧视等问题。

对位

在《幽暗之地》中对位手法是最大的特点，在写作背景和情节上《越南计划》讲述了尤金·唐恩在越战中为官方撰写战争计划的经历。作为战争的代言人和设计师，唐恩崇尚暴力，最终陷入精神崩溃。下篇《雅各·库切之讲述》库切以“先祖”雅各·库切的名义创作了一部自传性小说。在书中，雅各·库切支持种族隔离，当地土人的“软弱”和“无力”构成侵略和统治他们的理由。从表面上看，两部中篇的情节无法在时空上构成统一的线性叙事。上篇发生在美国，下篇发生在200多年前的南非殖民地。但如果从对位的角度去看，就可以理出二者之间的头绪。《越南计划》和《雅各·库切之讲述》就好像乐章中两个对位的声部：一方面它们自成一体，另一方面又遥相呼应，构成和弦，反映一个共同的主题。

此外，在主人公的性格上，也体现了对位特征。从纵向上看，二人生活的时代和地域迥异，围绕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展开了一段各自不同的经历。唐恩在起草战争计划时拒绝前往越南进行实地调查，整日躲在图书馆里逃避现实。雅各·库切则排斥文明世界的约束，走向南非的蛮荒之地，用无穷无尽的精力、强健的体魄和十八世纪的毛瑟枪应对一切挑战。

从横向上看，两位主人公又是暗中相通，前后呼应的。在知识领域，唐恩不再是一个遁世的“思想者”，而是一个勇于探索的“行动者”。正如唐恩自己所说：“假如我生活在二百年前，我肯定会去探索一块大陆，去勘测，去开发，去殖民。在那令人头晕目眩的自在状态中，我可能会发挥我真正的潜能。”由此可以看出，雅各·库切实际上是唐恩的另一个自我。而雅各·库切这位勇于冒险的“行动者”在受伤之后，收起往日的锋芒，在当地土人的帐篷里陷入唐恩般的臆想世界。

根据巴赫对位理论，各声部虽然有不同的旋律和节奏，但是在其中能够找到和谐的主调。库切的小说也是如此，读者在两个独立中篇小说中能发现一条横贯历史、穿越时空的主调。无论是尤金·唐恩，还是雅各·库切他们总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弱者身上。在此二人的价值体系中，自己永远是文明的，他者永远是野蛮的。这种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不仅给他者带来灾难，也给自己带来永久的精神创伤。在小说中，尤金·唐恩最终精神崩溃，在精神病院了却残生。雅各·库切在屠杀中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对人性产生了怀疑。所以，尽管两个中篇在形式上各不相关，但在内容上却一脉相承，实质上都反映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及种族矛盾。

“一种新的叙述形式，一种新的想象方式，一种新的行文方法己经进入了南非文学”。——南非评论家托尼·墨菲

“《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于移情的艺术才能，这种才能使他（库切）一再深入到异质文化中间，一再进入那些令人憎恶的人物的内心深处”。——瑞典文学院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荷兰裔移民后代，成长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形并盛行的年代。1960年他离开南非赴伦敦，从事电脑软件设计，1965年到美国攻读文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做教授，1971年回到南非，在开普敦大学英文系任教，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库切曾经获得了一系列国际知名大奖。小说《等待野蛮人》（1980）一出版，即摘取费柏纪念奖、布莱克纪念奖，为库切赢得了国际声誉。《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出版当年就赢得英语文学界最高荣誉——英国布克奖。《耻》在1999年再度获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唯一的一位两次获该奖项的作家。1994年出版的《彼得堡的大师》获得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男孩》（1997）和《青春》（2002）是自传体小说，披露他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幽暗之地》（1974）、《内陆深处》（1997）、《福》（1986）、《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慢人》（2005）等。库切的每一部作品风格完全不同，意义多元。他是英语文学中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除了以上提到的奖项，还获得过法国费米那奖、美国普利策奖、2000年英联邦作家奖等。2003年库切荣膺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