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4-01 05:29
《内陆深处》是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与父亲一同生活的白人老处女发现了令她憎恶的事实，他父亲和一个有色人种年轻女子有着不正当关系，她幻想着把他们两人都杀死，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这个老处女自己想跟家中的男仆保持苟合之事的故事。
整部小说是从一个殖民地的白人女性玛格达的视角来叙述的，她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与父亲，与佣工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母亲早逝，自己整天郁郁寡欢，父亲冷漠自私，对自己不闻不问。因此当父亲把爱给与了满足其情欲的女人时，她先后两次都对父亲实施了谋杀，第1次是想象，第2次是真正地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内陆深处》里玛格达的父亲就属于人性扭曲的这类人。他冷漠自私，只想着满足自己的欲望，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觉，就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例外。父亲和女儿形同路人，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就像房屋的H形结构一样，两人永远是两条平行线，无法交叉，联系彼此的只是血缘关系而已。所以，玛格达说：“在体现了天意般的H型大宅里……走动着阴鸷的父亲和他那总是板着面孔的寡妇般的女儿。”而作为“我”的玛格达只是被当作父亲的仆人而已。父亲骑马归来，见玛格达迎上去，他只是点了点头，“高视阔步地走进屋里，一屁股坐到扶手椅里”，等着“我”去给他脱靴子。父亲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会不择手段，他看上了佣工亨德里克的妻子，在暗地里偷偷地用双筒望远镜看她，用小礼物去勾引她，然后把白兰地给亨德里克用以堵住其嘴，换来自己兽欲的满足。然而，综观父亲的一生，他并不是生来就如此的贪婪、自私。他年轻时充满了爱心，是个体贴的丈夫，给妻子写炙热的情书;慈爱的父亲，带女儿去海边玩。但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父亲变了。所以玛格达在日记中说：“年轻时的父亲珍藏着逝去的母亲的写着‘献上我所有的爱’的照片，喜欢写‘那些希望与欢乐的商籁体诗’，那些爱情告白，那些激情迸射的誓言和献辞，那些丧偶后的狂想诗文，那些‘致我的儿子’的四行诗……才气渐渐而失，在这条生命之路（从毛头小伙到成年男人，再到丈夫，再到父亲，再到主人）的某个阶段，这颗心肯定已经变成了石头。”父亲确实变了，当他当上了这个农庄的主人之后。他的主人身份使得他可以随意地操纵周围的人，满足自己能够满足的一切欲望：当母亲没能给他生儿子时就把母亲折磨死；看上了佣工的妻子就不择手段把她弄到手。父亲的灵魂完全扭曲了。所以，玛格达禁不住质问：“（父亲）学到的所有仁慈的知识上哪儿去了……为什么（爷爷）就没有把人性与慈爱传递给我的父亲，却把野蛮留给了他，更由他传给了我？
玛格达作为父亲的女儿，同时也是作为殖民者的后代，过的也并不是如意的生活。父亲对她冷漠，不闻不问，被父亲当佣人使唤，同时她和地位比自己低的佣工们也无法交流，这使得玛格达变得郁郁寡欢，只能孤独地待在房间里。在1978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到雅各布·库切（库切另一部小说《幽暗之地》中的南非白人殖民者）和玛格达时，库切曾说他们“缺乏把‘它’变成‘你’的能力，也就是说创造一个互助的社会，所以只能在绝望中等待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库切深刻地意识到殖民地上鲜明的阶级性让处在夹缝中的玛格达无法言说自己的心声，父亲高高在上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佣工们对她敬而远之，同样无法用心交流，所以她只能在绝望中希冀着这一切会有所改变。
南非，这个处于非洲最南端的国度，虽然现在被称为是“非洲中的欧洲”，但是南非的近代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殖民史。几百年以来南非一直是殖民者的天下。1488年，葡萄牙人发现了南非好望角，1652年荷兰移民成为在南非定居的第一批白人，1795年英国殖民者在南非登陆，这以后又有许多在本国难以容身的欧洲移民陆续涌入南非。“在每一次战争中，英国殖民当局总是疯狂、无限度地兼并科萨人的土地。侵占的土地远远超过农场用地需要，甚至让其荒废，其用心归根结底是为了占有非洲人劳动力。这些白人殖民者们大批地屠杀当地的土著，占有他们的土地，把他们从自己的家园上赶出去，让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沦为白人殖民者的佣工。
对生长在种族隔离阴影之下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来说，虽然从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大学一毕业就离开南非前往欧洲，并且打算永远离开这令他倍感压抑的祖国，但是从他的大多数小说作品来看，如《内陆深处》（1977）、《等待野蛮人》（1980）、《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福》（1986）、《彼得堡的大师》（1994）、《耻》（1999）等，南非总是他关注的中心，南非的种族关系也是他一直无法摆脱的主题。1987年库切在获得耶路撒冷奖的获奖感言中说道：“南非文学是受到奴役的文学……它并不是完全人性化的文学，它违背文学的规律，过多地参与权力以及权力的扭曲的政治斗争当中，它不知道怎样超越统治与被统治的基本的斗争关系，达到广大的意义深远的全人类的高度。”
通过分析玛格达弑父前后的性格特点，以及父亲的性格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殖民主义不仅给被殖民者带来了身心的痛苦，同时也使以玛格达父女为代表的殖民者们的人性发生扭曲。正如一直都在关注并且研究库切的批评家Tony Morphet所说，库切“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用自己的声音，寻找着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库切曾在1987年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提到：“历史主义式的批评使得文学批评把小说变成了历史的补充。”在库切看来，小说与历史同等重要，都书写了人类曾经的生存状态。因此库切通过自己的作品阐述了自己对南非过去的深刻认识。
《内陆深处》里以佣工亨德里克和他的族人们为代表的南非土著就经历了这样的痛苦。玛格达在叙述亨德里克的身世时就提到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岁月里，那是亨德里克和他的族人跟着他们的肥羊群从一个牧场迁到另一个牧场的时代，那个黄金岁月是在腐朽的日子之前到来的。”而那个腐朽的日子就是殖民者们在南非登陆，发动侵略的日子。接踵而来的，就是亨德里克及族人们的灾难的开始。他们再也不能过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因为土地都被白人殖民者们占有了。为了生存，亨德里克不得不去求白人农场主们给自己一份工作，所以，文中有了亨德里克低声下气地求玛格达的父亲给自己一份工作的生动对话。不仅如此，亨德里克年轻的妻子后来也沦为了满足玛格达父亲的情欲的工具，而亨德里克只能在黑暗里以酒买醉，为了生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主人占有。由此可见，殖民给南非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博弈就是权力的博弈。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裂痕与仇视由来已久。在后殖民语境下，人们期待一种和解或者说弥合。玛格达作为殖民者的后裔，一名深居非洲大陆的白人女性，她的处境无疑能够说明这种弥合的难度。幼年时期的玛格达因为儿童的天真无知可以和雇工们的孩子一起玩耍。可是成年之后的她却深感孤独，因为她是白人雇主的女儿，她与周遭的一切已经被先验地定性了，并由此而疏离了。在父亲权威的庇护下，帮佣们始终对她保持距离与尊敬。而她对自己“主人”的身份也无形中有一种优越感——她可以凭此理直气壮地仇视并诅咒父亲与黑人奴隶安娜的不正常关系。
后殖民时代，主奴关系又与劳工和雇主的关系叠加在一起，主奴意识更加和经济、强权联系在了一起。父亲死后，玛格达代替父亲取得了主人的地位，她想通过肢体和语言的接触与安娜、亨德里克和解。对此，他们开始的反应是不适应——长期的殖民导致殖民主义的奴隶意识和等级思想在他们的观念里根深蒂固。但是后来，由于玛格达无法支付佣金，亨德里克就拿她的食物、衣服来抵工钱。以至于后来变本加厉，用侮辱、强硬的手段和仇恨的心理占有她的身体。至此，亨德里克与玛格达的主奴关系发生了微妙的逆转：主人不再是主人，奴隶报复的欲望与快感倾泻喷涌；玛格达期待与安娜成为好姐妹，与亨德里克有正常男女两性间的温存再次幻化湮灭。在最后，因为惧怕被追究玛格达父亲之死的责任，亨德里克与安娜火速出逃。尽管玛格达告诉亨德里克她自己会承担罪责的，但是亨德里克心里非常清楚：“谁会相信我，谁会相信一个棕色人种呢”——后殖民时代，种族隔阂与偏见依然让他们不能相互交托与信任。
在《内陆深处》两性关系与主奴关系、种族关系是纠结在一起的。这里最为正常的两性关系是克莱恩—安娜和亨德里克。他们夫妻之间的爱和欲望像催化剂一样刺激玛格达对男欢女爱进行无数种遐想。在传统观念里，两性关系中男性总是强者，是主导者，是占有者。就像亨德里克无论怎样对待安娜，安娜总是那么顺从。玛格达的父亲对于安娜更是如此，他以他作为白人主人的特权将安娜虏获。而安娜对这个作为主子的男人依然没有反抗，依然是沉默的、被动的。
玛格达作为一个被殖民秩序命定的安排，她不甘于这种命运，她无数次想象自己作为一个女性与男性应该有的温存与爱情。但是亨德里克在一种仇视与报复心理的驱使下与她发生关系给予她的却是耻辱与粗鲁。玛格达在最后的境遇中已经丧失了作为白人女性的特权，甚至跌落于女性命运的深渊——被男性欺凌与折磨，但是她对两性关系的认知却有明显的自我意识——她认为与男性发生关系是一个女性成长为女人、释放自身能量的必然方式。在男女两性恩爱缠绵中，女性获得对自身的体认，她的生命因此升华、充盈。传统观点认为女性是一个洞，一个“O”——是不完满的，但是她认为这个“O”具有包容性。“亨德里克也许占有了我，但这实际上是我拥有一个拥有我的他。”“他冲我爆发出来的总是盛怒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身子对他封闭的缘故。没有爱，一直都没有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玛格达已经有了交互性的主体意识。她在两性关系中试图努力求得和谐与温存，但是做出和解努力却没有获得的她不是沉默，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说出自己的感受并对此做出反应。她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像物品一样的存在。如哲人所认为的那样：我言说，我存在——玛格达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讲述女性真实的体验。玛格达眼中的两性关系，女性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无言地忍受，她要发出咆哮与呐喊，她要与男性争取和谐共存的空间。
另外，玛格达在自我的独白中颠覆了以往男性话语对于女性的叙述与期待。作为白人女性的她与以往历史实语境中的白人女性截然不同：她相貌丑陋、性格孤僻、不断地质疑、探寻、求解，又不断地否定，她的自我叙述是游移的、不确定的。她彻底颠覆传统女性形象，直言情欲。她从隐秘的意识流动里用身体探寻女性的本能欲望，对此，她毫不掩饰，她把这作为自我存在的凭证。
在玛格达的想象里，她的祖先殖民非洲的历史不同于史书的叙述。“从那些孩子一天唱六次圣歌的课桌到我自己犹疑不定的自我之间，插进了几代人呢”。她遥想自己的父亲或者爷爷从外部进入非洲世界，驱逐并占领了这片土地。并且在代际之间延续殖民统治秩序，而且也就此埋下种族仇恨的地雷。她还提出疑问“我们中间谁是野兽”。在她消解历史权威，想象出祖先的殖民历史时，她也同时洞悉了自己的现实处境。她要重新讲述关于祖先、关于自己的新的历史。通过讲述，她获得对自我、对世界新的认知。
在癫狂状态中，玛格达希望通过婚姻逃离孤独的世界——她希望可以有一个与一个和自己性格、灵魂相似的人生儿育女、相濡以沫。作为女性，她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自我意识，她拒绝像传统女性那样被男性话语随意篡改自己作为女性真实的处境与心境。“在这乌有之乡的中心，我可以无限地扩张，正如我可以缩小到一只蚂蚁般大小。许多东西是我所欠缺的，但自由不在其列”。她的女性的自我意识、正当欲望不再可以被男权话语所遮蔽。她就是要去除这种遮蔽，让真实的女性世界浮出历史地表。
瑞典的诺贝尔委员会在介绍库切时说：“库切小说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就是关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实施以来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的变化，而这在他看来，在哪里都可能发生。”所以，如果说1999年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关注的是黑暗的二十世纪南非白人的集体心态”的话，那么《内陆深处》就是库切对19世纪南非白人殖民者们心理的真实写照，告诉人们殖民不仅给被殖民者带来了身心的伤害，同时也造成了殖民者自身人性的扭曲。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叙述。玛格达的讲述毫无理性、客观性、逻辑性可言，时常前后矛盾。从内容上看，更是背离了理性规约：弑父、与黑人男仆发生不伦关系，与来自空中的不明飞行物进行对话等等。文本中玛格达多次把自己投射为丧失理性的疯子、女巫。其实，库切借助极端化不可靠叙述对福柯的话语权力进行了诉说。小说通过玛格达的意识表明，女性很少有机会出现在男性历史学家建构的宏大叙事里。依照理性话语的规约，殖民地版的“屋子里的天使”是白人女性唯一的合法存在。对此，玛格达质疑道：“哪一个更不合乎情理？是被我生活着的生活的故事，还是那个在沙石荒漠死寂深处的荷兰式厨房里星期天烤面包涂油时嘴里还哼唱着赞美诗的好女儿的故事？”借助疯癫叙述，库切揭示了理性话语的强大宰制性：像玛格达这样的女性长期处于文化失语状态，唯有“疯子”身份与“疯颠话语”，才能把被理性话语遮蔽与压抑、几乎被历史湮没的多元化的女性生存状态抢救出来。小说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粗俗和优雅的笔致互为穿插，并行不悖，从这一世界的内部发起批判。女性不再令男性如沐春风，相反，“原本应该给这个家带来温情的我，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零，一个无，一个内心崩塌无余的真空，一团絮流，被遮蔽着，模糊不清，像是穿过走廊的一道凉风，不为人注意，却暗藏报复之心”。然而，如前文所述，这个疯癫的毫无魅力可言的玛格达与理性的好女儿的玛格达相互指涉，两种文笔的运用——玛格达时而矜夸温文尔雅，时而口吐粗言秽语毫无节制——也暗示了疯子与理想化的女性之间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熟悉后现代世界范式标准的读者往往不会厌恶玛格达，反而会怜悯她，对她幻想着推翻父权、超越种族和阶级差异与混血仆人友好相处的“大逆不道”的想法深感同情。这正是费伦的“契约型不可靠性”叙述产生的效果：虽然叙述者的叙述包含了大量的不可靠信息，然而由于该不可靠性包含了作者代理和“作者的读者”所认同的交际信息（即疯癫叙述与话语权力的内在关联），因而它非但没有拉大，反而减少了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在阐释、感情或伦理上的距离，产生了一定的悖论结果。
在《内陆深处》里，库切用玛格达的叙述困境隐喻了脱离具体的外在世界、一味沉迷于语言游戏，难免会滑向真理虚妄、意义不定的历史困境。通过极端化不可靠叙述，小说在呼应了某些后现代思想的同时，也隐含了对它的批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极端化不可靠叙述不仅关系着小说形式，同时也是基于小说内容与旨趣的叙事策略。
《内陆深处》是一部极具诱惑力的作品，故事富于威廉·福克纳那种焦灼不安的叙咏风格。J.M.库切以洞察入微和准确无误的目光，从一个家庭故事中折射出殖民地生活的体验。——英文原版书封底摘要
如果说在《幽暗之地》中读者还可以见到作者是如何反讽笔下人物的，那么到了《内陆深处》已经很难辨析出作者的态度了......对于这样大胆而富有新意的多重叙述，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成，殖民统治下的奴隶暴动是一块多重的伤痛。——朱白
瑞典皇家学院将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库切时，表示库切的数部小说“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他的作品《耻》、《等待野蛮人》和《内陆深处》是这一风格的典范这几部作品。
《内陆深处》曾获的南非文学最高荣誉的CAN奖。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M.Coetezee，1940——），库切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荷兰裔移民后代。成长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形并盛行的年代。1960年他离开南非赴伦敦，从事电脑软件设计。1965年到美国攻读文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做教授。1971年回到南非，在开普敦大学英文系任教。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小说《等待野蛮人》（1980）一出版，即摘取费柏纪念奖、布莱克纪念奖，为库切赢得了国际声誉。《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出版当年就赢得英语文学界最高荣誉——英国布克奖。《耻》1999年再度获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唯一的一位两次获该奖项的作家。1994年出版的《彼得堡的大师》获得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男孩》（1997）和《青春》（2002）是自传体小说，披露他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幽暗之地》（1974）、《内陆深处》（1997）、《福》（1986）、《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慢人》（2005）等。库切的每一部作品风格完全不同，意义多元。他是英语文学中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除了以上提到的奖项，还获得过法国费米那奖、美国普利策奖、2000年英联邦作家奖等。2003年库切荣膺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