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是库切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设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个黑人奴隶，曾经是野蛮的食人族的一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而且又是个哑巴。鲁宾逊·克鲁索和苏珊·巴顿的出现使星期五认识到所谓的文明人的世界是怎样的，而星期五的无言是沉默？是震惊？还是无言的对抗？星期五本身就是一个谜，特别是他的那些奇怪的肢体动作。

星期五的出现使文本呈现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白人与黑人的对立，文明人与他们所奴役的野蛮人之间的对立。库切的小说呈现的黑人与白人的关系是一种既敌又友的关系，甚至是敌友难分的，纵然库切并不愿意见到黑白对立的情况。苏珊·巴顿的出现其实起了一种弱化作用，用来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库切被认为是反种族隔离的作家，因为他向来同情弱者。星期五的无言和无知是一个黑人形象对白人世界进行反抗，星期五的无舌是白人叙事下的一道阴影，他的沉默是无以言传的文字的敌人。

这部小说是在《鲁宾逊漂流记》这一欧洲文学经典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有着欧洲“文学之父”称号的丹尼尔·笛福根据当时一名英国水手的真实故事所撰写的《鲁宾逊漂流记》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成为欧洲文学的经典之作。只是针对童年的一次追忆，库切1986年出版的《福》，显然是一部利用童年经验创作的作品。这种靠追忆、整理碎片来构成一部艺术作品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且对于大师来说，那既是一个现成的资源（它就一直放在那儿，随时听任你的召唤），又是一个不用费劲儿就能获取的结实材料（打开回忆之门，没有比这更可靠和轻松的事儿了）。只不过，库切这一次利用的是童年的一次阅读，就是儿时库切读过最多，也是最着迷的一部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库切通过完成对童年的追忆，以及对碎片的整理工作，表达了一个成年人对儿时的一种缅怀。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一种追忆，一种对自我负责的追忆。将这种追忆的过程展开来看，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福》。把创作小说说成一种追忆，牵强得几乎需要解释。如果没有库切童年对这部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着迷以及后来的不断的认识，怎么会有这部《福》呢？从这角度理解，正是两者发生冲突，进而有了火花，这就是这部小说创作的过程及产物。

在《福》中，主人公作为叙事者是一名女性（要知道，女性在《鲁宾逊漂流记》这部18世纪英国标榜成功男人的小说中所没有的），库切在书中用主人公“苏珊·巴顿”的话解释了这一“冲突”：“但是哪里能没有女人呢？”即使孤岛也如此，库切的意思是，没有女人的世界就是没有人类，没有人性，没有人味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别说生存，就算是呼吸都难。

西方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理性的产物，整个历史的发展是以一种不断进化的模式进行，即由进步取代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而现代语言学表明：语言是不确定的，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其意义取决于上下文之间的语境。因此，语言不再像传统所说的像一扇透明的窗户，能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自然，以这种语言为媒介的历史表述也是不客观的、不公正的。这恰好表明了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是通过霸权话语实现的，从而揭露了作为官方权威的殖民版本的虚构性。库切在《福》中利用了语言的这一功能重新谋划了历史，以反抗历史的权威机制。在后殖民语境下，伴随传统的颠覆，对中心的解构以及对逻各斯等启蒙观点的质疑，任何事物不再被赋予唯一的一种意义，相反，它们具有各种各样的阐释的可能。笛福小说《鲁宾逊漂流记》讲述的是白人男性克鲁索流落到美洲沿岸的荒岛，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战胜困难，最后在小岛上生存下来并建立了相应的殖民体系的故事。萨义德更把《鲁宾逊漂流记》作为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原型，并认为：“这部小说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一块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封地。”“那个小说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和拥有这片土地。的确，是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使鲁宾逊做到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与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16世纪与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相联系。而在笛福之后的主要小说，甚至笛福自己后来的小说似乎都为了激动人心的海外扩张的图景而作。”小说通过克鲁索努力奋斗最终成功的经历，宣扬了殖民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也是一部反映欧洲殖民思想的作品。

在《福》里，后殖民主义和西方融合得更加完整。《福》公开地袒露了殖民主义，同时也关注着帝国主义和启蒙精神。就苏珊和星期五来说，一个是殖民者的后裔、白人女性，一个是被殖民者的后裔、黑人男性。苏珊和星期五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他们两个其实是互为他者的。苏珊代表西方文明，代表白人世界，她的自我是不允许星期五这个他者——代表了纯粹的非洲原始文明，与大自然、与祖先最接近的文明——的存在的。于是，苏珊想尽一切办法，想同化星期五，使他接受欧洲的文明，成为和她一样的文明人。苏珊用启蒙思想，教星期五识字，认英文，试图让他开口说话，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星期五看到苏珊描绘出的非洲的景物时，他的眼神是空洞的，渺茫的，也是陌生的，丝毫没有见到熟悉景物的那种兴奋。也许是星期五心目中关于非洲的看法跟苏珊的完全不一样，只是苏珊把自我的看法强加到星期五的身上，而星期五只是以沉默来作出是否要被同化的两难抉择。

在《福》中，苏珊和星期五之间的不能沟通，反映出自我与他者的不能交流，交流的不可能性很快会成为交流的不受欢迎。在库切的《福》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可疑的，苏珊对星期五的态度是矛盾的，苏珊既对星期五的理解能力感到失望，对他对现代文明的无知感到遗憾；但同时，苏珊又发现，星期五的肢体语言、舞蹈、音乐十分玄妙，她想努力探寻星期五为白人世界所不知的秘密。在苏珊排斥星期五的时候，又觉得喜欢星期五，甚至想引诱他，苏珊就是这样在排斥和欣赏之间跳跃。在《福》中，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又是模糊的、不明确的。

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二分，在这一思维模式下，物质世界被分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关系：如自我与他者、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永远占据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位置，他们理性、文明、高等，而与之相对立的他者——— 被殖民者则是非理性、野蛮、低等的。这种殖民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意识渗透于各种殖民主义叙事中，致使人们相信西方永远处于中心地位而东方则永远处于依附和顺从的地位。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中，鲁宾逊是一个理性、精明能干、充满活力的、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的开拓者的正面形象，星期五是他忠实、顺从的奴仆，星期五只是作为鲁宾逊的对立面而存在，是服务于鲁宾逊的。然而，在《福》中，库切笔下的鲁宾逊却是一个沮丧，容易厌烦，没有精神动力的颓废者。这就意味着以鲁宾逊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受到威胁并趋于衰弱。这就从内部解构了以西方白人为中心的二元对立关系模式。

另外，库切把《福》的结尾安排得比较魔幻，比较超现实，他安排了一个死亡的画面：在福的家中找到了福和苏珊的尸体以及笛福的著作。这个结尾解构了著作的所有权和真相，而且将启蒙思想也瓦解了。库切也许在暗示南非的整个文明都停滞不前了，南非的白人领导者一直都不停地强调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一直捍卫这种思想观念并把它强加于黑人身上。“在这种启蒙、教化的思想体系下，南非的黑人和白人都十分尴尬，教化的结果，就像星期五本能的声音从他嘴里被根除了一样，连同他的舌头，什么都给破坏掉了。”其实自我在影响、同化他者的过程中，也受到他者的影响；在现实中，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黑人和白人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库切的小说《福》充满了神秘性，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它跟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一样，用的是第一人称，但又从一个女性叙述者的角度，讲述了鲁宾逊、星期五和苏珊的故事。但在故事的最后一部分，那个充满后现代意味的尾声中，叙述者跳出了框架之外（结尾没用引号来叙事，因此不是苏珊向福讲述的），以一个不知名的“我”，进入苏珊、星期五和福的世界里，打破一切叙述主体的幻象。星期五的口中流淌着无言的溪流，是他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福》消失在它叙述的“洞”中，消失在星期五无舌的口中。

库切的作品素来以南非社会、黑白肤色、殖民历史、种族隔离、政治暴力等话题为主，《福》虽然并未针对南非的现存问题，但隐含着内在的焦虑。他选择改写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其实是对白人男性叙事的不确定，对帝国叙事的不确定。库切考虑到其他性别，其他种族，其他肤色的人群可能对既定的叙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有可能去解构这种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叙事方法。库切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南非白人的焦虑和不安。

标题

正如库切所说的：小说的本质与创作过程这个问题也可以被称作为“谁在写”的问题。小说标题“福”（Foe）是笛福（Defoe）去掉前缀“De”而来。从字面意义来看，“Foe”的原意为“敌人”、“仇敌”之意。“Defoe”一词可以理解为“解构敌人”或者“剥下敌人的伪装”之意。同时，在目耳曼语中，“De”放在姓氏前是尊贵的象征。据史料记载，笛福本姓“Foe”，后来为表示自己的尊贵，在自己姓名前加了“De”改姓为“Defoe”。库切在他的小说《福》中，让笛福（Defoe）恢复自己的真实姓氏福（Foe），这就使读者会产生许多疑问：如果说《鲁宾逊漂流记》中，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对殖民主义的歌颂，那么，《福》中，作者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由作者为福恢复真实性氏的微妙变化，可以真正认识到作者在这里也是“解构、质疑笛福的创作意图”，对鲁宾逊这个所谓的英雄进行质疑，让读者参与到作品中来，以自己的思维去认识库切。

《福》对《鲁宾逊漂流记》的重写

但是，《福》通过对《鲁宾逊漂流记》的重写，质疑了文本中所体现的殖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鲁宾逊漂流记》的基础上，库切加入了一位白人女性苏珊·巴顿，并对这部经典进行了重新叙述。小说讲述的是苏珊，巴顿为了寻找被英国奴隶贩子拐卖到巴西的女儿，途中遇难，飘落到荒岛并遇到克鲁索和星期五。后来他们被过往的船只所救，克鲁索却因精力衰竭而死于船上。回到英国后，苏珊希望借助作家福的力量真实地叙述荒岛故事，而作家福却为了取悦出版商和读者，让故事能卖个好价钱，篡改了苏珊讲述的故事，并把苏珊·巴顿这一重要故事人物完全取消。福和苏珊对于争夺故事讲述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行为，它与创作者的目的、意图，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而这也说明了，库切在《福》中展现的是作者是完全不可靠的，而历史的记述也是不全面的，甚至是主观的。

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二分，在这一思维模式下，物质世界被分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关系如自我与他者、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永远占据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位置，他们理性、文明、高等，而与之相对立的他者——被殖民者则是非理性、野蛮、低等的。这种殖民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意识渗透于各种殖民主义叙事中，致使人们相信西方永远处于中心地位而东方则永远处于依附和顺从的地位。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中，鲁宾逊是一个理性、精明能干、充满活力的、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的开拓者的正面形象，星期五是他忠实、顺从的奴仆，星期五只是作为鲁宾逊的对立面而存在，是服务于鲁宾逊的。然而，在《福》中，库切笔下的鲁宾逊却是一个沮丧，容易厌烦，没有精神动力的颓废者。这就意味着以鲁宾逊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受到威胁并趋于衰弱。这就从内部解构了以西方白人为中心的二元对立关系模式。

《福》中对星期五的形象也进行了改写，《鲁宾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是由鲁宾逊从食人生番手中救下来的，不仅是他的生命，就连他的名字都是由鲁宾逊赋予的。他是一个忠实的奴仆，对主人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为了和主人在一起，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皈依主人的宗教，努力学习主人的语言。一句话，他是殖民者眼中最理想的“选民”。而在《福》中，星期五不但被割掉了舌头，还被阉割了，不但失去了被话语殖民的可能，还使殖民者失去了继续压迫自己下一代的可能。他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对殖民统治进行反抗。

结构

从细节到结构，库切都胸有成竹地一步步设下“阴谋”。《福》分成了四段式结构，这在其他艺术形式上越来越多见（《太阳照常升起》不就是嘛，打乱叙事时间，怎么来劲怎么安排，全听艺术家的安排）。不生硬、流畅的技术探索一直是库切愿意做的，在他所有作品中这种探索和尝试一直进行着。库切在《福》中的四段式，没有在时间上下手脚，而是打破了叙事角度，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替进行，到了最后结尾，甚至第一人称保留但叙事者换了——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人，出现在小说结尾，用不大的篇幅来审视和总结全篇。这种形式上的探索，好像是对一件事进行终审般的立体式描述。时间不会停歇，摄影师辗转角度来拍摄事件发生的变化，给了读者以全方位的感受。

一本有点儿不可思议的书……具有奇妙的庇意和无法抵御的穿透力。

——《华盛顿邮报》

对于作者的才智、想象力和技巧而言，《福》是其能力和炉火纯青的证明……文字明晰精确，景物描述在虚指中又带有特定涵容。

——《纽约时报》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M.Coetezee，1940——），库切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荷兰裔移民后代，成长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形并盛行的年代。1960年他离开南非赴伦敦，从事电脑软件设计，1965年到美国攻读文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做教授，1971年回到南非，在开普敦大学英文系任教，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小说《等待野蛮人》（1980）一出版，即摘取费柏纪念奖、布莱克纪念奖。这些奖项为库切赢得了国际声誉。《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出版当年就赢得英语文学界最高荣誉——英国布克奖。《耻》1999年再度获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唯一的一位两次获该奖项的作家。1994年出版的《彼得堡的大师》获得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男孩》（1997）和《青春》（2002）是自传体小说，披露他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幽暗之地》（1974）、《内陆深处》（1997）、《福》（1986）、《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慢人》（2005）等。库切的每一部作品风格完全不同，意义多元。他是英语文学中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除了以上提到的奖项，还获得过法国费米那奖、美国普利策奖、2000年英联邦作家奖等。2003年库切荣膺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