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dissimilation

3. alienation

4. foreignization（翻译上的“异化”）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到哲学高度。黑格尔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并提出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的主要根源是私有制，最终根源是社会分工固定化。在异化中，人丧失能动性，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必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而被克服。

日本哲学家广松涉对“异化”词源及语义变迁作了详尽的考证：

异化（Entfremdung）这个词，与外化（Entäußerung）这个词一样，源于希腊语allotriwsiz和拉丁语alienatio等表达“他者化”这一含义的德语译词，在中世纪的德语中即已存在，路德译的圣经中也能看到其用例。这个词，有人认为它的本义是成为他者，表示一种他者的存在方式之状态。另外，同义词apallotriouu，abalienare，有人倾向于认为其含义是将属于自己的东西让渡于他者，这些古典语词也同样被译为enffremdem，entäußern。

在英法意国家，alienatio和abalienatio都是用相同的译词（alienation, aliénation, alienazione）来表现，在德语中，则存在Entfremdung，Entäußerung，Veräußerung（让渡）这样三个不同译词的情况。这三个德语词，特别是后两个词，既存在着作为同义词而使用的场合，此外，作为日常用语，Entfremdung还存在着“疏远、不和”等、以及Entäußerung被用在“死心、放弃”等轻微含义上使用的场合。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无论是在学术文献上还是在用词法都带来很大的影响。无论在日语中怎样能够用“异化”和“外化”将之严格区别开来，我们都必须了解Entfremdung和Entäußerung，它们原本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译法。

Entäußerung这个词作为学术用语被规定下来，是通过英法的社会契约论和经济理论中所发现的自然权利的aliénation和物品的alienation这一表现的翻译。事实上，Entfremdung一词作为学术用语被使用——在中世纪有梅斯特·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1260-1327）的用例（不过词形是entfrömdekeit），洪堡特（K. W. von Humboldt, 1767-1835）也用之于在成为其遗稿的1793年的文章中——始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黑格尔从歌德把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的aliénation d’esprit（精神错乱=精神产生疯狂这样一种非本来的·他者的存在状态）译为Entfremdung des Geistes受到启发，这里无法详述。

在哲学领域最早对异化论展开论述的是费希特（J.G.Fichte, 1762-1814）。但是，他使用的是Entäußerung一词。费希特在其处女作《对一切启示的批判的尝试》（1792）中，道破了被称作神或神的理念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我们人的“内在的东西”的“外化”，这犹如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先声。当时他关于《圣经》中神的受身的叙述，例如在《腓立比书》中的“耶稣本有（eu moeyh qeou）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外化（eautou ekeuwseu）为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参阅《圣经·新约》“腓立比书”2:6－7）。这样的论述中，试图真正将之从正面颠倒过来，从而对启示宗教展开尖锐的批判。因此，上述引用中译为“外化”的e ekeuwseu，在路德译的圣经中被译为euszern（若加上现代风格的词缀就是äußern），后世的译法一般是加上前缀而译为Entäußern。费希特不过是通过使用Entäußerung一词，颠倒了神将自己外化为人这一圣经的立论，确立了人将自己内在的东西外化为神的观点。此后，费希特在其展开的先验哲学中，的确使用这一外化的逻辑，论述绝对的自我通过将自己外化的方法而确立非我（客观世界）。费希特的这种外化论，成为通过神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的自我异化而产生出自然界的黑格尔哲学的构想和构图的直接先驱，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黑格尔最初使用Entäußerung一词，是在《耶拿实在哲学》中，在眼下劳动论的文脉中出现的。从他是路德派的神学学校毕业生这一经历来说，想必早就知道耶稣的受身作为“神的自我外化”的表现这一点。实际上，黑格尔在其体系期的著作中散见着把Äußerung一词在Entäußerung的含义上来使用的例子，让人想起与路德译圣经中äußern（后世加上前缀的Entäußern）的联系。不过，他最初使用Entäußerung一词，却与“劳动是此岸的自我物化（die Arbeit ist das diesseitige Sich-zum-Dinge-Machen）”这种理解相即不离，黑格尔把“劳动是此岸的自我物化”改称为“外化”。他在《耶拿实在哲学》的内部，基于这种可谓是劳动的存在论的论述，而展开了这一外化论。当他把人的劳动规定为“此岸的自我物化”时，他应该是将“彼岸的自我物化”即神的自我异化对比性地放在心上。实际上，在黑格尔展开劳动=外化论之前，对神的受身这件事加以泛神论地一般性规划基本上已固定下来。已抵达通过把劳动=外化论推进到彼岸的自我异化论的形式，而展开绝对精神这种实体=主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获得的逻辑构制。

黑格尔将这种绝对主体的自我外化与自我回归的逻辑与辩证法相链接，展开《精神现象学》及其之后的体系。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虽然Entäußerung，Entfremdung这样的用语，未必频繁出现，在《法哲学》中Entfremdung一词也有在夫妻间的不和的含义上而使用的地方，未必作为术语而固定下来。但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显然是由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与自我获得这一构图——父作为神的受身，于是子作为神耶稣基督的实现，通过十字架上的死、复活和升天，在作为子的神、作为父的神和作为圣灵的神那里的绥靖的再统一，对这种神学的教义作哲学的把握的构图——所支撑的。

黑格尔的异化论决不仅仅是抽象的神学构图。也不是对劳动论的立场上形成的这一经过加以引证，原本是源自社会理论、人际关系的理论，而具有那样的形象性。在《精神现象学》之后的著作中，所谓《实在哲学》及其他，耶拿时期的手稿类的着眼点与立论未必就是按照那样写成的，特别是像劳动论，在体系形成之后的著作中，其影子更是稀薄。尽管这样，“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市民社会”中的劳动论及“相互承认”论，在这种层面中，该着眼点不仅通过变形的形式而形成，还在劳动的立场上的外化与回归的逻辑构制中，可以说作为普遍的范式化的阶型逻辑的转动轴被运用。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真正的主体=实体的东西是绝对精神，在这一意义上，论述了人的有限精神，即使不过是无限精神的他在化的一定在，人或者其意识和精神，也是作为这种层次上的主体而定位（同时，神人耶稣基督即使是神的他在态，也首先是与是主体的一种类比的构图），是这种有限的意识·精神的自我外化和自我回归的螺旋上升的进程。精神现象学可以说是有限的意识将自己依次趋高的行程与绝对精神的统一历程的叙述，而精神哲学可以说是有限的精神将自己回归性的趋高的行程与绝对精神终归为一的过程的叙述。在这一历程中，精神使自己趋高的机制，从构图化来说，意识作为对象发现的定在，是通过意识自身的活动而生成的东西，并确认这无非是意识的异化态，由此留下了扬弃在这一层次上的主客对立的任务。这种外化·回归的逻辑甚至适用于《美学》领域，“精神不仅以它所特有的思考认识它自己，而且从它到情感和感性事物的外化中再认识到自己，即在自己的另一面（或异体）中再认识到自己，因为它把外化了的东西转化为思想，这就是使这外化了的东西还原到心灵本身”（ 参阅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页），黑格尔甚至将之视为艺术的存在条件。总之，黑格尔难以避免纵横地驱使着异化·获得这种主体客体关系，而陷入思辨的议论的批判。他在试图阐述基于劳动异化论的伦理共同体的形成等场合中，确实具有相当的具体性。但当他在展开各人扬弃个别性而达到普遍性的逻辑，扬弃分裂性而达到共同性的逻辑，或实现相互承认的逻辑的时候，却陷入了循环论证。他一方面想要努力说明从个别出发论证普遍的形成，而一旦面临难题，又只好将个别原本就内在地包含着普遍作为论据。这一观点的前提，与黑格尔最终将自我异化·自我回归的主体比拟为绝对精神相联系，因此为了继承地展开黑格尔异化论，就必须返回到对这一主体概念的把握。

虽然黑格尔的异化论以神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回归这种基督教神学的理解为哲学的辩证的东西，但在黑格尔哲学的场合，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并非作为耶稣·基督这一人格中的一次性事件来对待，可以说是泛神论的一般化，一切被造物都是绝对精神的化身。虽然黑格尔本人不曾那样大胆地断言，但如果突破他的逻辑，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一切人都是神的受身体，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无非是这一点的象征。实际上，在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说明人之意识到神，是神在人当中意识自己，有限精神之所以能够回归到绝对精神，是因为人（有限精神）原本就是神的外化。而且黑格尔指出，有限者和无限者，个别者和普遍者，相对者和绝对者，这些并非各自外在的存在。想来绝对者和无限者如果与相对者和有限者是各自的存在，那岂不成了与相对者·有限者相并列的又一个相对者·有限者，而不是真正的绝对者，真正的无限者。从黑格尔的真无限论、具体的普遍论的逻辑来看，可以得出有限精神（人）和绝对精神（神）不应该是各自的存在，人这一具体者在其本质特征中原本寄宿着神这一普遍者的理解。

黑格尔左派的第一旗手D·施特劳斯，通过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的一般逻辑进行整合性的追根究底，道破了所谓的神如果撇开人的本质就不能存在。既然一切人都是神的受身体，这种受身了的定在和特别的神就不是独立自存的，神的确是作为Menschheit（人性=人类）而定在。

人的本质是神这一黑格尔=施特劳斯的理解，不久，主语和谓语被置换，逆转为神是人的本质这一形式。进行这一逆转的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与神将自己外化为人这种基督教神学和黑格尔哲学相反，跟早期费希特一样，指出人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神而存在。

黑格尔左派根据费希特－费尔巴哈的外化论的宗教批判，即，将对人来说是作为外在的威力而表现的神的存在，实际上无非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态这一被指摘逻辑构制，推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层面。

所谓政治权利以及国家——不论是否基督教国家，或是否将如同君权神授说置于念头——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好像使人感觉到超越的·神的威力，这不过是各个个人内在具有的力量通过外化的定在面貌而表现出来的东西。黑格尔左派，没有采用由黑格尔所克服的卢梭流的契约论，因此，不是根据卢梭流的aliénation来说明国家权利的定在，这就使得是通过别的脉络来阐明国家=异化态论。

还阐述了关于经济的威力，即，财富的力量和货币的力量，以及资本具有的威力——通过将之作为财神的威力或犹太教的“地上的神”的威力这种形式来把握——也同样不过是人们内在力量被拜物教化了的东西。而且此后不久，因为一切的社会的威力，法律、道德、习惯的威力，以及社会的东西，都无非是人的本质力量被外化而通过独立的定在面貌表现出来，黑格尔左派的一部分人进而采取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号召克服这种异化。

到了可称为黑格尔左派的最后干将的施蒂纳那里，他甚至断言，不仅上帝、国家和社会，即便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即，通过其“类本质”的异化而被称作“神”的异化态的这种主体=实体的“人”——也不过是真正的人的存在个体的异化态。

早期马克思，作为黑格尔左派的一员，首先通过异化论的逻辑构制，积极推进了其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原本，在他以异化论为武器的1843－44年的时点上，在基于黑格尔左派所作的基督教批判以及急进民主主义的政治批判告一阶段之后，其黑格尔左派的思想水准迎来了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局面。在这当中，以莫泽斯·赫斯为先驱，将异化论的逻辑与对旧有的社会体制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相结合，以及对旧有的社会体制的经济学的批判而援用异化论即成为其课题。从正面应对这一课题，并构筑将人类史作为人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回归的过程来把握的新的历史哲学的视座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刊登的《论犹太人问题》中表明了“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的观点，而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将这一赫斯流的着眼点推及私有财产一般。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态，作为从这种异化态的自我回归的运动而存在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没有采用劳动价值说，说起来是在以投资劳动价值说为劳动主体的自我物化=异化这种逻辑构制的基础上所作的“黑格尔左派”流的把握中，根据这一点，再通过一种独特的方法，与定位于劳动价值说的体制批判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运动理念链接起来。构成德国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派和早期社会主义这三者，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综合统一的中介环节的东西，可以说确实是劳动异化论。

但是，此后，如我们在1845－47年的遗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看到的，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对黑格尔左派的异化论进行了批判=自我批判。——顺便说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事实上的结论部分作有如下论断：“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平均的个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7页）在此之后，“异化”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实际上并不是为核心概念而使用。虽然在原本属于1850年代后半期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散见着异化论的用语，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Entäußerung一词只是在“让渡”的含义上使用，Entfremdung一词也不是在术语性的使用。在《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后期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散见的“异化”、“外化”等用词也不是术语性的。

后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将“异化”一词作为核心概念来使用这一点，还在于后期的他们不是将私有财产形成的条件诉诸异化论来说明，不是将共产主义运动的理念诉诸于获得论的权利，虽然这里是明确的，但是，他们是否果真拒绝了异化论的逻辑构制本身，关于这个问题，各个研究者之间还存在解释上的分歧。这既与所谓“主体－客体的辩证法”的去留，异化论和物象化论的关系等等，马克思解释上的重大论点相联系，也成为派生出早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之间的连续说和断裂说的对立等的缘由。

异化这一概念，以及异化论被聚焦成一个特写镜头，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为契机。如Glockner版黑格尔全集的词汇中并未采用“异化”一词这件事所象征的那样，在黑格尔研究者当中，此前甚至连“异化论”也没有特别留意。卢卡奇的这本书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之前所写的东西，虽然其中的异化论和物象化论仍然是衔接不周的，但是由于当时新康德学派中及其周边的论者当中也有使用物象化（Versachlichung）、物化（Verdinglichung）的语词这一点的支撑，于是卢卡奇的异化论马上受到广泛的注目。

此后，1932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经公开发表，以马尔库塞马上凸显马克思的异化论与黑格尔的劳动论的关系为开端，异化论就成为论题。话虽如此，但因为当时是斯大林时代，翌年1933年又恰遇希特勒掌握政权这一事态，虽说法兰克福学派的逃亡者弗洛姆等对异化论进行了研究和展开，但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营还是在学院式的研究中，对异化论的探讨都不是很充分。

在大战之后，在苏联马克思研究界和各国共产党的主流派的论者当中，有忽视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的倾向。与此相反，在西欧的一部分非党员的马克思研究者当中，——也与卢卡奇和柯尔施，或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间接的冲击有关——形成了重视马克思的异化论的倾向。在当时的论者中，有人提出将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与存在主义嫁接起来，有人认为只有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就是招致以所谓苏联马克思主义流的解释体系为唯一绝对论者们的胡乱拒斥的情况。

可是，一经迎来了1950年代的后半期，伴随着战后马克思研究的积累，还有，以斯大林批判为契机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化，异化论的待遇也进入了新的局面。当时，联系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史，异化论所起的作用及去留就成为探讨的课题，以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共产国际时代的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面貌。不过，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关于异化论的逻辑构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占据的地位和意义的主见得到了确立，各家之说在这一点实际上仍然存在诸多分歧。由是形成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充其量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确立之前的过渡性的东西和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的构制基本上仍是后期的马克思一以贯之的东西这样两种观点的对立，另外，有的人则将早期和后期割裂开来，认为只有早期的异化论才与马克思相称，后期的思想是一种堕落。进而，还有的人重视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中介的、过渡的作用，认为异化论的逻辑构制在后期被扬弃为一种范式转换（构想法的结构本身的变换）。但作为最近的倾向，曾经是异端的少数派的异化论的马克思主义，毋宁说在东欧的论者当中占有优势，在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中呈现出异化论被积极地援用的趋向。

异化论，在当代已不单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甚至在与马克思主义较为偏远的领域也成为一种流行。撇开“异化”一词作为日常用语的“向非本来的存在方式的颓废”、“隔阂”这种意义上的通俗用法的层次，例如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自我同一性的丧失”，文明批评方面的“社会道德沦丧”和“无家可归”（Heimatlosigkeit），基督教神学方面的“神的忘佚”等含义上作为术语或准术语地使用“异化”这一概念。这些用词法虽然可以说是中世纪拉丁世界中alienatio，abalienatio的用法的复活，其实不过是在黑格尔学和马克思学中的频繁使用而产生的吧。反照这样的事情，最近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异化”概念愈发带有细微的差别。考虑到这样的事情，照应文脉而读懂其含义就尤为重要。

当代作家·殷谦《棒喝时代》：“现在的很多人，就是被上述的外在的异化力量主宰着，我们无奈地顺从它的摆布，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或者说我们没有自由拒绝它的奴役。这种力量如此任性，如此强大，它几乎是毫不费力地就将强人变成弱人，好人变成坏人，把英雄变成小人。见义勇为几乎成了傻瓜和弱智的代名词。生活中很多人都成了这种无稽之谈的受害者。因此受凌辱、受伤害的深刻记忆，直到今天仍然折磨着那些善良、正直和勇敢的好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