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05 15:22
张仲超（1904-1926），陕西三原人。1924年夏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1925年初，回陕西澄城县立中学教书，参与建立共青团澄城支部，任支部书记。1925年秋回北大复学。1926年，根据北方区委指示，组织参加了3月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带头参加游行，走在队伍前列。在反动派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中，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张仲超，又名根泉，1904年11月16日出生于陕西三原县西张堡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张仲超5岁丧母，由祖母抚养，幼时在本县小学和西安一师附小、省立三中上学，1920年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做插班生。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12月，他和武止戈、邹均、张宝泉、屈武、张乃华等进步同学成立了“天津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同年底以该组织名义在《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统治下陕西教育的黑暗内幕。1923年加入陕西旅京津进步青年组织共进社。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同年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积极地投身革命斗争，当选为共进社文书股主任、北大学生自治会委员，经常为《共进》杂志写文章，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在所写的《从经济方面解释直奉战争》一文中，他初步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揭露军阀战争的本质，指出“我们要防止像这次直奉战争的内乱，必须先做以下两种工作：打倒国际的资本主义；实行国内的经济革命”。在《推翻军阀与帝国主义》一文中，他科学地论证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借军阀以肆其侵略，军阀借帝国主义以固其位置。各国侵略中国，不得不宰割中国经济之命脉，不能不利用军阀来扰乱中国”。他得出结论：“军阀我们固然要推翻，帝国主义我们尤不能不反抗，后者一经解决，前者即可迎刃而解。”
1924年底，张仲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休学，经组织派遣回陕工作，在澄城县立初级中学任教，讲授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他还经常到学生中去，热心宣传马列主义，讲解国内外形势，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从提倡运动，到组织会社，与之灌输一切”。他先是组织英数研究会、学生会，继而创建澄城青年社，社员曾经发展到70余人，青年社办有大型墙报，每周出刊一期，并经常在校内外举办讲演会，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与此同时，他先后发展杨森定、李鼎新、雷逢泰、权发茂、麻桂亭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王超北协助下，建立了澄城第一个团组织——共青团澄城特支，张仲超担任支部书记，隶属北方区委。由此在澄城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燃了人民革命斗争的火种，从而使澄城中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陕西地区革命活动很活跃的中学之一。
1925年7月，张仲超出席在三原召开的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担任通告员和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和方仲如、郝梦九、张耀斗等人共同起草大会宣言，为推动共进社进一步革命化起了重要作用。是年秋，他回到北大复学，积极参加了中共组织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他对友人李伯恂说，“不脱学生的皮毛，不参加革命斗争，只在口头上向人宣传，是徒劳无益”。这时，他虽然离开了澄城，但仍非常关心澄城的革命斗争，经常以信件联系指导工作，在他的积极帮助联系下，《向导》、《中国青年》每期给澄城邮寄10多份；北京的《共进》杂志每期邮寄50份，广东革命政府的宣传部也经常寄发宣传品，从而解决了澄城学习材料不足的困难，促使澄城革命斗争搞得有声有色。1926年初，广东黄埔军校在北京招生，他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武装斗争。3月初，党组织决定他去黄埔军校学习，张仲超十分兴奋，把衣服和书籍也卖了，准备搭轮船南下，由于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志愿未能实现。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大沽口，炮轰同情革命的国民军。次日，又有英、美、法等八个国家的公使向中国提出所谓“最后通牒”，无理地要求国民军放下武器，否则就要“武力解决”。3月18日上午，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和200余社会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游行，向军阀政府请愿。在这次游行中，张仲超和广大群众一样，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散发传单，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段祺瑞”等口号。就在游行队伍和请愿团向铁狮子胡同进发中，遭到反动军阀政府的武力阻拦，反动军警举起反革命屠刀，对徒手请愿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面对穷凶极恶的军警，张仲超和广大同学毫无畏惧，依然进行宣传讲演、散发传单，进行爱国反帝的宣传。在血腥的屠杀中，张仲超英勇不屈，奋不顾身地同军警展开搏斗。最后，他和刘和珍等47人壮烈牺牲了，时年22岁。
张仲超父亲张景秋，同盟会员，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17年任陕西督军署军需科长，1939年在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工作，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年遭日机轰炸罹难。堂兄张宝泉，曾任共青团天津地委委员，1928年春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46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接见张仲超烈士的好友马文彦时，对张仲超、张宝泉、张景秋三位烈士表示深切怀念，称他们是“父子国殇”。
为了纪念张仲超等死难烈士，3月18日晚，李大钊同志主持召开了党团北方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把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坚持下去，为死难烈士召开追悼会，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走狗段祺瑞的卖国罪行。2 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踏着烈士的血迹，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同日，陕西旅京同乡会和共进社联合召开会议，沉重悼念张仲超同志，于右任先生也到会致哀。会后，《共进》（半月刊）出了纪念张仲超牺牲的专号。23日，北京大学为张仲超等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北京各界人士怀着沉痛的心情向烈士致哀。会场高悬“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八个大字。共青团中央送给张仲超烈士的挽联写道：“为革命牺牲，方是真正共产主义者，踏血迹前进，不愧勇敢少年先锋团。”
张仲超等同志的牺牲更加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北京学联决定罢课，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宣传活动，控诉军阀政府的暴行，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奋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政府。京绥铁路总工会西直门分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北京市组织社会团体驱逐段祺瑞大同盟。天津、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广大人民群众集会抗议军阀政府的血腥罪行。
1929年2月，北京大学建立了“三·一八”烈士纪念碑，铭曰：“死者烈士之身，不死者烈士之神。愤八国之通牒令，竟杀身以成仁。唯烈士之碧血兮，共北大而长新。踏着‘三·一八’血迹兮，雪国耻以强邻，系后死之责任兮，誓尝胆而卧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