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3年4月16日因病逝世，享年82岁。

徐介藩父徐恩初是清朝的贡生，所以，徐介藩从小就在私塾里苦读四书五经。1917年，他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转入固镇高等小学学习。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胸怀大志，经常对同学说：“班超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令人仰慕，我必步其后尘。”

1919年5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安徽，徐介藩更加痛恨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他组织高小学生积极响应运动，在县城街道张贴“外御列强”、“内惩国贼”、“收回山东”等标语，并且在学校里组织演讲，声讨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政府，声援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7月，徐介藩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学（今安庆市第一中学）。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忠实读者，阅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谈政治》等文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徐介藩在省立一中参与组织安徽学生会，并且创办了《安徽学生会周刊》，为宣传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努力奔走。

1921年6月2日，安庆学生联合会为争取教育基金独立，反对前安徽督军倪嗣冲之侄倪道烺伙同军阀马联甲侵占教育经费，组织安庆全城各中学学生向省议会请愿，史称“六二学潮”。徐介藩等10余名学生代表在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方洛舟、彭干臣、吴展等的率领下，到安徽省议会门前抗议。但是，学生们的正义举动遭到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姜高琦被刺七刀，不幸遇难，周肇基（第二年因伤势过重逝世）等50余名学生受伤，造成震惊全国的安庆“六二惨案”。

惨案发生以后，徐介藩等立即发表通电，组织各校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严惩罪魁祸首，并且表示学联要坚决斗争到底。在徐介藩等人的带动下，安庆各界先后成立了“六二惨案后援会”，支持学生们的义举。在这次斗争中，徐介藩自始至终站在最前列，后来被一致推举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长，后又改任主管学生运动的学运委员。在学联和省内各界的压力下，安徽省长公署作出妥协，减免受伤学生费用，由省库拨款用于姜高琦治丧和抚恤费用，省议会被迫同意增加教育经费。

8月下旬，倪道烺为了让亲信李兆珍当选安徽省省长，与马联甲合谋贿赂安徽省第三届议会议员，图谋失败以后，又以40万银元买通北洋当局，任命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得知消息之后，徐介藩等安徽省学联领导人通电全省，宣告“倪、马运动李兆珍主皖，学生等誓死力拒”。斗争坚持到最后，终于迫使北洋政府妥协，委派许世英出任安徽省长。

在安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重建安徽的青年团组织的条件成熟了。9月的一天，天下着蒙蒙细雨，徐介藩与许继慎等23人在安庆市菱湖湖心亭，由柯庆施介绍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省立一中只有3人加入，徐介藩是其中最坚定的一个。入团仪式结束后，柯庆施主持召开了青年团安庆支部的成立大会，徐介藩担任内学部委员。

同年，直系军阀曹锟为了做中华民国“大总统”，便以5000块现大洋的价格买一张选票，收买了国会议员590人投他的票，居然如愿以偿，并于10月6日“宣誓就职”。贿选丑闻一经公布，曹锟被世人讥讽为“贿选总统”，被收买的无耻议员们则被冠以“猪仔议员”的恶号。

当时，在安徽省会安庆也有几个臭名远扬的“猪仔议员”。徐介藩与柯庆施、许继慎等基于义愤，决定利用“双十节”学生结队游行的有利条件，兵分两路，教训这些“猪仔议员”：一路由许继慎、聂鹤亭、傅维钰等率领直奔位于状元街的议员张伯衍家，一路由徐介藩等率领前往安徽省议会。徐介藩一路上向过往行人痛陈“猪仔议员”舞弊的丑行，安庆街头的许多工人、市民激于义愤，纷纷加入到游行队伍中间，就连那些平时飞扬跋扈的军警们见徐介藩他们人多势众，也不敢上前阻拦，个个缩在路边窃窃私语。徐介藩带头痛打“猪仔议员”彭昌福和吕祖翼，赶跑了前来劝说的安徽省前省长李兆珍，面斥安徽省参议长、怒掀省长吕调元的办公桌，在全安徽引起强烈反响。

听说儿子在省城安庆领导学生运动，并且砸了省长吕调元的办公室，徐恩初深怕儿子惹来杀身之祸，心急如焚。他赶紧写了一封急信托人交给徐介藩，让儿子去找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职的同乡好友陆辅廷设法在上面疏通一下，免遭不测。可是徐介藩并不领父亲的一片苦心，予以断然拒绝，他在回信当中毅然说道：傲骨冷眼，怕见上人！

安徽军阀当局对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恨之入骨，想尽办法克扣学校的各项经费及教员的工资，以此作为报复。1923年冬，安庆各学校教职工普遍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作为学生领袖的徐介藩则积极组织学生给予老师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1924年初，安徽军阀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被强行解散，徐介藩、王步文（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童长荣（东北抗联第二军的创始人之一）等30余人被开除学籍，并且遭到通缉。在一中老师的掩护下，徐介藩逃往南京私立东南高级中学，就读高三，化名徐配。

1924年夏天，徐介藩报考东南大学，由于学校得知他是被安徽当局通缉的学生，所以没被录取。此时，盘踞安徽多年的军阀马联甲被驱逐出安徽，所以徐介藩回到家乡固镇，担任了固镇高等小学教师。在固镇教书期间，徐介藩得知老朋友许继慎、彭干臣、傅维钰、吴展、杨溥泉等人都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于是，南下黄埔参加革命便成了徐介藩挥之不去的梦想……

1925年1月24日，在农历大年初一的这一天，年仅24岁的徐介藩离开故乡转道上海赴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第三期步兵科入伍生，和他同期的既有王耀武、戴安澜、刘安祺、熊绶春、石觉、毛邦初等国民党军名将，也有朱云卿、吴光浩、常乾坤、刘铁超、姜镜堂、唐赤英等后来叱咤风云的我军一代战将。

此时的黄埔军校已经开始实行严格的入伍生制度，经过三个月紧张的入伍生教育，徐介藩最终通过了考试，正式转为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员。不久，徐介藩经老朋友、黄埔一期毕业的许继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的入党登记档案却不幸遗失。在黄埔军校期间，虽经徐介藩多次努力，仍没有找到入党登记存案，所以他的党组织关系一直无法转接。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形势瞬息万变。为了配合东征，徐介藩等黄埔三期学员被编为入伍生总队留守广州，分别驻守在黄埔、广州市区、虎门等地，负责治安和警戒任务；在杨刘叛乱时期，徐介藩等黄埔三期学员在张治中的率领下，又配合回师广州的东征军向叛军发动总攻击。在大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徐介藩第一次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这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6月23日，在周恩来、陈延年等领导下，广州的省港罢工工人、黄埔军校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英租界时，英国军警竟然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在这次惨案中，共产党员曹石泉等23名军校师生不幸遇难，其中不少人还是徐介藩朝夕相处的黄埔三期同学。这次惨案使徐介藩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凶残的本性，进一步激发了他保家卫国的革命信念。

1925年底，徐介藩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学习空军驾驶，和他同期的学员有常乾坤（新中国成立之后任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李乾元、黎鸿峰（越南人，黄埔二期毕业）、龙文光（红军历史上第一位飞行员）、毛邦初（后任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张廷孟（后任国民党军空军参谋长，黄埔三期毕业）、余世沛、李玉英（女）等。

1926年2月，徐介藩由广东航空学校同学李清源和戴勋二人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任中共广东航空学校特别小组组长、广东航空学校掩护队副队长。

为了更好的学习航空知识，将来保卫祖国的领空，徐介藩和常乾坤等人多次向组织上申请赴苏联航空学校深造。不久，北伐战争开始，航空学校的许多学员和仅剩的两架教练机被征调到前方参战，学校正常的训练无法继续进行了。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选派航校部分学员到苏联留学。

1926年6月，徐介藩与常乾坤、李乾元、黎鸿峰、金震一（朝鲜人）等12位同学一起乘船到上海，然后远赴苏联学习。

1926年7月到达苏联后，徐介藩和常乾坤被安排到列宁格勒红军航空理论学校学习。这里无论是学习环境还是实践条件都好于广东航校，徐介藩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27年，徐介藩转入红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

1928年10月，徐介藩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二年级学习政治。1929年4月，徐介藩正式转为苏联共产党（联共）候补党员；10月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以后，被苏联内务部分配到远东地区的斯沃博得内公安部门反特务科担任干事。1931年被调往布拉戈维中斯克（即海兰泡）州公安部门担任责任科员。1932年4月，他从组织上得知了一个好消息：苏联共产党（联共）批准他成为联共正式党员，并且他可以领到苏联护照。

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期间，由于公安反特工作的特殊性，徐介藩被迫断绝了与安徽老家家人的一切书信联系。

在孤单寂寞的异域他乡，爱神悄悄地向过了而立之年的徐介藩走来。年轻有为的徐介藩，在布拉戈维中斯克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受到了苏联同志和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而单位中一位叫做马尔多夫斯卡的苏联女青年深深地爱上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同事。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撮合下，1933年，徐介藩与马尔多夫斯卡喜结连理。

1934年9月，徐介藩被调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公安部门担任科长。1936年正式加入了苏联国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期间，徐介藩多次受到苏联上级领导部门的奖励，曾经荣获过银表等奖品。9月，他被调到乌苏里斯克（即双城子）公安部门担任科长。

自己的祖国近在咫尺，却不能回去，身在异国的徐介藩经常感到惆怅，他思念他的家人，思念他的战友：看到祖国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徐介藩恨不得自己马上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到苏联以后，身在异乡的徐介藩备受鼓舞，当得知常乾坤等老同学纷纷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徐介藩再也坐不住了！1938年底，徐介藩向苏联公安部门递交了辞职书，返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回国投身抗战。在等待期间，徐介藩在莫斯科外交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份翻译工作。

组织上考虑到工作方面的实际需要，没有答应徐介藩回国的请求，决定把他留在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7月，徐介藩调入共产国际干部部东方干部处担任专员。在这里，徐介藩了解到国内抗战的形势，接触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全面抗战路线，认为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观点，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不仅会造成党内思想的混乱，还破坏了党的统一。虽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国内的洛川会议上受到了批评和纠正，但是身在苏联的徐介藩却受到了共产国际内部支持王明的人的错误批评，甚至还被关了禁闭。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做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考虑到徐介藩是中国人，苏联方面把他调入苏联共产党（联共）中央联络部国际部某秘密机关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问题参谋和主任参谋。在此期间，徐介藩参加了苏联莫斯科国防工程建设，多次参加义务劳动，先后被授予“保卫莫斯科奖章”和“卫国战争纪念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硝烟和烽火中结束了。战后，苏联人民齐心协力医治战争创伤，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徐介藩自己的祖国，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反共独裁的立场，再次爆发了内战，身在苏联的徐介藩决定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去，和战友们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并肩作战。

1948年3月，徐介藩回国的申请经苏联共产党（联共）中央审核，获得批准，他偕同夫人马尔多夫斯卡和3个女儿回到阔别20余年的祖国。徐介藩回国后，留在哈尔滨等待分配工作。中共东北局的领导同志考虑到他俄文方面的特长，决定安排他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编译局工作，出任《毛泽东选集》俄文总编辑，同时转为中共党员，证明人为李立三。由于徐介藩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入党介绍人和证明人许继慎早已牺牲，考虑到徐介藩的实际情况，组织上决定他的党龄从1926年2月在广东航空学校时期算起。

东北全境解放后，徐介藩于1949年2月调任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并且兼任中共东北局直属党委委员、副书记，不久又担任书记。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领包括高岗、王稼祥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的一次重要出访，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考虑到徐介藩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熟悉俄语和苏联的情况，中央调他和师哲、戈宝权、邓力群一同前往苏联。访问结束后，徐介藩随王稼祥留在莫斯科，一方面接收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另一方面筹备新中国的大使馆。

1949年10月2日，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苏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徐介藩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级参赞。此时，徐介藩尚拥有中苏两国国籍，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中国人，现在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所以不能拥有双重国籍，就办理了退出苏联国籍的法律手续。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联进行访问，并且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前，毛泽东和斯大林由于意思表达在双方之间产生误会等原因，发生了不快。面对苏联方面事先草拟的一份协议，毛泽东严肃地指出：“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他提议讨论充实文本内容，并且译成俄文。作为毛泽东身边少数几个精通俄文的官员，徐介藩和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四人全程参与了这次讨论，以最快的速度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讨论文本翻译成俄文，最后由徐介藩打印出来，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顺利签署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2月，徐介藩患难与共的苏联妻子马尔多夫斯卡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而逝世，徐介藩万分悲痛。为了国家的工作，徐介藩忍痛把自己的3个女儿托付给马尔多夫斯卡的母亲抚养。6月，根据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我国在苏联赤塔设立领事馆，党中央派徐介藩前往赤塔筹建中国总领事馆，出任总领事兼党支部书记。但是徐介藩在赤塔工作得并不很顺利。因为当时苏联方面依旧按照传统思维，把一切外交人员当作外国的情报人员一样，处处防备，特别是当他们得知徐介藩曾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后，克格勃的人更是对他“特别照顾”，对他的活动处处设限，所以徐介藩在赤塔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愿意返任了。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朝鲜人民军中有苏联顾问，所以毛岸英随彭德怀司令员入朝担任翻译，协调与苏军顾问的工作。毛岸英牺牲后，继任的翻译水平有限，导致双方经常发生误会和争执，彭德怀多次向军委建议给他派一位得力的俄语翻译。经过周恩来的物色，徐介藩于1951年4月从外交系统调到朝鲜前线，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翻译，积极协助彭德怀处理日常军务，并参加了开城谈判，还获得过朝鲜方面颁发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平时很少夸人的彭德怀对徐介藩这位翻译非常满意，他说：各方面由于翻译误差而出现意见分歧、发生争执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1952年11月，徐介藩被黄埔学长、志愿军原副司令员陈赓选中招回国内，赴哈尔滨协助陈赓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陈赓看来，徐介藩是个留学苏联的空军专家，所以，一开始就要他担任空军工程系主任。这时，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回国的唐铎也分配到哈军工工作。考虑到唐铎在苏联空军服役近30年，又是航空兵器专家，陈赓权衡再三，亲自找徐介藩做思想工作，调整他和唐铎的工作岗位。徐介藩坚决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调任装甲工程系任主任。在军事工程学院创院的艰难时期，徐介藩始终保持着一位共产党员艰苦奋斗、严于律己的作风，拒绝搬进为他准备的高档楼房，坚持住在两间仅24平方米没有供暖设备的背阴平房里。为了培养装甲兵工程技术干部，徐介藩制定了严格管理、从严治教的方针，提倡理论和实践并重，技术学习和战术学习并重。不久，为了发挥徐介藩在航空方面的特长，中央军委决定调他出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但是他已决心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装甲工程系的工作当中，于是婉言谢绝了组织上的安排。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虽然徐介藩长期在苏联工作，但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资历深，所以他的军衔经过陈赓的亲自评定，拟授少将军衔。方案报上去以后，由于全军当时符合授少将军衔条件的人很多，而最终的名额只有800多名，所以徐介藩最后只被授予了装甲兵大校军衔。不少人认为像徐介藩这样的黄埔三期的老革命，仅仅授予大校军衔实在是委屈他了。但是徐介藩并不在乎这些，他觉得自己旅居苏联20多年，为祖国为人民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军衔高点低点都无所谓，关键是勤勤恳恳的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1956年，徐介藩与林彪的前妻、曾经旅居苏联的张梅结为伉俪，他们之间相敬如宾，即使对林彪的女儿林小琳，徐介藩也是视如己出，关怀备至。

1958年5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筹建坦克科学技术研究所，11月，徐介藩兼任主任，赵敬璞兼任政委。徐介藩是黄埔三期出身，比林彪还早一期，但是他在同事、学生面前平易近人，从来不摆老资格。他工作中兢兢业业，生活上艰苦朴素，业余时间刻苦钻研专业知识，成为了哈军工老同志当中“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徐介藩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领导装甲兵工程系的师生和员工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最终研制成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陆两栖坦克，为我军装备的正规化、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介藩生性耿直。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克服教育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发动了“反教条主义运动”，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到哈军工视察，时逢哈军工开党代会，谭政在主席团会议上做结论，认为哈军工的教育计划基本上是错误的，当时无人敢提反对意见，徐介藩在会议上和这位总政治部主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争论起来，认为哈军工成绩卓着，在全国教育界占有地位，不容否定。争论到最后，谭政大将和徐介藩大校都拍了桌子。徐介藩的刚直，从中可见一斑。

1959年4月，徐介藩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特邀人士）。同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向毛泽东主席上“万言书”而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当时全军上下一致批彭的“非常形势”下，徐介藩却不怕被扣上“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帽子，认认真真地阅读了彭德怀所写的“万言书”，斩钉截铁地认为：“我看彭老总没有错！”

1960年8月，徐介藩被调往西安负责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1961年5月15日，装甲兵工程学院在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王振祥任院长，王再兴任政委，徐介藩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大搞“政治挂帅”。装甲兵工程学院一些人也投其所好，大搞形式主义，不断压缩学院正常的军事技术课程，把时间耗费在政治学习上。一贯敢于直言、发表不同意见的徐介藩认为：装甲兵工程学院应以技术课为主，政治课不能安排太多。那些人听到徐介藩的意见之后，认为他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给徐介藩扣上一顶“重技术、轻政治”的大帽子。不久，组织上决定调整装甲兵工程学院的领导班子，作为老同志，无论是资力、威望，还是工作能力，徐介藩都是院长一职的热门人选。但是当组织上提名比徐介藩年纪轻、资历浅的副院长沙风大校担任院长后，徐介藩完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表示自己将全力支持沙风的工作。因为在徐介藩看来，自己满腔热忱参加革命，为的是救国救民，为的是富国强兵，而不是追求升官发财。这充分表现了一名老党员的宽广胸襟。

1961年8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晋衔命令：晋升徐介藩为装甲兵少将军衔。

1964年10月，林彪一纸电令把徐介藩他们辛辛苦苦创建的哈军工调出军队序列，让远在西安的徐介藩很是痛惜。这年年底，徐介藩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特邀人士）。

1965年，徐介藩正式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曾长期在苏联工作的徐介藩虽然已经离休，无职无权，但还是被林彪、康生及其党羽诬以“苏修特嫌”。1968年4月，徐介藩被非法关押在北京郊外的通县进行“隔离审查”，强令他“交代问题”，并受到“专案组”的残酷迫害，酿成了脑血栓后遗症。直到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徐介藩才被解除了监禁，但是组织上还是没有对他的“问题”做出任何结论，徐介藩的头上还顶着一个“苏修特嫌”的沉重罪名，接受无休止的审查。

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以后，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极“左”的错误进行全面整顿，经过多方努力，徐介藩问题的解决终于有了转机。197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对徐介藩做出了“解除审查”的结论。

1979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推翻了林彪一伙强加在徐介藩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正式为徐介藩做出了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积郁在徐介藩心头多年的闷气一扫而空。

1981年，徐介藩享受正军级待遇：次年，中央军委又批准他享受副兵团级待遇。晚年的徐介藩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特邀人士）。

1983年4月16日，有着传奇经历的徐介藩将军在解放军总医院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