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词条：战国大事年表

周天下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整合为十多个大实体国家，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不得不面对直接残酷竞争的格局。资源的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富国强兵成了各国决策层的首要考量目标。在此时代出现的普遍的需求之下，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应时展开，战国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拉开。

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铁器开始出现与使用，取代了石器而与青铜器同时并进使用，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的发展，而春秋时的井田制被取消。农业进一步发展，各国人口增多。手工业的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得到大力发展。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加剧。诸侯国兼并土地战，争夺生存空间，代替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霸权争夺。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田和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

这些发展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世袭的等级制度被瓦解，一些过去的贵族失去了地位，而另一些那个时候的平民通过经商或其他的机会致富，甚至成为政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官僚制度发生了变化。

为了应付这些变化，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变法。最早开始改革的是魏国。魏文侯在前445年继位后，师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招揽了一大批人才。之后又启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进行了改革。

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战国时期，关中是士族政治形态和农奴制经济形态，中原是卿大夫政治形态和隶农制经济形态，而南方则是原始部落政治经济形态，中国的总体社会形态是卿大夫政治形态和隶农制经济形态。

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相互混战，国际社会非常不稳定。战国初期东周境内尚有十几个国家，其中以齐、晋、楚、越四国的实力最强，有四分天下之势。

后来晋国内乱，以智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为主的“六卿”又互相兼并，范氏和中行氏倒下后，以智伯瑶为首的智氏，于前455年联合韩、魏两家合兵攻赵，把赵襄子围在晋阳，决汾水灌城。韩、魏突然和赵氏联合起来，于前453年消灭智氏，瓜分了智氏的全部土地。不久，三家又将晋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绛州外，也都瓜分了。这时的晋国国君降到了三家之下，卑屈到要朝见三家大夫（三家分晋）。前403年，东周共主之周威烈王册命了韩、赵、魏三家列位诸侯，由此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

齐国卿族田氏到陈完的第五世孙田恒，联合鲍氏，灭了当时专权的栾、高二氏篡夺齐国政权（前386年，田氏代齐）。

后来燕国崛起，秦国中兴，及其它一些小国陆续的被吞并或沦为附庸。从春秋时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了二十余家。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国，东姜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各家的兼并战争使得诸侯变少了，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

公元前445年，魏氏领袖魏桓子病逝，魏斯继承权力。魏斯就是魏文侯，魏文侯三次攻秦，都遭遇到秦国巨大的抵抗。在对楚国和齐国的扩张也遭遇了两次大败。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大国战争的受阻，意味着魏国实力的不足。魏文侯君臣形成了一种判断：魏氏集团要继续强大，要在大国战争中取得军事进攻的绝对优势，就要进行全面的变法，以寻求新的历史出路。李悝出山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法经》。《法经》既是李悝自己法治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是汇集、整理当时各国的实用法律即“撰次诸国法”而编成的一部法典。

李悝变法的第一个方面是整合并创造魏国的新的政治制度。第一次在魏国创造性地建立了趋于中央集权制的新型权力体制。全国军权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统帅军队作战的“上将军”系统，一是防守要塞关隘及保障军队后援的“国尉”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运转，其主要方面都由国君以兵符的形式直辖。

李悝变法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尽地力之教”。就是在激发农耕者的积极性上做文章，全面实行私田制经济，以达到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潜力的目标。国家实行平粜法，保证应对饥荒灾害。其核心是以公平的价格在丰年收购余粮的方式，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再在灾年以相对低的价格进入市场，以平易粮食价格。

李悝变法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放弃礼治，推行法治。自李悝变法开始，魏国以《法经》为法律蓝本，普遍推行了相对全面的法治，取代了以往混杂不清的治国方式。

变法完成之后，魏国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超强大国。恰在这一时期，在鲁国失意的卫国布衣名士吴起到了魏国。魏文侯先是任用吴起为西河守，统率对秦军事行动，取得了不少小胜利，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变法之后，魏国实力大增，吴起随即为魏国训练出了一支装备精良、战术素养极高的大军，天下号称“魏武卒”。 魏国在变法之后的超强实力，一直是其余六大国所不能企及的。魏国对秦国的强大压力，魏国的战争优势，也一直保持到商鞅变法成功之后。魏国变法的连锁效应，也引发了战国初期的第一波变法浪潮。

战国初期，韩国曾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政治上造成了一些混乱。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实行进一步的改革。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他是个讲究“术”的法家，其理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就是从黄老学派那里发展来的。申不害讲究统治之“术” 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申不害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把权柄集中于国君一人，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不但主张国君要用术，而且要求各级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凡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大权。但是这样一来，只能使得国君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韩非曾对此提出批评。

申不害所讲的术，客观上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产物。这种阴谋权术，不仅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故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这样用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效是比较差的。

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菏泽定陶西）人，一度做过鲁国的将，旋即入魏，被任为西河郡守。公元前390年左右，因为魏武侯的大臣王错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被楚悼王任为“宛守”，防御魏、韩。一年之后，被提升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篇》）。就是要剥夺一些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军政开支的“不足”。他认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禄秩，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节省这些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这个措施革除了一些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军事力量。

吴起“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的另一个措施，是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去。他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认为多余的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楚国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应该加以纠正。因而他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这是迫使旧贵族带同所属人员去充实广大的荒凉地区，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并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

吴起在变法过程中，曾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反对，贵人“皆甚苦之，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见恶”（《吕氏春秋·义赏篇》）。还曾遇到当时楚国流行的道家的攻击。楚国经过了吴起变法，也就强盛起来。吴起曾“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他“南收扬越”，取得了很大成果，扩展了南方许多土地。但是就在胜利的这年，楚悼王去世了。吴起到治丧的处所，便遇到许多贵族的联合进攻。吴起伏在王尸上，贵族的箭射中了王尸。吴起也被车裂肢解而死。吴起死后，楚国虽然也成为“战国”之一，在政治制度上有些改革，但是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政治上比较腐败。

在战国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随着魏国和楚国的相继衰落（参见词条战国历史分期），形成了齐国和秦国东西对峙的局面，因而秦齐两国展开了争取其它诸侯国、孤立对方的斗争，而韩、魏、赵、楚、燕等国，则在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中摇摆。这时，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政治家——张仪和公孙衍，他们分别连横和合纵。这种情况又被称为纵横（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强大起来的秦国，不断地向东方扩张领土。周显王四十年（前329）魏人张仪来到秦国，向秦惠文君上连横之策，建议与魏、楚相亲善，接着在魏、楚的配合下，进攻韩国的新城和宜阳，将军队开到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再回过头来攻取魏、楚的领土，迫使天下诸侯都西面事秦，完成称王的大业。这一策略正中秦惠文王下怀，遂以张仪为客卿。张仪一再鼓动秦军攻打魏国，又将所夺土地还魏，迫使魏国首先事秦，纳上郡十五县予秦，对其它东方国家形成很大的威胁，张仪被任命为秦的国相。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魏将公孙衍行合纵之策，促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承认对方君主为王，以联合抗秦。但不久，楚国就派兵伐魏，公孙衍的策略受到挫折。魏相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也遭到失败，被驱逐。魏惠王受到齐楚的打击，不得不于周显王四十七年（前322）任用张仪为魏相，想联合秦、韩之兵以伐齐、楚。但张仪的真正意图，是要魏国首先事秦，而让其它诸侯国仿效。魏惠王没有听从张仪的意见，在齐、楚、燕、赵、韩等国的支持下，于周慎靓王二年（前319），赶走张仪，以公孙衍为魏相。次年，公孙衍发动魏、楚、燕、赵、韩五国第一次合纵攻秦，以楚怀王为纵长，被秦击溃。

此后，秦不断进击三晋，又利用蜀国、巴国互攻的机会，出兵占领了巴蜀全境，获得了一个富庶的后方基地，秦国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巴蜀地区遂定，秦国日益富强。四川盆地物产丰富，农业条件优越，为日后秦国的强盛和统一奠定了基础。

周慎王五年（前316），燕王哙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结党进攻子之，百姓反攻，杀太子平和市被，死者数万。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五十余日，就攻取燕国全境。由于齐军大量杀戮平民，燕人起而反抗，齐军被迫撤退。但此事证明，齐国的力量仍相当强大。同时，齐与楚结盟，更加强了齐与秦抗衡的力量。

秦齐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楚国是春秋老牌强国，和晋国争霸了百年，虽在春秋末期遭受了吴国大举入侵，国势大损，但随着楚昭王，楚惠王数十年的修养以及不断对南北拓开疆域，渐渐有了复兴的苗头。战国初期前390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楚国北败三晋，西却秦，南开长沙，苍梧，天下诸侯畏楚之强。

前381年，楚悼王死后，贵族叛乱，射杀吴起并箭中王尸，新即位的楚肃王将其叛乱贵族尽灭，但同时造成楚国朝政大为混乱，楚肃王为稳定朝政，与剩下的贵族达成协议，废除吴起的部分变法，以求稳定国家。变法虽被大大缩减，但不影响楚悼王为楚国留下的强国之体，其后楚宣王，楚威王即位后，创造了楚国在战国前所未有的盛世情况，即楚国历史上的宣威盛世，在此期间，楚宣王扶持过秦献公，秦孝公，秦楚两国通婚连好，共对魏国。楚宣王又发兵救赵，离间三晋，削弱强魏。齐魏徐州相王而不通知楚国致使楚国大怒，楚威王在徐州大破齐军，给了齐威王一个教训，楚国在此期间国势达到最强的局面，总体发展还是向上的，并使这一盛世延续到楚怀王前期。

在楚怀王熊槐时期，秦齐两国前后强盛起来，楚国对其双方的倾向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两国开始了争取楚国的支持。但自齐国大破燕国后，楚国与齐国结盟和好，齐楚联盟，致使秦国想要攻伐齐国的打算落空，秦国想要打击削弱齐国，就要拆散齐楚联盟不可。可楚国此时的国君偏偏是爱贪图便宜的楚怀王熊槐。

为了破坏楚、齐联盟，周赧王二年（前313）张仪出使楚国，使楚与齐绝交。秦国派张仪入楚向楚怀王熊槐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在今河南淅川西南）600里地方为代价。楚怀王熊槐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

当楚国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狡猾地说：“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没听说是六百里。”楚怀王十分恼火，发兵攻秦。秦军在丹阳打败楚军，楚兵被杀八万人，楚将屈匄被俘，秦攻取楚国的汉中地六百里。公元前312年，丹阳之战后，又爆发了秦楚蓝田之战，面对丹阳之败楚怀王熊槐并不服输，而是增调楚国全国的军队深入秦国境内，秦、楚两国战于蓝田（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 ，楚军大败。韩、魏两国也趁机出兵，一直打到邓。张仪又说服韩、赵、燕与秦连横。周赧王十四年（前301），齐、韩、魏联合攻楚，杀楚将唐昧，尽吞楚方城地区。也在这一年，宋康王南攻楚国，夺取了淮北。周赧王十六年（前299），楚怀王熊槐不顾屈原忠告，受骗往秦，被扣留，最后死于秦国。

楚顷襄王即位后，楚国愈加衰弱，虽在抗秦方面攻取旧巴国之地取得一系列胜利，但更激起秦国的报复与打击。其后楚考烈王即位后，用春申君为相，北救赵国，与诸侯共同抗秦，攻灭鲁国，楚国有了中兴之势，但难以弥补楚怀王，楚顷襄王留下的巨大创伤。楚国在楚考烈王去世后，内部宫廷不断倾扎，楚国日渐衰弱下去。

周赧王八年（前307），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传统的车兵为骑兵，改车战为运动战，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成为秦国向东发展的新障碍。秦昭王为了打击赵国，派穰侯魏冉到齐，约齐愍王与秦昭王同时称帝，联合五国攻赵。

游说家苏秦识破了秦的阴谋，劝告齐愍王放弃帝号，发动合纵，会合燕、韩、魏、赵等五国军队，于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联合攻秦，秦被迫割地给魏、赵以求和。此后，赵将赵奢、廉颇，赵相蔺相如一再粉碎了秦人的军事进攻和外交重压，捍卫了赵的尊严和国土。

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一时威势很盛，引起各国的不安。燕国联合秦、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于公元前284年，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燕昭王自继位以来，奋发图强，卑身事贤，以图雪耻复仇。周人苏秦和魏人乐毅受到重用。乐毅帮助燕昭王进行政治改革，使燕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苏秦则作为间谍出使齐国，劝说齐愍王伐宋、攻楚，以削弱齐的力量。二人并与赵、魏、楚等国约定，联合伐齐。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燕将乐毅率燕、赵、秦、魏、楚五国之兵，联合攻齐，一直攻破齐都临淄，夺其大部分疆土。齐将田单利用燕国内部矛盾，驱逐燕军，收复了失地。然而，齐国已经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

秦自孝公时商鞅变法，中经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一百余年间，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注重水利和农业生产，奖励军功，军队装备优良，又充分利用客卿为秦谋划作战，在诸侯国中越战越强，终于打败了东方各个强大的敌手，成为天下第一的强国。

战国时，周王室连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也没有了，但仍在洛阳一带勉强维持。西周初年营建雒邑时，共修建了两座城。西边的方十七里，叫王城，东边的小些，叫成周。战国时，由于王室内部争权和分封，先后出现了居于王城的西周公和以巩邑（今河南巩县）为都城的东周公，真正天子的周显王寄居于东周公治下。周赧王八年（前307年），因赧王拒绝秦武王试举周鼎的要求，秦军逐赧王出成周王宫，赧王徙居西周王城。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秦军攻取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二地，斩首四万。西周君联合诸侯军队出伊阙（今河南洛阳南）攻秦，以隔断秦与阳城的通道。秦昭王于是发兵攻西周，西周君不得不将其三十六邑全部献给秦，西周国灭亡。同年，周赧王死去，作为天子之国的周朝不复存在。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秦相邦吕不韦带兵灭东周公。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揭开了秦国统一战争的序幕。楚国避秦军威势，迁都于陈，诗人屈原痛感国家沦亡，投汨罗江自尽。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1），客卿范雎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就是与远方国家结盟，集中力量先打败邻近的国家，再逐步兼并其它各国。

秦昭王纳范雎之策，于周赧王五十年（前265）出兵伐韩，封闭上党郡与韩都城新郑的联系，虽迫使韩国将上党献给秦。然而上党郡却转而依附赵国，秦王大为震怒，秦赵开战，赵派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0），秦派大将王龁夺取上党，与廉颇军在长平交战，赵军数败。廉颇加固壁垒，坚壁不出，双方僵持达三年之久。长期的消耗战下两国国力皆损失过大，秦国欲早日决战，赵王对廉颇消极避战也相当不满，秦用反间计在赵国散布谣言，使赵国以年轻气盛的赵括代替廉颇为长平赵军统帅。秦国同时秘密地换来大将白起。秦军攻赵军营垒后佯败后退，赵括率主力追击，白起派出奇兵分割赵军，并将赵括包围起来。赵军被围断粮四十六天，杀人以食，军心大乱。赵括冒险突围，当场丧命，全军大败。白起将赵军降卒全部活埋，赵军前后共损失四十多万。长平之战是秦国与他在中原最后一个强手的决战，也是战国最为惨烈的一次战争。至此，东方六国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

长平之战后，秦军乘势包围赵都邯郸。秦军的残杀，激起了赵人的义愤和别国的恐惧，在危急存亡面前，楚春申君、魏信陵君率军与赵军内外夹攻，大败秦军，秦国因在长平之战损失严重亦自感力量不足遂撤兵。

秦孝文王立一年（前250）而卒，秦庄襄王继位，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为丞相，第二年就率兵灭东周国，取韩之成皋、荥阳，建三川郡。次年，秦军击赵，伐韩，在上党设太原郡。庄襄王三年（前247）崩，秦王赵政（先秦时期姓氏并未统一，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秦始皇叫赵政。）即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帝。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军攻魏，夺其酸枣等二十城，设东郡，前241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共推楚考烈王为纵约长，庞暖为联军主帅，共同攻打秦国。联军攻至函谷关时，秦军出击，诸侯联军败退。联军转而进攻秦国的盟国齐国，夺取了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于秦王政六年（前241）粉碎了楚、赵、魏、韩等国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合纵对秦的军事进攻，还用反间计除掉了反秦最激烈的魏信陵君。至此，在疆土广大兵强马壮的秦国面前，东方六国君主形同于秦的郡县长官。

秦王政九年（前238），平嫪毐之乱，秦王嬴政亲自执掌政权，随即出动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六国旧势力，史称秦灭六国。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秦攻占赵都邯郸；前227年荆轲刺秦，失败被杀；前225年秦灭魏；前223年秦灭楚；前222年秦灭燕、赵；前221年秦灭齐，秦王政称皇帝，为始皇帝。

东南西北上中下；齐楚秦燕赵魏韩。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称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将军。楚国一直以令尹为最高官职，柱国或上柱国为地位稍次的最高武官。各国次一级的武官为尉，或称国尉、都尉。国君的秘书称御史，并有监察之任。郡县的设置更为普遍，逐渐形成以郡统县的格局。原来，官吏世袭，各有封地。战国中期开始，国君对各级官吏改为给以一定粮食作为俸禄，或赏给黄金、钱币。同时形成玺符制度，任免官吏以玺为凭，调动军队以兵符为据。从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县以下，有乡、里、聚的组织。乡有三老、廷掾，里有里正。聚是村落，其下有伍、什的编制，五家为一伍，有伍长，十家为一什，有什长。

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

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百事，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各国都置此官，但名称上略有歧异，有些国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类的旧名。有的国家称为宰相，秦有时不置相邦，而设左、右丞相。

较相邦为低并分掌各种具体职务的官吏，有主管民政、军事和工程事务的司徒、司马和司空（见三有事），有管理刑罚和辞讼的司寇或司理。还有专管农业、手工业、山林资源的司田、工师、虞师等官。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秦商鞅变法后，全国共设四十一县，《战国策》说魏有百县。县也称都，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在县以下有乡、里。有的国家在乡、里之间还有州。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县的主管官吏为令，秦或三晋，也称县令为大啬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县司空、县司马等官。乡、里设三老、里典、伍长等。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

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往往设郡以统县。如魏在河西设上郡，秦灭蜀后设蜀郡，赵打败林胡、楼烦后建立云中、雁门等郡。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也有称太守者。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

从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当时称为“收玺”或“夺玺”。君主通过所谓的“上计”，考核官吏治绩。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荀子》说：“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邦为百官之长，如君主对其不满，随时可被免职。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持较高的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