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战争，十七次军事政变，还冒出一个恶魔似的独裁者，打着上帝的旗号率先开展了拉丁美洲当代的种族文化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夭折，超过一九七零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镇压与迫害造成的失踪人口近十二万，好比乌普萨拉⑥全城市民不知去向。难以计数的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分娩，婴儿被军政府秘密送养或送进孤儿院，至今下落不明。为了让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约二十万拉美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十多万葬身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这三个中美洲恣意妄为的小国。若以相同的比例换算至美国，相当于四年内横死一百六十万人。

智利本是好客之国，居然也有百分之十的人口——一百万人亡命天涯。乌拉圭是个两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在拉美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却也流放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自一九七九年起，萨尔瓦多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制造一名难民。拉美各国的流亡者与难民，加起来比挪威的总人口还多。

我斗胆认为，是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的表现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学院的极大关注。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我这个四处漂泊、思乡心切的哥伦比亚人只是蒙幸运女神的眷顾。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如果连我们自己也被难倒，那么，生活在地球这边、理性至上、沉醉于自身文化的人自然就更无法明白我们了。不难理解他们会坚持用衡量自身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忘记了生活的苦难因人而异。自我追寻的路上荆棘丛生、鲜血淋漓，他们走过，我们在走。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可敬的欧洲如果想想他们的过去，再来对比我们的现在——记起伦敦花了三百年才建起第一道城墙，又花三百年才有了一位主教；罗马迷失了两千年，才由一位伊特鲁里亚国王确立其历史地位；如今爱好和平，出产有孔奶酪、精密钟表的瑞士，十六世纪还在以雇佣兵的身份血洗欧洲；即便在文艺复兴顶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中的一万两千名德国雇佣兵也曾对罗马烧杀抢掠，刺死八千罗马人——也许会更理解我们一些。

托尼奥·克勒格尔⑦的梦想是将纯洁的北方与热情的南方融为一体，五十三年前，托马斯·曼曾在此地对此大加赞赏。今天，我无意再次扮演这书中的角色，但我相信，头脑清楚的欧洲人，同样为建设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国家而奋斗的欧洲人只要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帮助。对于梦想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席之地的人民来说，如果支持仅限于声援，没有落实成合法的行动，我们的孤独感是丝毫不会因之减少的。

拉丁美洲不情愿、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此外也不会去幻想西方国家能打心眼儿里支持我们独立、独特的发展计划。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离。为什么文学上的独特性可以被全盘接受，却对我们独立自主、举步维艰的社会变革疑虑重重、全盘否决呢？为什么认为欧洲发达国家在本国推行的社会公正无法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成为拉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历史上众多的战乱与伤痛，源于世世代代的不公和无休止的苦难，而非千里之外的诡计阴谋。可许多的欧洲领导人、思想家偏不信。他们忘了自己也曾年少轻狂、锐意进取，幼稚地以为不听两个超级大国的摆布，只会走投无路。朋友们，瞧，我们有多孤独！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活下去。无论洪水、瘟疫、饥荒、灾难，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

如今，这优势还在扩大，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世界年净增人口已达七千四百万，相当于纽约人口的七倍。人口大多出生在贫穷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美。与此同时，最繁荣的几个国家却积聚了足够大的破坏力，不仅能将现存总人口毁灭一百次，还能将在这个倒霉星球上存在过的所有生物尽数毁灭。

也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的导师威廉·福克纳在这里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如果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十二年前被他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人类历史上已首次从科学角度成为可能，我会愧对这个他曾站过的位置。这令人震惊的现实在人类史上曾经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创造者有权相信：反转这个趋势，再乌托邦一次，还为时不晚。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有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⑧

①：指16世纪中期，西班牙绑架印加国王一事，西班牙要求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赎金，耗费了印加举国上下几乎所有的金银。然而当印加人用上万头骡子交出赎金后，西班牙人却暗地以通敌罪审判印加国王，并判处火刑。

②：米歇尔·奈伊（Michel Ney，1769-1815），法国军人，拿破仑麾下18名“帝国元帅”之一。

③：指萨尔瓦多·阿连德（Sala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医生、政治家、总统，1970年作为人民团结阵线的候选人当选为总统，任内实行国有化政策、土地改革、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执政后期经济形势恶化，政局动荡。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在军事政变中以身殉职。

④：指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Jaime Roldós Aguilera，1940-1981），1979年当选厄瓜多尔总统，1981年因空难丧生。

⑤：指奥马尔·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Omar Efraín Torrijos Herrera，1929-1981），巴拿马政治家、国民警卫队司令、政府首脑、1968年~1981年的实权人物。1972年在全国民众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府首脑和革命最高领导人，掌权后实施经济改革和土地改革，1977年和美国总统卡特签署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取消美国永久占领运河区的特权。1981年7月31日因飞机失事遇难。

⑥：瑞典城市。

⑦：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于190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⑧：与马尔克斯作品《百年孤独》的结尾呼应，原文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拉丁美洲国家民族心理的形成是有复杂的民族渊源和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在大多数观点中，美洲的第一批发现者来自亚洲，这些印第安人的祖先跨过了远古时代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陆桥，踏上了美洲的土地。印第安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文明核心区，一个是中部美洲文化区，一般位于墨西哥中部、南部以及与之毗邻的中美洲各国印第安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后来形成了著名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另一个是安第斯文明，一般位于安第斯山脉中部高原和太平洋沿海地区。这一地区后来形55成了莫奇卡文明和印加文明。这些文明在渔猎、农业、手工艺、宗教、科学、建筑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成就。玛雅人的智慧、阿兹特克人的军事、印加人的管理能力对拉丁美洲后来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土著印第安居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闭塞落后的生活环境有一定关系。拉丁美洲国家历史上有相同的遭遇，文化传统方面又有共同的特点。在他们那里，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根深蒂固，许多世纪前的神话传说、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一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关于死亡的看法，他们认为生活与死没有绝对界限，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生命可以在残废中延伸，亡灵也有情感，也有听、说、忆、思的能力。譬如阿兹特克人相信灵魂永生，相信太阳神等各种自然神灵。印第安人也笃信万物有灵，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阿斯图里亚斯在《玉米人》中描写的大自然的各种因素，如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河流山川都具有各自的生命和特点，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决不仅仅起着衬托环境的作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根基。在15世纪末，印第安文明开始出现奴隶买卖的现象，形成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部落之间战争频繁，原始民主制度开始遭到破坏。但绝大多数还处于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较为低下。

殖民主义的侵略是拉丁美洲民族心理形成的第二个原因，在征服期间，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当地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殖民者采用了直接强取印第安人先前积累的大量贵金属的方式。例如，在墨西哥中部的塔拉斯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米却肯地区），在西班牙征服以前，塔拉斯科人的冶金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大量工艺品包括圆盾、头盔、手镯、杯子等。殖民者将这些工艺品掠夺一空，并将其融化成银块运回欧洲。他们还绑架印加国王，要求后者的子民交出金银，这些金银相当于欧洲半个世纪的生产数量，是印第安人连庙宇中的金银也一并穷尽所聚集的。但是在印第安人如约交出赎金后，欧洲人非但没有释放国王，反而绞死了他。欧洲国家在拉丁美洲实行垄断贸易政策，还沿用了印第安人的冶金技术，利用拉丁美洲的矿产炼制了大量的白银，而这些白银直接推动了欧洲大国的崛起和工业化。之后欧洲殖民者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剥夺印第安人的劳动力和土地。由于印第安人人口的锐减，欧洲人开始拥有拉丁美洲的土地，农业形式渐渐地从印第安人村社向大庄园和种植园转变。

除了侵略、掠夺，欧洲人还对拉丁美洲进行了文化入侵、政治入侵、宗教入侵。大概到了17世纪中期印第安人人口开始达到稳定，并且有缓慢回升的现象。黑人出现在拉丁美洲大陆上，形成了多种族的社会，混血儿大量涌现，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并且欧洲人在拉丁美洲并没有能形成统一，新世界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白人集团互相敌对，加上欧洲带来的疾病的蔓延，美洲大陆社会稳定程度极差：印第安人不断起义，同族之间却互相斗争、暗算；各阶级之间的武装斗争不断；殖民地与宗主国矛盾也日益加深，欧洲国家企图通过改革缓解矛盾以维持对拉丁美洲的统治，但是改革非但不见成效，反而加深了矛盾；欧洲其他国家对拉美的进一步入侵；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也开始在拉丁美洲出现。

1790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在拉丁美洲的海地爆发了黑人革命，经过10多年的战争终于成立了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国家。1810年，由于拿破仑在欧洲的发动战争令宗主国陷入危机，帝国统治面临崩溃，为了防止另一个海地出现，拉美土生白人在拉丁美洲发动了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紧接着是连绵不绝的起义和战争，拉丁美洲几乎没有一片净土。经过长期的斗争，拉丁美洲一个个国家开始独立，终于摆脱了殖民者的统治。

由于殖民主义及其他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混杂性。哥伦比亚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遭受过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从十六世纪开始，拉丁美洲就生活在殖民主义的铁爪下。他们不但受到了殖民主义者的经济掠夺，同时还受到强者的文化渗透，殖民主义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传统也进行破坏和歧视。西方文化和土著印第安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结果之一是各种族、各民族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隔阂。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外来人的涌入和白人与土著印第安人、白人与黑人等多血缘混血儿的产生，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文化差异在逐步缩小，出现了多民族文化的混杂和相互融合。但是，不管多种族、多民族文化怎样混杂和融合，拉丁美洲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不会被西方文化同化，因为这种文化的融合就象拉丁美洲的混血儿一样，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统治，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进行侵犯和拈污的产物。被压迫者的文化决不会因受到践踏和歧视而就此消亡，相反，拉丁美洲民族的那些神话传说、宗教观念和风俗习惯在入侵者的文化渗透下更加顽强地影响并主宰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拉丁美洲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以来，面对帝国主义的控制、勒索和侵略行径，拉丁美洲各国虽然政体有别，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但他们有共同的遭遇和命运，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还有西班牙语文学艺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美洲主义思想，这一切凝聚成了一股团结对外的力量。拉丁美洲人民越来越不甘忍受被人摆布的命运，他们要求独立自主的意识逐步增强。

第三个原因是拉丁美洲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无比坎坷。虽然拉丁美洲在名义上独立了，摆脱殖民统治的拉丁美洲未能获得真正的和平，欧洲列强一系列的政治措施依然压迫着拉美。在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中，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之间相当于原来殖民地时期的总督区、都督区大小十多个各自为政的共和国。各个国家人民的国家意识渐渐增强，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国家之间的冲突大多数是由于资源的争夺、无人区的主权问题、边界问题和难以妥协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国对其领国实行的霸权主义。即使国家之间有过不少谈判，但是有的战争依旧无法避免。再加上美国独立后对拉丁美洲军事和政治思想上的入侵，更是令的拉丁美洲动荡，无法形成统一、稳定的局面。

随着一战的到来，欧洲放松了对拉美的控制，但美国却借机加强了对拉美的压榨。但是欧洲国家对拉美资源的需求依旧促进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拉丁美洲各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开始出现，共产主义政党纷纷成立。同时拉丁美洲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运动，并开始出现军人干政的现象，二十世纪中期，拉美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军事政变，在残酷的政变下从“民众主义”向“官僚权威主义”转变。这些军政府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在统治期间犯下了许多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罪行，高级军官中腐败现象普遍，在经济上不能实行有效措施，面对债务危机无所作为，加上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拉丁美洲社会矛盾更加趋于尖锐化。迫于国内形势，一些军人政府不得不交出政权，“还政于民”，20世纪后期，左翼政治在拉丁美洲迅速崛起，左派政党开始上台执政，对当前拉美的政策实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然而，对拉丁美洲的“孤独”影响最大的还是拉丁美洲的近代史，比方说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绘的孤独感，其主要内涵应该是对整个苦难的拉丁美洲被排斥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愤懑和抗议，是作家在对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以及这块大陆上人民独特的生命力、生存状态、想象力进行独特的研究之后形成的倔强的自信。这个古老的家族也曾经在新文明的冲击下，努力的走出去寻找新的世界，尽管有过畏惧和退缩，可是他们还是抛弃了传统的外衣，希望溶入这个世界。可是外来文明以一种侵略的态度来吞噬这个家族，于是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文明世界中持续着“百年孤独”。作者表达着一种精神状态的孤独来批判外来者对拉美大陆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侵略，以及西方文明对拉美的歧视与排斥。这就是拉丁美洲近代历史中大多数民众及其家庭的现状。

在拉美近代历史中，有两种“主义”对拉美影响巨大，一个是庇隆主义，另一个是考迪罗主义。庇隆主义的政策是以民族主义为指导，提出“正义主义”，即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和要解放不要依附等主张。庇隆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已经是过时的制度“，因此”我们决定创立一个第三立场“，即正义主义。庇隆主张在经济上抛弃自由经济，而代之以社会经济。在社会方面，以社会正义为基础，在政治方面，注意寻求个人权利和公众权利之间的平衡。为推行庇隆主义，正义党建立了一个有工人、职业界，中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以工会为主要支柱的全国性政治组织。在经济上加强国家干涉，限制以致牺牲农牧业部门的利益，支持国营和本国私人工业的发展，以逐步改变国家的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庇隆主义使阿根廷的经济呈现了一旦时间的繁荣。迄今为止，庇隆主义仍然在阿根廷乃至整个拉美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

庇隆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事实上非常复杂，众说纷纭。但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眼里，庇隆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将阿根廷工人对庇隆的拥护完全视做群氓的表现，他也从不思考庇隆首次执政时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三项原则将会给阿根廷带来什么，不体察在冷战格局中庇隆宣布阿根廷选择“第三立场”意味什么。持左翼立场的莫内加尔曾经和博尔赫斯争论，莫内加尔认为“庇隆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贫民看来，他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引进了全新而必要的社会法规，他力图将阿根廷从强权下解放出来”。他试图对博尔赫斯说，“他的故事和梦魇里凶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尔赫斯自己的“噩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不会同任何人心平气和地对话，在他的认知中，“反庇隆”是彼时阿根廷的唯一真理。然而现实证明所有的”反庇隆主义“政治家当中大多数都是考迪罗主义者。而庇隆政权的性质实际上十分复杂，博尔赫斯只看到他富于煽动性的言辞、喜欢个人崇拜，却对庇隆扩大对工人阶级的福利、试图建立阿根廷民族工业等政策视而不见。而庇隆之后的军政权以及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性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十分清晰，都是毫无疑问的右翼法西斯统治。比如1995年，阿兰布鲁将军以“非庇隆主义化”为名实行了新的军事独裁，全面清洗庇隆主义，许多人被捕、遇害。

而考迪罗主义是拉丁美洲大地主阶级同天主教会的反动势力结成联盟，利用独立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军队作为反动统治的工具，从而在拉丁美洲形成的军阀独裁政治。“考迪罗”源自西班牙语，意为“首领”，后引申为“军事独裁者”。在独立最初的50年间，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政治动乱和不安定的状态中。考迪罗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以暴力手段夺取各地政权的现象相当普遍。玻利维亚在74年中曾发生过60次“革命”；哥伦比亚在70年中爆发了27次内战；秘鲁独立后100年间更换了50多个总统；而墨西哥在19世纪中有72个政府。有些考迪罗的通知甚至只有几个小时。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各国政权更迭频繁，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在考迪罗一旦夺得政权便实施独裁政治，随意修改甚至停止宪法人民群众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力。考迪罗们大多是制宪能手，自1810年来，考迪罗们一共颁布了宪法180余部，居世界各州之冠。他们利用权力肆意搜刮民财，贪污受贿，丝毫不考虑国家命运，因此造成了政府财政空虚，民不聊生。即使后来也出现过考迪罗主义下的稳定局面，但一旦独裁者去世社会又会回归动荡。考迪罗主义严重阻碍了拉丁美洲代议制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考迪罗主义给拉丁美洲各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拉丁美洲的独裁者们面貌各异，但本质上“殊途同归”：迷信、残忍、多疑和迷恋权力。各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神奇事迹，在拉美已成了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曾三次统治墨西哥的独裁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将军，举行过盛大的葬礼，只为埋葬他在战争中失去的右腿。海地的独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曾下令把全国的黑狗斩尽杀绝，据说因为他相信自己的一个敌人为了逃避逮捕和暗杀，而变成了一条黑狗。笃信鬼神的萨尔瓦多独裁者马克西米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则让人把全国的路灯统统用红纸包起来，认为可以防止麻疹流行。他还“发明”了一种钟摆，据说进餐前先在食物上摆动两下，便知食物是否下过毒药。委内瑞拉的戈麦斯被人们称作“鲇鱼”。这是因为他曾假死过，让人散布自己死亡的消息，以暗中“考察”人们对他的忠诚。自然，“复活”成功后便对异己大加挞伐，因此人民送了他这一绰号，以讽刺其“生命力顽强”。马尔克斯的另一部小说《家长的没落》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这条“鲇鱼”。1935年12月，当戈麦斯去世的消息传开，大部分委内瑞拉人都不敢相信。直到报纸刊登了戈麦斯躺在灵柩中的遗照，兴高采烈的委内瑞拉人才敢聚在一起高呼——“鲇鱼死了！”

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美国寻找、争夺、更换代理人的活动逐步加剧，军人政变成为许多拉美国家政权更迭的唯一方式，一个独裁军人代替了另一个独裁军人，新考迪罗们依旧延续着昨日的故事。在1982年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中，马尔克斯详细列举了自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拉美独裁者所带来的种种毛骨悚然的事件：五次可怕的战争和十七次军事政变，两千万拉美儿童还不到一岁就夭折，十二万人因遭受迫害而失踪，成千上万的战士为了改变现状而战死，更多的人被流放。“1970年以来拉丁美洲婴儿的死亡人数比整个欧洲出生的婴儿还多；拉丁美洲的流亡者与难民可以组成一个比挪威还要大的国家”。

在拉丁美洲近代历史当中固然少不了美国的介入，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胜利的美国开始大范围介入拉丁美洲事务，一手持美元投资和自由贸易，一手持战争大棒，在拉美迅速扩张。一战后，美国一跃而为美洲最有势力的国家。1899年，美国瓦卡罗兄弟公司把第一批香蕉从洪都拉斯运往美国新奥尔良，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就在这一年成立。作为一家美国跨国垄断公司、“帝国主义”的样板，它曾在拉美历史上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拉美，不少国家被称为“香蕉共和国”，这是对经济体系单一、政府不稳定、存在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一种贬称。联合果品公司暗中操控一些国家长达半个多世纪。它在拉美国家的每一个庄园，不仅在经济上自成体系，而且自订法律，自设军营，甚至可以任意逮捕和枪杀工人，成为当地的“国中之国”。

哥伦比亚方面，现实中，哥伦比亚自1819年在玻利瓦尔的领导下赢得独立后，政权逐渐分成两大派：趋于中央集权的保守派和主张联邦的自由派，两党对峙斗争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政局上方。奥雷里亚诺上校一次偶然得见保守派在选举中作弊，让他坚定了“如果一定要当什么，我当自由派”，“因为保守派净是些骗子”。他一生中发动过三十二场武装起义，逃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伏击和一次枪决，成为一个近乎神话般的英雄人物。就当他为了理想浴血奋战不惜为之付出生命时，自由党的领导人却开始忙于和保守派谈判，以争取国会席位，将他无情地抛弃。

对于两党纷争的黑暗，马尔克斯更有着切身体会。1948年4月9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自由党左翼领袖、总统候选人埃利塞尔·盖坦遭遇暗杀。一时朝野震惊，冲突和暴乱持续了三天三夜，数千人死于非命，该国历史上最大一场的内战也由此拉开序幕。当时马尔克斯正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就读，哥大被迫关闭，他不得不因之辍学。马尔克斯十岁前基本与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奥雷里亚诺上校这一人物的塑造，一部分就来自于外祖父的经历，外祖父曾经身为上校，参加并指挥过哥伦比亚著名的“千日战争”。另一部分则将“千日战争”中自由党主要领袖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的经历糅合其间。

19世纪末，哥伦比亚的政权被民族主义保守派和温和自由派把持的“复兴政权”所控制，操纵着一个严刑峻法的中央集权国家。“复兴政权”的衰落与当时一次严重的咖啡危机同时发生。十年间一直很稳定的咖啡价格突然开始暴跌，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关税收入。当局打算孤注一掷，便采取了历史性的财政和经济紧缩措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中的少数派更感窒息。自由派无法通过自由选举进入国会（当时他们仅有一名国会议员，即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本人）；政府在发行强制流通的纸币过程中滥用权力，操纵选举机器为现政权的候选人谋利，以及天天都在发生的腐败和贪污……一场始于1899年终于1902年的“千日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战场上留下数十万具尸体，堪称“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悲惨最血腥的战争”。小说中革命的律师们找到奥雷里亚诺上校，希望上校签署妥协的条约，上校彻底明白“如今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唯一区别就是，自由派去做五点钟的弥撒，而保守派去做八点的”。真实的历史中，保守派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双方力量悬殊，让乌里维将军最终失去了信心。当“复兴政权”含含糊糊作出承诺：“将实行恰当的改革，以便按比例与自由派共同掌权”，停战协议签订了。这场“千日战争”使得哥伦比亚满目疮痍，国力大减，而最直接最大的影响是国家分裂：1903年11月，巴拿马在美国的策动下脱离哥伦比亚独立。

正是这些风雨变幻、错综复杂的历史才成就了拉丁美洲以及其民族的“孤独”，这种“孤独”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正如马尔克斯所说：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可以说是拉丁美洲历史的翻版。马尔克斯在他的诸多著作当中现实的描绘，就是拉丁美洲历史的重演；所强调的“孤独”，就是拉丁美洲的“孤独”，而这正是他对拉丁美洲充满正义感的思考和关心。

在访谈录《番石榴飘香》中，马尔克斯曾说：“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系列高昂然而徒劳的奋斗的集合，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集合。”

比较典型的例子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老上校，上校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中心人物。上校参加过千日战争，作战英勇，二十岁就当上了上校。他等待“军功奖”，已经等了五十六年，从议会颁布退伍法算起也已等了近二十年（包括准备材料、申请登记的时间）。为了维持生计，他几乎变卖了家中所有的东西。饥饿和疾病使他瘦得皮包骨头。他之所以还能撑着活下来，仅仅是因为他对来信还抱有希望，相信“用不了多久退伍补助金就会来的”。他还希望有选举的消息，期望选举能改变他的命运。因此，他对借来的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甚至连广告也没有放过”。可是，报纸上既没有关于他们这些老军人的消息，也没有任何选举的希望。上校终于发现，“自从实行新闻检查以来，报纸除了谈论欧洲外，别的什么都不谈了”，以致他幽默地说：“最好是欧洲人都到这里来，我们到欧洲去。这样，大家都可以知道本国发生的事情。”虽然上校没有失去信心，可他已经开始抱怨有关官员：“我在想着那个操着决定退伍补助金大权的职员，五十年以后，我们将安安静静地呆在地底下，而那个可怜的家伙每个礼拜五都得受苦，盼望着自己的退休金。”这不仅是上校对操着决定退伍补助金大权的官员的诅咒，是上校积压心底多年的愤怒的渲泄，而且是对独裁政府的直截控诉和强烈抗议。当妻子在他们一线希望都没有了的情况下问上校“告诉我，我们吃什么？”时，上校回答说：“屎！”至此，上校的控诉和抗议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

上校的例子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这与马尔克斯外祖父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堂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两次内战中幸免于难，他一直站在自由党人一边，驰骋疆场，英勇作战，荣获上校军衔。他一辈子都在等着领取“军功奖”，直至离开人世。外祖父死后，外祖母继续等着这笔酬金。外祖母晚年双目失明，仍然对此抱有希望。她对儿孙们说：“等我百年之后，希望你们能够领到这笔钱！”加西亚·马尔克斯幼年一直跟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两位老人对他的影响极大，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因此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两位老人的形象。

同样的，这种遗忘在《百年孤独》当中也可见一斑，最典型的人物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但他的形象塑造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老上校相差不远。自然，在《百年孤独》中，其他的人物也表现出了不亚于上校的“孤独”。譬如阿玛兰妲织了又拆，拆了又织不停做寿衣，庇拉尔·特尔内拉在与不同男人的纠缠中麻醉自己……这些就和上校做小金鱼是一样的性质。布恩迪亚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就这样无休止地在孤独中挣扎，既想逃脱，又想保持这种孤独的被遗忘的姿态。

在《恶时辰》中亦是如此，最具“孤独气质”的人物自然要数那位镇长。在刻画镇长的日常生活时，马尔克斯写道，“镇长经常是几天几夜的不吃饭……要说他的活动，有时候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又不是老这么忙，很多时候却又闲得无聊，在镇上东走走西看看，或者把自己关在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里，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打发过去的。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老是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寥寥数笔，马尔克斯就鲜活地勾勒出了一位孤独的镇长。在故事中，作为独裁者的镇长所拥有的这种孤独，源自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当下的处境。此后，马尔克斯又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刻画他的这种状态，“屋里又剩下他一个人了，脑海里翻腾着一些往事，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他睡不着，觉得自己身陷在这小镇的泥潭里拔不出来”。这样来看，孤独对于镇长来说，可以被看作是针对过去和当下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自然反应。在镇长看来，小镇发生凶杀案、匿名贴的背后，都是过去的暴力在当下的延生，他自己的人生则早已深陷于这种暴力而无法自拔。所以，在旁人无意中打扰他睡眠时，他会下意识地举枪防备：“镇长一伸左手，倏地拔出手枪，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差一点扣动扳机”。借着这些直白的行为和心理描写，马尔克斯展现了一位孤独的独裁者形象。

这些孤独在其他作品当中也清晰可见，这些种孤独略有不同，但无一例外地描绘了拉丁美洲各阶层的“孤独气质”。他们不断反复劳作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似乎有着某种相同的启示意义。不断反复劳作，而又毫无结果，这是一种超验的意象。“是一种对人类某种状态的说明。通过这样的说明，一个家族的孤独在此被进一步表现为现代人共有的巨大困惑：‘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而且，历史越是发展，文明越是进步，人类越是对自己有所认识，这种扰人心绪的困惑也越是得以增长。而最为困惑的也许是，人类永远也无法看清自己。”就像羊皮纸手稿是一张写满布恩迪亚家族孤独的密码，一旦当人类彻底认清了自己，读懂了这张带有寓言色彩的手稿，人类也就会毁灭了自己。就像布恩迪亚家族的人们一样，在一阵飓风中，永远消失在这个尘世了。《百年孤独》中的人们一直处于像《致密伦娜的情书》中说道：“我的本质是：恐惧。”以致密伦娜在给勃罗德的信中说“我还没有认识他的为人，就已经认识了他的恐惧……”。如同克尔恺郭尔所说：“当恐惧害怕他自己时，他就同恐惧对象保持着一种诡谲地关系。他的目光就再也离不开这个对象，而且，他也不愿意离开，因为，当某一个人想把目光从那个对象上挪开时，他就会感到后悔……”

在权利方面，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中说到：“至于权利的孤独和名声的孤独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保存权利的策略和抵御名声的策略最终总是相似的。这是这两种情况会产生孤独的部分原因。此外权利与名声的隔离效应更加深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有关掌握情况，了解信息，隔绝信息会把上述两种人同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现实隔离开来。因此，权利和名声存在一个相同的重要问题：‘应该相信谁？’这个问题如果放肆地加以引申，最后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我他妈的到底是谁？’”

正如马尔克斯在演讲中说的：“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另一方面，当资本主义世界突飞猛进的时候，大量的新事物涌向拉丁美洲，包括欧洲的文化思想在，使得拉丁美洲在强大的现代文化意识面前只能如愚弱者般迷惑不解。自从象征着现代文明的铁路载来大批移民后，马孔多陷入了怎样尴尬的局面：“马孔多的人们被如此五花八门的神奇发明搞得眼花缭乱，简直不知道从何惊讶起了。”“她们使消沉者振作奋发，腼腆者胆大妄为，贪婪者心满意足，克制者狂热不已，滥淫者受到惩戒，孤僻者改变脾性。”“上帝似乎决意要考验一下人们的全部惊讶能力，他让马孔多的人们总是处于不停的摇摆和游移之中，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失明；一会儿百思不解，一会儿疑团冰释；以至谁也搞不清现实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真实与幻景交织在一起。使得栗树下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的幽灵也耐不住动手动脚了，甚至在大白天他也在家里转悠起来。”奥雷里亚诺上校说得对，在突如其来的现代文明爆炸面前，“人的本性起了变化”。人们的自信心和刚毅不阿被迷信上帝和崇拜商品的观念取代了。总之，现代文化意识的侵略性的冲击强迫着马孔多接受外来的文明，被动的未曾消化的文化吸收带来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它造成了马孔多传统意识的中断，沉重地打击了马孔多意识的自信心，自卑和软弱造成了痛苦的精神压抑、梦魇般的恐惧和自发的反抗。另一方面，它造成了过分急速的意识变异，包括由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的村落发展为繁华侈靡的商业城市造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变异，自恋倾向发展为自我放纵的道德变异，原始的多神教发展为一神的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的变异，以及由于教育的不发达使旧的无知麻木变为对新事物的愕然困惑的精神状态，如此等等。殖民主义者把近百年积累起来的现代文明一瞬间倾倒在马孔多人头上。旧根基被炸毁了，而新文明又无法适应，于是现实世界在马孔多意识中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个魔幻世界了。这是马孔多的不幸，也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不幸。这个意识中断和突变造成的不幸至今还在重演。

当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压榨也是不可忽视的：危地马拉是美国跨国公司统治拉美的一个典型例子。联合果品公司拥有危地马拉的电报电话设施，垄断了危地马拉的香蕉出口；它的子公司——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则控制了危国境内唯一有效的交通网，商业船队垄断了危地马拉的海运业。危地马拉一半以上的土地，生产纯粹用于出口的香蕉，许多危地马拉人因此被迫以高昂的价格购买进出口食品。而联合果品公司享有大量免税特权，实际上危地马拉人民不能从它的巨额利润中获得任何收益。危地马拉革命者于1944年推翻独裁政府，哈科沃·阿本斯总统1952年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对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进行没收，极大地触动了公司的利益。1954年，美国策划了武装叛乱，美国飞机直接轰炸危地马拉，迫使阿本斯政府下台。继任的亲美政府立即推翻了阿本斯的政策，把土地归还大地主和联合果品公司，给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以特权，取缔工会、农会和民主党派，重新建立了独裁统治。危地马拉的独裁统治，使得农民于1960年开始了持续36年的游击战。在这场战争中超过十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整个拉丁美洲如同一个庞大的国际加工厂，停不了的机器，流不尽的血汗，正应验了那句拉美广泛流传的谚语：“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1958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出访拉美八国的经历就是最好的写照。拉美人民掀起空前强大的反美示威。尼克松一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机场，首先看到的便是大字“再见，尼克松，我们不留你”。当他的汽车经过街道时，唾沫、棍棒、石子、烂水果、鸡蛋、垃圾全都投向汽车，汽车玻璃全部粉碎，车上的美国国旗也被撕掉。警察释放催泪瓦斯驱散抗议的群众，才把尼克松救出重围，可见民族情绪积怨之深。

马尔克斯在演讲《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强调：“去年（1985年），全球有七千五百万人忍饥挨饿，以平均每人需要摄入的能量计算，其成本还不到一百四十九枚MX导弹（MX洲际战略导弹），而西欧正打算安置二百二十三枚。二十七枚导弹即可帮助贫困国家购买今后四年所需的农业器械，确保足够的粮食收成。该计划的花费还不到1982年苏联军费预算的九分之一。”造成拉丁美洲孤独的原因不仅仅是人民的，而且还是世界的。世界的军备竞争和对资源的需求将拉丁美洲从他们中间孤立了出去。马尔克斯在演讲中说过：“自我追寻的路上荆棘丛生、鲜血淋漓，他们走过，我们在走。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如果连我们自己也被难倒，那么，生活在地球这边、理性至上、沉醉于自身文化的人自然就更无法明白我们了。不难理解他们会坚持用衡量自身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忘记了生活的苦难因人而异。”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马尔克斯经过多年的反省探索，总结出以“马孔多”为缩影的整个拉美大陆，在欧洲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充满压迫、暴力和欺骗的历史，以“魔幻现实主义”这种独特的方式发出火山爆发式的抗议，冲开冷漠的氛围，传向世界，使热情未泯、理性犹在的人们大吃一惊地重新发现拉丁美洲，以便关注它的悲剧及其根源，并帮着找出一条拉美人民摆脱孤独、拉美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

在《番石榴飘香》中，当门多萨询问马尔克斯布恩迪亚家族孤独感源出何处时，马尔克斯答道：“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们缺乏爱。在我这部小说里，人们会看到，那个长猪尾巴的奥雷里亚诺是布恩迪亚家族的人不懂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我认为，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

《百年孤独》将近尾声，当布恩迪亚家族最后一个成员“猪尾巴”诞生时，一场突然而来的飓风把整个小镇席卷而去，“从世人的记忆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载的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马尔克斯认为专制制度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悲剧，他的悲剧观似乎接近于鲁迅的悲剧观。鲁迅在1925年提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发表了《门罗宣言》，将拉丁美洲规定为美国的所有物。

在《百年孤独》情节发展到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三代时，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儿子特里斯特将外面文明的产物——火车，开到了马孔多，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冒着蒸汽的庞然大物就此闯入了他们的生活。马尔克斯如同一个预言家，用异常冷静的笔触写道，“这列无辜的黄色火车注定要为马孔多带来无数的疑窦与明证，无数的甜蜜与不幸，无数的变化、灾难和不幸。”因为随之而来的，还有美国佬和香蕉公司。

美国佬建起了一片锌顶木屋，在土地上扯起铁丝网，将马孔多迅速改造成一座巨大的香蕉种植园。这一情节来自马尔克斯的亲身经历：“我童年时代生活的那个小镇——阿拉卡塔卡，很大一部分是一家美国公司——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建设的。”在阿拉卡塔卡，联合果品公司还带来了舞厅、妓院和赌场，短短五年，一个以可可园、甘蔗园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为主的村庄，变成了“索多玛城的狂热模仿者”。小说中带来喧嚣和罪恶、对工人极尽盘剥之能事的香蕉公司，原型就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1920-1929年，美国向哥伦比亚的投资增长了9倍多，占领了哥伦比亚经济的主要领域。1926年保守党人阿瓦迪亚·门德斯上台后，哥伦比亚更是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石油工人、河运工人、香蕉和烟草种植园工人纷纷罢工。发生于1928年12月6日的香蕉大屠杀，就原原本本出现在了《百年孤独》之中。

12月6日凌晨，大约3000名工人聚集在谢纳加火车站，他们接到通知说原地不要动，省长和联合果品公司经理很快会来，以便跟他们就九点要求设法达成一个协议。这是一个致命的圈套。省长和经理没有来，最后来的是当地的军政长官卡洛斯·科尔斯特·巴尔加斯和300名左右的士兵。军政长官封锁了路口，把工人包围在车站，向他们宣读了他自己的“一号通令”，以开火威逼工人们解散，限他们五分钟内撤离。五分钟后谁也不撤离，军政长官说再给一分钟，这时寂静的人群中响起一个十分洪亮的嗓音：“我们把剩下的一分钟赠送给你们吧。”接着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人群被一排排的机枪密集地扫射着，老人和小孩，母亲与婴儿，都“像剥洋葱似的”一圈圈倒下了……

真实的历史中，最后官方对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只承认9人死亡，并在屠杀之后的三个月中，搜捕和枪杀一切有罢工者嫌疑的人。屠杀后仅仅几小时，一场和《圣经》所记载的一样的大暴雨自天而降，阿拉卡塔卡四周大部分地区一片汪洋。34年后，马尔克斯让同样的雨又在马孔多镇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仿佛要荡涤人类所有深重的罪恶。所以拉美人民才会有“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的说法。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并没有形成一股力量，而是如一盘散沙一样。考迪罗主义四处横行，社会动荡不安，冲突不断。在20世纪末的10年中，从相对收入上讲，中上等与中等阶层的25%的从业人员得到了提升，而低端的75%下等阶层的从业人员反而下降了。许多产业都形成了规模化的非正规地下经济，其从业人员往往在更差的工作环境中从事更为繁重的劳动，得到更为菲薄的劳动报酬。从200多年前拉丁美洲摆脱欧洲白人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自治到今天，拉美各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依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金字塔”特征。社会形成了相互断裂的两个阶层：高高在上的权贵集团和为生活奔忙的社会底层。这种结构之下的社会不平等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又与社会发展的政策战略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拉美国家独特的发展路径。从结果上看，拉美国家断裂的社会结构给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以及国家的治理能力带来了难以挣脱的负面影响。整个社会也显示出政局动荡、政策经常改弦易张、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发展停滞不前。加之以高度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产生的制度惰性、高额的“社会福利”支出，无序城市化、非正规部门与扭曲的效率机制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上的薄弱。

马尔克斯说过：“夸张实际上也是我们拉丁美洲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现实是十分夸张的，常常使作家面临严肃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词汇的匮乏。”他说：“我希望全世界都成为社会主义的，而且我相信世界迟早会变成这个样子。”“独裁者是拉丁美洲特有的有神话色彩的角色。”

墨西哥哲学家巴斯孔塞洛斯，J.的《宇宙种族》一文发表于1925年。它的主要思想可以用文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世界各种族日益趋向相互融合，直至形成一种新人类，它的构成将集现存各民族之大成。”巴斯孔塞洛斯认为，继尼格罗人种、印第安人种、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之后，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第5个、第6个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未来的种族将是融合各种族血液的“宇宙种族”，因而也将是一种最崇尚友爱、最具有普遍性的种族。“宇宙种族”的思想是在拉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时期提出来的，无疑带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宇宙种族”的思想不是一种孤立的思想，它相对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倡导比较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巴斯孔塞洛斯认为，这种思想与征服时期的原始天主教理论，即以拉斯·卡萨斯为代表的思想一脉相承。拉斯·卡萨斯等教士当年坚决维护印第女人的地位，认为他们有灵魂，也有能力接受基督枚教义。“宇宙种族”是弱小民族以乌托邦的方式提出的赖以抗衡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武器。

马尔克斯在作家门多萨的采访中，将布恩迪亚家族的终结归因于至死方休的孤独，有人说“孤独”才是这篇小说最大的隐形主角，甚至隐喻了整个拉丁美洲“被殖民文化所打断、分割后的一种碎片化的孤独”。马尔克斯提出了他的观点，“孤独的反义是团结。”

1982年，特意身着哥伦比亚农民服装的马尔克斯，出现在诺贝尔的颁奖礼上，他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呼吁，呼吁人们理解和支持拉丁美洲人民反对不公正、要求自决权和自我完善的不息斗争。演讲的最后，他说，相信一个美好的未来还为时不晚，那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于是最后一句，马尔克斯改变了《百年孤独》那个黯然的结局——“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民族，将最终也是永远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机会”。

《拉丁美洲的孤独》是马尔克斯作品一个概述性的总结，世界解读马尔克斯“孤独”主题的必不可少的钥匙。《拉丁美洲的孤独》带给了世界一个病痛的、与世隔绝的拉丁美洲。

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讲《拉丁美洲的孤独》。这种“孤独”并不专属于某个大陆或者民族，而是文明的此岸对彼岸的坚持与倔强。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哥伦比亚作家，记者。1927年3月6日生于马格达莱纳省阿拉卡塔卡镇。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幻想与现实的巧妙结合，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审视人生和世界。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百年孤独》（1967）《家长的没落》（1975）、《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中篇小说《枯枝败叶》（1955）、《恶时辰》（1961）、《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1955）、《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电影文学剧本《绑架》（1984），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1932）和报告文学集《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1970）、《米格尔·利廷历险记》（198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