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风水术在明代已达极盛时期，这一中国建筑史上特有的古代文化现象，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明朝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明初，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整顿吏治、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各类建筑的发展。首先是南北两京(南京、北京)和大规模宫殿、坛庙、陵墓和寺观的建成，如两京宫殿、十三陵、天坛、南京大报恩寺、武当山道教宫观等，都是明朝有代表性的建筑群。曲阜孔庙也在明朝中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明朝另外两大工程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城堡体系和万里长城，以及东部沿海的防倭城堡体系。明初，蒙古势力虽然退居漠北，但仍力图复辟，不断伺机南侵。明朝迁都北京后，又三面邻近塞外。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御驾亲征中被蒙古瓦刺军俘获，引起京城危急，朝廷惊慌。北方之敌成了明朝的大患，因此，终明之世，对北边防卫极为重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修筑了一条延亘五千余公里的长城，并分九段地区设置重兵防守，统称“九边”。沿着长城一线，还修筑数以百计的城堡和数以千计的墩台和烽堠，组成一个点线结合的完整防御体系。危害于东南沿海的倭寇源于日本海盗，以明初洪武间与明中叶嘉靖间为患最烈。为了消除倭患，明朝政府在南起广西钦州湾北至辽宁金州湾的漫长海岸线上，设置了五十三座卫城和一百零三座所城，其间尤以浙江、福建两省最为密集。这一百五十六座防倭城堡组成了明朝的东方防卫体系，有力地遏止了倭寇的进犯。

明代的地方建筑也空前繁荣，各地的住宅、园林、祠堂、村镇建筑普遍兴盛，其中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诸省最为突出，直到今天，这些地区还留有众多的明代建筑。明代中晚期，各地的造园活动出现一个新高潮。江南富裕地区的村镇多进行了有计划的建设，出现了许多环境优美、设施良好的优秀村镇实例。它们一般都有高质量的道路、桥梁、标榜本村杰出人士的牌坊、作为宗族联系纽带的祠堂、教育子弟用的书院，以及公共使用的风雨桥、路亭、戏台、庙宇等建筑。

明朝在建筑技术上的进步主要有：第一，砖的生产技术改进，产量增加，各地建筑普遍使用砖墙，府县城墙也普遍用砖贴砌，一改元代以前以土墙为主的状况。此外，还创造了一种用刨子加工成各种线脚作为建筑装修的工艺，称之为“砖细”，通常用作门窗框、墙壁贴面等。与之同时，砖雕也有很大发展。第二，琉璃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琉璃塔、琉璃门、琉璃牌坊、琉璃照壁等都在明朝有所发展，琉璃瓦在各地庙宇上普遍使用，色彩品种增多，中国建筑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特点已达到成熟阶段。第三，木构架技术在强化整体结构性能、简化施工和斗拱装饰化三个方面有所发展。例如宋代常用的用一层层木构架相叠而成楼阁的方法，被贯通上下楼层的柱子构成的整体式框架所代替；柱与柱之间增加了联系构件的穿插枋、随梁枋，改善了殿阁建筑结构；斗拱用料变小而排列越来越丛密，等等。这些都使明代建筑的面貌产生了与宋代建筑的明显差异。

明代在第宅等级制度方面有较严格的规定。一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下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禁用斗栱、彩色。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定制：六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庶民正厅不得超过三间五架。洪武三十年重申：房屋可以多至一、二十所，但间、架不容增加。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稍作变通，架数可以加多，但间数仍不能改变。

明朝住宅的等级制度主要是限制间数和架数，至于建筑层数，则可因地制宜。明代住宅均能表现明代建筑特点，典雅稳重，做工讲究，装修精美，雕刻和彩画细腻而雅净。苏南、浙东、皖南、山西襄汾都有明代的民居遗物。

明代家具造型优美,尺度合宜,结构严密,雕饰适度。高级者选用紫檀、花梨等贵重材料,其技法迄今仍作典范，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顶峰。

明代木工用书《鲁班经》记录当时民间匠师的业务必备知识和中国古代民间常用建筑、家具和器物的形制、尺度、用料等。书原名《工师雕琢正式鲁班木经匠家镜》或《鲁班经匠家镜》，午荣编，成书于明代，是一本民间匠师的业务用书。全书有图一卷，文三卷。《鲁班经》介绍行帮的规矩、制度以至仪式，建造房舍的工序，选择吉日的方法；说明了鲁班真尺的运用；记录了常用家具、农具的基本尺度和式样；记录了常用建筑的构架形式、名称，一些建筑的成组布局形式和名称等。

《鲁班经》对技术知识的介绍比较笼统，但从书中可知古代民间匠师的业务职责和范围，民间建筑的施工工序，一般建造时间、方位等等。它所介绍的形式、做法，在东南沿海各省的民间建筑中，至今仍可看到某些痕迹；所介绍的家具，很多也可以在这些地方见到。鲁班真尺的运用方法，民间工匠仍在遵循使用。

风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术数，其要旨是对人的住居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追求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得到满足的外部条件。风水涉及住宅、墓葬、寺观、村落、城镇各个方面，其中有关墓葬的部分称为“阴宅”，其他方面则统称“阳宅”。这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统一于自然界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含有朴素的科学成分，也可称之为古典的建筑环境工程学。

风水的起源可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的“卜宅”。后来又有“相土尝水”选择城址以及相宅、相墓之举。到汉代已形成风水的理论萌芽，唐代发明罗盘，宋代风水已形成江西派与福建派两大派别。

明代是中国风水的鼎盛时期。一时间民间风水实践和风水理论都有很大发展，各种风水书籍纷纷问世，其中有刘基的《堪舆漫兴》、蒋平阶的《水龙经》、《阳宅指南》、高濂的《相宅要说》、张道宗的《地理全书》、周景一的《山详指迷》、目讲僧师的《地理直指原真》等较为重要。

明代风水派别很多，但仍以江西、福建两派为主干。江西派又称形势派，其理论主要阐述山川形势和宅形格式，其特点在于重视宅与自然的关系。福建派又称理法派，其为说多主于星卦，不过从明代风水书籍的内容来考察，不论是标榜江西派或是福建派，实际上都既讲形法又讲理法，只是各有侧重而已。在运用中，两派都以罗盘为基本工具用以确定方位，并根据罗盘上一圈圈数字与天文、地理名称，开出种种风水处方来，所以罗盘也被尊为“罗经”。

在明代，风水对建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基址选择，几乎所有的房屋、墓葬都根据风水理论来选定位置，村落选址也往往有风水师参与其间。对村落的选址原则可归纳为：背山面水、山龙昂秀、水龙环抱、明堂宽大、水口收藏等几方面。所谓山龙、水龙就是指山脉与水系的形势，明堂是指村基所在的空间，水口是指村头、村尾水流出入口。根据这些原则，山区村落多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环境；平原地区以水为龙，村落往往采取背水、面街的布局。城镇选址原理与村落相同，只是要求环境容量相应增大。

在明代风水中，“水口”是一个重要题目，多数风水书对此都有论述。但此时水口已专指村镇水流出口处，由于村镇道路入口多设在此处，宗祠、亭阁、桥梁等也集中于此，因而形成为村镇内最重要的关键地段，也是居民的公共活动中心。这种现象在皖南徽州地区最为典型。

风水认为体量高大的建筑物如塔、阁、殿等的设置能弥补地形的缺陷，使城市、村镇所在的气、势都能得到改善而使一方之人化凶为吉。例如：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江西瑞州知府邝潘认为瑞州人才众多而登科第者少，原因是风水不佳。他亲自踏勘地形后发现原来是府学的格局有问题：府学前面西有府城西城门耸立于旁，东侧却虚无一物，造成左右不平衡；府学后面又受到粮仓的挤压，后地不宽宏。于是下令迁走仓库，在府学东侧建造一座楼阁名为进贤楼。他和同僚们商议后认为府学正南无“具瞻”（对景），不利文运昌盛，而且府学正对南郊的石鼓岭，山形平秃，致使文士“多晦”，不能飞黄腾达，因而决定在岭上建造一座十几层高耸入云的文峰塔。他还听说瑞州有三公（太傅、太师、太保，明代最高官品）与状元之广谶，就下令把市河和锦河开挖联通。这是一个为改善城市风水而大兴土木的典型实例。类似的用文峰塔、文昌阁等建筑来改变城市风水的做法几乎到处都可看到，山西大同在府学前方城墙上建造的一座文峰塔就是其中一例。

住宅是风水关注的重点之一。各派风水对住宅的选址、布局、周围环境等，都有一套指导原则和避凶就吉的方法。他们用罗盘格定住宅方位和属性，进而推导出平面布置，大门方位以至每座房屋的高低、位置。大门在风水中被视为“气”的出纳口，是住宅“上接天气，下收地气”的关键部位，它的位置、方向与住户的凶吉密切相关。山、水是自然中“气”之所自出，是至吉至祥之物，所以大门应面向山峰或远处山口（近处山口又谓之“煞气”，不可相对）。也可迎水而立，但不可冲巷道或与邻居大门相对。这些处理方式在功能上都有一定依据，而风水以凶吉观来进行解释，使之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为了减除“大门冲巷不吉”的心理负担，风水师们常把“泰山石敢当”、“镇山海”的石碑或镜子等物放在大门对面，并赋予这些镇物以神奇的辟邪功能。对于住宅周围的道路则要求从“吉方”来，要曲折有致。总之，各种风水书都对住宅提出种种避凶趋吉的方案，内容十分庞杂，从周围环境到宅内的厕所、水井的处理都与凶吉联系起来。

明朝开国之初的五十三年（1368～1420年）建都在长江下游的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明朝的留都。

南京地理条件优越，北倚长江，水源充沛，运输便利，南有秦淮河绕城而过，是水运集散地。这里自古就有“龙蟠虎踞”的美誉，钟山龙蟠于东，石城虎踞于西，北有玄武湖一片大水面。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曾有六个王朝建都于此，前后达三百余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开始就旧城扩建，并建造宫殿。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皇帝位，南京成为明朝都城。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终于完成了南京作为明帝国首都的格局，全城人口达到百万。南京是在元代集庆路旧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城市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旧城区、皇宫区、驻军区。后两者是明初的扩展。环绕这三区修筑了长达33.68公里的砖石城墙。

旧城区位于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是城市对外交通的要冲地带，居民密集，商业繁荣，为朝廷服务的大批手工业作坊也设置在这里。由于地近皇城，大臣们的第宅也都集中在此区，如徐达宅在大功坊、常遇春宅在常府街、郑和宅在马府街等。皇帝命令建造的十六处大酒楼则分布在商市汇集的旧城西南一带。

皇城区设在旧城东侧，北枕钟山支脉富贵山，南临秦淮河。既有水运方便，又和旧城紧密相联，各方面都很理想，也合乎风水术所追求的阳宅“背山、面水、向阳”的模式，缺点是地势低洼。

明初，南京城内外驻军约二十万人，除一部分驻守皇宫和沿江外，大部分军队都驻扎在城内西北地区。这里有大片营房、粮仓、库房和各种军匠工场，形成一个独特的军事区。

在上述三地区的中间位置，建有高大的钟、鼓楼，作为全城报时之所，这显然是接受了元大都的遗规。

南京的道路系统呈不规则布置，城墙的走向也沿旧城轮廓和山水地形屈曲缭绕，皇宫偏于一边，使全城无明显中轴线，一反唐、宋、元以来都城格局追求方整、对称、规则的传统，创造出山、水、城相融合的美丽城市景观。

南京的城墙墙基用条石铺砌，墙身用10厘米×20厘米×40厘米左右的大型城砖垒砌两侧外壁，中实杂土，唯有皇宫区东、北两侧的城墙全部用砖实砌。南京城33.68公里长的城墙，所用之砖由沿长江各州府的一百二十五个县烧制后运抵南京使用，每块砖上都印有监制官员、窑匠和夫役的姓名，其质量责任制之严格可以想见。城墙沿线共辟十三座城门，门上建有城楼，重要的城门设有瓮城，其中聚宝门、通济门、三山门是水陆交通要道，每门都设有三道瓮城以加强防卫。当初城墙上建有军士宿卫用的窝铺房二百座，雉堞一万三千余个。现城墙尚存21.35公里，窝铺无存，雉堞有少数残留。

在这座城墙之外，又修筑了一座长达50余公里的外郭城，把钟山、玄武湖、幕府山等大片郊区都围入郭内，并辟有外郭门十六座，从而形成保卫明皇宫的四道防御线，即：外郭、都城、皇城、宫城。

明代前期北京城平面示意图

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城为止，明朝共有二百二十四年建都于北京。明初的北京城沿用了元都旧城的基本部分，以后又多次扩建。城市的格局既有很强的继承性，又有自身的特点。明初，徐达占领元大都后，为了便于防守，将城北纵深约2.8公里较冷僻的城区舍弃于城外，另筑了一道北城墙，使城市面积缩小约百分之四十。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里是一座地方性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北平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为了仿照南京皇宫的形制在宫前布置五部六府官衙，又将南城墙向南移了约0.8公里。到明代中叶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于北方蒙古部族的军事进犯威胁到北京城的安全，又仿照南京城的办法，在城外加筑一道外郭城以加强城防。但限于当时财力，这道外郭城墙只修筑了南面8公里就从东西两端折而向北和旧城城墙相接，使整个城市形成一个“凸”字形轮廓。这个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从以上北京城墙三次向南移动中可以看到城市在逐步向南发展。造成这种趋向的原因是，城市对外交通以及居民的结集地，商肆、旅邸栉比鳞次，人口异常稠密，加上通向南方的陆路交通，以及通惠河漕运重新开通后码头也汇集在前三门外，使这一带格外繁华。为此，永乐十八年和嘉靖三十二年两次向南扩城，把原来城外最热闹的居民区围入城中，同时也把最重要的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等一并围入。

经过明初到明中叶的几次大规模修建，比起元大都来，北京城显得更加宏伟、壮丽。首先，城墙已全部用砖贴砌，一改元代土城墙受雨水冲刷后的破败景象；其次，城濠也用砖石砌了驳岸，城门外加筑了月城，旧城九座城门都建有城楼和箭楼，城门外有石桥横跨于城濠上（明初是木桥，1436～1445年全部改为石桥），桥前各有牌坊一座；再者，城的四隅都建了角楼，又把钟楼移到了全城的中轴线上，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紫禁城、万岁山到鼓楼、钟楼这条轴线长达8公里，轴线上的层层门殿，轴线两侧左右对称布置的坛庙、官衙、城阙，使这条贯串全城的轴线显得格外强烈、突出。但是，这种城市布局却给市民带来了不便。在明代，从大明门到地安门长达3.5公里的南北轴线被皇城所占有，一般人是不准穿越的，因此造成了东城与西城之间交通的不便，在古代运输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问题尤为严重。

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建筑群北京宫殿，曾经有二十四个明、清皇帝在其内统治中国达五个世纪之久。宫殿的营建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完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共建房八千三百五十间。其后历明、清两朝，宫中建筑物屡有重建、增建，但宫殿的总体规模与布局框架在永乐时代已经奠定，以后的变化只是局部性的。明初营建这座宫殿是在元朝大内旧宫的基址上进行的。元朝覆灭时，大内旧宫未遭破坏，后来被改成朱棣的燕王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就将旧宫全部拆除，再按照南京宫殿的模式重建新宫。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北京宫殿。

北京宫殿中的“外朝内廷”、“东西六宫”、“三朝五门”、“左文华右武英”、“左祖右社”、人工堆作万岁山等做法，是仿照明初南京宫殿的模式，连殿宇门阙的名称都与南京相同。但北京宫殿也有所发展。首先，规模比南京大。所遗南京紫禁城基址南北方向深度约比北京紫禁城少200米，南京午门东西方向宽度仅为北京午门的四分之三。其次，离宫、园林有所发展。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只是利用元代遗留的太液池而无所兴作，明中期以后，这里的亭台殿阁不断兴建并扩大开挖太液池，使之成为重要的皇家园林。此外，还把一处习射用的“东苑”建成为山水花木与殿阁交相辉映的离宫，称为“南内”。最后，又把万岁山建成离宫区。

建筑北京宫殿只花了四年时间，这么大的建筑群能在短时期内完成，显然和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技术的优点是分不开的，但也和提前备料有关。早在永乐五年，明成祖就派大臣们分赴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运木料。砖的生产主要依靠山东临清和江苏苏州两地，其中苏州生产的铺地方砖质地细密，坚实耐磨，尺寸可达10厘米×80厘米×80厘米，被称为“金砖”，由于制作过程复杂，从取土到成砖需要有一年的时间。石料采自北京西南郊房山，是一种称为“汉白玉”的大理石，色白而质匀。琉璃瓦则在京郊设窑烧制，有黄、绿、蓝、黑等色。

木构架建筑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易遭火灾，北京宫殿建成后的第二年（1421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就因雷火被焚，第三年（1422年）乾清宫又被焚。重建后的三大殿又于公元1557年及公元1597年两次焚毁。在建筑布局上，主殿两侧用斜廊联结东西庑、三殿之间用穿堂联结的办法，又造成一处起火延及一大片的严重后果。虽然当时也采取了一些防火措施，例如廊庑每隔若干间设一道防火墙，屋面基层内加锡片，后宫各庭院之间用高墙分隔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防雷措施及布局上的缺陷，终未能防止火灾的发生。

黄琉璃瓦、汉白玉台基与栏杆、红墙、青绿色调的彩画，这是北京宫殿色彩的基调，在蓝色天幕笼罩下，格外绚丽璀璨，显示了皇宫的豪华高贵、与众不同的氛围。按照“五行”说，青、白、红、黑、黄五方位色中的黄色代表中央，是皇帝所在。因此，琉璃瓦以黄色为最高等级。北京宫殿主要建筑用黄琉璃瓦以显皇威，即源于此。

新建的大内宫殿仍沿旧宫基址的原有轴线布置，但向南移动了0.5公里左右。宫城（紫禁城）面积约73公顷（760米×960米），四面开门，四隅设角楼。全城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供处理朝政、举行典礼、召见大臣、接待宾客等用；内廷是皇室居住、生活的场所。外朝以中轴线上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为中心（三殿用穿堂联结），左前（东）方配置文华殿，右前（西）方配置武英殿，形成“品”字形格局。文华、武英两殿都是皇帝的别殿（便殿），是皇帝召见臣下和斋居之所。文华殿又是读书、授课的地方，殿内供有孔子像。武英殿又作为皇后生辰时大臣们的“命妇”在此进贺的场所。内廷的建筑以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宫为中心（三宫也以穿堂相联），这是皇帝和皇后的住所。在中宫的东侧有东六宫及东房五所，西侧有西六宫和西房五所，供妃子和宫女们居住。东西六宫中靠近三宫一侧的中间一宫是“贵妃”所居。

此外，内廷还有供皇太子和皇子们居住的瑞本宫，祭祖用的奉先殿（内太庙），先朝宫妃养老的仁寿宫，以及管理宫内事务的各种司、局等建筑分布于东外侧；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咸安宫和一些佛寺、道观等建筑则布置在西外侧。在紫禁城中轴线的最后部分还有一处小园林——御苑，园中亭榭、树木、假山的布局接近对称，缺乏中国传统园林的意境和情趣，聊备一格而已。靠近西、北二面宫墙的周边地带，还有称为“廊下家”的供应皇室生活必须的各种库房。

在紫禁城前两侧还有二组重要建筑群，东侧是太庙，奉祀皇帝历代祖先，这是皇权世袭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西侧是社稷坛，坛上铺五色土——东青土、南红土、西白土、北黑土、中黄土。土由各地州府送来，这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两组象征意义的建筑是根据传统的“左祖右社”的形制来布置的。

由奉天殿向南沿中轴线布置有五座门，依次是：

一、奉天门，门屋内设御座，是皇帝每日朝见群臣裁决政务之处。门前庭院两侧东、西庑内是编写《起居注》和《实录》之处（前者记录皇帝生活起居，后者记录朝廷大事），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也在这里编写；

二、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百官上朝在此门前等候，征战班师时，则在门前举行献俘典礼。门的形式是从唐宋的门阙演化而来，在“冂”形平面的高台上建造木架建筑，下通五个拱券门洞，是一座庄严雄伟的城门建筑；

三、端门，也作城门形式，但无实际用途，是礼制上所需的仪门；

四、承天门，形式和端门相同，是皇城的正门，皇帝颁布诏书、最高司法机关秋天判处重囚都在门前举行；

五、大明门，是皇城的外门，门外就是市区。

按照儒家对礼制的解释，皇宫有三朝五门，“三朝”是外朝一、内朝二，或称大朝、常朝、日朝，在明北京宫殿中就体现为外朝三殿。但实际使用上每日朝见主要是在奉天门举行的，只有元旦和冬至等大朝会、皇帝生日贺礼及大宴会等才在奉天殿举行。而华盖、谨身两殿仅作为召见臣下、赐宴亲王、皇帝更衣等用途。

“五门”就是上述从奉天门到大明门延展在1.5公里距离上的五座门。“门”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象征意义于此可见。

总体特点

住宅在古代不仅是居住场所，而且还被视为宅主身份的标志。唐、宋时期朝廷对官员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但还比较粗略宽松，例如宋代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在宅前造乌头门，庶民屋舍只许进深五架，门屋只许一间，不许用飞檐、重拱、四铺作、藻井和五彩装饰等。重点在于区划官员和庶民之间的身份差别。到了明代初期，对住宅的等级划分严格了，官员造宅不许用歇山及重檐屋顶，不许用重拱及藻井。这些限制在宋代原是针对庶民的，如今已针对品官了，这就意味着除皇家成员外，不论你官位多高，住宅不能用歇山顶，只能用“两厦”（悬山、硬山）。此外，又把公侯和官员的住宅分为四个级别，从大门与厅堂的间数、进深以及油漆色彩等方面加以严格限制。至于百姓的屋舍，则不许超过三间，不许用斗拱和彩色。以上这些反映了明代等级制度的森严在住宅形制上已有充分表现，但逾制的现象十分普遍，至今江苏苏州一带的民居中，仍保存着一批十分精美的贴金彩画和砖石雕刻。

中国住宅遗构今所知的最早实物是明代的。已经发现的明代住宅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其数可以百计。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和技术传统的差异，使各地住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山西襄汾丁村明代住宅

一座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位于丁村东北隅，是一组四合院，大门一间设在东南角，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及倒座各为二间，按传统习惯根据木构架分间，应是三间，可能是由于木构架开间过小，不利于布置室内火炕，所以分作二间使用。正屋、两厢和倒座之间并无廊子联结。其形制符合明代庶民屋舍的规定，只是正屋梁上有单色勾绘的密锦纹团科纹饰，似稍有逾制之嫌。

另一座建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位于前座宅的东侧。由两进院落组成，现仅存大门及里进院，外院倒座及两厢均已不存，两院之间的垂花门也已毁去。从现存建筑看，平面布置后者比前者多建外面一进，其余基本相同。

由于山西属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故两宅内院南北狭长，以取阳光。墙体较厚，可以保温御寒。当地雨量稀少，故次要房屋仅用仰瓦铺设，省去盖瓦。根据风水之说，正房在北、大门在东南的布局属于“坎宅巽门”的吉宅，这种宅型在北方一带颇为流行。

山东曲阜衍圣公府

孔子嫡裔孙有世袭的爵位，自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以后的封爵是“衍圣公”，其职责为管理孔子的祀事及孔氏的族务。

衍圣公府习称“孔府”，位于曲阜城内孔庙东侧，是中国比较完整的明代公爵府。孔府的规模形成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场大火把孔府的内宅一扫而光，因此留下的明代原物主要是内宅以外的部分建筑物，即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两厢、前上房、内宅门及东路报本堂等。其余均为清代重建或增建。孔府占地总面积约4.6公顷，分为公衙、内宅、东学、西学和后园五部分。公衙是衍圣公举行庆典和行使权力的场所，其形制和明代一般州府衙署相似，大堂居中，前有三重门和东西厢房。二堂是会见官员、处理族务之所，与大堂间有穿堂相联，仍是唐宋以来盛行的工字形平面。两厢是六厅吏员办事之处；内宅和后园是宅眷居住部分：东学是衍圣公读书、会客、祭祖的地方；西学是家属读书、宴饮、待客的场所，建筑形式与庭院布置有较多生活气息，庭中植竹树花卉，配以奇石、盆景；后园虽有较多树木，但布局零乱，缺乏传统园林的意趣。

孔府沿中轴线从大门到后园全长250米，共有九进院落。衍圣公是孔孟礼教的忠诚卫士，在孔府建筑中内宅门是区别内外、区别男女的严格界限。内宅用水由外面肩挑到内宅外墙上水口导入，光绪十一年的内宅火灾也因外人不得入内宅而任其延烧。这重重门堂和难以逾越的礼教限制，真可说是“侯门深似海”了。

根据明代品官第宅制度，作为二品官的衍圣公（实授二品，但有一品的袍带），他的府第应是“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角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油绿，兽面锡环”，屋顶用“两厦”悬山顶。检之实物，一一相符，不愧是遵礼守法的典范。

孔府的单体建筑中，以仪门（匾曰“恩赐重光”，故又称“重光门”）最有特色，是中国垂花门的最早遗物。此门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是一座三间三楼独立式垂花门。其木质柱子用抱鼓石座挟持，柱上用梁枋悬挑垂莲柱承受屋檐重量。平时此门不开，只在迎接圣旨或举行祭典时才开启使用，仪门之名由此而来。

苏州东山明代住宅

明代苏州地区经济、文化水平居于全国前列，致仕官员、文人、富商在此定居建宅者众多，至今城乡各处留有不少明代住宅，苏州郊区东山镇一带所存尤多。东山杨湾赵宅，是一座下层居民的住宅，位于杨湾村大路边。宅由正房五间及东西厢房各一间组成三合院。由于地形限制，平面呈不规则形，但堂屋仍居中向南，符合传统习惯。大门原在东厢，临街而设，今已移至南墙上，正房木构架简朴，梁用圆木，但梁端与柱交接处仍按月梁做法刻作斜项，这是当地明代住宅的通式。堂屋前廊单步梁则作成月梁，以突出堂屋的地位。全屋雕饰，仅此而已。

苏州东山杨湾明代民居

东山杨湾翁宅，此宅大门临杨湾大路，面南向，是一座普通百姓住宅。全宅共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临街房屋五间，中设门屋一间，门内小院两侧东西厢房各两小间；后院是一座楼房，为堂屋与卧室所在。两院之间有一堵高而厚的墙相隔，显然是为安全防卫的需要而设。此宅用地紧凑，庭院狭小，是江南地区流行的小天井式住宅布局。

明浙江东阳卢宅

卢宅位于浙江东阳县城东门外，建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至天顺六年（1462年），其后又不断修建而成一区规模庞大的住宅群体。全宅占地约5公顷，由十余组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主轴线沿照壁穿过三座石牌坊转折至肃雍堂、乐寿堂而止于世雍堂。住宅周围有河流环绕，通过跨河的九座桥梁而沟通宅内外联系。宅前大道西通东阳城东门。从门前众多牌坊可知，这是一处世代为官的家庭聚居地。肃雍堂是全宅的主厅，其布局和曲阜衍圣公府相似，前有门屋两重，堂前两侧设东、西厢。肃雍堂平面作工字形，以穿堂将前后二堂联结成一体。其中前厅原是歇山屋顶，后虽改为两厦悬山顶，但室内木构架仍保留歇山转角做法，斗拱式样也很华丽。按明制规定，品官住宅不准用歇山顶，因此肃雍堂前厅的屋顶改形是否系宅主为逃避“逾制”之罪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这种现象在明代住宅中甚为罕见。

安徽徽州民居

徽州地处山区，人稠地狭，住宅多采用小天井和楼房的紧凑布局。一般是主楼、厢房全是二层，用地特别紧张的村落则建三层楼房。由于山区木材价廉，取材都较粗大。富有之家住宅多施精美的木雕和砖雕，为了避免“露富”而招来横祸，这些象征富有的雕刻都在内院展现，外观都是白墙、灰瓦，十分平淡。外墙极少开窗，窗孔也很小。

歙县远郊西溪南村有座吴息之住宅，宅旁池塘边有一路亭，亭中脊檩纪年为景泰七年（1456年），此宅木构架形制与路亭年代相当。该住宅现仅存一组院落，其余房屋已毁。宅的大门临小巷，面西南。入门为天井式小院，环小院一周为二层楼房，楼下空间低矮，楼上则较高敞，木刻雕饰也集中于楼上，说明宅内主要活动场所在楼上。院内水池用以积聚雨水，是皖南山区常见做法。

福建明代土楼

福建龙岩、漳州和广东潮州等地存在众多土楼建筑。这种土楼原是中原一带居民为了逃避战乱而南迁闽粤后建造起来的。在宗族械斗和山盗、倭寇频繁侵扰的环境中，这种堡垒式的聚族而居的住宅形式在明代有很大发展。据福建漳浦县的调查，全县有近二百座土楼，其中有四座是明代遗物，它们是：绥安镇马坑村一德楼，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建；霞美镇过田村贻燕楼，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建；霞美镇运头村庆云楼，隆庆三年（1569年）建；旧镇潭子头村晏海楼，万历十三年（1585年）建。其他还有永定县古竹乡古竹村的五云楼和贞固楼、华安县沙建乡的升平楼、华安县庭安村日新楼（1603年建）等。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升平楼明代土楼一般都是三、四层，外墙用土夯筑而成，“土楼”之名由此而来。其平面形式有三种：

第一种为一字形平面。如华安县日新楼，建于山坡上，主体由三座一字形平面的土楼组成，三楼随地形而呈台阶形升高。大门设在最低一幢建筑内，门上尚有石刻门额题记“万历癸卯岁仲春邹氏建”。

第二种为圆形平面。如华安县沙建乡升平楼，为三层圆形楼，外墙用花岗石砌筑，比土楼更为坚固。沙建乡齐云楼平面也作圆形，但已于民国年间重建。

第三种为方形平面。如漳浦县贻燕楼为三层方楼，永定贞固楼为四层方楼，漳浦完壁楼为三层小型方楼。

由于防御上的需要，土楼的外墙都很厚，底层厚度一般在1.5米左右，向上逐层收缩。底层不对外开窗而只向里开。楼上外窗也很小，且窗孔剖面往往成梯形，如同碉堡上的枪孔。面向内院的窗子则较大。土楼内隔墙多用土坯砌成，楼板用木构。屋顶用木构架，坡顶，覆蝴蝶瓦。

明代，喇嘛教虽在内地渐衰，但在藏族地区得到很大发展。十五世纪是西藏地区佛寺建筑的鼎盛期，以格鲁派四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的兴建为其标志。这四座寺院规模宏大，佛殿、经堂、喇嘛住宅等建筑物高低错落，形成壮观的建筑群。明代中期以后，在蒙古俺答汗的提倡下，藏传佛教（喇嘛教）迅速向青海、甘肃、四川等藏族地区及北方蒙古族地区传播，格鲁派寺院开始在这些地区出现，如著名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大召、席力图召，以及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等。在建筑式样上，青海、甘肃、四川的藏传佛教寺庙受西藏影响较多，而内蒙古地区的寺庙则受内地建筑影响较大，形成了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

明代内地佛教仍以禅宗为盛。宋元时期禅宗的“五山十刹”主宰佛教，明代则有四大名山兴起取而代之，五台山为文殊的道场，普陀山为观音的道场，峨眉山为普贤的道场，九华山为地藏的道场。四山庙宇林立，规制恢宏，成为明代佛教建筑兴旺的标志。

明代佛寺总平面追求轴线对称与深邃的空间层次，如原来的山门演化为前有金刚殿，后有天王殿，成了两进建筑；中轴线上佛殿增至二进或三进，如明南京天界寺有正佛殿、三圣殿、毗卢殿，三殿前后对应；山门内左右对称配置钟楼与鼓楼，佛殿前左右对称配置观音殿和轮藏殿等，都是明代佛寺布局的新特点。

在明代佛教建筑中找到了发展的天地。由于《大藏经》屡次由皇家颁赐，藏经用的防火建筑成了一时的迫切需求，于是用砖拱建造的无梁殿建筑应运而兴。明代无梁殿遗留至今的还有十余处，著名的有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太原永祚寺无梁殿、峨眉山万年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无梁殿、苏州开元寺无梁殿等。

在元明时期也有所发展。现存建于元代的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是道教建筑的重要遗例，宫中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中的大面积壁画，精美绝伦，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的道教建筑则以永乐皇帝在湖北武当山所建的道教宫观群最为宏伟。

新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元明时期，伊斯兰教的礼拜寺、玛札（圣者之墓，穆斯林晋谒之所）等建筑先后兴建于新疆各地。穹顶技术和琉璃饰面技术在伊斯兰教建筑上得到广泛应用。元代遗存的玛札以伊犁霍城的秃忽鲁克·帖木尔汗玛札最有代表性（该玛札建于1363～1364年，是新疆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汗陵墓）。建于公元1422年的喀什艾提尕清真寺是新疆最大的伊斯兰礼拜寺。而中原地区清真寺，有的在建筑平面式样、材料等方面受到汉式建筑的影响，因而具有汉式风格，如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

明代砖石结构技术

明代砖石住宅数量大增。明初出现用筒拱建的房屋，上加琉璃瓦屋顶，仿一般房屋形式，俗称“无梁殿”。无梁殿平面多为长方形，承重结构常采用筒拱；或单拱，或大拱两侧附有小拱，采用纵联砌法。中国现存的有江苏省南京灵谷寺、苏州开元寺、山西省五台山显通寺、太原永祚寺、北京皇史宬、天坛斋宫、颐和园智慧海等10余座无梁殿。

明代初期无梁殿建筑用厚重的外墙来抗衡筒拱所产生的水平推力,明中叶以后改厚墙为厚壁柱,如开元寺、永祚寺等无梁殿，在结构、功能和节省费用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当时有些无梁殿在发展中还出现了楼房。无梁殿建筑在发展过程中受木构建筑的影响日渐显著主要表现在外观、细部装饰的摹仿上。

明代初年无梁殿外墙面上平整简洁，明中叶以后则每一开间均砌出半圆壁柱，上有仿木额枋样式、砖雕及其他细部装饰。无梁殿的出现同它的防火要求、坚固耐久的特点有关，此外还同下述因素有关：制砖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砖价降低，以及发券技术提高到已能砌筑10米以上的跨度的拱券。

明代琉璃制作技艺

琉璃是一种低熔点玻璃质半透明物质,可用作陶瓷釉料。在建筑业中指表面烧结有各种颜色琉璃的陶制建筑材料，如釉料用于陶土砖表面称为琉璃砖，用于陶瓦表面称为琉璃瓦。中国古代重要建筑多用琉璃制品作为屋面或墙面的防水和装饰材料。

明代琉璃制作技术提高，产量增加，著名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已毁）为世所罕见。现存山西洪洞广胜上寺飞虹塔，重建于明代后期，尺度虽小，但表现出当时琉璃制作技术的高超水平。

飞虹塔建成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八角十三层镶琉璃砖塔，高47.6米。塔底层有一圈木构回廊，正面入口前有一歇山十字脊抱厦。其内为塔心室，砌有梯道通至第十层。梯道转折处需跨空一步，做法颇具巧思，但不够安全。二层以上门楣、佛龛、柱额、檐部、斗栱、屋檐均用黄绿蓝三色琉璃面砖镶砌。塔外观逐层内收，体型端庄。琉璃色鲜釉亮,构件雕塑精丽,形象生动，反映明代制琉璃工艺的高超水平，是现存琉璃塔中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