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龙的父亲则是科举出身，万历四十七年考取进士，天启元年改刑部郎中，不久改工部郎中，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奔丧南归。陈子龙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周礼》、《仪礼》、《礼记》、《史记》、《汉书》等，同时学做八股文，准备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陈子龙擅长制艺（八股）文字，诗、古文、骈赋也写得很好，同时擅长填词，是明代著名词人，对清代词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陈子龙年轻时就很出名，崇祯三年举人，十年中进士。官绍兴推官，任职期间多次平定地方暴乱，论功，升兵科给事中。清兵南下，子龙和太湖义兵相结，事败被俘，投水自杀。

陈子龙诗、词、文、赋兼工。诗歌方面，被誉为明代最后一位大诗人，朱东润和施蛰存等人更是认为其诗歌代表明代诗歌最高成就；词方面，陈子龙被公认为“明代第一词人”，并对清代词的复兴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陈子龙策论散文别具一格，吴伟业认为其散文可媲美苏轼、苏辙兄弟（吴伟业《梅村诗话 陈子龙》：“其四六跨徐、庾，论策视二苏，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并非夸大；陈子龙骈赋深得战国和汉代骈赋名家之妙，留存篇目虽少，但是精品却不少，被一些人推许为“明代骈文第一”。陈子龙因为抗清而死，他的作品在死后一百多年一直是禁书，不能公开流传出版，导致一些珍贵的明末别集刻本渐渐散佚甚至绝版，直到乾隆年间，乾隆表彰明代忠烈，陈子龙等26人获得级别最高的“专谥”，谥号“忠裕”，他的作品才开始公开流传，民间热心人士和他的文学思想追随者开始搜集刊刻他的全集。经过王昶等人的长年累月的努力，陈子龙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多数被收集在清嘉庆八年（1803）刊行的《陈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录于《安雅堂稿》。《安雅堂稿》是明末刻本，为陈子龙自选文集，王昶等人发现这个珍贵刻本时，《陈忠裕公全集》已经刊刻完成且将付印，因此只好不将《安雅堂稿》收入，因此《陈忠裕公全集》是“非足本”，并非真的“全集”。即使如此，《陈忠裕公全集》的出版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他表明一代文学宗师的作品终于基本上被收齐出版。

徐孚远（1599年－1665年），字闇公，徐阶曾孙，崇祯十五年举人。清兵破松江，孚远从鲁监国漂泊海岛，有人说他后来到台湾依郑成功，死在台湾。但也有人说他未久留于台湾，后再返厦门。永历十七年（1663年），清师攻陷金门、厦门，孚远拟携眷归乡而不果，遂滞留广东饶平，两年后病故于此。（关于徐孚远晚年行踪，包括是否曾入台湾，及去世之地点，都有不同说法。综合各项数据，推测他应该曾来台湾，但停留时间不长；因此，最后病故的地点也不在台湾，而以广东饶平之说较可信。由于留台的时间不长，相关诗作可清楚看出作于台湾者数量甚少。再者，台湾各种方志有明末诸入台遗老小传，但独缺徐孚远，这也是他留台时间甚短的旁证。参考陈乃干、陈洙《徐闇公先生年谱》的考证。）

李雯（1607年-1647年），字舒章，江南青浦（今上海）人。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李雯与父亲正在京城，李雯父亲被李自成军队拷掠而死，李雯无钱为其父买棺下葬，跪在路边乞讨，才获得微薄银两为父亲买到薄棺。继而贫病交加而病倒，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投降李自成政权的前明官员龚鼎孳转而投降清朝，并推荐李雯入清朝政府任职，李雯因父亲尚未归故土入葬外加性格软弱，答应清朝的任命，被授官为内阁中书舍人。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归葬父，第二年在返京途中染病，回北京大约半年后不治而亡，时年四十一。

李雯擅长填词，与陈子龙、宋征舆、宋征璧、夏完淳等人为早期云间派骨干。李雯也擅长诗歌，但是诗歌多拟古之作，成就不如其词。

宋征璧（约1602年～1672年），原名存楠，字尚木，天启七年举人，后改名征璧，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和弟征舆都投降了清朝。官潮州知府。有《三秋词》。宋征璧是云间词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云间词派盟主陈子龙的倡和影响较大。宋征璧早有诗名，在结识陈子龙前就已经匹马入京师，与宛平王崇简诸人互相倡和。天启五年（1625年），宋征璧大约24岁，与当时17岁的陈子龙结交，颇受陈子龙推重。此后，宋征璧一直与陈子龙保持深厚的友谊，二者互相有相当多的赠诗，并在顺治四年互相倡和填词，对云间词派有很大影响。

周立勋，字勒卣，茂源从子，与同里陈子龙、夏允彝几社同人中，朱灏最长，立勋次之。

陈子龙在诗文上深受秦汉派的影响，是明末的诗文大家。陈子龙也擅长填词，被后代评家誉为“明词第一”。他的诗歌长于状物，妙于托意，能将诗情巧妙地熔铸在抑扬跌宕的诗章之中，其中最为出色的是七古和七律。他的七古尤其是后期七古，继承发扬了李颀、岑参、李贺等人的风格，以浓烈的色彩，奔放的气势、急促的意调描绘奇异状美的景物，如《大梁行》、《蜀山行》、《高梁桥行》等，也善于刻画各种特色的人物肖像，如《匡山吟灯岩子》、《寄献石斋先生》、《赠孙克哉》等作品，所以被认为“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

他的七律清丽沉雄，即能表现瑰丽雄奇的意境，又浸透着诗人结?啬郁勃的愁绪，即使诗人言词清丽，也依然掩不住作者的“格高气逸，韵远思深”，同那些仅有翡翠兰苕的绮丽诗风迥然不同，他的《高邮州》、《都下杂感》、《晚秋杂兴》等都是这样风格的作品。他的词深得南唐、北宋婉约词名家之妙，尤其是后期词，于清词丽句中蕴含家国沦亡之悲慨，被周之琦、谭献等人誉为“李煜后身”。

虽然陈子龙在词方面成就斐然，但是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诗文和经世致用。陈子龙比较重视诗歌忧时托志的社会作用，认为“作诗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联类而见其志，则虽工而余不好”。他认为诗歌创作必须是有感而发，决不能无病呻呤。“古人之诗也，不得已而作之；今人之诗也，得已而不已”。他虽然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尤其重视推崇秦汉文风的“后七子”，但同时他并不盲目模拟古人。一方面他认为“既生于古人之后，其体格之雄，音调之类，此前哲之所以备，无可独造”，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诗歌“色彩之有鲜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浅深，此出致人工，各不相惜。”

达种诗学主张的指导下，他的诗歌除了少数模拟痕迹较严重的外，绝大部分都能够直面现实有感而发。诗人对当时明王朝的腐败极为不满。《辽事八首》揭露了明军面临战事。依旧“红袖军中歌舞遍”。诗人在《白靴校慰行》中无限悲愤地写道 “今 日 东方声问断，盈盈报目使人愁”。有力的抨击了宦官窃弄权柄，误国殃民。诗人对社会动乱下人民生活的困苦，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在《小车行》中描绘了灾民“出门茫然”无以为生的凄惨景象。

正是由于作者思想中对现实社会的强烈的关注，使他不仅安居一隅，以诗文寄托一生，特别是作者生活在明末社会动荡，国家社稷危机四起的时代，使他不能不参予国是，为国奔走。

他参加了张溥等人组织的复社，后来又同好友夏允彝等人组织几社，革新文学的同时也希望能影响社会。

为了入仕，得到为国出力的机会，陈子龙还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崇祯三年，以第七十五名的成绩通过乡试，之后在崇祯三年，崇祯六年两次参加进士考试，末考中。崇祯九年才终以三甲十八名的成绩中了进士。被指定到广东惠州担任司法工作。当他到达瀛州时，得知继母唐宜人去世的消息，于是请假回家治丧。回到松江后，陈子龙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编辑一些经世致用的书。通过研究历史而找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他们把当地一座达官贵人的别墅变成了编辑出版这些书籍的工作，开始了宏大而艰巨的工作。

首先着手编辑的便是这部五百零四卷的《皇明经世文编》。于崇祯十年二月开始编辑，同年十一月定稿。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的书。

这部五百多卷的大书，搜集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沙、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税法、役没、科举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关治国的方针政策的实用之学。宋征璧所作的此书凡序，将选辑文章篇目的目的和原则说得十分清楚：“此书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悠关”，所收之皆为“学术渊深、足为世用，一称立言之家，一为实用之准”。从这里，我们已可以清楚看到陈子龙已经不是一位寻常文士了，他那些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议论早已不再提及了。他所期望的只是如何为那个动乱的时代服务。到这个时候，他更加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成为认识时代、决心为之出力的人了。

在他为此书所写的序中指出：“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许誉卿序更感慨地说：“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径，一旦逢年，名利婴请，入则问舍求田，则出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对当时的封建文人面对着内部极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对建州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状况，面对着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仍然只知咕哦诵记，除了章句之学以外什么也不懂感到忧心如焚。

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宋濂的《渤泥入贡记》、商辂的《赠行人刘偕立使西南夷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诸岛的友好往来；吴桂芳的《议阻澳夷进贡疏》、庞尚鹏的《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记述了澳门的情况及其被蒲都丽家（葡萄牙）占领的经过；徐学聚的《报取回吕宋囚商疏》，说出了当时吕宋惨杀华人万余人的惨状；余子俊的《添设将官事》，宋懋澄的；《东征纪略》，记载了明王朝与建州女真族之间的战事；周忱的《与户部诸公书》，指出苏松户口流亡的严重性，并以太仓为例，批评了当时的弊政；耿裕的《灾异疏》记述了光禄寺的厨役原先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名，后来又增添一千五百名，可见当时官僚机构的庞大和统治者的腐败。

这些史实，对研究的明代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书中录存了《徐文定公集》六卷，特别受到后人的重视。徐光启是明末第一位思想家，精通天文、历算、火器、兵机、盐?、水利、农政等实用之学，也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人，在西文化交流方面有 卓 越 的贡献。

⒈ 全书504卷补遗4卷。

⒉ 编辑时间在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二月开始，十一月便编成，时间极为短促。

⒊ 在这年之前二十年中，后金崛起，明军屡败，民变四起，山东白莲教徒，陕北李自成、张献忠闹得正凶。这部书编辑的时候，正是明朝内乱外患尖锐的时代。黄澍序：「南寇北奴，日益滋大。」是最好的说明。

⒋ 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尤其是江南的城市社会，正是一片繁荣景象，逸乐文化是主流，讲究食衣住行情色的高水平消费生活，奢靡享受，行乐纵欲，声色犬马。

《陶庵梦忆》序：遭时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粳，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

张岱《自为墓志铭》：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美童；指时供人狎玩的美男子，或称为男妓），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戏班），好鼓吹（音乐），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指虚掷光阴于闲茗棋戏之间；橘虐，今之围棋也），书蠹诗魔（痴爱诗书），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嫏嬛文集》卷五，光绪三年首刊本。）

⒌ 儒生、士大夫中大部分人对现实问题不关心，更谈不上研究。

⑴黄澍（湖广巡按御史）序说：乃文人柔弱，既已论卑气塌，无当上旨，凡而呫哦诵记，自章句而外无闻焉。指出文人伊伊哑哑，除了章句之学以外，什么也不懂。

⑵陈子龙序说：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夫保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儒生是古非今，讲形式不求实质，训诂、词藻，成天揣摩，至于当前现实问题，世务所急，却从不用心，连是非得失也搞不清楚，结论是士无实学。

⑶至于作了官的士大夫呢，徐孚远序说：天下士大夫无不搜讨缃素，琢磨文笔，而于本朝故实，罕所措心，以故掞藻则有余，而应务则不足。语云：高论百王，不如宪章当代。（宪章：效法）同样是只讲词藻，不了解过去，也不了解现实。

⑷许誉卿序更慨叹地说：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经，一旦逢年，名利婴情，入则问舍求田，出则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他们没有作官以前，读的是经书，和现实无关；中了科举以后，在家搞房子买田地，做官搞好关系作巧宦，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毫不关心：国家有事，怎么能依靠这种人呢。与柳如是齐名的王修微（号草衣道人，明末广陵诗妓）离开茅元仪之后，嫁给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三垣疏稿）。

⒈「经济」是经世济民之意。其包含的范围，从国家的治乱盛衰到民众的布帛菽粟，都在讨论、策划之中。关注“经济”，是中国士人（不论其入仕与否）有忧患意识、有社会责任感和有历史见解的优良传统之一。

⒉明代关注于此的学人很多，即以“经济”名书而有所编集者，有陈九德（巡按浙江御史）的《皇明名臣经济录》（分为十目，取奏疏事迹上有关治道的分别编列，时间从明初到正德末年止），李伸编其曾祖父元人李士瞻《经济文集》，冯琦等编《经济类编》，张文炎编《经济文钞》，张链编《经济录》，陈子壮编《昭代经济言》、《经济宏词》等等；冯琦（礼部尚书）《肃官常疏》，陈述当朝官场腐败之风，指出“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国家之大患也。”列举祸患之表现，条陈贪污之手段，分析治理之不易，论据确凿，说服力强，并提出治理腐败的具体措施，向皇帝直言进谏：“有才无守者，不得滥与荐章，已列脏迹者，不得止拟降调。……后来勘问，定须明正法典，勿致曲为宽纵。”

张链[明]（约公元一五五六年前后在世）字伯纯，自号太乙，武功人，康海之甥。生卒年不详，约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前后在世。登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进士。官至湖南按察司佥事。着有《太乙诗集》五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陈子壮（1596年－1647年），字集生，号秋涛。南海沙贝村（今广州白云区金沙街沙贝小区）人。原籍广东南海沙贝乡，其父陈熙昌，进士出身。陈子壮出生广州九曜坊之杲日堂故宅，四岁能文、七岁能诗，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年）进士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魏忠贤欲延为己用，被陈婉拒，魏忠贤大怒：「何物陈子壮，竟敢逆我意。」天启四年（1624年），自翰林院去浙江主持乡试，策论〈历代宦官之祸〉，为魏党所忌，遂罢职，定居盐仓街。崇祯时，官左春坊左谕德，升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后因朱姓案下狱，不久罢归乡里。崇祯十年（1637年）在广州白云山辟云淙书院，次年修禊南园，与其弟陈子升及黎遂球、区怀瑞、曾道唯等12人修复南园诗社，世称南园十二子。后在禺山书院授徒讲学。弘光时，为礼部尚书。隆武二年（1646年），广州城陷，陈子壮与弟陈子升捐资募兵，在南海九江举旗誓师，永历帝授以东阁大学士。后兵败被俘至广州，佟养甲下令将陈子壮锯死，与陈邦彦、张家玉合称广东三忠。谥号文忠。其弟陈子升携母匿藏深山，其母知子壮已死，自缢死。子壮之妾张玉乔被李成栋纳为内宠，常思反清复明，不久自刎死。

⒊最早有黄训所编《皇明名臣经济录》十八卷，以开国、保治、内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列目，即以朝廷、内阁、六部有关之事分类。有饶天民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序：

取国初迄正德末，诸名臣所建白著述，凡言而可行，行而可久，及纪实而可鉴戒者，咸编辑成书，故以《经济录》名。

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匪录焉，弗可也。然录以经济，匪是焉，弗录也。盖文不载道者，拟之虚车；其不经济者，同夫画师。月露风云而无益理乱之数，将焉用之。兹录，斯录焉之意也。《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夫文何足以行远。凡所以远其传焉者，亦经济之文之为耳。

⒋万表《皇明经济文录》四十一卷，有编者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自序收录的标准：十分注重这些“文”的社会效果和借鉴价值。

凡先臣谋渊虑，忠言嘉猷，久而无弊者，则录之；达权处变，安危定乱，保扶社稷者，则录之；老成谋识，深达国体，曲当时宜，不愆旧章，则录之；言由深衷，事专毗主，犯颜无讳者，则录之；论事必原始详夫沿革之因，可备征考者，则录之；议论剀切，深究时弊，有所建明者，则录之；言悉民隐而处置或未一一尽当时，亦录之。

若夫繁词、泛论，不切机宜，或论事琐屑、非关大体、无裨经济者，皆略焉。

万表（1498年－1556年），明朝政治军事人物。字民望，号鹿园，浙江鄞县人。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逝世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享年五十九岁。家世以功勋显赫于当时，为世袭的宁波卫指挥佥事。万表十七岁的时候，承袭宁波卫指挥佥事。万表是个文物全才，常与唐顺之等学者切磋学问。正德年间，参加武试、会试，都及第；其中正德十五年（1520年），中进士。先后担任浙江把总署都指挥佥事，浙江把总署都督运，浙江掌印都指挥，南京大教场坐营漕运参将，南京锦衣卫佥书，广西副总兵左军都督漕运总兵佥书，漕运参将，淮安总兵，官至漕运总兵，曾佥书南京中军都督府。万表精熟前朝前代历史典故，并十分通晓当时的国事。嘉靖十三年（1534年），在苏州娄门抗击倭寇，大胜，有军工。万表精通经术，著作也宏富。

⒍ 陈其傃《皇明经济文辑》二十三卷，有编者天启七年（1627年）自序。

⑴上距黄录、万录约七十年左右，不仅在时间上相距较远，而且在选编的体例上也有所不同，据此可见明代“经济录”一类文献的另一种风格。

⑵内容则分为圣学、储宫、宗藩（卷一），官制（卷二），财计（卷三～卷六），漕?（卷七），天文（卷八），地理（卷九～卷十），礼制（卷十一～卷十二），乐律（卷十三），兵政（卷十四～卷十五），刑法（卷十六），河渠（卷十七），海防（卷十八），九边（卷十九～卷二十二），四夷（卷二十三）等，其结构立意，颇近于“正史”的志。

⑶ 有真文章然后有真事业

夫宇宙有真文章然后有真事业，以真事业为真文章者，远之炳蔚昭宣，垂辉万世，而近亦布帛菽粟，实庇一时。

⑷ 太平之胜算，救时之石画

太平之胜算，救时之石画，果安在哉。其愫窃有志焉。因取我朝先正文，择其有裨于实用者，汇而读之。大抵本经史而约之以时制，光明正大，博古通今。妄谓事业、文章，无逾此者，日久成帙。

⒍明经世文编继承了这个传统，规模更大。